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闆金庸---第五章

1987年，筆者在明報大廈5樓替查先生檢查報紙。

第五章 報館裏面風起雲湧


不愧下圍棋的高手

報紙檢查工作從一九八六年三月開始，到第二年的七月，一共是一年零三個月，其間，查老闆換掉做了多年總編輯的潘先生，任命王世瑜先生為新的總編輯。

王先生在六十年代時，曾在明報晚報與查先生的前妻朱玫一起工作，據説後來因工作跟朱爭執，王便離開明報，辦了“今夜報”，賺了錢以後移民北美，王先生被任命為總編輯的時候，剛好從北美回到香港。

當年全港報界都對查老闆的這一任命感到十分吃驚，其一，潘先生作了多年總編輯，可以説是跟查老闆一起打天下的，作爲老資格的報人來講，他能編能寫，對人又和藹可親，怎麼查老闆就要他走人呢？其二，查先生一直非常重視學歷，王先生雖有工作經驗，卻沒有顯赫的學歷，學識説實在也沒有潘先生豐富，怎麼查先生會挑中他呢？

當時我剛進明報兩年，很多情況都不了解，也不認識王先生。有一天，查先生叫我到他那新裝修好的辦公室，説是介紹我認識王先生。

 查先生的辦公室分爲兩部分，一閒是書房（看書和批閲文件的地方），一閒是會客室，他示意我到會客室坐。會客室不大，四壁油漆得金碧輝煌，大紅色和金色相間，很有中國宮殿的味道，而椅子則是路易十八式的古典雕花描金扶手椅。

 查跟我坐了一會兒，剛聊了幾句，王先生走進來，查先生立刻站起來迎候，並介紹道：

 “這位是王先生，這位是歐陽小姐。”

王先生馬上跟我握手，並恭維說：

   “啊，這就是石貝小姐，我常看你的專欄。”

王先生也是上海人，説話帶着上海口音，跟查講話索性就用上海話了。查先生於是囑我們落坐，三個人就開始談起報紙改革的事。王先生對查老闆畢恭畢敬的態度至今令我記憶猶新，無論老闆說什麼，他都會一面點頭，一面非常肯定地應道：

       “對對對，是是是。”

過了一會兒，王先生走了，查先生笑眯眯地對我說：

  “這位王先生很敢說話的，他不像潘先生那樣怕得罪人，我要改革報紙，就是要用他這樣的人。”

至此，我終于明白外界的那些猜測了，對於查老闆來講，用王先生是要用他為改革明報開路，要潘先生走路是因他不願開罪人，用我檢查報紙，是因沒有人認識我，可以“背對背”地工作。查老闆不愧是下圍棋的高手。

但是，儘管查先生很善於用“手諭”的方式公佈大小事項，卻從來沒有寫過一張字條，説明總編輯潘先生不再是總編輯，他只公佈過王先生為總編輯的任命。

 於是，明報當時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呈“雙頭馬車”狀態，九樓編輯部總編輯的桌子後面依然是潘先生，王先生雖被任命卻坐不到那張桌子的後面，而一眾編輯則按照習慣將做好的版樣拿給潘先生過目，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但是，編輯部的空氣卻一天比一天顯得凝重。

給了梯子不登高

 八六年底，查先生又傳來“手諭”，請潘先生負責檢查明報版面的工作，也就是說替代原來查先生的工作，我則從八七年一月起，將報告交給潘先生。查先生寫道：

 “潘先生每星期請撰寫‘綜合報告’一份，除綜合歐陽小姐之報告外，更從較高層面及觀點，指出明報不足之処，可改進之処，長處及短處，進步和退步等等，目的仍是對事不對人，只求改進工作。其他同事可隨時表示不同意見，進行有益而有建設性的討論。”

在這期間，明報成立了編輯委員會，簡稱編委會，包括總編輯和所有的副總編輯，當然以查先生作統帥。明報從一九五九年建報以後，一直都沒有編委會，報館内部的編務，具體做事的由各版編輯負責，但觸及到報紙的方針和路向，則全是查老闆決定。成立編委會，不知是查老闆實在忙得難以分身，還是打算在明報建立集體領導的機制。

  有一天，查先生跟我談完了檢查報紙的工作以後，説道：

   “不如你也參加編委會吧。”

我馬上搖頭，回答說：

  “您不是叫我背對背地工作嗎，我如果參加編委會，豈不成了面對面了？這好像不利工作吧？”

 “沒有關係，你只是參加他們的會議就可以了，聼聼他們是怎麽講的。”

 我不能不承認，查先生對我確是一片苦心，在任何一個明報人看來這都是晉身高層的大好機會，但我認爲自己最多可以做的就是查先生叫我做的檢查報紙工作，而且邊做邊學，我想人還是有自知之明的好。於是我跟老闆說：

 “北京有一句老話叫：沒有金剛鑽，不攬瓷器活兒，我連編輯都沒做過，怎麽可以參加編委會呢？謝謝您的好意了。”

查老闆拿我沒有辦法，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多年以後，跟一些朋友還有明報的舊同事談起來這件事，卻招來一頓笑駡：沒有人像你這樣笨的，給你個梯子都不會登高。我們嘻嘻哈哈笑成一堆，我心裏卻很有一種心安理得的坦然感覺。

查先生確實是想改進明報万馬齊諳的狀態，總是強調“對事不對人，只求改進工作”，但明報建報已有近三十年的歷史，不免人事複雜，若想扭轉乾坤改變狀況，豈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