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的编写

文革结束后，全国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在广西“处遗”工作开展极不顺利。成千上万的广西上访者到北京中央接待站告状。  为此，在1979年后，中央多次派调查组到广西了解情况。1981年，中央调查组基本查清广西文革存在的问题，先后向中央递交了七份详尽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尤其指出，在广西文革期间，成千上万的无辜群众被杀害，这在全国是罕有。报告还指出，阻碍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开展的是广西自上而下的文革帮派势力。如区党委书记乔晓光说“文化大革命不能说一无是处，广西文化大革命有它的共性，也有它的特殊性，广西是不是浩劫，要研究”。他还说，“过去已经作了结论定案的，不能随便翻案，国清同志讲了的，不能翻案，不管是对事还是人，都不能翻案”。又如区党委书记赵茂勋多次讲：广西情况特殊，没有冤假错案、没有帮派体系、没有双突干部，是和“四?帮”对着干的。乔晓光、赵茂勋等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仍然坚持“文革”中发布的、造成严重恶果的“7 ·3”布告是正确的，不能改变。中央调查组在报告中还反映，广西区党委给他们的调查工作进行干扰，如设置障碍和派人跟踪等。当时，甚至高居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韦国清也亲自出手对抗中央的调查。王鹤寿指出，韦国清看了中央调查组的报告后，“也写了很长的控告、反驳”。宋任穷不指名的批评了韦国清说，“对广西的问题，现在北京有的?随便发表个?意见，向广西传话。他有意见我们欢迎，他可以直接向中央提出来。从组织原则上说，就是正确意见，不通过组织，这种形式提出来也是不对的。”

1984年，中央领导人胡耀邦、习仲勋等派出阵容庞大的中央工作组赴广西开展处遗工作，还及时地改组了广西区党委。新的区党委组织了十万干部投入处遗工作，历时4年之久。

1986年，处遗工作后期，根据中央中整办的要求，为了完整、准确地反映和维护整党工作的历史真实?貌，对处遗和整党的文件材料进行整理立卷归档。1986年到1988年，广西区党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一套36卷《广西“文革”档案资料》（700万字）。其内容有广西各区直单位和各地市县的“文革大事记、大事件”的档案材料。后该办公室还编写《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续编10卷。内容是有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的材料。

有关编写大事记、大事件的指导思想，当时广西区党委组织部长区济文说指出，编写“文革”大事记和大事件，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继续拨乱反正的一项具体工作。“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编写好“文革”大事记和大事件，实录这场灾难，把它载入史册，用血和泪的教训来教育群众，告戒后人，彻底否定“文革”，防止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实现长治久安。

区济文还特别指出，“处遗”工作搞了三年半，曾经出现过四次反复，就是由于“三种人”和杀人犯罪分子对处分不满，起来闹翻腾的。以后，“三种人”会不会卷土重来，能不能东山再起，不是说一点可能性也没有，尤其是在某个地区，某个单位，一旦气候适宜，他们就要闹的。所以，编写大事记和大事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如实记下“三种人”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当年造反、夺权、武斗、打砸抢和杀人放火的错误和罪行。这些都需要在大事记、大事件里反映出来，一件件大事，一个个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指挥是谁，参与是谁，受害者是谁，简明扼要地写下事件的始末，造成的严重后果，使责任者在现在和将来，想翻案闹翻腾都不能得逞。

区济文还对编写大事记大事件的人员指出，“我们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写出来。我们有中央、区党委的支持，有群众的支持，不要怕‘三种人’搞翻腾。讲这个问题，是希望同志们有精神准备，要积极、热情，严肃认真，坚持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写好大事记和大事件，完成中指委办公室交给的整理好处遗整党档案的重要任务”。

事实也是如此，编写的整个过程中，文革的帮派势力的种种干扰，使好多案件调查取证工作难度极大。在档案资料编写的定稿阶段，当时仍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乔晓光亲自出面给编写组反复施加压力，下令要删除有关大屠杀和人吃人的内容，迫使编写组有关负责人打算委曲以求全，对文革史稿进行重大删改。编辑组副组长王定则主张寸步不让，他认为，屈服於压力，对史实进行大幅删改，眼下可过关，但修史工程一结束，就会有人拿着删改前的史稿来反攻倒算，请你“说清楚”。那时班子已散，资料已散失，你有口难辩，於是“造谣诬陷”的罪名难以洗清，顶住压力，拿史实拿档案资料把干预者硬顶回去。眼下艰难一些，但无後患，还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就这样，王定和他的同事们终於顶住压力，保存了广西文革时期大屠杀与人吃人的史实。

区济文领导区党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了由自治区及各地、市、县整党办编写、各级党委审定的《广西“文革”档案资料》。该书有18分册共704万字，于1988年3月付印。随后又编缉《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续编》。这一续编汇集了有关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的所有文件，其中有中央处理广西问题的会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指示，还有中央工作组和区党委的处遗文件，并包括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处理广西以外地区的文遗留问题和清理“三种?”问题的许多文件和指示。由于巨量的档案史料不可能公开问世，当时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决定，编写了《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一书，1990年公开出版发行。同年，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编写委员会编辑了《广西“文革”图片档案资料》、《广西“文革”文件汇编》(5集）、《1984年整党文件汇编》以及有关广西“文革”的纪录片（录像带）。

在区济文的领导下，历时五年有多，完成了艰巨的广西文革修史工程，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革”史料，贡献名垂青史。

“处遗”刚结束，区党委书记乔晓光即下令把所有印刷好的《广西“文革”档案资料》一律封存，不准发与市县各级档案馆，随后又下令全部销毁。公开发行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也以有“严重政治问题”为由，把未售出的全数收回销毁。

但编写组在档案资料一印刷好，即送国家档案馆一套，这是乔晓光无法收回的。还有，负责销毁档案史料的人员，没有把档案资料直接送纸厂，而是卖给廢品收购站。有知情者数人从廢品站买走几套，档案资料直接流入民间私人手上。销毁档案资料的工作人员贪小财误大事，让乔晓光等要全毁史料的计划，终于功亏一篑。乔晓光等毁档案以掩盖广西文革历史真相和文革帮派势力罪恶的企图也失败了。

2016年《广西“文革”档案资料》和《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续编由美国国史出版社向全球公开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