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205)
2018 (197)
2019 (155)
（原创：孙盛起）不允许批评的政权，最后都死了
央视曾经采访过一位伊拉克记者，具体的采访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那位记者的一句话却令我铭记至今：“不允许批评的政权，最后都死了。”
是的，东欧阵营、萨达姆、卡扎菲……
不过，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专制政权的死掉，是以大量批评者的死掉为代价的。
那位伊拉克记者的哥哥是一名大学教师，由于在讲课时说了几句对萨达姆政权不满的话而被秘密关押和处决。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对政府不满并大胆提出批评的，肯定是在生活中遭遇不公或者穷困潦倒的人，他们为了改变自身处境才被迫嘀咕和呐喊。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为自己争取利益。这样的逻辑，颇具本土特色，因此大行其道。
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那位伊拉克记者的家境非常殷实，他的父亲拥有一家大型超市，家中5个兄弟姐妹也个个学有所成，如果闭目塞听、闷头吃饭，那么无忧富足地生活一生是可以预期的。由此可见，他们的不满，和他们自身的境况无关，而是源于对社会腐朽的憎恨、对他人所遇不公的同情。他们不畏强权暴政，勇敢地发出批评的声音，是因为他们的心中有一盏正义的明灯，这盏明灯赋予他们勇气，照亮了充满荆棘但却是通往光明未来的路径。
反观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群，由于信息的闭塞、知识的匮乏，他们虽然是暴政的最大受害者，却反而对现状很容易满足，稍微得到一点儿小恩小惠就感恩戴德，即使偶有怨言，也大多是对自己发泄，怨自己生不逢时，怨自己能力不济，甚至怨自己不会钻营。
专制国家如此，民主国家也如此。在欧美国家，对政府发出尖锐批评的“麻烦制造者”，毫无例外都是衣食无忧的精英人士，他们根据自己的学识，认识到握有公权力的人和政府一旦出错或失控，将会对社会和他人造成非同一般的伤害，因此他们紧盯着政府，以敲打和给政府挑刺为己任，为的就是防止政府作出错误的决策。
这些“麻烦制造者”在任何国家都是少数，用我们熟悉的话说，是“一小撮”。
对待这“一小撮”的态度，彰显了专制与民主的大不同。
在民主国家里，这些人是必不可少的。虽然他们未必担任公职，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批评的话语而得到任何直接的利益，但是他们却自愿担负起了为政府、为社会纠错的责任。他们用自己犀利的目光，搜寻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和社会的不公，然后呐喊疾呼，督促和迫使政府做出改变。他们的存在，对政府的正常运作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他们是政府和官员的义务监督员，是政府和官员最为忌惮而又非常尊重的鞭策者。
而在专制国家里，这些人却是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并且令人不解的是，众多的普通民众，虽然深受强权的压制和压榨，竟然也会觉得这“一小撮”搅乱了他们的安宁，喊打之声不亚于专制政府。因此，专制国家里都是一片欢呼和赞美声，“杂音”是很难存在的，因为权力拥有者不允许它存在。
但是，消灭了批评的“杂音”，社会就安定了吗？政权就稳固了吗？
看看东欧、突尼斯、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
消灭了“一小撮”，但是消灭不了矛盾。批评的声音在压制下发生转化，转化成一种足以摧毁原有构架的力量。
于是，不允许批评的萨达姆政权死了，卡扎菲政权死了，阿萨德政权将要死了……
(发自我的文学城离线浏览器)
政权的死亡，与是否允许批评，一点关系也没有。
大多数国人被高房价和其它眼前的压力困在，根本没精力去关心更高级的民主与自由。
人到中年的摩羯 发表评论于 2018-06-12 13:06:56
“今日之中国，报馆有禁，出版有禁，立会演说又有禁，倡公理则目为邪说，开民智则诬为惑人。坐是种种，而中国国民之种子绝，即中国人求为国民之心死。故父以戒子，师以率徒，兄以诏弟，夫妇朋友之相期望，莫不曰安分、曰晦、曰柔顺、曰服从、曰做官、曰发财。” ——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