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门奇石
职业: 外科医生 业余爱好: 旅游, 文学, 京剧, 工作之余喜欢写些怀旧散文, 随笔
? 老牛是我的同事，我们共事时间不长，可认识的时间却将近二十年之久。老牛是八十年代初落实政策安排到我们医院的，因为他是个右派。我与老牛相识在六五年，那天晚上我值夜班，大约将近九点钟光景吧，来了一男一女，抱着一个小孩，那小孩子估计一岁左右吧，抽搐不止。这一男一女应该是夫妻吧，可看上去男的快四十了，头发蓬松，胡子拉腮，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那女的估计二十不到，长得倒还秀气。我开始问病史，那男的在陈述病史时用了很多医学术语，令我很惊讶。通过病史和体检，我诊断小孩得的是佝偻病，由于缺钙引起抽搐，我就对那个男的说了，不想他回答我：“你又没有化验血钙，怎么知道是缺钙引起的抽搐？”这倒是我始料未及的，因为当时农村医院的条件那么简陋，根本不可能进一步作实验室诊断，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告诉他，并把我的治疗方案跟他解释了一下，他似信非信。我那时也是年少气盛，见他那种阴阳怪气的样子就说：“那你们把小孩子转到人民医院去吧。”这时那女的对我说：“你不要听他的，这么晚了，要去人民医院也得等到天亮后。”当夜我尽我所能把小孩的抽搐止住了，第二天早晨他们带小孩去了人民医院。大约隔了个把月后，我收到一张明信片，信的开头就向我表示感谢，并且为那天晚上对我的不信任表示歉意。原来这信是那天晚上来看病的小孩父亲写来的，于是我知道了他姓牛。这信语句很通顺，字也写得漂亮，很难相信是出自一个普通农民之手。
我与他第二次见面是在给他作男绝育手术的时候。六十年代中期，政府号召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实行计划生育，无论从手术的大小和损伤的程度来说，男绝育手术应是首选的，但乡下农民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男人作了手术，以后挑担等重活就干不动了；而女人们也心甘情愿地担负起了这一义务。所以老牛来作绝育手术（当时他所在的大队就他一个男的来作绝育手术的）很令我肃然起敬，虽说我从医生的角度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和老牛第三次见面是在他妻子住院的时候，他每天晚上老晚赶到医院来，第二天一早又赶回去出工。住院期间，他老婆介绍了他的情况，原来老牛是上海人，五七年在青岛医学院上二年级，不知发表了些什么言论后被划上了右派。劳教一年后，通过上海的亲戚关系，辗转来到我当时所在的xx公社xx大队务农。他老婆告诉我，自己因为年轻不谙事，上了媒人的当，嫁给了右派，年纪又比她大了一大截；开始还当他是大学生，总有出头的日子，现在看来是无望的了，生活困难些也不去说了，队里的人家都苦得很；最难忍受的是宅基上人那睥睨的目光，老牛又是一天到晚不吭声，跟他说说就对她说：“给你说了你又不懂”。老牛确实很木讷，在我的想象中，“右派”都是比较能说会道、伶牙俐齿的，我高中里教我数学的那位老师就是一个右派，只看见他两片嘴唇皮不断地翻滚，话就从他嘴里滔滔不绝地流淌出来。就这样，我和老牛算是熟悉了，他对我的医术也很信任，家中不管什么人有个头疼脑热的就叫我看。有一次，他老母亲病了，叫我出诊。我和他步行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他家，看了他家才知道什么叫穷，老牛家三间茅草屋，那墙是用泥垒起来的，屋顶上薄薄的一层茅草已经发灰白色，我很怀疑下雨时会不会漏雨。屋旁边用土垒了半人高的墙，里面养着两头瘦骨嶙峋的猪，我真为那两头猪先生抱怨，投生在这样的人家，吃也吃不好，还要日晒夜露经风雨见世面，屋内更不用说了，真可谓家徒四壁。看完病，他还要留我吃饭，我一看那架势，随便怎样也不愿留下来，他看我很坚决，就赶忙烧了四个鸡蛋，放了不少糖，这四个鸡蛋吃得我真正倒足胃口，但出于对他盛情的礼貌，嘴上只好不住的说：“好吃好吃”；而老牛听我夸奖说好吃，赶忙又去拿了三个蛋要继续烧给我吃，这可把我吓坏了，我忙不迭一边摇头，一边挥手说再见，说话间脚早已跨出了大门。
到过老牛家里后，我才明白，上次他老婆住医院时为什么一定要叫我在申请贷款的证明上多写些（老牛所在那个大队算是全公社最穷的大队了，家中有人生病后，凭医院的证明到信用社贷款。因为穷，所以住院时叫医生除医药费外，多写上十元、二十元，以作其他用途）。
