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国民党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杀气腾腾的进攻解放区。想不到两年多就败下阵来，我们百万雄师过大江，简直就是摧枯拉朽。1949年5月，随上海战役、解放军进入上海，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农民进了城。对我们这些农村战士来说南下不是好差事，打下济南以后留在家乡执行任务的部队才是最令人羡慕的。山东兵还特别讨厌上海，各种传说都有，什么上海天天下雨，哪天阴天不下雨，在上海这就是好天了。我们还没出发心里就盘算着什么时候可以打背包转向新的战场。
1、我们被上海的繁华和奢靡所征服了吗？
有人说，我们这些土八路进了上海，被繁华和奢靡所征服。近年来香港有些刊物中有具体描写：“事实上，从北方农村（主要来自山东） 进了上海的共产党干部，无不被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和奢靡所征服”……。这些代表了相当一些人的看法。真如鲁迅所说“林黛玉不了解北京揀煤渣的老妈子”，作者不了解我们北方农民。土生土长的八路军苦惯了，苦就是生活，吃饱穿暖就心满意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大家对共产主义的向往，‘繁华和奢靡’不在我们的字典里！
土改运动，地主老财被斗的死去活来， ‘剥削享乐可耻’深入人心，有钱人的享乐生活是被战士们从心里鄙视的！看到上海人穿的花里胡哨，像乡下春节扭秧歌，根本接受不了，“穿的那样怎么干活？”更看不惯夏天穿短袖衫、长丝袜、烫头发、抹口红的妇女，还编了顺口溜嘲讽：“捞鱼的胳膊、过河的腿，绵羊尾巴、猴屁股嘴”，认为这是早晚要被批斗的剥削阶级生活方式。对跳舞厅、跑狗场、跑马厅之类，觉得更可恨，是挥霍劳动人民的血汗！
进驻上海之前，我们在丹阳听陈老总（陈毅）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说：“党的工作重心，要从农村转入城市；而城市是剥削阶级享乐的地方，最容易感染享乐思想。李自成、洪秀全就是这么失败的。二中全会特别强调要防止党内贪图享乐情绪的滋长。”陈老总列举了上海滩纸醉金迷的腐朽享乐生活之后说：“上海有七百万人口，而我们进入上海的同志与之相比是少之又少，可以说我们是处在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究竟是我们改造上海，还是被上海的资产阶级改造，同志们可要警惕！”
我们深怕沾染上资产阶级习气，被资产阶级改造， 一心要改造上海。于是，上海的‘逸园跑狗场’变成文化广场，‘跑马厅’变成人民广场，跳舞厅关了门。人们的穿着也变了，花里忽哨变成中山装和列宁装，当时有人形容说是‘兰色海洋’。软绵绵的流行歌曲也被激昂慷慨的革命歌曲、如《咱们工人有力量》《翻身道情》等所取代。繁华奢靡没了，毒品绝迹，乞丐小偷少，学雷锋的多，夏天可开门睡觉，真有点像抗日农村根据地……
可惜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同时，把资本主义发展生产中的一些精髓也反掉了。 ‘大锅饭' ,'铁饭碗’没有使城市发展国家繁荣。想搞‘大跃进'，却事与愿违；想用‘阶级斗争’发展生产，甚至发动‘文革‘，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从教训中醒悟过来。
2, 不想钱的土八路，一下子有了很多钱
1949年5月，我们部队的三个团，编入上海铁路局，我任指导员的连队成为上海铁路公安局的警卫连，我们身在上海，还是沿袭农村的生活待遇。当时的供给制标准很低，比上海市民明显不如。我们吃不起上海人早餐吃的大饼油条，一日三餐干饭熬白菜。上海人看来像喂猪，我们不觉得苦，倒感到大米比粗粮顺口。端午节没有粽子, 中秋节没有月饼, 夏天从不沾冷饮棒冰，因为没钱，饭馆里也看不到解放军的身影……, 我们的生活远不如现在来上海打工的农民。但上海市民对我们却不低看，而是尊敬加热情。上海人把我们和国民党官兵相比，觉得我们不欺压人，不贪不腐、不扰民，尤其刚进入上海的睡马路，市民大为感动。
