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一个月就是春节了，春节是农民最重要的节日，为了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五七大军总部要求各连队要组织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占领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要以连为单位安排有文艺特长的同志去组织知识青年、生产队的青年一起搞个文艺演出，要求节目自编自演，要有较强的思想性。连长找来了几个骨干开会，具体落实总部提出的任务。我是后参加会的，据说是在开会时，有人提出能不能把王永谦找来，可能是下乡前在县学习班时我曾教过忠字舞，再就是知道我会吹笛子和弹秦琴，所以临时决定让我也参加文艺指导小组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原文化馆群众艺术指导老师锣锅李、原水利局技术员吕仪芳，以及知青代表和生产队副书记孙朝东，经过一番讨论，确定了几个基本节目，如三句半、二人转、二重唱、独唱、大合唱等，因为大家互相都不太了解，只能根据初步情况确定几个人唱、编写，然后再发动群众的挖掘人才，因为锣锅李是文化馆的专业人员，因此编写的任务就落给了他，小吕懂乐器就负责组织乐队，并协助老李编写节目，给我的任务是负责编导动作和舞蹈，这倒是我的强项，因为从小除了喜欢体育之外，就是爱好文艺，在文艺的行当中，最早接触的是舞蹈。
当然这次在农村搞节目和在学校是两回事情，校园的舞蹈洋了一些，尽管是民族舞，照搬也是农村接受不了的，必须要符合农村的口味，因此在排练二人转时，我尽量体会曲调特点和唱词的内涵，还要考虑演员的接受能力几个方面的因素，边排边导，边设计动作。表演二人转的两位演员是小吕和知识青年小周，他两唱的还可以，但动作基本功太差，排练起来很费劲，尤其在剧情达到高潮时，有个2人合作造型，女演员要站到男演员的腿上，要求同时2人要做出扇子舞的动作，我给他们作示范时，动作轻快而且稳当，可是他们一作就笨重而不稳，几次掉下来，成功率太低，这时小吕就不解地说，为什么我就做不出这个样子呢？站在傍边的锣锅李说：“那可是功夫，不是一天半载就可以练会的，慢慢练吧，反正还有半个月呢！”经过一番排练和准备，小年那天，搞了一次试演，领导非常满意，这对大家的鼓舞很大。又经过几天的调整和训练，春节晚会上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成果。因此连里提出再搞几个节目，准备正月15到当地煤矿演出。经过几天的认真准备，正月15在煤矿又打响了一炮，从此五七战士文艺宣传队小有名气了，也成了全村男女老少谈笑的重要话题，为农村的文化生活增加了新的内容。别的连队也非常羡慕二连的文化活动搞得好，我听了心里也美滋滋的，想不到我这两下子也派到了用场。
聿喆的身孕有6个多月了，已经非常明显的表现出孕妇的形象，由于五七们在一起时间也长了，大家和领导上都很关照，一般的重活就不叫她做了，只是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是最重要的是孕妇的营养，尤其是怀孕后期的营养，按照畜牧工作者的观点讲，胎儿的后期发育速度较快，对营养的需求不但从质量上要求较高，而且从数量上也要求增多，但是在干校的集体伙食中，很难做到调节。个别搞一点还怕群众反映不好，怕人家说搞特殊化。好再这时候的聿喆已经不同以前了，过去在学校时，这个肉不吃，那个肉不吃，有点娇小姐的毛病，到了北票以后，也没有多少改变，平时的饭量很小，有时小的可怕，有人形容是吃“猫”食，可是现在不同了，吃的多了，体态也发胖了。
