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回陶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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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是我最喜欢的一节。
1.1.10 主教走访不为人知的哲人
G先生也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觉得他就是我所要寻找的人，所要学习的人。就像当初认识鲍勃马利和切格瓦拉一样，让我兴奋无比。让我有“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感觉。
从看到这一段起，我就开始对这本书，这段历史产生了兴趣。开始翻阅资料，网上的信息去寻找法国大革命，国民公会，G先生，希望能找到生活中的原型人物。从前在历史课上读到的雅各宾派，吉伦特派，罗伯斯庇尔，路易十六，这些个名字重新又回到我的脑子。当初及其模糊的记忆，又重新被梳理。正与反，对与错，左和右，再一次被比较分析。历史是无聊的，人性是永恒的。我们所应该追求的东西，在死前最后应该感悟到思想，甚至是活在当下的意义，这些都是什么？我那一刻就觉得应该也必须要好好思考。
另外我看到G先生同卞福汝主教的对话，解决了我对宗教信仰的问题。明白了“信仰”和“宗教”的区别。一个人必须有信仰，这是一个人活在世上的行为准则。但是需要把信仰和宗教联系起来吗？这是不必要的。甚至有很多的时候一个宗教反而会妨碍了一个人的信仰，让他无法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行事。
这一节第一句话：“我们在前面几页提到过一封信，在那信上所载日期过后不久的一个时期里.....”不知道雨果所指的这封信是哪一封信？是巴狄斯汀写给子爵夫人的吗？
雨果对于国民公会和大革命的态度也是有些模糊的。很多时候一个人在做判断的时候最困难的就在于他做判断的时机是怎样的。如果做评判的人完全脱离于事件的本身，也许他会有时间更加全面的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去掌握更多的信息，去阅读其他人的更广泛的意见，然后从容的做出分析给出自己的评判。但是这样的评判就是最准确的吗？是不是更会受到其他舆论的影响呢？最终做出的评判是自己内心真实的反应吗？从某个角度，我更愿意相信一个参与者内心最直接的感受。雨果对于国民公会的态度就体现在主教与G先生你来我往的谈话中。好像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一段辩论。
“这些全是鹅群诋毁雄鹰的妄谈。”
雨果在开始的一段话描述了当时的迪涅百姓对于G先生的评论，也是当时代法国人对于所有国民公会的态度。在老百姓的眼里，G先生和国民公会的人都是一些痴心妄想，大逆不道的人。他们胆敢表决国王的死刑？！简直就是弑君一样。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态度。对于长久的遭受压迫和受人统治的人群会自动默认自己的阶级与社会地位。他们相信一个人与生俱来就应该从属于某一个阶级，而且也习惯了这样的分阶级的生活。只要自己在本阶级里面混的比别的同一阶级的人好就满足了。从来没有想过要打烂这样的阶级。更有甚者，还会维护社会上的这种分阶级的制度，替压迫自己的人去辩护，以期待得到高阶级的人对自己的另眼看待，来换取自己在本阶级的特殊地位。这些人从不知道什么是人生来平等，也不知道何为博爱。例如昆汀的电影《解救的姜戈》里面的那个黑人管家。鲁迅先生在作品中有过很多这样的描写。例如《药》里面的红眼睛阿义，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和康大叔。他们就和雨果笔下的迪涅的百姓一样，不明白革命党和国民公会到底是为了谁，为了什么去“造反”“革命”“去投票表决路易的死刑”？当革命成功了，他们是懵懂的一群人，瞪着眼睛看着游行的队伍，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载歌载舞。如果革命失败了，他们是愤怒的一群人，会朝着革命者的脸上吐口水。所以说在任何一个国家，革命者都会是悲哀的，他们来自底层的撕心裂腹的咆哮并不会为世间大众理解。革命成功了，还要花大力气解释为什么要革命，还要提防来自革命者内部的别有用心的人。要是革命失败了，就只有任凭别人去写吧。