有一次我到市里开会，在河南北路的武进路口乘无轨电车，因人多，我这解放军不便和老百姓挤，落在最后上车，售票员伸出手拍着车门说 “满了、满了” ，我正想等下部车, 不料电车前头有个小门拉开，里面的工作人员伸出手招呼我上车。我上了车赶紧掏钱买票，却被叫我上车的工作人员一口拒绝,“这是我们电车公司人乘的, 不卖票。因你是解放军，请你上来”。我愁眉苦脸的说“不买票违反纪律……”，他们一面安慰我一面跟我解释公司的规定。虽然只是几分钱，这种对解放军的诚挚关爱使我非常感动，上海市民和山东老乡一样从心里关心我们。
生活不如上海市民，我们认为是天经地义，没有怨言，因为我们到上海不是为了生活好，更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打败敌人、保乡保田，等待革命胜利以后回乡种田，老红军甘祖昌将军就实现了这个愿望。我们没有钱，根本不想钱，远离家乡父母提着脑袋参军过穷苦日子, 实在是不'合算’。然而不去想合算，合算却找到我们；不想钱，钱却像天上的馅饼，落到我们头上。1950年夏，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我本来每月只领2元津贴费，一下子变成70多元工资，多了几十倍。当时上海底层工人月收入只有20多元。
一下子拿了好几个月的工资，这辈子也没有得过这么多钱，我感觉自己成了大富翁。这么多钱怎么用的完？怎么花钱也要好好想一想，没钱没有洋相，有了钱不会花倒出了不少洋相。有的买了棉毛衫换下了部队发的土布衬衫，还扒开棉袄领子告诉人家又舒服又暖和，领口的丝带露出来被大家认真研究了一番, 发现是女式的。我第一次下馆子是吃的'阳春面'，因为常看到饭馆的招牌上'阳春面'一词，认为这面条一定很'上海'，想不到只是面条加点酱油汤, 上面漂着几粒葱花，还不如我们乡下的打卤面！我到布店给姥姥买布料做衣服，看中一匹黑布，店员介绍说是“四君子”哔叽，问我要量几尺，我根本没有尺寸的概念，告诉店员这一匹布我全要了。我也买过一些好东西，花30几块钱给自己买了一块英纳格手表，这块表跟了我二十多年，70年代女儿下乡带着去了兵团。长期供给制我们头脑里没有攒钱的概念，有点钱余下来就分给在其他部队还是供给制的几个好朋友。再后来，月饼、粽子都吃到了，夏天也有钱买根棒冰雪糕解暑，才感觉上海比农村好一些，渐渐明白革命胜利回乡种田的想法不现实，没结婚的开始娶老婆在上海安家定居下来，我也在此时和同在铁路公安部队的妻子结了婚。
3、我怎样从山东农民变成上海市民。
薪金制后，我们的经济水平和市民接近，但还不能说融入上海，因铁路公安局多是山东老乡，和上海人接触少，多年以后还不太懂上海话。我真正融入上海，是1953年后参加组建上海铁路卫生学校（现在同济医学院的前身）。这里没有山东老乡，南下干部也少，而以上海人居多。和这些人相处，听到从前听不到的话，学到不同的生活处事方式。
当时主持卫生学校组建工作的是副校长（没有正校长）李化民，留德的医学博士，前铁路医院副院长。我和他同坐一个办公室。他和我聊及留德的见闻时说： “那时德国人对希特勒，就像我们对毛主席，也很崇拜” 。听得我一惊！ “毛主席怎能和独裁魔王希特勒相提并论”？还有个同事的父亲当年和秋瑾一起在日本留学，说秋瑾在日本几乎不上课不学习，常常腰上插把刀子站在学校门口问人要捐款，很多同学都躲着她。原来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随后，我和另一位外国留学生接触，更开了眼界，那是陈良宇的父亲-陈更华先生。卫生学校需要理疗教员，因大学没理疗专业，找个理疗专家不那么容易。有老教授告诉我们一个叫李谋真（也就是陈良宇的母亲）的女士精于此道，理论实践都行，但是人家不愿意出来工作。学校决定让我去陈家做工作，务必把李女士'动员'来。去之前我已从档案等各方面知道陈更华是从美国归国的物理专家，会维修医院的X光机，当时X光机是医院的重要设备，会修的人很少，所以收入甚高，心里有所准备他家会比较豪华，但亲临其境时仍感惊奇！