曾经的紫藤阁

想在这儿开辟出一小块地, 撒上些种子, 抽出黄黄绿绿的芽, 以记录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还有那偶尔瞬间的心灵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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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年旧事

(2006-03-21 18:56:26) 下一个

(1)

那天读一本写张爱玲的书,好象是《张迷看张》吧,里面有一段关于她和她弟弟的故事 。她说因为她是个女孩儿,所以她的奶妈总觉得抬不起头,又老被她弟弟的奶妈欺负,于是连带着也不好好待她。爱玲气不过,所以常常伺机欺负她弟弟。不过她又说,其实大多数时候她和弟弟还相处得挺好的,经常一起玩。记得书中还附有一张照片,照片上姐弟俩一人抱一个他们母亲从英国寄来的玩具坐在椅子上对着镜头羞涩地微笑。虽然只是一张普普通通的黑白照片,我却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份流淌在姐弟间的血浓于水的亲密。

我和弟弟也有过这样的照片。记忆中我俩穿着鼓鼓囊囊的棉袄站在妈妈花圃中的一棵植物前照相。弟弟戴着帽子,左手牵着一个汽球。我围着心爱的红围巾,穿着过年时才做的花罩衫。弟弟的罩衫似乎还被做成了西装样式,料子是四川大伯来我家时送的,土黄土黄的。

唉,老照片了,不知现在在哪,真想再看一眼。

(2)

小的时候,我留着长长的麻花辫,辫子上扎着漂亮的蝴蝶结。然而上小学后不久,妈妈就在我的哭喊挣扎中把辫子给我铰了,因为我--染上了头虱。

那个时候似乎每个学校里的小伙伴都有头虱,课余时大家互相帮着捉虱子,还觉得怪好玩的。所以尽管妈妈不停地采取措施给我和弟弟灭头虱,头虱却永远也除不干净,因为我们无法--“出污泥而不染”!所以这个“灭头虱--染头虱”的过程就一直处于无限循环之中,直到我小学毕业。

记忆中一到礼拜天,我妈就会强行把我和弟弟的脑袋按进脸盆中,泡在一种很难闻的药水里。泡够之后,再在我俩头上洒上不知什么药粉,然后包上一块大毛巾。最后命令我俩乖乖呆在院子里,哪儿也不准去。事实上我俩也哪儿都不想去,这个样子,要是被小伙伴们看见了,还不笑死?虱子们在头发里毛巾下做着最后的垂死挣扎,爬来爬去,弄得我和弟弟奇痒无比。然而“隔靴搔痒”不顶事,毛巾又是万万不敢解下来的,(因为妈妈说那药粉有毒),于是只好强忍着,互相大眼瞪小眼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受不了了,就用手“邦邦邦”地敲脑袋。哈哈,现在想来那时的情形肯定十分滑稽可笑。若还不幸留下了底片,那就绝了。

(3)

那天在Cosco买了一袋Cheerio做早餐时的cereal。入口时才发现它是那么地象我小时候吃过的一种零食--“胖卜头”(音译)。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学名,但洋名可能叫做“puffed rice”。

“胖卜头”在店里是没有卖的,它只能由专门的人用专门的设备为您现场制作。小的时候,只要一听到“叮叮当当”的铃声,我们就知道那是做“胖卜头”的人来了。然后要不了多久您就能看到那个挑着担的“胖卜头”佬屁股后面跟上了一大群村里的孩子。

其实做“胖卜头”的原料也就是一碗大米。然而那个时候并不是家家户户都有余粮给小孩子换零食吃的,所以若有谁家大人此时端着一碗米来到做“胖卜头”的摊前,一大群小孩都会高兴地欢呼起来--因为过一会儿就有“胖卜头”吃了!而那家的小孩此时往往就会露出十分得意的神情来。