G先生在主教的心中是一个有罪之人。这里的罪是罪恶的罪，是罪犯的罪，并不是基督教徒嘴里说的人与生俱来的原罪。主教对于G先生有一种很矛盾的心理，让主教在是不是需要拜访G先生这个问题上很犹豫。因为主教知道G先生是一个恶人，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劝说G先生回心转意是徒劳的，只会增加口舌上的麻烦。不知道主教心中是不是会觉得G先生本就应该下地狱。不过另一方面，作为基督徒主教也在内心告诫自己应该去见他，去做一番努力。可是世间的人谁会真的甘心情愿的去做一些徒劳无功的事呢？这就是主教的犹豫之处。不过这都是主教自己一厢情愿的犹豫，G先生并没有期待他的来访，也没有对他有过多的猜测。而G先生却是一直存在于主教的心中。在主教心中也许国民公会本身就是一种全民的公敌，他们没有信仰，他们靠着暴力来推翻一种制度进而改变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不尊重任何原有的势力，像烈火一样可以烧融一切。这是主教心里感到恐惧与厌恶的东西。他不恐惧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他愿意与之辩论，就如同前文提到的那位唯物主义的元老一样。主教大人并不畏惧这样的人物，相反主教心里还很鄙视这样的人。因为他已看到了这些人虚伪做作的一面，看到他们脆弱的一面，虽然主教没办法说服他们改变信仰，但是主教也不会把这当作自己的一种失败。主教也不怕暴力的人，例如前面提到的大盗克拉华特。在人性的暴力面前主教面无惧色。归根结底是因为他知道对方要的是什么。他并不惧怕是因为他本身没有强盗所要的东西，就像是陈平在强盗面前“解衣刺水”一样。
卞福汝主教是“厌恶”G先生的，因为他猜不到G先生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事。如同两个打牌的人，相互猜测对方的底牌。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够坦然以对。可惜G先生在主教的心中就如同一尊石佛一般猜不透。他多么想像其他迪涅的老百姓一样简单的把G先生归类为恶人，一个类似弑君的人。可是主教心里又没办法说服自己，他知道不能用简单的善恶来判断G先生，他更不相信迪涅的百姓是明白事理的一方。没办法，尽管主教是那样的爱自己的信徒，爱自己的百姓，但他只是像一个牧羊人爱自己的山羊一样，他可以照顾它们，喂食它们，却从未想过它们会有和他一样的思想。爱与信任本就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从前有一位朋友就和我讲过这样一种判断事物的标准：只要是老百姓认为是对的，那就一定是错的。虽然是偏激了，但是确实是有适用的地方。
主教一定会去看G先生的，而选在G先生病入膏肓不久人世的时候就最恰当不过了。因为他知道这是G先生最脆弱的时刻了，而他来看望一个将死的人，别人也不会对他的动机有其他的疑问。而他也无法错过这样的一次见面，否则他会遗憾终生，心里那种交手的欲望就如同一个苦练十年的剑客一样。我这样讲并不是要诋毁主教，相反我对他仍然充满敬意。他已经是那个时代里个人品行达到极致的人。他对于人生的领悟已经远远超过别人，他只是缺乏一些对于未来的估计与判断。不过这也不是他的过错，所有的宗教信仰不都是这样的的吗？一个信徒，忠诚的信徒所能预见的不外乎自己死后的世界，天堂或是地狱，极乐世界或是万劫不复，别无他路。这也是宗教的局限性。
主教选择那一个时刻去见G先生，因为他不想失去最后的机会去见一个“故人”。虽然他从未与这位“故人”见过面，但在他的内心早已经反复多次的推演了他们之间的交流。也可以说主教这次的拜访是命里注定要做的事情。很多时候自己内心指引的方向与外在的利益是相互矛盾的，于是就会在心里反复的琢磨，拿起放下再拿起。总想找一个理由来说服自己，最后终于到了临界点，这时候才发现这是命里注定要做的事，从前的考量与犹豫都是不必要的。
