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杂记（2306）回国后最先与老同事欢聚一堂

回国杂记（2306）回国后最先与老同事欢聚一堂

       回到武汉不到两个礼拜，10月12号中午，原武汉市水厂路中学（以下简称“水中”）的老同事们，在汉阳钟家村地铁站附近的乐福园酒店欢聚一堂，“水中”的党支部干事、后来曾任汉阳区副区长的夏光中主持聚会活动。到会的有“水中”建校之初的四十“元老”中的：姚磊明和夫人余蓓蕾、杨四重和夫人胡金秀、韩宪伟和夫人向世娟、周良君和夫人张福华、杨志辉和夫人黎兰惠；还有唐星武、舒鼎英、柳駿、张梅生、郑三桥、王先芬、常仁兆等二十一人。

       我们真没有想到，走进大包厢，迎面写着“欢迎静仪女士培永先生”的横幅，突出了聚会的主题。会议主持人夏光中老师热情洋溢地宣布欢迎我们夫妇回到武汉的聚会开始。他回顾了“水中”当年就是我们这批年轻人，承担了69届学生，也是学校第一批初中学生的教育教学工作，直到毕业时把他们送到湖北咸宁的通城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四十个年轻教师负责教十四个班的学生，到后来逐步建成一个完全初中学校；从没有一间教工宿舍，到建成一栋三层楼的教工宿舍，解决了十八家年轻教师的住房问题，让附近许多学校的年轻教师羡慕不已；而且十八套住房全部分给老师，没有一位领导与老师争“房”，足见“水中”领导作风之正，这也是“水中”元老们凝聚力之源。尽管后来这批“元老”，或因工作需要、或因家庭生活需要，陆陆续续调到其他学校或外地工作，但是，大家都忘不了“水中”的老领导和老同事。特别是退休之后，在武汉的元老们经常聚会，如果有从外地回汉的，只要老领导一声“令”下，大家立即赴会，欢聚一堂！

       我应邀发言，感谢大家的热情接待，让我们回到年轻时温暖的大家庭；同时向大家汇报了疫情期间我们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以及所见所闻，感谢大家疫情以来一直对我们的关心和牵挂！

       夏光中老师的夫人秦老师在会上深情清唱一曲，把聚会推向高潮，紧接着，五十六前的老同事张梅生和周良君也引吭高歌，给聚会增添了许多乐趣！

      大家酒足饭饱之后，七老八十的同事们像年轻时一样，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或聊家长里短，或相约牌局，为下一次小型聚会敲定了时间和地点。

       余蓓蕾、舒鼎英、周良君相约一周后到我们家去打麻将，还有姚磊明、胡金秀、汪浩、张福华等准备一起到我们家小聚。

       我与韩宪伟、周良君1967年12月17日到“水中”报到后，就分到一间教师办公室做单身宿舍，直到四年后，学校把那间办公室给我做了婚房，他们两人才搬出去。我们同居一室四年，结下了深厚友谊，后来虽然分别调到不同单位工作，但友谊长存。这次疫情前后五年未相见，相聚就有说不完的话！

（李培永、韩宪伟、周良君聚会在一起聊天）

       我们三人都是1965年高考后，因“不宜录取”而未能读大学，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当中学老师的。我与韩宪伟分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语文二班，周良君是数学班的，分到“水中”后住同一间宿舍才认识。

       我和韩宪伟一起被分到“水中”。因为他在文革中是“逍遥派”；而我是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宣传委员——“保皇派”，按当时主持分配的“造反派”的分配原则，都不够资格分配到老校、名校。报到以后，我们两人分到同一个宿舍，周良君在学校读书时也是“逍遥派”。我们三人有缘住在一起四年多。

       那时，学生没有课本，教师没有教案，教学没有计划。学生放学以后，年轻老师就下围棋打扑克。韩宪伟身高一米八，不喜欢下棋打牌，他喜欢拉胡琴，他常拉的二胡名曲《江河水》，虽然不像名家那样令人荡气回肠，但还是给人一种凄怨情绪的感染；他更喜欢与学生一起打篮球。后来经学校领导研究同意，他组织了女子篮球队，每天早自习之前，下午放学之后训练，不到一年时间，他带领的女子篮球队，成了硚口区的冠军队。后来他改行当体育老师了。