做“胖卜头”的工艺其实十分简单。把米倒进一个通体乌黑的长形铁罐子里,拧上盖子,然后架在火上烤。当然为了能受热均匀,这个铁罐子还需要被不停地翻滚。等烤得差不多了,那人就会把铁罐子立起来。这个动作是告诉我们他要开盖子了,所以我们马上呼啦啦地全体闪开,各自用手堵住耳朵,然后目不转睛地看他用扳手在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把盖子拧开。盖子一开,我们马上又呼啦啦地围将上去,贪婪地看着他把满满一锅飘着香的“胖卜头”倒进早已撑开的布口袋中。不过那时候我总也搞不懂为何小小一碗米会变出这么满满一口袋的“胖卜头”来。(其实现在也不是全懂了 :)

那个时候还特别盼望村里有人盖房子。因为房子盖好那天,主人往往会给大家准备一些好吃的东西以致新房落成之喜,比如馒头,包子,“胖卜头”之类的。记忆中奶奶会塞给我和弟弟一人一个小篮子,然后我俩高高兴兴地手牵着手拎着篮子去要“胖卜头”吃。嘿,别提有多开心了。

唉,不知现在的小孩还吃不吃“胖卜头”--大概是不吃了,而做“胖卜头”的人估计也都已改行了。

(4)

小的时候特喜欢去一个姨妈家,因为她家院子里有一个很大的金鱼缸,里面养了很多五彩斑斓的有着美丽尾巴的金鱼。不过因为姨妈很严厉地警告过我们不准用手去抓金鱼,所以我们通常只能扒着缸沿看鱼儿们在水草中快乐地游来游去。

一天姨妈有事出去了,我和弟弟照样兴致勃勃地看金鱼玩。实在忍不住了,又四顾无人,便偷偷地伸出手去抓住了其中一条。其实只是想轻轻地摸摸它,可是它挣扎得太厉害,不由地死死掐住了不让它跑。弟弟也学我样,捞住一条玩。然后我们就发现那两条金鱼很乖地不动了,再松开手,它们已经死了。这下可把我俩吓坏了。怎么办?要是让姨妈知道了非把我们骂死不可!我俩惴惴不安地坐在屋里,垂头丧气地象罪犯等待法官宣判一样等着姨妈回来处罚我们。突然弟弟提议说“姐,不如我们回家吧。这样姨妈就骂不着我们了。”嘿,三十六计,逃为上策。我俩马上缠着姨父要回家,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呆了。姨父他可不对金鱼感兴趣,当然也就不知道我俩在搞什么鬼。

回到家,妈妈说怎么才住两天就回来了?我俩做贼心虚嗫嚅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幸好妈妈没有追问,也幸好那时家里没有电话,要不然,嘿。其实也怪我们那时还太小,不懂得“消灭罪证”。否则我们只要把那两条金鱼偷偷一扔,嘿,姨妈她再怎么火眼金睛也不会知道缸中少了两条鱼!

不过打那以后,我和弟弟就很少再去姨妈家了。偶尔姨妈见到我俩让我们去她家玩时,我俩就面面相觑,然后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搪塞。我想姨妈她肯定是早已忘了那两条金鱼,只是我俩心里却一直存着这个结。

(5)

小时候我很喜欢听故事,所以每次清舅舅来我家时,我总是高兴得上蹦下跳。清舅舅会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尤其是鬼的故事。

现在闭上眼睛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夏夜的晚上清舅舅给我和弟弟讲故事时的情景。故事开始前舅舅会照例先问我们想听什么样的故事,我和弟弟照例会争先恐后地叫着“鬼的故事,鬼的故事”。舅舅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得能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或者说随着那男鬼,那女鬼,或那僵尸慢慢地落出狰狞的面目,我和弟弟的椅子就会在我俩一惊一乍的倒吸气声中慢慢向舅舅移近。及至故事结束时,我和弟弟往往已经紧紧依偎在舅舅身边了,或许还正拉着他的衣角。而尽管如此,我俩还是被吓得瑟瑟发抖。你想啊,在或漆黑或月光如水(有月光的晚上更可怕啊!)的夜晚,在夜风吹过竹林的沙沙声和长长短短的虫鸣声中听舅舅绘声绘色地描绘着各种僵尸野鬼,能不令人毛骨悚然吗?!不过即便这样,听完一个故事后,我们往往会缠着他再讲一个。舅舅问“不怕吗?”“不怕!”我俩使劲地摇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努力装出一副视死如归大无畏的模样来,谁也不甘示弱。然而常常是一阵夜风吹过,我会怕怕地偷偷四处张望,只觉得浑身汗毛一根根地倒立。若果真跳出一个红毛绿鬼来,我肯定大叫一声,当场昏倒。。。

