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31：1969年，5岁，第一次吃北京臭豆腐和玫瑰酱豆腐（那时候的城乡亲情）

故事30：1969年，5岁，第一次吃北京臭豆腐和玫瑰酱豆腐（那时候的城乡亲情）

 

1969年春节到来之际，爷爷要去北京，要去北京去看望他的婶儿（婶子、婶娘、叔母）。

爸爸用自行车把爷爷送到镇里的汽车站。

爷爷去了北京，我很失落。因为爷爷刚刚成系列地给我讲西游记，这一下就断了。在此以前，爷爷也给我讲孙悟空、孙猴儿，但是都是我更小时哄我，因为妈妈一个人在家下地干活还要照顾弟弟妹妹，管我比较少。讲过通天河里的鲤鱼精、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三打白骨精等。这次是从一开始孙猴儿从石头缝儿蹦出来开讲的。记得爷爷走以前，正讲到小白龙吃掉了唐僧骑的凡马、孙悟空用金箍棒搅动鹰愁涧的水，孙悟空在高老庄头抓住高才不让走，孙猴装成猪八戒媳妇、一抹脸变回猴脸，用“猴剔牙”功夫拿回猪八戒。爷爷讲的绘声绘色，逗得我嘎嘎大笑，肚皮都能笑疼。

我也曾对弟弟用猴剔牙功夫，用拇指和食指拧住他的耳朵、无名指和小拇指别在颏下松软处，弟弟大哭，妈妈大怒。。。。。

 

爷爷去北京，这可能是我第一次认真地记住北京这个地名，在此以前，只记得沈阳、秦皇岛、石家庄、哈尔滨、天津这些地名，都是因为有亲戚探亲回来。

天津、北京，注定是我一辈子结缘之处。

爷爷（祖父）出生于天津英租界，那时候太爷爷（曾祖父）在铁路上混口饭吃。太祖父是杨村（今天津武清区）车站第一人华人站长（也是海归），后来又到天津北站当差，再以后去了北京。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哪！我爷爷说，直皖战、直奉战、直鲁战，一打起来，天津必遭殃，车站必是必争之地，两军之间抢火车头，热闹得很。这时候爷爷一家（还有高祖父、太祖父）就要躲到租界核心区，一家人挤在惠中饭店或渤海大楼的一个房间，我爷爷这样的孩子就是两个沙发一对睡在里面。

爷爷很可怜，他的亲娘，在他4岁时就去世，他的娘、我的亲曾祖母是天津老八大家卞家的女儿。爷爷不止一次讲他母亲去世以后他的奶奶抱着四岁的他和一岁的他亲妹妹痛哭的情景。

我曾祖父算得上凤凰男？好像也不是，我高祖父清末时已经是唐山开滦煤矿赵各庄矿的矿司了，这矿司相当于现在的副矿长+总工程师吧，为此我专门请教过我那当过赵各庄矿总工、后来当开滦煤矿总工的高中同学。

太祖母这个孔雀女抛下太祖父一家走了，作为教徒，太祖父和一个燕大毕业生谈起了恋爱。就要谈婚论嫁的时候，一个北洋政府的x威上将军横插进来，非要把他那个柴火妞儿外甥女嫁给我太祖父。我太祖父一个做技术官僚的，哪惹得起北洋政府的警察总监、总稽查、警备司令之流的，只好娶了柴火妞。当然了，彼时的柴火妞，其长相和气质未必亚于当今的电影明星。

这个继太祖母在大户人家肯定不受待见，有时候她的那个舅父还带着马弁开着洋车来兴师问罪，那时候家里的洗衣服倒尿盆的老妈子就派上用场了。

这个继曾祖母，受了婆婆公公甚至丈夫的气，就把气撒在我爷爷和我爷爷的亲妹妹那里了。我爷爷和他妹妹一生坎坷甚至惨死都与这个少吃短见的继母有关。

我爷爷，几乎是和叔父婶娘一起长大的。

他的叔叔是陆军大学毕业的。这个堂太爷爷，是中国人在东北修的第一条铁路、从大虎山到通辽的铁路的总勘探师（当年他在勘探过程中做的一件善事，酿成我家在文革中的祸事，请见故事11，第一次吃喇叭花根，以后再讲），那年代，南满铁路是小日本控制的，北满铁路是老毛子控制的。张大帅还是有些民族气节，自己修了这么一条铁路。只是他那不争气的纨绔儿子，一上来就闹中东路事件，简直是自取其辱，害得我的曾祖父和我们家长工的儿子（高祖父的干儿子）、两航起义领导人之一的王新章陪着莫德惠（国民政府播迁反共复兴基地台湾时的“考试院长”）到莫斯科艰苦谈判。王新章倒是混回来一个苏联（“白俄”）老婆，哈哈。我爷爷的英语就是和这个白俄夫人学的。

我的堂曾祖父也是北京市第一份现代地图的测绘人，家里面的那份我见过，据说北京某个博物馆里面也有一份在展览着。

我爷爷的婶娘和姑姑都是天津直隶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和邓颖超是一个班的。邓颖超祖籍河南光山、实际上是南宁生人，而我爷爷的婶娘是天津生人、但是祖籍却是河南沁阳人。所以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攀成了老乡，她给这个投靠自己在天津经商的同父异母的兄长们而不得接济、只得靠自己母亲行医艰辛度日的当年邓妈妈帮助不少（这些都是堂太祖母在1983～1989年告诉我的）。

这个我的堂太祖母，是虔诚的基督徒，人心天性善良，我爷爷自亲娘去世以后，就是她照顾长大的。老太爷、老太太（我爷爷的祖父母）除了疼孙子之外，好像不负责教育什么的。当然了，这个堂太祖母有专业，当小学教师，月工资有70元，虽然我太祖父、堂太祖父每个人的月工资有700元之多，但是某一边军阀下野了，他们几个月没有工作也是可能的。在哪年月，70元可以让一家人过得下去，毕竟李大钊的工资是230～280元，毛泽东的工资是7～17元，一般天津的警察工资是8元，一般天津工人工资是3元/月。而那时候一元钱，可以买两袋进口的洋白面（40斤一袋），可以买二百斤棒子面。

我爷爷的一生，本应该是从小学、中学（北京汇文中学）、燕京大学、找份技术工作，沿这条路走下去的，可是日本侵华打断了这条路。随国民政府南撤到武汉的曾祖父死于武汉，而我爷爷的亲妹妹一家三口惨死于北京。

曾祖父的灵柩是通过意大利红十字会运回北京的，可是北京家里面没有了支柱靠山，不能坐吃山空，只好辞退所有佣仆，卖掉三重院的大房子换成小房子。至于我爷爷，历经千辛万苦，苦熬几天北渡黄河（他后悔没有随着抗大的招生去延安），回到北京见到的是一张张愁眉苦脸。继母给他安排的是让他回到他的爷爷的故乡，那里还有一个堂伯父无子，要过继他当儿子，三千块现大洋、三十亩良田、三重进的大院子、三代为官的大户人家的漂亮五小姐当媳妇，这种诱惑，对考上了燕京大学但是无学费上的爷爷也是一种选择。

所以，由于日本侵华，我爷爷他回到了乡下，虽然后来回北京到民国大慈善家熊希龄的慈型机器厂（体育名嘴宋世雄父亲宋汝x担任厂长）干过一段时间，但是最终还是扎根农村、让子孙过起了封建农奴的日子，一直到1981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