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纪念

Jo走得很突然，但走得轰轰烈烈。西雅图的许多报纸和电视都报道了这次登山事故，因为，与Jo一同遇难的还有两名男性登山队员，另有一名队员虽逃过致命劫难，但至今还躺在医院徘徊在清醒和迷糊之间。这种三名队员同时遇难的事在登山史上都不多见，尤其是事故并非发生在人们以为该发生的地方，比如珠峰，比如当地最有名的Mt. Rainier。 事故本身不是我本文的着笔之处，读者欲了解此次事故的来龙去脉，请到网上Google查询“Jo Backus”。促使我提笔的原因是我正好认识Jo，但真正下决心写出这些文字则是在参加了Jo的追悼会后。 我的朋友Char是我以前在上户外活动方向识别课时认识的，近六十的人了，却常常活跃在各种登山、露营的活动中。她性格中那动不动就流露出的积极乐观情绪经常感染并影响着我。就是她，在得知我要上登山课后，便竭力推荐我选Jo作mentor。Mentor在中文里就是辅导员、教练或顾问的意思，是在你有问题或困难时可以赖以帮助的人。我原先想选一名男辅导员，因为觉得登山这项运动男性比女性更有经验和定力，若遇“险情”，男人可能不易慌张。可是，Char说，Jo已上过Mt. Rainier无数次，在登山俱乐部里是人人服气的人物，连男性登山队员都愿与此结伴同行。就是为了Char这几句话，我在填表时要求把我分在Jo的名下，我便这样成了Jo的“弟子”。 第一次在登山俱乐部见她时，我无论如何不能把她与朋友告诉我的话联系起来。Jo个子不高，只有1米55左右。我事先不知她的年龄，见她时也不敢贸然根据她脸上的皱纹来推算她的岁数，我当时的估算在五十几左右。咋一看去，除了结实些以外，与街上的普通老太太没什么差别。第一次上课，是各自的辅导员教学生怎样用绳子打各种结，教各种“基本功”。在我看来，她的教学方式象所有那个年龄的老妈妈，有点过分细致而显琐碎。在以后的教、帮、学过程中闲聊，才知她已满六十，从四十二岁时开始“玩”登山，一玩就玩到现在，还乐此不疲。得知我也是在拖家带口并全职工作的状态下尝试登山运动，便开始一有机会就鼓励我一番，大概她知道象我这种状态的人最容易与现实妥协而放弃，因为她就是在养育三个孩子并作全职护士的状态下在开始、放弃、又开始中作螺旋上升的。我的登山课上得很辛苦，但因了榜样的力量而坚持着。几次欲放弃，又都在Jo的言传身教中打消了念头。而我终究没能如愿地从登山班毕业，原因是在卖房、买房和搬家的挣扎中，我尽管完成了所有该上的课，参加了所有要求的野外实习，并通过了最后的理论考试，但我没能在规定的日子参加第二次攀岩实习，所以与毕业证失之交臂。Jo也为我可惜，他知道我的付出和努力，也知道我的辛苦和不甘。她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鼓励我第二年把剩下的补上，照她的话说，只要我把拉下的攀岩实习完成了，再跟着老师们实地爬几次山，这张我们彼此都看重的毕业证就是我的了。去年秋天，我答应了她，答应她一旦今年的登山课开始后我就注册，我要“卷土重来”，并“重整河山”。遗憾的是，临到今年一月要开课之时，实在因诸事缠身，便打了退堂鼓。我在给她的电子邮件中边解释边道歉，因为觉得很辜负她，因为觉得她很看重我而我却不争气，因为觉得她为我付出那么多而我却轻言放弃。总之，内疚得很。她马上回了信，先说很高兴我把这个决定亲自告诉她，因为许多如我这般情形的人往往就是放弃了也不跟老师打个招呼的，总是她追着去问为什么。然后又说很理解我，不认为我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爱好的决定是不对的。但最后，她又问：难道你不清楚与你已取得的相比，你还需要作的只是一点点了吗？你离毕业实在是不费多少力气的了。言下之意，此时放弃，太可惜！她又搬出她自己的故事，告诉我，她开始练爬山时，小女儿才八岁，也就是为了参加女儿的球赛、音乐会，她花了差不多四年的时间才完成所有登山课所要求的科目。话里话外，就是说我不用彻底放弃的，可以象她那样，在追随自己的梦想同时还是可以兼顾家庭的。还说，她开始登山时是四十二岁，我现在还比她年轻，所以可以回头再来。还不忘了鼓励一句：她登山时的身体底子是零，而我现在的身体状况远比她那时要强得多！这就是典型的Jo，总是在表示理解的同时，还要尝试着再“推一把”，因为她知道，很多人就是在这“额外”的一点用力之下把梦想进行到底的。