路易十六应不应该死？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在表决路易十六死刑之前曾说过一句名言：路易必须死，共和国必须生。这很像是明英宗在犹豫是否杀于谦的时候，徐有贞的进言：不杀于谦，此举（夺门）无名。我们现在知道于谦是被陷害的，因为在于谦背后的是病榻上奄奄一息的明代宗。我也很好理解为什么徐有贞要陷害于谦。但是处决路易十六并不是一样的情形，他的背后是合法的王权，而且他也无力再阻止革命的发生。那么路易的生与死只是共和与宪政的纠结。最终激进的革命派占取了多数，共和取代了宪政，于是路易上了断头台。从此革命抛弃了理性的束缚，露出野性狰狞的面孔，砸烂了一切，也包括他们自己。路易十六死掉的一年后，大革命之子罗伯斯庇尔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主教对G先生的憎恶源于对暴力革命的厌恶。他看到了太多的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罪恶，于是终于迁怒革命的本身。包括表决赦免路易死刑的革命温和派的代表G先生。如果面对的是革命激进派，主教也许不会这样的犹豫，甚至根本就不会去看望他。但是G先生代表的是革命的理性的一面，面对这样的人就必须仔细的考虑，无法轻易的否定。
两个人开始并不相互了解，只是通过彼此的身份来惯性的猜测对方。
一个行将物化的人。“行将物化”这个词用的太好了。一个人的死亡，一个生命的消失，就是从精神到物质的转变。那么生命的诞生也就是反过来的从物质到精神的转变。
对于死亡的描写，雨果的这一段算是最安详的了。没有恐惧也没有挣扎，G先生做出了很好的展示。先是内心感觉到死神的降临，于是坐在室外，眺望着远处的夕阳。心里也有一些期盼，期盼能再一次看到黎明，不过十有八九不可能了。转而又想自己可以“披星戴月”的离去不也是很美妙的事情吗？看着转身去睡觉的牧童，没有永别的感慨，反而觉得“长眠”与“入睡”也是一种相依相伴。
面对如此从容不迫的死亡，主教内心却有些失望。也许他看到太多了临死之人，他们会拉住主教的手，会感激主教的陪伴，会主动的把自己最后的时间交给主教。而主教也会很高兴的给他们以最后的安慰，从而自己内心得到满足。这也就是所有宗教活动的最高形式。不论是和尚念经还是牧师祷告。而G先生这样的情况主教是第一次遇到，面对G先生的从容，主教忍不住都要提醒他：喂，你不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吗？你不想知道死后去哪里吗？你不想忏悔你的过错吗？你真的不害怕吗？雨果在这里细致的描述了主教的心理状态，因为在他的心中卞福汝主教依然是伟大的人，这些矛盾的心理“只不过是宽大的胸怀中所包含的细微的东西”，没有人是完美的，人不会无时无刻的完美，不管你是主教还是主席。
“知识与良知”
暴君是人类愚昧的产物。王权是伪造的权利。不仅仅是王权，这个世界上一切自以为是的权力都是伪造的。只有知识才是真正的权力与力量。有了知识可以认知世界的不同，并驱赶走愚昧的权力。而良知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知识的火种。主教不喜欢这样的说法，因为在G先生的眼中王权与教权同样都是伪造的权力。人民可以推翻王权，有朝一日也会摆脱教权的束缚。
“革命者的局限性”
G先生对九三大革命有遗憾。即便在实际社会中摧毁了旧的制度，却没能在思想领域建立新的制度。于是大革命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恶势力暴力推翻另一个恶势力的循环。而最终也被另外的势力给推翻掉了。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大革命，因为它告诉人民雷霆的一击是可以驱散阴霾的。
“应该哭谁多一些？”
主教因路易十七的死来责问革命的残忍，而G先生没有做正面的回答，反而提出另一位人民起义领袖的弟弟的死亡来责问王权的残忍。实际上是在说明双方都有恶的一面。但是G先生最后的一句：“这天平如果倾斜，也应该偏向平民一面吧。平民受苦的年代比较长些。”这是一个革命者在进退取舍之间的主观选择，不是某一个特例的判断，是把事情放在一个大的群体当中，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上来做出的判断。