我属于破车多揽载，本来伙房一摊活就够忙活的了，但是经常还要搞一些额外的工作，除了前一段的文艺活动，最近又承担一项新任务，有人知道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当时的造反派看不惯，我就画了一张题为“升官图”的漫画，当时县农业局掌权的一些人互相吹捧，封官许愿拢络人心，为了揭穿他们的把戏，有人建议我给他们这群小丑们画个像，我答应了，经过构思画出了草图，然后在整张的大白纸上采取线条画的形式，画了一张“升官图”，图上并没有写谁的名字，但从图中的形象和衣着特点，都能看出画的是谁。这幅画一出笼，便引起了宣然大波，全局上下无所不震动，利用这种战斗力极强的斗争形式，使被揭露的这帮人动了肝火，而且这幅画涉及的全是当权派和骨干分子，所以后来这些人把我打成了“反革命”、“反军黑干将”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当时我就成了他们的阶级敌人，在这以前，我在局里是搞板报宣传的，也画过毛主席的头像，从那以后，再也不允许我搞板报了，到了群众专政的时候，我就成了专政对象，这都是因为画画引出来的麻烦。可是这次是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代表提出来，让我们干校的同志给村里画一幅毛主席画像，是表示对毛主席的热爱，希望能帮助村里做点实事儿。领导上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感到高兴，又有压力，因为画毛主席画像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画出点毛病，可就完了，但是领导上交给的政治任务如果不去完成，哪也是说不过去的，怎么办？唉，干吧！我只要加细，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我接受任务之后，首先要购买颜料，在农村的供销社那有什么油彩，有的只是油漆，用这种东西画画我没有实践过，但是没有别的条件，试试看吧。我选择了5种颜色，即黑色、白色及红、黄、兰“三元色”，这样其它的9种复合色都可以调出来；颜料购齐了，再就是选择毛主席像的临摹样本，一共找到了4种样本，其中有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检阅红卫兵、毛主席在北戴河、毛主席视察人民公社等，最后经领导同意，还是选择了毛主席在北戴河，理由是神采雄伟、顶天立地、背景宽阔。往哪儿画呢？生产队在当街的中心处，用砖石砌起了一个大画墙，墙面已刮好了大白，有3米宽、4米多高，还有个底座，高1米，画这么大的画我还是第一次。按照我的要求，老乡们搭起了架子，于是我采用“方格放大法”，直接在白墙上作画，先用调好的褚石色把主席轮廓画出来，然后进行细部处理，用这种颜料画画，颜料不能涂的太厚，太厚容易流淌破坏效果，这样画了一阵子，再从架子上下来，到远处看看效果。就这样下去、上来折腾了5天多的时间，主体画完了，一傍观看的同志和老乡们一致认为画得挺像，然后对背景和脚下进行处理，第7天大功告成，一幅毛主席在北戴河的大幅画像诞生了。每天人们上下工，都经过这里，这是五七战士留下的一份厚礼，为矸洼子村增加了新的色彩。
从此，矸洼子的老乡都非常欢迎我，尤其是小青年，都是我的好朋友。一晃5个多月的农村生活，使我和老乡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干校最近一段时间很忙，参加劳动的天数在减少，主要工作是对牛鬼蛇神进行结案，其实结案本来是县委会专案组的事，但是为了膛而煌之有个交待；最后让我们这些群众来评议，哪个表现好、问题基本搞清了，就可以解放；哪个不行，还继续改造。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在大家的“批判”和“帮助”下，有6名牛鬼蛇神得到解放，取下了白袖标，只有一个黑老帅没有解放，理由是态度不老实，主要是对生活作风问题一个也不认帐，经过核实一个也没有落实下来。其实大家都明白，要想把谁搞倒，就必须先搞嗅，而生活作风问题最容易把人搞嗅，因此这些造反者利用谎言和欺骗，使广大群众对黑老帅恨起来，这是他们惯用的技俩，但是谁敢把这事儿揭开呢？