       我和周良君，不仅是好“室友”，更是好棋友。那几年，我们两人每天晚上下围棋，两人棋力不分伯仲，常常三盘棋还没有下完就已经半夜了。好在会下围棋的都自觉遵守“落子不悔”的规矩，也就从来没有争论，也就从来不影响早早入睡的韩宪伟。他每天早上起床、洗漱轻手轻脚，然后轻轻带上房门下楼。三人互不干扰，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和谐而居。不说友谊天久地长，但也与日俱增，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1975年大年初三，我的小女儿在武汉同济医院出生，就是韩宪伟在产房门口看的第一眼。当我从学校一手抱着大女儿、一手提着鸡汤赶到医院时，他笑着对我说：“你走一会，静仪就生了！护士抱出来要家属看看，我帮你看了，好好玩啊！肉嘟嘟的！”两个女儿都是我在水厂路中学工作时出生的，静仪在坐月子期间，我的两位室友宪伟和良君经常光顾我家，帮我一起“消费”夫人坐月子期间的那些“残菜剩羮”。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贵人相助，我调回母校——华中师大一附中之后，在众多老师争要我住过的教师宿舍那一套单元房时，学校领导分给他了，因为他的篮球队为学校争得了许多荣誉！

       1990年9月，我调到海南农垦中学去了。大概是1993年吧，放暑假之前，一位农场负责人找我帮他请一位武汉的篮球教练，我推荐韩宪伟，介绍了他的业绩之后，他们立即发出邀请函。韩宪伟一放假就带着他的宝贝女儿飞到海口，他不负厚望，协助该农场篮球队强化训练后，夺得海南省农垦总局职工篮球赛冠军。回汉前，我们在海口畅述别后多年各自的情况，倍感欣慰。

      自从2007年女儿为我们在武昌南湖买房之后，我们每年都要回汉住几个月。一回到武汉，“水中”的“元老”们一定要聚会，韩宪伟逢会必到，且与大家谈笑风生，非常活跃，完全与年轻时的他判若两人。

      也有同事问过我，你与韩宪伟那么好，你知道当年他是为什么“不宜录取”吗？

      这一问，还真问着我了。我这个人有许许多多好朋友，但我与朋友交往，从来不打听朋友不想说的事情，也许在华师一附中读书时就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高中毕业之后，才知道我们那个二班，真是不一般！许多同学的爸爸妈妈都是高干，有的是武汉军区副司令、还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事厅厅长、省教育厅厅长等。我的那些学友自己从来不在同学中炫耀，更没有同学自夸“我的爸爸是李刚！”。有好多朋友，直到老了，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的家庭情况。与韩宪伟交往也一样，记得曾经去过硚口集家嘴附近韩宪伟的家，只见到过他慈祥热情的妈妈，一口山西话，包的那个饺子和手杆面条啊，真是太好吃了！可韩宪伟说的是标准的正宗的武汉话，吃的也是武汉味口，也没有想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每次去他家，一次都没有碰到他的父亲。我没有问，他也没有说。

       这次，为了写这篇文章，也为了给自己多年来的疑问一个准确的答案，我们视频聊天时，我开口问了韩宪伟。我是这样说的：

   “ 宪伟啊！我当年没有被大学录取的原因，退休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自己档案中的政审‘材料’，之所以不说是政审‘结论’，那是因为从来就没有什么结论。当时接待学校“政审”外调的武昌区中南路派出所的同志说：他们家‘至少是小土地出租，也可能是一个漏划的地主。请你们根据档案中的材料予以确定’。没有结论比那有结论更难通过政审。那个年代，哪个招生的愿意自找麻烦呢？最后确定的是我到了武汉市教育局的师资短训班。你知道你的档案中有什么材料吗？”

       韩宪伟还是那样憨厚地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我不用看自己的档案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的祖父当年在山西省是著名的开明绅士，跟国共两边的领导都有联系，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支持共产党抗日。由于当时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后来被老家的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府给枪毙了。我的父亲遵照祖父生前的嘱咐，从老家跑出去参加了八路军。解放战争期间随军南下到了湖北随州，留下来当了县政府领导。因了祖父被枪毙而一直原地踏步。没有想到65年高考，我也因此‘不宜录取’。所以，在短训班我学会了抽烟喝酒，到水厂路中学后，我就拉拉二胡、打打球，百事不管不问！改革开放后，山西省委有关部门在《山西日报》公开为我的祖父平反昭雪，后来父亲也调到武汉市一个国营大工厂当厂长，退休后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我还能怎样呢？现在,我每个月八九千元退休工资，很好了！女儿女婿一家四口在上海也非常好！知足了！”

       知足常乐是我们这代人的特点，韩宪伟一生与世无争，但那种执着追求做好平凡的本职工作、踏踏实实的作风，集中展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风骨！

       我们为自己现在还健康地活着而深感欣慰！还要继续努力健康地活着，与“水中”的老同事们一起享受更幸福的现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