信的最后一句是：如果你还是登山俱乐部的成员的话，我们还有可能一起去爬山，去snowshoe。可惜，我收到此信后距今半年也没找到机会回到山上，而今后，就是再登临我们去过的雪山，也再不可能有Jo相伴了。 事故那天是星期天，我正好出差去南方，等五天后上班，留言机上是去年爬山好友急促的语调，问我是否知道Jo遇难的消息，叫我赶快去查《西雅图时报》。我即刻打开电子邮箱，我知道一定有一大堆的邮件等着我，一定有关于这次事故的所有细节。果然，从俱乐部秘书那里发来的几个邮件明确无误说明了遇难者的姓名和事故经过。读完后，我才深呼了一口气，大脑才开始接受现实，才开始把打印的名字和脑中活生生的Jo联系起来。去年，在爬Mt. Rainier的浩荡队伍中死了好几个登山爱好者，报纸电视渲染得也很厉害，但因遇难者与我没有直接关系，我真的就是把他们当新闻人物，感觉不到真正的“痛”。这次却真的觉得登山运动的险恶和残酷，感觉到这项运动的危险就如一把时刻高悬头顶的刀，不定什么时候就坠落下来。象Jo那样自信和有经验的老将都折戟沙场，这叫所有有征服高山欲望的人神往的同时不免三思。我在给几个爬山好友的电子邮件中心有余悸地说“What a big loss for us, especially female climbers like us. I feel devastating, and don't know if I want to continue the climbing or not... ”。真的，我直接的反映是害怕，在死亡面前，我潇洒不起来。 上个星期二晚上，在Tacoma登山俱乐部为Jo和其他遇难者举行了追悼会。我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前往。我整理了去年Jo给我的所有电子邮件，连同不能去的朋友们对Jo的回忆和悼念，作成一张精美的卡。在去俱乐部的路上，我买了一束鲜花，并想象着将按中国人的规矩，在Jo的遗相面前呈上鲜花和悼念卡，然后献上我最深切的悼念 – 三鞠躬。之前所以犹豫，因害怕见人掉眼泪，尤其受不了面对未亡人那悲戚而又强打起精神的振作。前不久画家陈逸飞骤然离世，陈逸飞笑容飞扬的遗相前他遗孀那永远是一副卸不下悲伤的脸至今觉得是所有灵堂前该有的经典表情，那种悲伤使所有前来悼念的人都不免跟着变换情绪，拿出比未亡人更为悲伤的面孔来似乎才能表达对死者的尊敬。而Jo在登山俱乐部的追悼会整个颠覆了我对灵堂的印象。原来，对死者的悼念还可以有另外的形式；原来，死亡也是件令人欢欣鼓舞，是可以振奋人心的一件乐事；原来，对死者真正的悼念是不必一定要用嚎啕恸哭和悲悲戚戚来表达的。尤其是对象Jo这样的人，一个人前人后留下如此多传奇的人。 来人之多超出了主持人的预想，用他的话来说，已有二、三十年没有见到如此多的人同时出现在俱乐部里了。追悼会上没有设灵堂，也没有遇难者的遗相，死亡者的家属也没有站成一排等着接受人们的敬意。鲜花成了最夺目的点缀。投影仪上来回转换的是Jo在各种场合的登山照片。那个人们如此熟悉的人在屏幕上时而开怀大笑，时而登高临顶，时而在冰川上孓然独行，时而又攀附在陡峭的悬崖上。单从照片上看，我就已经被这个不服老、也不服输的女人感染了，那个在生前留下如此多影像的人又怎知道这些照片今后会在活着的人心里产生怎样的冲击。有一张照片就摄于她遇难前两个星期，是她与另外几个人在登上Mt. Baker后在雪山之颠照的。照片上明确无误地标着“06/25/2005”的日期。她那天在面对镜头展露笑容时绝对没有想到两个星期后的那个星期天，她会魂断离此不远的Boston Basin。让我惊奇的是，人们虽然表情凝重，但人们在观赏照片和相互交谈中似乎没有谁在为死者的逝去摇头叹息，没有人在咀嚼Jo的选择所带来的死亡是否值得，更没有人在此发誓从此对登山的爱好金盆洗手。人们象在参加一个盛会似的不断把带来的食物与大家分享，人们见面后的互相拥抱似乎只在表明久违后重逢的喜悦，人们谈论的不只是关于Jo，还有最近一次登山的经历，到这里来的真正目的好象不是为了来告别，而是为了来重逢，来重温，来互相加油鼓劲后好去体验又一次的刺激。没有人把悲伤挂在脸上，没有人在自艾自怜，人们来这里的动机似乎很单纯，不是为了引伸死亡带给人们心理上的震撼，而是为了庆祝一个人的生命所映射给人们的力量。真的，这个追悼会，成了人们对生命本身的一场赞颂，成了人们抒发对登山运动执着的场所，也是在间接地表明生命本质所赋予的真正涵义，那就是为自己的爱（爱人也好，爱好也罢，只要是美好而富有意义的东西）而死，那生命存在的长短实在是无足轻重的。 