“我是一条蛆”
主教承认那些在教会的荫蔽下享受腐烂生活的人和王权笼罩下的所谓的贵族一样，都是寄生虫。即便卞福汝主教本人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在制度下大多数的特权的人却都是这样的，因此主教的这句话不是反驳，而是替制度认罪。也是主教大人在自责。即便主教自己并没有那些奢侈的享受，但是他也不能让自己完全脱离腐败的教会，甚至不能更努力的去帮助教会改善自我。想独善其身的人也是可怜的无能的没有胆量的，因此主教承认自己也是一条蛆。
“无极中的那个我，便是上帝。”
这一句最具有悬疑，该如何理解呢？无极中的我就是主宰？无极中的良知就是主宰？虚无中的“有”就是主宰？万物皆空，空即万物？
人类应当怎样进步？是应该按照上帝的指引一步步的走到上帝的身边，不管其中有怎样的波折与苦难都要坚守本分，相信极乐世界与天堂？人类的最后进步就是极乐世界与世间的天堂。从懵懂无知的纯洁开始，直到被染上污渍，然后开始不断清洗自己的污渍，有时候污渍变得越来越大，有时候只能看到别人的污渍而忘记了自己的，有时候习惯了身上的污渍，认为这是身体与生俱来的一部分，有时候还要忍受其他满身污渍的人来指导自己如何清洗，直到一天再也分辨不出何为污渍何为纯洁。
“进步应当信仰上帝，善不能由背信宗教的人来体现，无神论者是人类恶劣的带路人。”
主教的这个观点并不奇怪，我想这也是他之所以信仰宗教的缘由，而且这样的话在主教的口中说来反而更加的让人信服。不是信服这句话的真实与否，而是相信主教的忠诚信仰。仔细想一想这句话也是有道理的，无神论者的定义也可以是无约束者，对自己有约束的人，不管这个约束是神仙还是良知，都会让人内心有恐惧，有恐惧才能真正约束自己的行为。
革命也是人类进步的一种方式，尽管它充满暴力上色彩。而且往往事过境迁之后，人们议论更多的也是它的暴力。但这是人类主动推动进步的一种方式。
“关于路易十六的事，我没有赞同。我不认为我有处死一个人的权利，但是我觉得我有消灭那种恶势力的义务。”
G先生的这句话诚实的反应了法国大革命中革命温和派的立场，他赞成有限制的使用暴力去推翻一种旧的恶的势力。而至于这种恶势力下的人物，不一定需要被消灭。针对路易十六的事。G先生参与了表决，就代表着路易已经完全垮台了，人民有了这个审判的权利，人民的利益和权力得到了伸张，为以后的道路指明了方向。在G看来这已经足够了。而宽恕路易十六既是G内心的良知，也是表达了一种对于暴力的厌恶与控制。这也是雨果的对于大革命的态度。
如果说教会的腐败是主教的痛，那么93年的革命就是G先生的痛。G先生的痛在于93革命没有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没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约束革命，以至于革命的暴力将革命引到了另外的方向，最终被人民自己抛弃。以至于在十几二十年后的今天，93革命成为人们指责的对象，这是G先生最为痛惜的地方。但是他还是忍不住的辩护，直到他生命之灯燃尽。
在G先生生命的最后一刻，主教已经放弃了他所有的成见。他希望能引领G先生的灵魂升入天堂，带他重新认识上帝。可是G先生拒绝了。在他简述的自己一生的经历里告诉主教，他是一个人，在一生中尽了一个人的本分，这就足够了，别无所求。他不恨别人，更愿意躲开别人的恨。同样他也不愿意接受主教的拯救。这一个结局对于主教的震动是巨大的。当后来的人们问起G先生的时候，主教只是用手指指着天上，也许他认为G先生已经去了天堂，或者他在重复G先生自己的结论：无极当中的我，就是上帝。
与G先生的会面还是给了主教很大的震动。他看到了革命的另外一面，对自己从前的判断做出了修正。他更加厌恶了社会上的权贵与教会中的蠹虫。而且对他们的批评也更加的激烈了。这一章节的最后一句，主教用来嘲讽贵妇的话语：幸而鄙视红帽子的人也还崇拜红发冠呢。反对革命的都是那些攀附权贵的人。
另：我在你博客里按文章分类没有找到《竹林下》的笔记啊，只看到“文艺的、过于文艺的……”这是出自芥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