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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9 : 1976年夏,12岁,第一次吃火烧

(2016-02-20 20:40:24) 下一个

2005年回到阔别的故土家乡。按老人们的交代,到村头就下了车,和同村人打招呼,长辈按辈分称呼,晚辈就直呼其名,甚至和差不多年龄的或者比较熟的还要开几句玩笑。

还没有进村,第一个见到的就是原来我们第一生产队队长的老婆。我赶紧用原汁原味的家乡话说:“二妈,我是xx(我的小名),24年前我高考分数下来时,您说过“这回xx不发愁说媳妇了”。告诉您吧,我说上媳妇了。还说了俩,都是大城市的“。

第二个见到是一个不显老的本村嫁给本村男的媳妇。我说“这不是约翰逊吗,你三姐杜鲁门可好?“ 她哈哈大笑:“这个外号二十多年没有人叫了,让大哥你又拾起来了”。

还碰上过一个92岁的郭大爷,聊了几句。他原来是我三大伯家的长工。本家“五服”之外的我三大伯解放前是真有钱,大门高高大大,进二门以后还有一个带两根柱子的四角门厅,带雕花的。他舅舅也是总理在南开的同学,三大伯他老人家被划为地主成分一点不冤枉。这个三大伯和另外一个地主(五服之内)三太爷、以及一个本家老汉奸堂爷爷,也都活了九十多岁。

过了几天,老长工郭大爷(爷爷辈,不是大爷叔叔辈,发音不同的)跑到我家里对我妈说:“xx这个孩子真好,这么多年每次见我都打招呼,可热情了。可是我总想问,他的手怎么那么硬啊?”我不知道我妈咋回答的。手硬?大家在美国,怎样握手?是不是比较用力?

郭大爷儿子是村里的造反派,文革专整人的,可是传统的郭老爷子人很好,解放时分了我一个本家大伯(富农)的一半房子(地主和郭大爷各有一间半。我们家有九间正房,是贫下中农),让他在富余的地方落户,对村里人一直有一种感恩心理,当然更感谢党。他是滦县人,一辈子说一口唐山话。记得文革时经常忆苦思甜,他用唐山话讲着讲着就走板了:“我给东家扛活也是挣苞米啊,东家春耕给吃炖黄花鱼,拔麦子吃熬大燕鱼,伏天秫米水饭煲咸带鱼,秋天吃头一茬豆腐,布拉布拉布拉,哪像60年渡荒,吃苞米骨头都拉不下屎来,他妈拉个巴子的”。他儿子赶紧上前说“你老赶紧歇会儿吧“。台下顿时笑声一片。

还有一个是童养媳,也经常被请上台控诉她婆婆一家对她的虐待。记得她和我奶奶讲“不愿意去上台忆苦思甜,说讲完以后好几天都自己心情不好“。

我自从写这个故事系列以后心情极差,已经两天了头疼的很,一直到写完故事8,才知道病因何在,太沉浸于过去的痛苦了,本来想写一些轻松一些的故事,可是还是有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不吐不快,写出来后头疼可能就全好了。

故事8里面讲过,从小家里面的教育,是不能偷摸,公家的也不允许。甚至姥姥绝对不允许我们在天黑以前早一些时间开灯,虽然那时候没有按电表收电费。

但是家里面允许捡粮食拾柴禾。那时候我们那里有一个词儿叫解放,说某个地解放了就是允许村民在某个时间后在这块地捡粮拾柴。

话说1976年夏至麦秋,我已经在先后解放的两块地捡了一些麦穗。我动作快,为学校班级捡麦穗,我一只手捡麦穗对齐了扎成一把一把的,按重量称重,还比那些用两只手瞎划拉麦秆麦穗一起来的同学捡的多,如果按麦粒计算应该高出来一倍以上。

有一天,一块地说明天早晨解放。第二天我早早醒来,还有着月亮,有些寒意,记得是赶紧小跑到地里的,到哪里一看已经有好多人在捡麦穗了,麦穗很多,大家豁出去似的快速捡着,突然有人说看青的来了,就奔跑散去,我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大队干部YSQ带着人一边跑一边喊“小王八羔子们,你们一个也别想上高中“。跟着他的一个小伙子(本村同姓平辈的,他在我出国后因过失杀人罪,判了20年,5年前提早放出来的,老婆早跑了)上前一把抓住我的筐子,大队干部看见是我,哼了一声,说”把他筐子放大队部去“。我定过神来一看,就把我一个人的筐拿走,没有拿别人的。

