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以忘忧
古稀之年，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寻其乐！
笑谈邂逅（16）永远难忘刘国正先生的培育之恩
（1991年9月，刘国正先生在海口我的书房与我们夫妇合影 ）
刘国正先生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兼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中学语文科审查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又名刘征，北京市人，1926年生。当代诗人、杂文家和语文教育家。
第一次在洛阳拜见了刘国正先生。
1982年秋季开学，教育部决定在全国各省、直辖市选两所城市和两所农村省重点中学，试教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出版的初中《阅读》和《作文·汉语》分编型改革教材。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也是改革步子最大的一次教材改革实验。
我奉华中师大一附中袁福老校长之命，参加这次教材改革实验。
人教社高度重视这次会议，时任副总编刘国正先生率领实验教材的全体编辑参加会议。国正先生在开幕式上的报告，特别强调了这一套实验教材的特点和对执教老师的要求，殷切希望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编辑、执教老师，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坚持不懈地完成六年教材改革实验工作。
赴洛阳开会之前，湖北省教研室张良谟老师对我说：“人教社《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张定远通知我们，请你带300份《试教初步》赴会。”
在报到的第一天，张老师就带我去拜见了刘国正先生和张定远先生，在两位先生那里，还见到了两位实验教材的特约编辑，北大附中副校长、语文特级教师章熊先生和北京133中资深语文教师张必锟先生。
张定远先生握着我的手，问了我的年龄后，非常高兴地说：“年轻人努力吧！你写的《试教初步》很好，我们已经在《试教资料》（五）向全国各省市发出去了。你好好准备一下，后天，给你三十分钟时间，在大会上再讲讲吧！”
第一次在全国会议上发言，弄斧到班门，学到了许多在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懂得了一个语文老师的责任，也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尤其感谢国正先生对我的表扬和鼓励！
1984年暑假，在兰州召开全国实验教材第二次工作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定远先生再次安排我作大会发言，汇报我们华师一附中实验班初见成效的具体做法。我在报告时，以学生的课堂发言为例，重点介绍训练学生“质疑问难”和“课堂即席发言”。会后，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商量说：“明年我们抽时间去培永那个学校看看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吧”！定远先生立即表示：“好的，我来安排。”
1985年6月3日，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在湖北省及武汉市教研室负责人陪同下，到我们实验班来听学生的汇报。汇报会由语文课代表孙涵主持，全班学生摆成两个圆圈，来宾和学生坐在一起，不论站在哪里的同学发言，他可以看到大家，大家也都可以看到他。所有同学都是即席发言，没有一个学生是唸稿子的。所以，定远先生最后讲话时说：“你们很会说话，说得很得体，有的同学还有点风度。希望你们继续练好说话，要练到出口成章。”
