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牛斋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老海归们回国的时候，有的人行李很简单，周光炯（明尼苏达大学航空博士，1954年回国）只带了一个随身的手提箱就回去了。他回去的时候美国还没有解除对留学生回国的禁令，绕道欧洲经过苏联回国，所以带不了什么行李。
赵忠尧可不一样了。1946年他受民国政府国防部派遣到美国了解核物理的前沿情况，并负责购买有关的科研设备。其间，收到萨本栋（中央研究院院士）汇来的5万美元购买加速器。虽然中国大陆政权变更，赵忠尧仍然按原计划，陆续把装配加速器的30箱大件东西发运回国。1950年他登上“威尔逊总统号”，又带了几十个行李箱。
杨承宗获巴黎大学理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后，收到了钱三强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告诉他要用组织给的3000美元买原子能相关的书籍、仪器、药品，以及一种计数进位器。他还带回居里夫人送给他的含微量镭的标准源，加上他自己的东西，也是十几件行李。
何炳林是研究离子交换树脂的，当时国内还没有，就买了制造离子交换树脂的原料苯乙烯，装在几个破箱子里。美国海关检查时，他说打开箱子你也麻烦，我也麻烦，通融了十块钱就顺利过关了。
利物浦大学博士杨澄中也用国家批的外汇购买了一些器材，其中有一长管氩气。当他从英国经香港长途跋涉回到北京时，因怕这管氩气被碰坏，一路上亲自提着，必要时还抱着，终于安全无损地到达了实验室。
老海归们回国的标准行李箱是“铁皮箱”，墨绿色或深灰色，沿边用铜铆钉封死，八个边角用铜板包起来，不怕磕碰，不怕挤压，结实得很，里面上下两层，装多重的东西都行。李恒德是搞材料科学的，在美国8年期间，不断收集各种金属样品，回国带了两大箱。芝加哥大学博士商善最回国时，向教育部禀报了自己要带的六箱东西，请海关给予方便：工程图书、杂志、笔记、衣物、教学用冷气设备全套、录音机一台并录音带、收音机一台、缝纫机一台、打字机一台、零杂机件，外加机器脚踏车一辆。
老海归们回国时都带了不少生活中的洋玩意儿，小到圆珠笔、水果刀，大到汽车、钢琴。郑国锠是桥牌迷，带回一幅扑克牌，从未开封，文革时藏起来，没让红卫兵发现，一直到2012年去世前，视之为留学永久纪念。吴世昌（牛津大学教授）好像是唯一带车回国的，不过他回国时间比较晚，1962年才回国，在英国工作了10年，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带车回国。吴世昌最后还是把车“捐送”给了国家。（吴世昌的女儿回国时已经上牛津大学了，因经受不住文革而精神崩溃，一直住院）。在美国的老海归们不少都有车，他们都没把车带回来，一来是因为大部分人买的都是二手车，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报销了，二来运费也太贵，划不来。关淑庄让丈夫丁声树1950年回国，自己带着一个孩子留在美国。到1956年丁声树一再催促，才决定回国，把整个家都搬回来了，家具、地毯、冰箱装在两个巨型木头包装箱里，连钢琴都带回来了，用了一辆十轮大卡和一辆吊车，从北京火车站运到三里河住宅，把街都封了，当时堪称一景。钱学森送给妻子蒋英的结婚礼物是一架三角钢琴，也带回国了。
在老海归家里常常可以看到“三大件”：自行车、电唱机和电冰箱。50年代的街头巷尾要是有人骑着一辆“嘎达达嘎达达”响的自行车，八成是位老海归在上下班的路上。他们带回国的都是俗称“加快轴”自行车，以凤头牌居多。晚上后轮胎上的“磨电滚子”发电，车灯把马路照得雪亮。有人回国没带，十分后悔，写信给还在美国的朋友，托他们回国时给他们带一辆回来，结果朋友还遭海关询问，“一个人为什么带两辆自行车？”。到了文革，老海归们怕“嘎达达嘎达达”招摇过市，把“加快轴”换成普通轴，把凤头牌子撬掉，把大梁上的洋字用砂纸打掉，“磨电滚子”和车灯都拆掉，挤在“飞鸽”和“永久”中，破帽遮颜过闹市。
普渡大学机械工程硕士王补宣，1950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他的儿子写过他家的自动落片唱机：“家里不多的洋货里，有一台电唱机和不少唱片。我发现这个唱机很有趣，放唱片的时候不是听完一面再翻过来的那一种，而是将一套片子一起放上去，等到唱针走完一面到了中心的时候，会自动抬起来，然后有一个装置从下边往上一顶，最上边的一张就滑到旁边，唱针又落回来放下一张唱片。所有A面听完以后再全翻过来听B面。爸爸成天放着古典音乐，象背景声那样熏我们，也不会怎么着。对于我们这些屁孩子，好玩的事情多着呢——粘蜻蜓，捉季鸟，打绷枪仗，夏天游泳，冬天划冰车，才不会为了这点看不见摸不着的声音走火入魔。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没等人家来抄家，爸爸那些唱片就被自行处理了。”
密西根大学侯伯伯家的冰箱深受女儿同学的喜爱：“夏日炎炎，我最喜欢到小梅家去作功课。她爸爸从美国带回来一个电冰箱，比人高，打开门一股冷气扑面，爽极了。赵妈妈喜欢用北冰洋汽水做冰块，我和小梅总是打开冰箱看有没有，拿一块放进嘴里嚼。有时做作业的时候，赵妈妈会端来一盘西瓜，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吃下去透心凉，别提有多解暑了。后来文革，红卫兵抄家，把冰箱也给抬走了，据说是搬到红卫兵司令部去犒劳革命小将去了。”
文革结束后政府要归还抄家物资，大部分都被革命小将们破坏或消费了，即便是送到家门口，早被文革吓破了胆的老海归们也不敢认领。1955年回国的汪友泉（哈佛大学经济硕士）什么都不要了，只要三个儿子的美国出生证。刘天怡（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博士）拿到退还的结婚证，二话没说，掏出火柴就把结婚证烧了。他和妻子白朝莼的这张结婚证给他们带来太多的磨难，因为他们的证婚人是蒋经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