3月中旬，干校生活就要结束了，上面通知我们：干校结束后，全体五七战士将进行分配，大体的去向有3个，一是选拔好的充实到革委会去；二是大部分人留下来，分散到名公社搞斗、批、改；还有极少部分牛鬼蛇神和问题没有搞清的人，将回到县里去由“公检法”部门处理。象我和聿喆这样的，肯定是参加斗、批、改了，因为抽回去到革委会的必须是造反派。
干校生活即将结束，连里决定把伙房养的那头猪提前杀了，以示庆祝。因为按肥猪屠宰体重一般要到170～180斤，而我们养的这头小老猪抓来时30多斤，经过3个月喂养，毛重只有一百来斤，而且后期给它的伙食也加厚了，但它就是不爱长。
选了一个周日，连里改善生活吃两顿饭，杀猪，这是干校自己劳动的成果，一定要在同志们离开之前把它享受掉。大家心情都非常高兴，这几天人们就在盘算着这猪杀了以后怎么吃，多数人意见吃一顿大炖肉，有人说再炒上几个菜，也有人建议用猪血灌血肠。你一句我一句，就这么个百十来斤的小猪，不知道怎么吃好了。谁也没料到，杀猪却惹出了一场闹剧。吃过早饭开始学习了，连长问：“杀猪需要几个人哪？”我说：“选8个身强力壮的”，连长下令点名选出了8个老兄，身体条件都不错。我先选了4个年青的同志，专门负责把猪从猪圈里抓出来，再选一位经验老道的同志拿绳子捆猪；再选一位身强力壮的专门把住猪圈门，最后两位是准备在圈外将捆好的猪接过来按到杀猪桌上。一切都准备就绪，我穿好了白大褂，手持杀猪刀，上午9时准时行动。第一组4个人跳入猪圈开始抓猪，这个猪圈足有50平方米，四周是1.5米高的土墙，猪圈门是用柳条编制的，平时不开门，4个大汉根本没把这头小猪放在眼里，三抓两抓猪被抓惊了，拼命地在圈里跑哇、撞哇，这4位抓猪的紧紧地跟在后面，跑得是气喘吁吁，于是研究采取包抄夹击的办法，结果受惊的猪猛一头撞在柳条门中间，撞开了一条裂缝，这时守门的用双手按住猪的脖子，因为猪圈门上沿卡在他的腋下，双手下按时使不上劲，就看他先按猪脖子，然后是猪腰背部，最后是臀部，猪从他的胯下跑了出去，这圈外等着抬猪的2位冲了上来一堵，这头猪象兔子一样撒腿就往院外跑，我大声喊“同志们赶快追呀！这头猪肯定还会再回来了！”说时迟那时快，我紧跟着就追了上去，其他人也在后面跟出来，当我追出村口以后，前面疯了一般的猪离我们有50多米远，后面追上来的有5个人，其中跟在我后面最近的是原水利局水利技术员小徐，比我小3岁多，我身穿白大褂，手拿杀猪刀，在猪后面穷追不舍，由于穿的是棉衣棉裤，所以跑起来很费劲，不一会汗就下来了，我想怎么也不能叫快到嘴边的肉跑了，如果真是猪跑没了，我怎么向大家交待呀。猪在前面直奔南山沟，我拉开了长跑的架式，逐渐和猪的距离在缩小，可后面的人越拉越远了，看来他们的体力都不如我，这功夫全凭老底子了。受惊的猪直奔南山沟跑去，猪进了沟，藏在沟里。我没有紧跟着进沟，而是拐向西沟—修水库的那条沟，我找到了水库指挥部民兵连长，让他们把修水库的人员集中一下，帮助我们把猪抓住。当所有修水库的人员都集中到东沟里时，五七大军的后续部队也赶到了东沟儿，足有70多人，集中收索这头受惊的猪；只听得沟里人呐喊，我想肯定是有人发现目标了，呐喊声从沟的上游逐渐向沟外传来，当我跑到沟边时，只见受到两面夹击的猪向沟岸冲去，但是猪嘴搭在沟沿上，4条腿却无力蹬上去了。这时人们上来七手八脚把它4个蹄捆了起来，用木杠抬起来往山下走去，这时我走到它身边用力在它的脸上打了一巴掌说：“你真把大伙累苦了！”，这时疯猪红着眼睛狠狠地咬了我一口，把我白大褂的衣袖撕开了，看来我们之间已经是“敌我茅盾”了。