1985年6月28日学生参加武汉市中考。7月6日，湖北省教研室通知，实验班全体学生于7日上午9点，到华师一附中高考考场参加语文高考单科测试。试卷与应届考生试卷一起送华师大高考语文阅卷点统一阅卷评分。最后统计结果为人平61分，比当年全省高考考生人平59.46分高1.54分。
1985年暑假，初中教改实验总结大会暨高中实验教材备课工作会议，在青岛黄海饭店举行。
当我把学生的高考单科测试的试卷及统计资料，给当年语文高考命题组副组长章熊先生看完后，他兴奋得手舞足蹈，马上到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的房间对他们说：“你们看看，培永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他们班上学生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参加语文高考，比应届高中生都考得好，说明语文高考不需要特别复习，尤其不要搞题海战术。考生上场凭的应该是平时培养起来的基本能力。同时也说明，我们这套教材编得好。我们可以大张旗鼓宣传了。”
国正先生在初中教改实验总结报告时，几次表扬我们这个实验班取得的丰硕成果。鼓励我们再接再厉，继续抓好高中实验工作。
我执教的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原定1982年至1988年进行六年的教材改革实验，因初中升学考试而遇到挫折。1982年，我们初中实验班50名学生，只有33人入学时是按武汉市中招办录取分数线正式录取的。
1985年中考成绩公布后，我们初中实验班有37人考取了母校的高中，学生和家长都要求继续参加高中实验，人教社和省教研室也建议学校不要拆班。而时任校长李水生同意继续办高中语文实验班，但是，他坚决不同意保持原班学生组成高中实验班，一定要按学校例行的分班原则和抓阄的方式分班。
于是，我在秋季开学初给国正先生写了一封信。当我把上述情况和自己的苦恼向国正先生倾诉之后，先生立即给我回了信：
培永老师：
来函敬悉。
语文教学必须改革，你有改革的大志，而且扎扎实实地在实践着，积以时日，必见成果。中间出现一些曲折，应在意中。且高中试验另换新班，固然增加了困难，但也会多一点经验，望快然当之。
征途何处无风雨，更望花繁桃李枝。仅以此二句相赠，匆匆，祝
教安。
国正 九月三日
高中语文教学改革的难度比初中要大多了！实验班的绝大部分学生来自不同的学校，对语文教学改革看法各异。而且，他们是按学校例行分班方式，被我抓阄抓来进行实验的。语文教材改革的步子又迈得特别大，虽然教材还是分编为《阅读》和《写作》，但是与初中的编排体系完全不同。三年课内阅读的整体规划是：高中一年级是《文言读本》；高中二年级是《文学读本》；高中三年级是《文化读本》。按照主编周正逵先生的说法：一个文化人，没有一定的文言基础，就谈不上文学素养，没有文学素养，也就是没有文化。他的教学理念和教材体例固然很好，然而，在教学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国正先生望我“快然当之”的来信，就像及时雨一样，滋润我的心田，引领我砥砺前行！
自从参加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教材改革实验以来，每到关键时刻，国正先生总是及时写信关心我，指导我，鼓励我！
1986年1月3日刘国正先生给我的一封回信：
培永老师：
信收到。很高兴。
在西安，得知你班学生“参加”高考，取得好成绩，这很有说服力，我听了很受鼓舞。你信中又说，除王江外，又有一位孙燕同学写了一部中篇。这即是说，不光普遍成绩好，而且出尖子，你教学的成绩是显著的。
可惜你至今未写出一篇短（三四千字）而有力的总结经验的文章，在西安我曾请老彭同志转告你，并以支持，不知文章写得怎么样了？你交给青岛会议的那篇，虽提炼不够，也有了较好的基础，望在此基础上较快地写出一篇东西来。
新年向你祝贺，并请代为问候试验班的全体同学，希望他们同老师密切合作，认真学习，在新的试验中创出更好的成绩！ 国正86 .1 .3