他住在上海繁华地段，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隔壁、福利公司楼上，门口有个头上裹着红布的印度人站岗（红头阿三的绰号就是他告诉我的：红头=头上裹红布，阿三=Yes Sir)，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外国人伺候中国人。他家还有冰箱和私人电话，那时别说家用电器，连抽水马桶53年也没有普及，家里有冰箱，文革前我看到的仅此一家，所以很吃惊。因为有朋友打过招呼，陈更华知道卫生学校有位解放军（我当时没办转业手续，仍穿军装）要来造访，可能因从未接触过解放军，他以惊奇的眼光看着我，但态度热情，说他对国民党军人反感，对解放军好感，并问我打上海的情况。我告诉他上海战役在市区没怎么打，自来水、电灯都未中断，而打济南，东关房子几乎全打塌，自来水电灯中断半个多月……他听的津津有味。我趁机告诉他，共产党对资本家反感，因其不劳而获，对在家里不工作当太太也不好感，你别让夫人在家当太太，到我们学校工作，收入可请几个保姆，何乐而不为？他听了进去，答应和妻子一起到学校来看看再说。他西服革履的洋气我不意外 ，却没想到他完全没有高级知识分子的矜持，没有令我讨厌的喜怒不形于色的城府，而是心直口快。配上一米八几的身材，显得有点粗犷，很对我的胃口，我们一个'土八路'，一个'洋包子', 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很快成为好朋友。特别是他毫无顾忌的告诉我美国的情况，使我大开眼界！那时我们以为美国富人很富，穷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认为煤矿工人没煤烧-因经济危机煤卖不掉，煤矿工人失业、没钱买煤烧……。可是陈更华告诉我完全不是这样，美国人根本不烧煤，而烧比煤好得多的电。他说的美国工人的生活远比我们好，工人上下班开自己的小桥车，无产阶级竟买得起桥车，我们多数资本家还买不起哩。指望美国工人阶级会在共产党领导下起来革命，简直做梦！
李谋真女士终于到卫生学校任理疗教师，而且反映不错。为了上下班方便，还一度搬到近郊的卫生学校家属宿舍和我成为邻居，这个邻居对我在上海的生活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我们夫妇上班都很忙，那时候保姆才6块钱一个月，很好找。我们头脑里灌输的都是保姆是劳动人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我们对保姆像待自己家人一样尊重，保姆对我们也真心实意，家扔给保姆一点也不用担心。但是给女儿找奶妈时就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要不是李谋真提醒差点出大事。她叫我们一定要先給保姆做梅毒检测。我已经从荐头店把保姆领回家了，化验报告出来梅毒试验阳性。没有李谋真，都不敢想像我女儿会受多少罪。
卫生学校和公安处的环境影响大不相同，公安处多是打打杀杀，卫生学校多是文化教育。在公安处和山东老乡相处我算个文化人自我感觉优越，而在卫生学校却成了没文化的大老粗，因这里的教职人员多是大学毕业，我这乡下毕业的小学生实在抬不起头，这使我有了强烈的学文化的念头。而且也有了学文化的条件，我考上了复旦哲学系和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函授。经过6年的努力，取得了大学本科文凭。
我的一生，有两个重要变化：当八路使我知道怎么做人, 做什么人；读大学使我知道知识的重要——知识和钱不同，人没钱感到焦急，而没知识反而以为知识没用，越有知识、越感到知识的重要。阴差阳错种种原因，我这个土八路有机会到了繁华的上海，还在一流大学读书学习。受学校环境的影响，我还自学了点英语，后来才能学会电脑、没有被网络世界淘汰。这不但改变了我后半生的轨迹，甚至也影响了后代。我的外孙女从牙牙学语时就缠着我讲历史故事，现在成了美国国家律师协会医药分会的VP，还保留着从小养成的嗜好，不同的是由讲历史故事变成讨论真正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