回到干校已经是11点多了，按原计划进行，疯猪被按在设置在院子里的炕桌上，猪嘴用绳子捆住，接血用的大盆已经准备好，我左手扳起猪的下额，右手的长刀对准脖下的凹陷处，刀尖刺向心脏，猛的一叫劲，不但刀全部进入猪体，我的手也进去了一半，抽出刀后却不见猪血大量涌出同，这时赶紧让人把猪的后肢提起，再挤压猪的胸腹部，这才勉强接了少半盆猪血，比正常猪少了三分之一。猪已经死了，我想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的激烈运动，血液大部分分散在猪的四肢的原故。血少了还能吃上血肠吗？大家的意见还是按原计划进行。在我的指挥下，大家七手八脚把猪退了毛，开了膛，搞净了下水，取出了膛血，下一个节目就是找一个人灌血肠。由我处理白条猪，白条猪分割、去骨这个我没问题，可以说是内行，因为我有解剖学的基础，但是灌血肠我没干过。请领导选拔会灌血肠的吧，这时有人毛遂自荐，称自己是灌血肠的“明公”，此人就是原县文化馆的锣锅李，条件是要配两名帮手，连长给他配了两名带白袖标的子女帮手，肯定听话，在锣锅李的指挥下，在猪血里加了水和荞面，以及各种调料，然后开始往肠子里灌，灌满之后，用麻绳扎好，一根一根不一会儿全部灌完。我这边也全部分割完毕。冬天的夜来得特别早，五点半钟天色已经暗下来，人们实在是饿了，都在食堂门口排队等候，今晚吃血肠和肉炒菜，好饭不怕晚。在煤油灯下，按锣锅李的指意，把灌好的血肠摆到了大锅的蒸屉上，并叫负责烧火的老徐马上加大火力蒸40分钟。我这边开始炒菜，当把切好的肉放到锅里时，听到有霹霹啪啪的响声，我觉得这肉有问题，再拿煤油灯照一照案板上的生肉，坏了！这是“米身子猪”，也叫痘猪，是绦虫的幼虫在猪肉中所形成的包束，这肉不能吃。我当即决定，把原来的酸菜肉，改成酸菜粉，告诉大家猪肉等明天吃大炖肉，今个只能吃血肠和酸菜粉。改善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这屉血肠上了。这时“明公”先生下令停火！开屉！蒸屉盖被揭开了，热气淹没了整个厨房，这时我发现蒸屉盖上有东西流下来，原来蒸屉上根本不存在什么血肠，只剩下弯曲的“肠子皮”了，蒸屉和锅底下留下来的是血粥，再回头找“明公”已经不见了。我只好把剩下的肠子皮切成一段一段的，分给每个人，再往碗里加一勺血粥，大家吃了以后觉得味道还可以，只不过是肠子皮没办法吃掉，因为实在是嚼不动。
痘猪肉只能做大炖肉，而且要煮沸4个小时以上，才能把绦虫的幼虫杀死，原则上人吃了幼虫后，可以在人体内发育形成绦虫而寄生在人体的消化道。头一天的晚上把切好的内块在锅里煮上4个小时，第二天又回锅加了调料，大家都知道了病猪的情况，结果大多数人没吃，只一部分男同志听了我讲的，已经做了痘猪的灭菌处理，没有什么问题以后，才大胆的吃了起来，感觉味道还不错。
今天连里传达了关于五七战士参加全县农村斗批改的文件，时间大致3～4个月。为了完成这次斗批改任务，连里组织大家学习了有关搞好斗批改的文件和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学习安排了3天时间集中学习。同时在这几天中，五七战士中的牛鬼蛇神，除了黑老帅其他人都解放了，取下了白袖标，参加了五七战士的学习讨论，准备一同参加农村斗批改工作。吃过中午饭，连里通知让我下午赶到五七战士总部—黑城公社，有事情找我。
下午我按时到了“总部”，找我的是县革委会专案组的两位同志，一位是瘦高个，另一位是个黑胖子，我都不太熟悉，但从他们的谈话中我感到他们对我的情况非常清楚。其中的瘦高个看样子是个小头头，一本正经的和我说：“根据中央指示，县里正在落实文化大革命中受触及人员的政策，经过核查，你的问题都搞清楚了，文化大革命中受触是派性活动，所以这次我们来干校，就是要清理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群众专政中所形成的不实材料，首先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说：“这些材料我能能看一看”，黑胖子抢着说：“哪不行，你要相信组织！”我停了一会说：“如果不同意呢？”高个瘦子说：“这只是个程序，你不同意我们也要处理，只不过让知道这个事情！”我说：“这些材料我什么也没看到，我知道什么？”高个瘦子说：“具体内容你不必知道，你就知道这些不实的材料已经被组织上从你的档案中剔出了就可以了”。我说：“既然是黑材料处理掉，为什么我看一看都不行呢？”黑胖子说：“不该让你看的你就别再坚持了，组织上会代你处理好的”。
