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冰心在玉壺（二）

第二章 
風華正茂在上海

美滿的家庭，成功的事業，那時正是父親人生理想的開始（1943）。

本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醫藥及醫療設施尚不普及，衛生條件普遍很差，以致肺結核症四處蔓延，人們談虎色變，認為肺病乃不治之症，當然主要原因是沒有特效藥，患者死亡率甚高，中國人為此被世人稱作東亞病夫，父親就是在這個時候來到了上海。

肺病又稱癆病，當年這種傳染病沒有特效藥，來勢洶洶，受傳染者上至達官富人，下至平民百姓，為了挽救國民生命，也為了中國的前途，一位居住在美國的中國人---施肇基，為尚未成立的上海防癆協會組織了一個美國委員會（American Committee of SATA），藉此籌募基金，專門為上海防癆事業之用。而這位施肇基先生本身其實並不是醫生，他曾在民國時代任駐美大使，是一位外交官。

1938年上海防癆協會正式成立，時值抗日戰爭第二年，因施肇基先生的熱心參與，當時的第一任會長便由施先生擔任，而防癆協會下屬的第一肺病醫院院長，則由美籍麻風病及結核病專家海森德博士擔任。

那一年年父母辭別家鄉來到上海，初時在靜安寺1081弄開設私人診所，診所門口有“歐陽忠醫師/梁其容女醫師”的招牌，診所樓上即是我們家的居所，母親專職婦科小兒科，父親則是內外全科，不過很快地，他便被剛剛成立的上海防癆協會羅致旗下。

當年的上海防癆協會是一慈善機構，用上文提到的基金設立免費醫院，並隔離及治療收容所裡的肺結核病人。防癆協會下屬的第一肺病醫院設立之初，用了中央研究院撤退後的房屋，並設置100張病床。1941年，發動了一次募捐運動，購買了當時公共租界工部局在麥克勞路（現虹橋淮陰路）的職工療養院，佔地有23畝。次年（1942年）太平洋戰爭之後，父親便擔當了肺病第一及第二醫院院長一職，我的舅舅梁其琛醫生（1957年成為右派）任外科主任。

那年，父親年僅31歲，雄心勃勃，躊躇滿志，他原本就是懷著救國捐軀的一腔熱血來到上海，雖沒有機會親自到戰場上為士兵醫病療傷，但挽救當年被日漸猖獗的肺結核困擾的國民性命，同樣是不可推卻的神聖職責。母親說，當年父親接手第一肺病醫院院長之後，就變得忙碌不堪，每天都要從靜安寺的家花近一個小時的時間，到位於虹橋淮陰路的醫院開會、協商，還要指導屬下對肺病的醫藥及手術治療工作，另外，還有病人瘉後的復元等等。

終於，父親及同仁動用防癆協會的基金，1945年建造了兩層高的病房大樓，病床擴張到180張，大量病人等待住院接受治療的窘迫情況立刻得到緩解。同時，父親在上海防癆協會的倡導下，積極開展大規模防癆宣傳教育運動，包括報紙宣傳、流動汽車廣播、電車及公共汽車車身張貼宣傳畫、電台廣播等等，父親作為醫學專家，每月三次親自到電台主持防癆講座。

當年的上海是全中國的醫療中心，父親和我的舅舅梁其琛都是上海著名的胸外科醫生，而且他們兩個是全中國最早施行胸外科手術的，本來，這些防癆宣教工作屬於公共衛生的範圍，但父親全不計較，他寧願親歷親為，這彰顯了父親作為一名救死扶傷的醫生所應有的高貴品質：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一切為病人著想。

同年（1945年）父親被任命為上海防癆協會總幹事，一直到1950年。

1947年，父親已作了多年肺病醫院院長，還兼任總幹事，對上海的防癆事業可以說功不可沒。由於父親的傑出工作，上海防癆協會決定派他到美國學習並考察，而赴美的考察費用則是由防癆協會基金所出。那是父親的第一次出國，抵達美國紐約後，先與顏惠慶博士聯繫，這位顏博士是1938年協同施肇基先生一起創辦上海防癆協會的知名社會人士，首任會長為施肇基，施老定居美國後，顏惠慶博士則繼任會長，而當時顏惠慶則是中國防癆協會的理事長。

接待父親學習和進修的地方是美國哥崙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Columbia），顏博士作為東道主，跟父親見面之後，便將父親引見給該校的教授J. Burns Anderson，當時美國的防癆工作，從學術研究到診斷治療，已經很有規模，1943年對於肺結核病有特殊療效的鏈黴素，就是美國人瓦克斯曼研製成功的，後來又再發明了異煙肼（雷米封），從那以後，肺結核患者的死亡率才開始逐年下降。

在主導教授J. Burns Anderson安排下，父親去了位於紐約州的杜魯特療養院參觀，並探訪當時的住院病人，特別學習肺結核病人瘉後的各種復元工作，這也是後來父親親自在上海肺病醫院創立復元工場的緣由，那復元工場包括縫紉、編織、印刷和玩具製作四大部門，為病人返回社會實行職業治療。