回到家里,告诉了妈妈,妈妈说过几天就会把筐子还给你的,不要怕。可是我真的很怕,怕后年上高中时真的失去机会。那时候,初中毕业后能不能上高中取决于你的家庭成分,如果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绝对没戏,村干部子弟肯定能上,一般贫下中农的子弟就看家里的势力及和干部的关系。我们家属于两可之间的情况,所以,作为一个刚刚12周岁的男孩子,我真的开始发愁了,上不了高中,就可能说不上媳妇,就算说的上,肯定也是丑的或成分不好的。说不上媳妇,那可是奇耻大辱的事情,过去听老人吓唬年轻人,看你能说上媳妇才怪,小伙子马上就如霜打的茄子秧一样蔫了。我一天下来那个沉闷哪。

晚上吃饭的时候,另一个大队干部来了,爸爸妈妈赶紧请进屋里(难道是星期日?反正爸爸在家),知道无事不登三宝殿。只听他说,经过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管辖四个生产小队(我们家的单位是第一生产队)革委会讨论,决定没收我的筐子,还要再罚5块钱,现在就交。如果按大队干部YSQ的,是要罚10块,再把情况上报给公社总校长那里去,被他给压下了。半是卖人情半是威胁吧。这都是我在堂屋听到的。爸爸沉默了一会,说“既然那块地党支部说没有解放,罚是应该的,。。。。。“。我眼泪下来了,有屈辱,更是心疼。5块钱可以买一件很好的新上衣,我从来没有在过年时穿上新上衣的。这个干部拿5块钱走人了,爸妈送他回来后,妈妈还说着,他们就是欺负人。

76年分红是0.027一个工分,我妈妈辛辛苦苦劳累一天,挣8个工分,值0.216元,这需要我妈妈白干 5/0.216 = 24天。

大队干部YSQ,过去处理事情不公被我三叔当着其他社员(村民)的面顶撞过,一直怀恨在心,寻机报复。这不机会就来了。

我父亲在别处教书,对村子里没有影响力,爷爷62年被从教师职位下放回家成了普通社员(农民),姥爷虽然是28年代末就干革命,甚至很早时候就认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吴大舌头)为干爹,就是为了开展地下工作。在抗战时期从东北为冀东八路军(那时候也叫冀东抗日联军)搞镍铁(用于军火制造),那可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被日本浪人骗走大洋一次就是8万多,都要靠自己挣回来,他的一个同志被日本人装到口袋里,当着他的面一下一下的摔死。可是就是组织上让他入党时他犹豫了,因为要宣誓,他把宣誓理解成“起誓“,死活不干,结果连个早期党员都没有混上,绝对不如他哥哥。76年的当时姥爷正在严重的历史问题的压力下,大队里的人不会拿他当回事儿的,舅舅们在外地,也没有用的。

爷爷不久回家了,刚刚知道一点情况就开始发火,“不叫你们偷粮食,。。。。“,我又哭了,这可是最疼爱我的爷爷,妈妈要分辨:”爹,孩子不是偷,。。。“,爸爸赶紧使眼色让她别再讲。这时候奶奶不声不响的把棒子(此”棒子“非彼”棒子“,乃是一种特殊的砸麦子、砸谷子或高梁穗的农家工具)和簸箕、筛子、箩子、扫帚找了出来。奶奶对我妈说:”“走,跟我砸麦穗去“。婆媳俩连夜把麦穗砸了,又簸又筛,得了好几斤麦粒,有些湿。第二天早晨,奶奶迈着小脚带着我和妹妹弟弟去对门邻居家的碾房(既然我和妹妹弟弟都放假,那应该是麦秋假,两个星期,不知别处有没有?),我们兄妹弟三个推着碾子,奶奶用扫帚扫着,用箩子箩着,不一会,湿麦粒全变成像白面又不是白面的东西。用小麦磨白面需要去掉麸子的。一斤干小麦出85-95%的白面,八五面就是所谓的富强粉。