我心想，文革中整我黑材料的人就是以组织的名义，老百姓能把这些材料装进我的档案中吗？那麽今天又是组织出面，是销毁这些黑材料，我能相信吗？但是事已至此，不相信他们又能怎样呢？就这么几句话就可以抹去文化大革命中我所遭受的磨难和创伤吗？我沉默了一会说：“行吧！既然这样那就随便吧！你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在我走回连队的路上，文化大革命一幕一幕的浮现在眼前，简直就是一场恶梦……
1968年7月下旬，天气比较热，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有人到我家中叫门，我和聿喆结婚后一起租用了一间平房，当时我们正在家休息，听到叫门，房东大嫂从东屋出来，把房门打开了，来人问：“王永谦住这儿吗？”大嫂说：“在这儿，老王家有人找你！”我到外屋一看，原来是农业局的两位造反派头头，一位是郜荣华外号“笑面虎”；另一位外号“猫眼司令”的李效朋。笑面虎笑着说：“小王，请你到局里去一趟，组织上要核实几个问题”。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随口就答应说：“可以！”，这时猫眼司令在屋里四下窥视，并慢声慢气地说：“小王，你家里有什么武斗的武器没有？”我说：“我从来是反对武斗的，我也从来未参加过武斗，在我这儿你什么武器也找不着！”笑面虎说：“那好，你就跟我们走一趟吧！”我随着他们两来到县农业局人事股，推门刚一进屋，埋伏在屋里的四五个人其中有我认识的人事股股长胡万福，也有不认识的，目的就是要把我按倒，但是凭力量这几个人是制服不了我的，只是屋子太小施展不开，而且后面跟来的笑面虎和猫眼司令也动手参战，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较量，最后由一名不认识的大个子，用绳子把我的手脚捆住。在撕打中，猫眼司令的眼镜不知去向，笑面虎了露出了睁宁的面孔，他们把我五花大绑并让我跪下，我说：“为什么让我跪下，我不跪！”这时大个子一边用脚踢我的腿，一边说：“这小子挺硬实呢！”同时几个人上来，硬是把按下，大个子还用三角带做的皮鞭用力抽打我，并说道：我再让你硬！我再让你硬！这些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我了用尽了全身的气力，就这样我被造反派的群众专政队给抓了起来，当天下午和晚上，他们连续审问，主要罪名是反对解放军。我说：“我从来没反对过解放军，但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单方面成立临委会（临时革命委员会）这是不符合毛主席讲的要搞大联合精神的，不要武斗，你们是在做什么？”这时猫眼司令恕了，气急败坏地说：“反对临委会，就是反对解放军！对你这样的反动分子，就是要武斗！”说着两个打手上来，把我腹卧按在地上，用皮鞭在我的背上和臀部用力抽打。开始我觉得很疼，可是打过一段时间就不怎么疼了，但汗水已从脸上流下来了，我一动不动的扒在地上，因为我意思到越是争扎，可能打得越重，果然他们打了一阵子后，看我没有任何反应就住手了，我心里明白真要把我打死了，他们也交待不了。使我理解不了的是，他们都国家干部，我与他们接触时间也只有半年左右，平日里互相没有恩恩怨怨，而且象猫眼司令也是沈阳农学院六三届毕业的同学，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凶残，看来这些人为了捞取稻草，表现自己是左派，而大打出手，真是人心莫测。晚上他们把我送到看守室，这里已经住上了七八个人，真是局机关变成了集中营，两个看守拿着长矛在门口守卫，看守室的人都是席地而卧，身下是家里送来的简单行李，在我的位置上也有简单的行李和一个盒饭，我意思到这是聿喆给我送来的。