老牛所在的大队离镇上很远，由于大队穷，一直没有保健员（即后来的赤脚医生），到医院来请医生出诊就多了。有一次我到大队书记家出诊，顺便向他建议大队培养一名保健员，并且推荐了老牛，原因是他毕竟读过两年医学院。大队书记想了一想说，保健员是要培养一个，老牛可不行，他是右派，怎么能让他给贫下中农看病，出了问题怎么办？隔不多时，他们大队送来了一个十六岁的小青年，连小学也没有毕业，叫我们培养了回去当大队保健员，弄得我们十分尴尬。转眼就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老牛因为平日不声不响，也没和人结下怨，所以批斗牛鬼蛇神时给他躲过去了。那年春季灭螺，每个大队要一名资料员，排来排去，整个大队没有人文化水平比老牛再高，于是老牛就顺理成章的当上了资料员。灭螺结束，资料汇总时，就数老牛的台账做得最清楚，为此医院里把他借用了一个月搞资料。老牛很认真，一清早就到了医院，别人下班他还在那儿不停地抄呀，写的。老牛做这事是没有工资的，大队给他记工分，那时他们大队一工（十分）在年终分红时才一角三分钱。老牛借用到医院的时候正是老人家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年月，医院里也到处挖洞，挖深以后，大家都不愿下去继续挖，老牛就自告奋勇地下去，有一次洞口塌了，险些让他遭了灭顶之灾。
老牛与他妻子关系处得不好，他老婆长得很小巧，一双俏眼，本来就比老牛小了十来岁，再加长相年轻，差距就更大，可惜不识字，歪歪扭扭只能写个自己的名字。当初听说是嫁个大学生，颇为高兴了一阵，以后才知道是个右派，她从一个贫农的女儿一下变成了右派的老婆感到很亏，心中的怨恨就可想而知了，加上老牛又不会甜言蜜语的哄她，所以她老婆常在人前说些对他不满的话。两人经常发生争吵，就连那次他老婆住院期间两人还大吵了一场，他老婆甚至提出离婚，经过大家劝阻才罢。
八十年代初，老牛的右派问题终于被平反，他被安排到我们医院工作，按他的主观愿望还想当医生，当时主管医院业务的我感到他已快到知天命的年纪了，虽然读过两年医学院，可只是读的一些基础课程，况且隔了这么二十多年，还能留下多少印象！所以好容易才勉强说服他不去做临床，而把他安排到了防保组，为此他对我还挺有意见，说我瞧不起他。老牛到防保组后，工作很卖力，与同事们关系处的不错；但脾气拗得很，他认定的事即使错了也很难说服他改过来，这也许是他二十多年来的“右派”生涯造成的，大家也理解他，不太与他计较。老牛到医院工作后，医院为了照顾他，就让他老婆到医院里做临时工，经济状况大为改观，我们都以为夫妻间原来的隔阂应该消除了，但不知怎么回事，在老牛落实政策后不久两人终于离了婚。当时医院内有些人说老牛做“陈世美”了，不过我不信，因为老牛未再成家，也无相好。他老婆不久就嫁了人，据说生活倒过得和和美美的。
大约是在八六年吧，那时我已经调到别的医院工作，有一天原来医院的老同事到我工作的医院来看我，讲起老牛，我才知道，老牛不久前为儿子（老牛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的名字很有意思，大的叫右农，小的名右村，他说是为了纪念他做了右派当了农民，离婚时双方各带一个）办理农转非户口时在去市公安局的路上出车祸被撞死了。听了这消息，着实令我伤感了一阵，老天爷对他也实在太不公平了。说实在的，老牛确实是个好人，待人十分诚恳，就是脾气古怪些。记得有一次到他大队出诊，他看我穿的浅筒套鞋里都是泥，就自告奋勇一定要让他上海的亲戚给我买双半筒套鞋。六、七十年代物资匮乏，不用说半筒，就连浅筒也买不到。我十分感谢他的好意，也没往心里去。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吧，老牛给我送来了一双半筒套鞋，还一定不肯收钱，他那情况我当然无论如何把钱还给了他。老牛借到医院搞资料的时候，正风行佩戴毛主席像章，有一天他悄悄地给了我一枚毛主席像章，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大家都向他要，他当时也没说什么，过了不久，也不知他托了多少亲戚，弄来了十多枚像章，送给了我们医院的人，可他自己一枚也没留下。
老牛比我大了几岁，算起来他读大学时我刚进高中。他要是不当“右派”，顺顺当当的从医学院毕业，也许就是某个学科的医学专家了，至少也应该是个主任什么的吧！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
毛和他的党恨知识分子也或许是因为共产党的起家经验害怕知识分子，所以中国有知识的人在毛和毛党的政权建立以后注定要受罪
毛暴政下最黑暗的一页。
每年12.25下半夜等在韶山的人群里，不会有哪怕一个前右派或他们的子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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