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要通過層層審批成立一個慈善基金會面向公眾募款，是非常困難的事。但看起來，讓那些業已成立的慈善基金會把善款公開、及時地花到該花的地方，似乎是件更加困難的事。
《紅十字會法》規定其經費使用接受」人民政府的檢查監督「，卻沒有向公眾公開的責任。但2011年，上海盧灣區紅十字會一頓飯吃掉9859元，發票 曝光後引發「吃的是飯還是血」的爭議。此後郭美美話題的不斷延燒，更是讓紅十字會聲望落到谷底。而其他基金會的善款使用同樣有人非議。2014年年初，爆 料人周筱贇指稱嫣然天使基金會有7000萬善款下落不明。2014年4月，四月網指責壹基金善款撥付遲緩，為雅安地震募到的3.85億，一年後僅撥付 4907萬元，不到13%。8月6日，演員袁立則在微博發聲，認為兒慈會旗下的天使媽媽基金善款使用混亂，受捐病童後續情況也不清楚。
每出現一次類似事件，對社會善心都是一次打擊。如今媒體上，痛苦災難源源不斷，募捐活動接二連三，捐助結果則讓人失望。被悲劇和黑幕連續「轟炸」後，原本充滿熱情的善良公眾，很容易因此進入「同情疲勞（compassion fatigue）」的狀態。
布什當政時有個黑色笑話——布什召開發布會宣布，「我們將槍殺四千萬伊拉克人和一個修單車的」。記者大為驚訝：「什麼？為什麼要槍殺一個修單車的？」布什轉頭與鮑威爾說，「你看，我就說沒人會關心那四千萬伊拉克人。
這笑話其實有科學依據。從心理學上說，我們看到他人受苦，會感同身受。而捐贈錢物能幫我們舒緩這種情感痛苦。但與此同時，人類對數字鈍感，對故事則 敏感，會主動幫陷入困境的個體，但對不幸的群體則有點麻木。四千萬伊拉克人只是面目模糊的人群，修單車的才是你想幫助的鄰家小哥。告訴人們有1000個人 因某疾病受苦，最後能募集到的款項，還不如講述單個患者的人生故事募到的多。
正因如此，如今的募捐活動，往往有著明確的捐助對象，並用這個捐助對象的清晰照片、悲慘故事來訴諸人的情感。看到的人很容易對捐助對象產生感情，覺得「我捐的錢有明確的去向」，於是願意慷慨解囊。
這種「催款方式」非常有效，但有效的方式如果在短期內反復使用，一而再，再而三，再富有同情心的人都忍不住覺得倦怠。再者，既然當初人們是被「這些錢肯定會按時流向某人某地」打動才願意捐助，此後對於「錢是不是真的花在了該花的地方」，自然就會更認真計較。
對於基金來說，既然募捐時利用了人的心理機制，此後就該做好准備，及時反饋開支明細和救助進展，來安撫這個心理此後的反彈。當袁立對救助過程有疑問時，天使媽媽基金官方微博說「袁立是故意的」，天使媽媽代言人邱啟明說「因為捐了錢就跟大爺似的把人家往壞裡頭想」。這兩種回應實在非常糟糕，不但無助於基金本身建立公信力，更會加速捐款人的同情疲勞。
自願捐助尚且如此，有時捐助帶有道德壓力（「怎麼才捐那點兒」），有的甚至是強制性的行政攤派，更會加速耗竭人們的愛心。同情變成失望，失望變成憤怒，有人捂緊了錢包，有人開始追責質詢，而紅十字會發一條募捐微博，「收獲」的只有幾萬個「滾！」。
最容易出現「同情疲勞」的人群，正是那些最經常幫助他人的人——照顧危重病人的醫護人員，開導痛苦人群的心理工作者，向災民伸出援手的救災隊員，以及最心軟最慷慨的頻繁捐贈者。一個人越是能對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就越是容易把別人的創傷變成自己的創傷，這種創傷還會慢慢累積，直到一個人不堪重負，變得憤怒、悲哀甚至抑郁。因此，助人者要多注意自己的心理狀況，提高自己的減壓能力和情緒管理能力。而募款機構則最好永遠銘記一點：善心時時要呵護，好人常常需治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