同室中有与我同一个观点的，同期同学叫高振中，他长我一岁，是农学系毕业的。这个人很有天赋，文章写的好，在文革中写了几篇揭露造反派的文章很有分量，这可能是把他抓起来的主要原因，后来才知道，这些造反派是用手枪逼着在独身宿舍里把他抓来的。他们为什么采用欺骗的办法，来抓我呢？后来才知道，是怕我反抗造成后果。同室还有一个是兽医院的中兽医，叫吴均，此人我比较熟悉，因为我在兽医站蹲点抓防疫工作时，与他有过接触，他好说，中兽医也有一套，但对人有些傲慢，据说他过去在旧中国当过警察，这可能是此次被抓起来的主要原因了，他腹卧着，后背几乎是紫色，不时发出呻吟声，显然他被打的最重了。其他几位都是农业局的干部，有的家庭出身不好，有的有点历史问题，但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造反派的，而造反派中类似这样的人也很多，却被保护起来了，就拿站在门口拿着长矛守卫的其中一个就是大贪污犯高满昌。此人有贪污行为而且已经构成犯罪，但是此人会溜须又是本地帮钻营到造反派当中，充当打手和先锋。当时我真是难以咽下这口气，就这样的人也配来看守我！当晚我一口饭也没吃。
第二天，主审我的是农业局畜牧总站站长吕维洲，是刚从基层蹲点调上来的，这个人过去我也不认识，个子不高说话慢声慢语的。交待了一段政策后，便开始问我：“你想好了没有？你为什么要反对解放军！”我说：“没有，我从来就没有反对过解放军！”吕说：“你反对解放军支持的临时革委会，就是反对解放军！”我说：“不能把临委会与解放军等同起来，因为临委会不是按照大联合的原则，是单方面成立的。”吕说：“你还这么顽固！让你知道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利害!”当即命令两名打手动手就打。昨天的伤还没好，这一打可是痛疼得利害，但是不能吭声，因为越是吭声，打得就越利害。我咬牙挺着，汗也随着下来。这两个打手其中一个是新转业的军人，姓苏，这小子真狠，每一下鞭子都要留下血的痕迹。他们把我重新扶起来继续审讯。吕说：“你有个什么亲属在台湾！”我说：“没有什么亲属在台湾哪？”，“什么？你再说没有！”，“我有个叔辈叔叔听说是去台湾了。”“你为什么说没有，他叫什么名字？”“我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只听说有这么个人，从未见到过。”“你老实交待和台湾有什么联系？”“我都不认识怎么联系，没有联系！”吕说：“你要老实交待！你的祖父是被我们政府镇压的，你的亲属还在台湾，这就是你反动的根源，说你反对解放军你还抵赖，反对解放军就是反革命！对你就应该实行专政，回去好好想一想，交待你和台湾有什么联系？”审讯结束了，我有点紧张，因为这些事情永远也说不清楚，的确，我的祖父是在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死刑。我父亲是伪满的农业大学林科毕业，解放前我已经同母亲和弟弟随父亲生活，不在老家，解放后祖父隐藏在丹东，还是父亲和叔叔举报在1950年归案，这怎么能和我联系上。再说台湾的亲属我是听家里的老人讲的，我根本就没见过面，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现在让我交待和他的联系，能说明白吗？
关于祖父的事情在我的档案材料中都说的很清楚了，我并没有隐瞒，党的一贯政策是重在表现、不唯成分论，现在怎么政策又变了呢？我想不通，但又感到事情不妙。晚上我被押送到附近的医院处置鞭伤，在被关押的几个人中，我还是最轻的。