奶奶又在街上买了一把韭菜和一个大个西葫芦。回家和面剁馅加虾皮,还把平时舍不得的荤油(猪油)放上一些。奶奶说“早先不是跟你们说过去麦秋时穷人家节省,用带麸子的面烙火烧吗,今儿个奶给你们烙火烧吃“。烙火烧几乎不用油,只是擦擦锅那么点儿油。

那顿火烧什么味道,我一直没有记住,火烧和罚五块钱有一一对应关系,这也可能是我选择性遗忘吧。

我这半辈子就吃过一次火烧,再没有吃过第二次。

读大学到了天津,再以后知道北京有一个“卤煮火烧“,从介绍上我当然知道卤煮火烧不是我在那个特殊日子吃的东西,但是从来没有去试过,不愿意听到不愿意见到“火烧“这两个字。有时候看到《火烧红莲寺》也引起我的不快回忆。

我那妈妈,可能是为了减轻我的精神负担,76年和77年,一直在对我说,谁谁谁又被偷庄稼抓住了。可是他们被罚了吗?一个偷红薯的是我同班同学,他甚至对抓他的人放言威胁。

那些大队干部们,柿子拿软的捏,拿我一个12岁的孩子祭刀,到底那块地是不是解放了就没有人关注或解释了。因为这么一件事,他们要断我上高中的可能,我的小命儿就掌握在几个大队干部手里面。

其实,村子里在70年代,还真有一个人可能被罚过。那个老汉奸堂爷爷在汪伪政府里面做高官,解放后也在南京工作,当高官时老先生在家里有一个大老婆的同时还娶了一个漂亮年轻的南京大学生小老婆。69年他们一家被下放回老家,几个堂叔叔姑姑们听不懂老家话,老家人听不懂他们的南京话,只有走过南闯过北的爷爷和姥爷两家理他们,给他们提供生活上的帮助。他们小女儿可能受不了青玉米的诱惑偷玉米时被抓住了。

2006年我去南京顺路看堂爷爷,在金陵石化当中层领导的二堂叔说,恨不得买一颗原子弹把x庄(我们村)给炸了。2012年我再一次去看堂爷爷,小堂姑说:“他们几个大男人搞我一个小姑娘,真不是东西“(不要想歪了,这里”搞“是”斗“是羞辱的意思。他们家的第三代,一个在哈佛大学读建筑学,一个在东京大学多建筑学。堂爷爷还要强调东京大学就是过去的帝国大学,不亏是汉奸,没皮没脸活到97岁。

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77年,教育开始逐渐走向正轨,我于78年凭考试考上了不错的高中,这是文革后第一届正式的考高中,后来又考上了重点大学(1981下半年,我们家在同一个大学有我们三个表兄姐弟。如果历史有一个阴差阳错,各位网友就没有机会听我讲第一次吃火烧的故事了。

至于那个YSQ的二女儿,我的同班同学,绝对漂亮的一个女同学考上还是没有考上高中,不在我的记忆范围之内。

后记

2008年,汶川大地震,我先后通过好几个渠道捐款,甚至我妈妈也捐了款。电话里她提到,YSQ可厉害了,一下子捐了一万。

2009年清明,我回家扫墓,顺便给我舅舅家亲表哥带东西,他女儿在美国读数学博士。哥俩在街上正聊着,一辆大奔停在身后。表哥和我当然给人家让路,空军转业的干部表哥看了一眼车牌,说这个车牌我知道,我说哥,你的记性真好,不愧你女儿读数学博士。他接着说这是咱们县最大黑社会头子的专车。说着说着,车停到YSQ院门前,车上扭捏走下一艳装年轻女子,上前敲门道:“奶,我看你和爷来了“。

回天津的车上,我在想:

1)YSQ们信仰什么哪,没有信仰?或者信仰权and/or 钱?! 

2)我们家人,怎么那么不合时宜啊!我们家在那个特殊困难时期,仍然教育孩子不偷不摸。他们家怎么教育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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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石假装 回复 悄悄话 每个村官都有裁量权,这就是中国没有法制的表现。
old_england 回复 悄悄话 系列文章里所写的事情太真实了,和我小时候所经历及所见几乎完全相同。值得一读的文章。
欲千北 回复 悄悄话 读起来实在令人心酸。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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