在美國短短一年的時間，父親收穫甚豐，他目睹了當時最先進的結核病治療方法，以及病人瘉後的復元處理工作，教授Anderson對父親的工作也非常滿意，馬上吸收他為美國結核病學會的會員，並開始安排父親的工作。那時，中國正處於一場歷史性的政權更替前夜，大批國人爭先恐後地逃到香港，甚至美國，正在美國的父親卻全不動心，他一門心思地想將學到的防癆訊息和最新知識帶回中國，再說，母親帶著三個孩子在上海，父親無論如何也不願留在大洋彼岸，他婉言謝絕了教授的一番好心。

當遠洋輪停泊在香港港口的時候，父親百感交集，這裡是他的出生地，從這裡他踏出了他的人生，成為了一名醫生，並成家立業，定居在上海，但這裡還有他的老母親和兄長，有他過去童年的印記。親友們勸他：留在香港吧，稍後把阿嫂（指母親）和孩子們接過來，現在時局動盪，共產黨馬上要上台，看來今後的日子不會好過。老母親也淚眼婆娑地望著兒子：

“你在香港不是也可以行醫嗎？何必一定要在上海呢？你看，我們歐陽家只有你一個人在那麼遠的北方（當年上海對香港人來說是很遠的地方），想看看你都不容易啊，留下來吧，不要走了。”

當時，父親的絕大部分親屬都在香港，五叔的一家本來也在上海，但五叔後來去聯合國任職，也就定居在美國了，因此，父親的家族中確實只有他一人在遠離廣東的上海。

當然，懷有雄心壯志的父親志不在香港，他想的是盡快回到上海，進一步推動防癆事業，為此，父親還從美國帶了一台Westing House牌的縮影X光機，那是上海開阜以來的第一架小片機，是他用自己的錢買下的，事後從未張揚。

（注：以上有關父親在上海防癆協會及肺病醫院的歷史，參考自“中國防癆史料”‘第一輯’。關於父親赴美前後情況，參考自梅國禎醫生1979年2月與母親的談話。）

1953年，中共發起所謂三反運動，有人在上海居然誣告父親貪污，為此，父親被押到上海對質，結果那人不得不承認，政治運動的壓力令他胡亂供出已移居北京的父親。其實，父親從美國自費為肺病醫院買回那架X光機，怎麼可能貪污？誰想到五年以後竟發生這樣的事。

滿腔熱血的父親義無反顧地回到上海，不僅投入到防癆協會的工作，也迎來1949年5月上海的解放，父親對於新中國的誕生，懷著一股中華赤子的激情，他覺得他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家鄉---香港，而選擇了上海，是多麼理智和幸運。

次年（1950年），中華醫學會在北京召開會員代表大會，這也是解放後的第一次年會，大會修改了學會章程，選舉曾為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首領醫病的傅連璋為理事長，父親和母親都在邀請之列。那年他們首次踏上了作為新中國首都的北京的土地，父親帶著相機，在北京各處留影，我家的相冊上有很多這一年父親親自拍攝的頤和園、天安門、故宮、景山、協和醫院等等照片。從照片的圖景和衣著判斷，那是1950年的夏天，驕陽似火，酷熱難當。

其中有一張照片，正是父親參與中華醫學會第一次年會的留影（下圖），右一即是父親，他在相冊中注了一行小字：中法大學中華醫學會八屆大會，為何稱八屆大會呢？我的推測是，中華醫學會早在中華民國時代便已存在（如今在台灣也有中華醫學會的組織），這八屆大會應該就是從1949年以前的歷屆大會順序排下來的。

至於中法大學的前身，是1919年由留學法國的蔡元培、吳玉章等人創辦的法文預備學校，後來才改成綜合性大學，校址則在北京市東城區皇城根一帶。1949年以後，政府接管了中法大學，所有系科併入其他大學，而中法大學連學校帶名稱都被取消，若不是研究歷史的北京人，恐怕聽都沒聽過曾有中法大學的存在。

1950年的中華醫學會第一次年會，應該就是在中法大學舉辦的，那也是中華醫學會最後一次在那裡舉辦年會，因為此次會議不久，中法大學便消失在北京了。這張照片的背景，是北京典型的前廊後廈大瓦房，不知是中法大學的入口處，還是某大教室的前面，廊簷下還掛著一橫幅：XX醫學工作者為建設人民健康事業而奮鬥。雖改朝換代第一年，已經很有中共口號宣傳的特點了。

照片上的七個人，除了可以認出父親，其餘都不知何人。父親和另一位先生穿西裝，中間三位戴帽子的男士，穿的都是解放裝，不知是否從延安來的醫藥衛生方面的幹部，而唯一一位女性穿的卻是列寧裝，這在當時曾是一種十分時髦的裝束。五十年代初，這三種服飾也代表了不同階層人士的著裝心態。

這一次父母赴京參加中華醫學會的年會，想不到就是我們全家從上海移居北京的前奏。在此之前父母在上海十年的拼搏，令他們在事業上取得相當傲人的成就，更何況先後生下我們四個子女，我想父親在他的一生中，最懷念的大概就是這十年了。然而，對於剛踏入中年的父親來說，事業上進一步的發展，更是他的渴求，甚至他毫不眷戀在上海已經取得的成就，帶領全家移居北京。

 

[安雅云]

若没有后来的动乱，您父亲继续肺结核病的防治工作，我哥哥大概也不在30岁时便因肺结核而去世吧。中国民族的灾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