两天以后，关押室里只有吴均了，他的伤看来越来越严重了，我和其他人全部参加县里的游斗大会，所谓游斗大会，实质是把各单位的专政对象，拉出来进行大游街，其目的就是在舆论和声势上压倒另一派。参加游街的有四五十人，排成一列长队，并用一条绳子串起来，说明这些人都是一条黑线上的。打头的自然是全县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原县委书记张兴华，紧随其后的是组织部长张旭明等“黑爪牙”，我排在后边，胸前的大牌子上写着“反革命黑干将”。游街队伍的两旁分别站有手拿皮鞭的押解人员，看谁不顺眼上前就是一顿皮鞭，真是白色恐怖。我身上的鞭伤还没痊愈，再也经不起皮鞭的抽打了。幸好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我的同学，我们一起分配到北票来的，此人善于应变，会钻营小术，一直混的不错，必竟是同学一场，往开了一面，他嘈嘈嚷嚷张牙舞爪地尽是打别人，始终没离开我身边，确实保护了我一把。在游街示众的路上，我真想不通，自从到了北票之后，我从来未见到过这位黑老帅，怎么能把我也串在这条黑线上呢？
一天下午，关押室里只剩下我和奄奄一息的吴均了，其他人可能都去受审了，这时有人喊我出来，估计可能是又要提审了我了。这次审讯不同往次，地点是职工食堂，主审是人事股长胡万福，两个打手我只认识其中的一个，就是当初抓我时捆我的那个大个子工人，两个打手手提皮鞭杀气腾腾地站在两则。这位主审是有名的马屁精，文化水平不高，连话都说不明白，但靠溜须当上了人事股长。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 这些人都是外单位的，这次审讯的方式也特殊，没问上两句，主审上来就动手了，我被五花大绑跪在屋子中央，主审胡万福在我背后，突然起脚想把我踹倒，对这突然袭击我并没有思想准备，但是作为运动员出身，本能地防护动作，随着蹬力，收腹含胸，肩背部着地，然后顺势又跪在那儿，后面两个打手也用脚来踹，这样来回几个回合，我没被踹得嘴啃地，他们再没有别的办法，就几个人动手硬是把我按倒在地，乱鞭打了一顿。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场有布置的“打人现场会”，参加会议的都是群专中“打”不起来的单位；原定现场会提审的不是我，因为屋子里没有别人了，我被做了替罪羊。当天晚上我告诉看守，让我爱人多送来点饭我吃不饱。其实我已经考虑了再三，不能再在这儿受罪了，而且他们提出的问题根本说不清楚，我要跑出去。一切准备好了，晚饭吃的也特别多，夜间11点钟，同室的人都入睡了，我怎么也睡不着，看到外边的两个看守，一个是那个大个子工人，一个是小个子贪污犯高满昌，他们手里都拿着长矛，头带安全帽。这时我提出来要上厕所，大个子押送我走向厕所，从屋子里出来经过后院，在西门旁边就是厕所，我进了厕所后，厕所里没有灯，从里面向外看非常清楚，大个子在外边等了一会就不耐烦了，在院子里慢慢地走起圈来，当他走的离我最远时，我突然冲出厕所直奔西大门，这西大门是来回进汽车的院门，两扇门对开，是宽木条钉的，门宽有5米，门高有3米多，大门紧锁着，我冲到门下，一只脚轻轻地一踏门橙，双手一扶门顶，翻身跳到了门外，为了防止他们追赶，我并没马上离开，而是躲在门垛后面，一旦有人翻过门来，我就顺势将他按倒，作以决战。但是这些废物没敢追上来，而是急忙向屋内跑去报告。我脱离了虎口，一路小跑出了县城，虽然是黑夜，但是走了一段路就适应了，完全可以辩别出方向。
在昏暗的夜色中，我深一脚浅一脚的地急速前进，由于穿了一双塑料底的布鞋，脚一出汗鞋里开始抓起了蛤蟆，走起路来感到使不上劲。我无意思地向前奔走，心里想到我怎么会落到这步天地，我自打念中学时，体育运动成绩出色，在学校中也是赫赫有名的体育高手，到了高中我曾代表辽宁省参加全国的冰球联赛，成绩也都是不错的，那时同学们都以羡慕的目光看着我，在1958年大跃进的那个年代，为了大炼钢铁，我充当先锋军打头阵运矿石，险些送了命，在1960年沈阳发大水时，我是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学校救灾抢险敢死队，在救灾的现场没有粮食吃，也做不了饭，硬是吃粮屯子底下过水的玉米粒和大麦粒，吃得直跑肚，但是救灾任务完成了。