对于我来说，还值得一书的是死者未亡人那天的表现。Jo的丈夫和两个女儿参加了那天的追思会，他们坐在最前排，我就坐在他们后两排的地方。我的眼睛不时地投向他们，想看看他们在经历了这场不期而至的打击后是否神情暗淡而疲惫不堪。当然，他们并不兴高采烈，但也决不沮丧甚或狼狈得需人同情，他们就表情安然的坐在那里，接受人们的注目礼，当Jo的登山朋友，单位同事和闺中密友相继到台上讲述Jo生前的诸多趣事和事迹时，他们也加入大家的笑声和掌声，与大家一起鼓掌和微笑，那神情，有的是欣赏和欣慰，而不是痛惜和遗憾。长相酷似母亲的小女儿也到台上追诉了母亲生前的不少事情，她说母亲的死是悲剧性的，但母亲本生并不是个悲剧人物，她不希望人们把母亲与悲剧联系起来，而更愿意人们记住母亲那鲜活可爱的一面。我相信，这个家庭肯定是经历了形似灭顶的那一刻，而且他们此刻的心情一定仍是沉重和悲哀的，但看到自己的妻子或母亲是如此地深受人们爱戴和喜欢，是如此强烈地鼓舞着人们的向上精神，这样的陨落，这样的生死相隔，又是何等的骄傲和自豪！我更相信，Jo的亲人们早已跨越了对生死的狭义理解，在又是妻子又是母亲的Jo背上行囊再次出征时，他们就做好了迎接最坏情形的准备，他们能作的就是坦然接受Jo的选择，象每次迎她回家那样迎接她的死亡。他们与我同样地坚信，Jo是彻底的自由了，她的灵魂此时一定飘荡在西北晴空下的山水中，一定在那些她曾熟悉的路径和山峦上自在地微笑。 Jo留给世人的另一笔遗产是一个叫HARK的非赢利组织。HARK的全称叫Hikes with At Risk Kids，也叫Hikes and Recreation for Kids。这是Jo五年前与地方社会福利部门共同建立旨在为那些生活在收养家庭或轻微触犯法律的问题少年们提供到户外和森林的活动机会。Jo是发起人和组织者，她常常与登山俱乐部成员带领这些身心已有缺憾的孩子们在高山和森林中体验野外情趣，并教导孩子们怎样在户外活动中保护自然和环境，培养他们对户外活动的终身热爱。Jo的骤然离去，一下使HARK的存在突显危机，怀念Jo的人们，把对Jo的感情倾注在这个她曾经为之操劳的组织，捐款给HARK成了人们悼念Jo的最好方式。人们还纷纷报名成为以后与孩子们共同爬山的带队人。Jo没想到，因了她的逝世，而成全了更多人的梦想，她点燃的薪火就这样不息地传递下去了。 我将用追悼会主持人的开场白来作为我文章的结尾。他引用了著名诗人Robert Frost的诗《The Road Not Taken 》来概括Jo令人高山仰止的一生。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Then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 Though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 Had worn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 And both that morning equally lay 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 Oh,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 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 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中文大意是当一个人在森林里漫步，来到一个叉路口时，他犹豫着该选择哪条路，最后他选了一条鲜有人旅行过的路，而那选择便决定了所有的不同。Jo的人生经历正好印证了这首诗所描绘的意境：一种人生选择后的不悔，一种选择后的义无反顾，一种对生活对大自然由衷的热爱和报答。 我最后一次见Jo是去年九月参加Reebok女子铁人三项时。她本是去为另一位女友加油的，却不期看见我从她身旁跑过，她留给我的最后话语是：“Shirley, go，go，go!!!”。这句话，成了她予我的永远的绝唱，也成了我永远的鞭策。 Jo, 愿你安息！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写于西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