国正先生说的“那篇”文章就是《敢说·多说·会说》，1987年我带着这篇文章到广州参加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四次年会，得到国正先生和其他专家的好评，文章还被选入《语文教学改革新成果选粹》（广东教育出版社）。国正先生信中说的“老彭”，是我们湖北省教育学院副院长、省教研室彭慧敏主任。
1986年8月初，高中实验教材备课工作会议在山西太原召开。我赶到会场当天下午，就去拜见国正先生，还有王连云、周正逵等人教社的编辑老师们。
当天晚上，初中《作文·汉语》责任编辑王连云老师与我谈话时，说：“我们社已经决定修订初中实验教材，国正先生与我研究，拟调你来北京参加修改教材，大约一个月时间，你回学校后，先向学校领导打招呼，等我们社的通知到了，就去北京。”
（1986年10月左起朱泳燚、范守纲、刘国正、李培永在人教社合影）
1986年9月初，我接到人教社的借调通知，于9月22日到人教社报到。
当时，还有北京的张必锟和江苏的朱泳燚，我们都住在人教社招待所，经常在院子里散步时遇到国正先生，有一次见面时，他高兴地对我说：“培永，刚看到《人民教育》第九期有你的文章，希望你一定要常动笔，多写文章。一篇一篇接着写，写好后给我看看！”
1988年暑假，高中实验教材总结大会在西安召开。我向大会汇报了我们实验班取得的丰硕成果，全班高考语文人平分数高于湖北省考生人平10分。而且，我们实验班学生汪深代表中国中学生，参加1988年第二十届国际中学生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以93.5分的成绩，夺得金牌第一名。
六年实验教材改革结束了，我们实验班获得人教社和湖北省教研室的表彰——“语文实验教材改革成果显著”《荣誉证书》。
1989年暑假，湖北省教研室应海南省农垦总局教研室的邀请，组织武汉市中学各科教改成绩显著的老师去海南讲学，我忝列其中。讲学时，我借农垦中学的学生上示范课，该校赖瑞光校长听完课后，盛情邀请我们一家到华侨宾馆喝早茶，非常热情动员我到海南农垦中学去工作。
1990年，我们举家南下到海口。
当年暑假在承德召开的一次全国语文教改会上，我向国正先生汇报了我的决定，他非常支持，并交给我一项重要任务。先生说：“现在全国各省中学语文教研会都已经成立了，海南刚刚建省，还没有成立语文教研会，你去了之后，想办法推进一下这项工作，帮我这个全国会长的忙吧！”
我不负国正先生的重托，通过我们农垦总局教研室吴多雄主任，找到时任海南省教研室主任田厚谦和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林中伟老师，还有海南中学教导主任、语文高级教师吴荫华等，积极筹备一年多，终于完成了任务。
海南农垦中学赖校长是一位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的开拓型领导，为了实现六年建成海南省一流中学的梦想，千方百计实施“请进来，走出去”培训教师的方式，请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著名特级教师来讲学、上示范课。1991年4月中旬，让我陪他飞北京登门拜访并热情邀请国正先生到海南讲学。
国正先生欣然应允，表示“只要没有决不能分身的要事，一定去海南。”
先生为了到海南讲话更有针对性，后来写信给我说：“讲，务求解决些问题，有较大效果，这是个重要问题。我不了解海南的情况，要请你帮助。我设想有两个题目，可讲其中之一。
一、介绍我社编写的九年义务初中试教教材，结合着讲一点教法的改革。
二、讲一讲阅读教学、写作教学或教法的改革。讲这三个问题中的一两个。请你考虑，哪个更切合那里的需要，并给我一些情况介绍（现状或存在的问题等）。
考试问题是大家最关心的，但我不能讲。我十多年来，未过问这方面的事，实在无话可讲。
我拟准备一个讲稿提纲，可印发。讲一次，不超过三小时。”
1991年5月，国正先生到海南参加农垦总局语文教研会年会，农垦系统一百多所学校的近千名语文老师聆听了先生的学术报告，深受教育。
1991年8月，我到旅顺参加全国语文教研会，分别那天晚上，先生与我促膝长谈后，给我写了两首赠别诗：
一
一溪初入万花明，
渐怯孤蓬风雨声。
颇怪刘郎迷路返【1】，
舍舟大可试攀登。
二
不唱阳关怨别离，
江湖相望益相倚，
它年重会为君卜，