1959年在参加修清河水库的劳动中，先是每天劳动8小时，后来汛期末了，坝长水了涨，为了确保大坝，每天劳动12个小时，甚至16个小时，最后是24个小时不休息，经过奋斗大坝保住了，可我的体重减少了10多公斤。到了大学因为我是体育出名，系里让我当体育部长，为系里夺取了多少荣誉、多少锦旗奖状，也是学院有名的人物啊，毕业后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凭着我的体力和工作热情，最后被评为五好工作队员。可是现在呢？这几天受人凌辱，游街示众，太没脸见人了，我想到了死，一死了之。但一想我死了，剩下聿喆怎么过？我死了还有谁能替我申冤？我不能死，我得和他们斗。当时我想首先我不能往沈阳家里去，因为我不想连累家里，我要到北京去，去告状，这里在搞白色恐怖，这里在搞逼供信。但我不能在县里火车站乘车，那会很快被发现，我走出二三个站地再上车，可是又一想，上火车身上一分钱没有，怎么买火车票呢？于是我就直奔“章吉营子公社”，那里有我的朋友，向他借几个钱，然后就上火车了。一路奔波天亮了，我趟过了大凌河，大约早晨8点钟来到了老朋友张大国的家，大国也是沈阳人，是沈农中专部毕业生，他的对象是当地农村的姑娘，我也认识，过去搞畜禽防疫时我到他家作过客，这次来到他家，家里没有人，但房门却开着。我进屋后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看有吃的就不客气了，胡乱地吃了一顿，又把我的衣服脱下来和大国的衣服换了，穿上大国的白上衣，继续上路了，直奔八家子火车站，但是由于钱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在火车站就徘徊起来了。
由于我的离去，全局为之震动，我爱人不知道她那里来的勇气和胆量。第二天，她站在农局领导面前要人，她说：“人是你们抓走的，现在人没了，你们还我人！”把当时的头头弄得张口结舌，局里造反派的头头们紧急开会，并通知铁路沿线的下属农业站选派骨干到车站堵截，发现情况立即向县里汇报。向西行的火车即将到站，我强行蹬车，就在这时，八家子农业站的堵截人员发现了我，他们上来劝我别上车了，有话就在这儿说。我又一次被骗，结果又回到了受尽折磨的看守室，从此以后对我看管的更严了。当天晚上吴均提审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活活被打死了，这时在造反派的内部也起了内哄，与我一同分配到农局的大学生中有的虽然观点与我不同，但他们对我的问题公开向造反派头头提出质疑说：他有什么问题？一个大学生刚刚毕业，他怎么成了阶级敌人了，你们再这样搞下去，会犯错误的。在群众的压力下，造反派们不得不草草收兵，我被解放了，并被编到了工作组，下乡抓夏锄生产。老高和我同时被解放，他也参加了夏锄工作队。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场我非常不愿意回顾，而又永远不能忘却的恶梦。
回到了二连，我心情一直很沉闷，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后来一想算子吧！叫什么真儿，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斤两不差的事，随他吧！三天的斗批改学习班结束了，已经是4月份了，斗批改工作组开始奔赴各公社开展工作，我和聿喆被告知留在黑城子公社，据说是公社书记亲自点的名，让我们俩留下来，因为黑城子公社的书记就是原农业局的副局长张明义同志，他知道我们所以在文化革命中吃了苦头，就是因为说了实话，替他打了抱不平。同时他也了解我们，认为我们能干、有能力，而且多才多艺。干校解散之后，我们家就搬到黑城子公社了，同样是租用老乡每一个单室平房。这儿的条件要比在干校时强多了，起码可以睡上热炕。
人们没有记性，历史总是循环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