这个爱好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只是已经好久好久没人给我讲鬼的故事听了。。。。

(6)

小时候最喜欢过年了。这不仅仅是因为过年时有压岁钱拜岁钱拿,有大鱼大肉吃,更重要的是因为过年时妈妈往往会给我做一身新衣服。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大年三十晚上临睡前,妈妈会把我和弟弟的新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床头,然后催着兴奋的我俩赶紧睡觉,因为明儿还要早起给爷爷奶奶拜岁呢。

记得有次过年时妈妈只给我做了新衣服,没有新裤子,我还委屈得一人躲在灶膛里哭了半天鼻子,心里一遍遍地想凭什么弟弟有新裤子穿,我却没有?哈,小小年纪,女孩子爱打扮爱小心眼儿的毛病就在我身上一展无余了。

滑雪衫刚开始流行的时候,爸爸托他以前的一个学生给我和弟弟一人做了一件。记得那时我还在读初中,就在爸爸的学校。滑雪衫送来时,我和弟弟那个乐啊,现在想起来我还能开心地笑。记得我那件滑雪衫是天蓝色的,尖尖的领子,亮亮的铁扣子,上面还有一朵一朵用细细的线踩出来的菱花样图案。弟弟的是暗灰色的大翻领,一样的铁扣子,没有花,只有横竖格子。记得我俩当时还舍不得穿,楞是熬到过年时才喜洋洋地穿着它们去拜年。

其实是因为平时没有新衣服穿,所以才那样盼望过年。爸爸妈妈那时虽然都是老师,可是家里似乎总是很拮据。小时候,弟弟常常穿我穿剩的衣服,而我上初中后,便常常穿妈妈改做后的衣服。有一次妈妈说让伟伟大姐把她的一条裤子改了给我穿,我听了心里那个高兴呀。我真的是早已恨透了穿妈妈自己改做的那种又大又肥的裤子,我多么羡慕别的女孩子可以穿那种有瘦瘦裤腿的裤子啊。伟伟大姐是一个大姑娘,所以我相信她肯定会明白我的心思的。裤子改好后刚送来,我便迫不及待地穿上它,结果却悲惨地发现这仍然是一条又大又肥的裤子。当时心里面那个失望呀。。。跟鲁迅先生笔下的卖米农一模一样。。。

后来上了大学,慢慢地有了钱,便开始给自己买衣服。依然盼望过年,却不再是为了那身新衣服,而是因为过年时学校会放假,放假了就可以回家。当然过年时我仍然会买一套喜欢的衣服,仿佛不这样就不算是过年。再后来我开始工作,买的衣服越来越多,渐渐挂满了整个衣柜。过年时我不再为买衣服而买衣服了,而盼望过年时那种熟悉的兴奋又激动的心情也渐渐归于了平静。当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十分感慨。是啊,我长大了,自立了。然而在这长大的同时,我却不再拥有那份单纯的,小孩子盼望过年时的开心和快乐。春节,对于现在的我来讲,只不过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合家团聚的日子,更何况现在身在异国他乡,过年更是早已被简约浓缩成一个越洋电话和一句节日问候。

唉,多么希望能回到童年,再度体味穿着新衣服跟着爸爸或妈妈四处拜年时的那种快乐和满足啊。

01/1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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