定是春光烂漫时。
【1】《桃花源记》载刘子骥寻桃花源迷路而返，惜其功亏一篑也。
感谢国正先生一直鼓励我在语文教学改革的路上不断进取，尤其在我遇到挫折的时候，及时开导，我才不至于“迷路”，才没有功亏一篑！才有今天“春光烂漫时”的“花繁桃李枝”！
【附录】国正先生托我帮他买《景苏园帖》
1986年6月2日，星期一早上，去传达室取回最近几天的报刊和信件。第一眼就看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特制信封，是国正先生寄给我的:
我就在传达室，给湖北美术出版社打电话咨询，得知该社正在出售《景苏园帖》，立即预订一套，下午去取。遵照国正先生嘱咐，即”驰函”报告。国正先生心情急切，收到回信后，立即来信：
国正先生遒劲有力的硬笔书法力透纸背，不仅展示了先生“尊苏术”“爱苏书”的情怀，而且一句“千万航空挂号”的嘱咐，淋漓尽致展现了著名书法家爱字之心，生怕宝贝得而复失。如今习惯了“快递”生活的年轻人，真是难以理解那个年代“航空挂号”是多么重要而且快速的传递方式啊！
国正先生收到《景苏园帖》“大喜”之情，跃然纸上。
不久，我又收到先生的大作《<景苏园帖>及其他》。
《景苏园帖》及其他
前年曾到黄州，得觉东坡赤壁遗迹。颇怪江山平远，所谓“乱石崩云，惊涛裂岸”者竟不可得。据说江流已经北移，不在当年东坡泛舟的位置了。面对滔滔不息的江水，不免有古今之慨。
但《景苏园》的苏书石刻虽然已历百年，几经沧桑，却仍完好无损。我漫步园中，看着一方一方的石刻，如接苏公于千载之上 ，那高唱“大江东去”的豪气，那与水月共适的逸气，如在目前。当时就想，如果能弄到一套拓片就好了。但为了保存文物，拓，已不允许，只是想想而已。
不料今年传来佳音，说是湖北美术出版社已将《景苏园帖》影印出版。急托好友购买，航空寄来，如今摆在我案头的，印制十分精致的厚厚的两大本就是。
苏书所谓”刚健含婀娜”者，书艺是极高的。但我于书法，，并不是罢黜百家，独尊苏术。我的爱苏书，另有原因在。古代的书家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然以书法见称；另一类是不但书品高，文品、人品也高。苏轼属于后者。我偏爱后者，因为于书法之外，可以揣摩其文，可以想见其为人，有无穷的韵味。
这《景苏园帖》中，我最爱的是《定惠院月夜偶出》两首诗的草稿。用石刻本同我旧藏的墨迹影印本比较，影印本要精彩得多，回想在故宫曾见到的墨迹真本又比影印本精彩得多，石刻仅存形似而已。这个草稿，不写诗题也不写姓名，改动很多，而且少最后两句。“盖当时月夜徘徊，至此稍停歇而成，后遂未登录”。翁方纲的猜想可能是确实的。就书法论，是不经意之笔，不衫不履，妙处天成，可追颜鲁公的《争座位帖》和《祭侄帖》。就诗论，两诗是苏公的佳作，改动之处可供玩味探索。如诗中有“忆昔扁舟溯巴峡”一句，看草稿得知，初稿是“十五年前真一梦”，勾去，改成如上的句子，而且“扁舟”作“还乡”。据此，可以断定，所谓“扁舟溯峡”，指的是治平三年苏公护父丧归蜀过黄州。
我喜爱这类手迹，见到的却很少很少。大约这类手迹存留于天壤间的已是吉光片羽了。但，由此我想起了今年春天的一次好运气。
烟花三月下扬州。正是农历三月间，披一襟细雨，我到了扬州。且不表瘦西湖桃红柳绿，也不表扬州包子味美价廉，单表游史公祠的情景。陈列室摆着许多今人的书画，都只平平，独有一副史阁部手书的楹联墨迹吸引了我。那是几百年前故物。那字，是龙飞凤舞的狂草，带有明人特殊的风采，书格很高，当在祝允明、王觉斯之上。那联语更是非比寻常，道是“涧雪压多松偃蹇，崖石滴久石玲珑”，包含着耐人寻味的生活辩证法。史公之所以能够大义凛然，临危不惧，我想同参透这哲理是大有关系的。梅花岭上的梅花已经开过了，这两句联语比梅花还要謦香百倍。
我用笔记本把这联语抄了下来，一边抄一边想，如果能得到一个影印本就好了。可惜至今佳音杳然。但《景苏园帖》的如愿以偿，增加了我的希望。影印出版消息的到来——自然是以楹联的原式精印，印章是红色的——也许就在明天早晨吧。喂，老伴儿，明天早点叫醒我。
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国旅游报》八月五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