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之辩

儒法之辩

 

总有些人吃错了药，总在讨论法家对还是儒家对。难道不可以两家都不对吗？反了儒，对一些人来说就如丧考妣，一定要用法家垫底。

无论是法家还是儒家，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思潮不沾边。儒法两家都是围绕“王”展开的。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思潮是以商为基础的“契约”展开的，“商”要求不违反“契约”，否则对于“商业行为”风险太大，“平等”来源于“契约”。

李世民，杀兄娶嫂、叛君逼父，有什么仁义呀！但是儒家的千古明君。

儒家把普通人逼成伪君子、顺民，甚至是帮凶，堕血性。

法家在还有一丝希望，儒家在只剩下绝望了。

• 儒家之恶是坑整个社会或者民族。
• 法家之恶是坑社会上层。
• 通过改朝换代可以换社会上层，表现为社会起伏。
• 但儒家的社会之恶没有办法，表现为整体下降趋势。

 

崇儒者经常用家庭生活来论证儒家正确，然后扩展到社会。这是典型的外延式论证，是存在极大风险的。实际是只是在社会或国家范畴讨论法家和儒家，扩大到家庭本来就错误。因为国家不是家庭的简单叠加，家庭内处理问题的方式不一定也适于国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能超出边界，不过我们经常会这样。

 

法家

所谓“法”，就是由统治者制定统一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等。按照韩非的说法，法是由官方来制定。法律、法令是讲赏罚，其实施的办法由政府公布，并要让民众知道，即“必于民心”。对遵守法令的就要奖赏，违反法令的就要惩罚。

对于从秦朝以来的帝制，是统治者通过暴力强加给“民”的一种管理制度。有公开性但无公正性。法家强调君主专权，通过“法”易于导致暴政、酷政。

法家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根据人皆自私的原理，反对用仁义说教来治国，而主张用严刑重罚来治国。法家为“恶法”披上了“人性自私”的华丽外衣。

法家主张“术”来监控“民”，主张“势”来威慑“敌人”。

法家这套方法与现在的一些私企管理几乎一样。

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

法家根本就是鼓吹“利用人性弱点”来帮助皇帝治理他的“国家”，手段是“法”。

法家这种观点不是天朝独有的，1532年出版的意大利政治家、思想家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创作的政治学著作《君主论》就明确表达了法家类似的观点。

全书讨论了“君主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的问题。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索，作者摒弃了中世纪宗教教条式的推理方法，从历史的经验角度出发，以“人性本恶”的基本假设为依据，认为国家的产生是出于人性本身的需要，并不是上帝的意志，从而否认了君权神授。他大胆地将政治与伦理道德分离，认为政治的基础不再是伦理道德，而应由权力取而代之。全书共26章，前11章论述了君主国应该怎样进行统治和维持下去，强调有势力保护国家容易、反之则难，君主应靠残暴和讹诈取胜；12—14章阐明军队是一切国家的主要基础，君主要拥有自己的军队，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是君主惟一的专业。后12章是全书的重点，全面论证马基亚维利的术治理论。

《君主论》将君王的政治行为和伦理行为截然分开，直言不讳地否定一般公认的道德。它认为，人们必须承认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是运用法律，一种是运用武力。前种方法是人类特有的理性行为，而后者则是兽性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现实面前，前者常常使人力不从心，迫使人们必须诉诸后者。这就要求君王必须懂得如何善于运用野兽的行为进行斗争，做君王的如果总是善良，就肯定会灭亡，他必须狡猾如狐狸，凶猛如狮子。狮子不能防御陷阱，狐狸不能抗拒豺狼，所以，君主做狐狸是要发现陷阱，做狮子是要吓走豺狼。

《君主论》主张一个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事业或统治目的，不要怕留下恶名，应该大刀阔斧，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那些非用暴力解决不了的事，不必要守信义，伦理道德可以抛弃不管，因为目的高于手段。在守信义有好处时，君王应当守信义。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时，或者原来自己守信义的理由不复存在的时候，任何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对不能，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它还告诉君王：“必须学会将这种品格掩饰好。”必须习惯于混充善者，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君主论》成了历代君主和统治者的案头书，马基亚维利在《君主论》里所阐述的君主统治和政治权术的理论，即“马基亚维利主义”，也成了后世一切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的治国原则。

 

儒家

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圣（信）、恕、忠、孝、悌。

仁：仁爱。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是孔子思想的原发点，是儒家思想核心之核心。

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义（谊）者，人所宜也。义有君子义与小人义，君子义大我，小人义小我。大我，为大众、为社会也；小我，撮伙偏党也，今所谓‘哥们义气’是也。

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

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

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  。

忠：忠于领导。

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

悌：指对兄长的敬爱之情。孔子非常重视悌的品德，其弟子有若根据他的思想，把悌与孝并称，视之"为仁之本"。

 

儒家思想对谁有作用？

对皇帝肯定无效，也不适应。看看历史，为了皇位杀父、杀兄、杀弟、杀朋友、杀朋友的妻儿比比皆是。

对帝制下的当官的有用途吗？尔虞我诈、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也比比皆是。

或者说皇帝和他统治下的官员办事的时候都不会考虑儒家的观点，更简单说在大利益面前，儒家思想早就抛到脑后了。

对于小民而言，没有太大利益冲突时，打着儒家旗帜标榜一下自己道德高尚。一旦利益足够，立即撕下道德面具。但是每个人对利益大小评价标准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机会撕下道德面具，就成了“圣人”。

大人物涉及利益就大，撕下道德面具的几率越大。为了维持道德面具，就会采取一系列的“神操作”来伪装自己，给社会带来又一系列的伤害。

 

用儒家思想管理社会对什么人有益？对不遵守儒家思想的人有利。这个世界上谁都不是傻子，时间一长，谁都明白。大家表面上嘴头上天天讲别人“道德呀，道德”，背后“男盗女娼”（鲁迅说的）。所以，胡适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崇拜儒家人士经常误解反儒观点中的“不讲道德”解读为“没有道德”或者“不要道德”。“不讲道德”是不用“道德”来衡量一个人或者一件事。

 

西方有没有大讲特讲“道德”的时代？有！！！

中世纪伦理思想是在封建专制主义和教会神学统治下发展的。它的基本任务是解释和论证圣经的道德观念和伦理原则，注重个人对上帝的关系和灵魂拯救。极端强化了禁欲主义，形成了适应封建领主和教阶统治需要的神学伦理思想体系。这种神学伦理思想把道德的起源和本质归结为上帝的意志和人类的“原罪”，宣扬爱上帝和“爱人如己”，认为上帝是美德的体现和最高价值标准，并通过各种形式强制推行禁欲主义生活方式。中世纪最著名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集中世纪基督教伦理思想之大成。他把幸福归结为对上帝的爱和追求，并系统论证了“基督教七德”,即: 审慎、正义、节制、刚毅、信仰、希望和爱，在“七德”中，爱上帝是最高的德性和道德规范。中世纪的“乱”就大讲特讲“道德”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