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册岁月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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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国群“因祸得福”。春节前她从乡下回县城途中受了伤，右臂骨折，没法儿上班了，春节回家可以多待些日子。二强放了寒假，她就带孩子回了济南。虽然右胳膊在胸前吊着，行动很不方便，但她还是从心里感到放松甚至惬意，这是一种外人很难体会到的“幸福”感。她到崮山工作十五年了。刚参加工作那几年，她和季龙翔两人回家过年，因为革命心气儿足，怕耽误初六上班，总是初四就离开济南。不但不以为苦，还为自已“纪律性强”，对革命事业责任心强而有一种神圣感，自豪感。那时才建国没几年，他们是“革命干部”，在“革命队伍”里做“革命工作”，而能当上“革命干部”的人，在亿万群众中，是极少数，是十分光荣的，他们这些人身负重任，就该为革命牺牲一点亲情。后来，陆国群由“革命干部”变成了“右派分子”，季龙翔和她闪电般地离了婚，她被下放到农村和钢联这些地方劳动改造，春节回不了家。一九五九年的春节，她是在县钢联焦厂过的。年三十晚上，她下了班，回到工棚，不用说吃年夜饭了，连口热水也没喝上，就睡了。工棚里就她一个人，冻得发抖。她哭了半宿。毕竟她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子，如果在家里，她还会在爸妈面前撒娇哩。那也叫做“过年”。后来，春节让回家了，无论回济南，还是和郑士茂结婚后回他家，总是来去匆匆，用妈的活说，就是炕还没焐热，就走了。在家待个三天、四天，也总是郁郁寡欢，心神不定，总是背负着无形的压力，莫名的恐惧，轱轮八跌地混过几个白天和夜晚，就急忙火速地往回赶。那时的陆国群，早已没有了神圣的革命重任，也没有非她莫属的工作和事业，而只是在从事戴着“帽子”时正式的“改造”，到摘“帽子”后终身的“改造”。她之于“革命事业”已经是“大年五更打个兔子，有它也过年，没它也过年”，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了。而她呢，只是对劳动或者工作保持一种习惯性的“敬业”，同时也有几分恐惧，很像有钱人家的奴仆，或者婆婆手下的童养媳，诚惶诚恐，害怕犯错，请假回家，特别害怕不能按时回单位，假期里也鲜有欢欣，而这回过春节她不必像往年那样急着回单位，可以和亲人，特别是自己的儿子大壮在一起多待些时日。她到家没儿天，季龙翔就把大壮送来了，陆国群亲吻着已经长成小大人的大壮，笑了哭，哭了笑，乐得像个孩子，二强高兴得在一旁跳。虽然右臂时时在胸前吊着，她还是和亮亮、大壮一起去火车站接从大西北回来的嫂子邵一兰。火车到站了，正在朝西落下的太阳照着灰土土脸，披一身风尘的邵一兰，陆国群眼里立即噙满了泪水。一年没见，嫂子更瘦了，大西北的风沙和干燥的空气让兰花一样清丽、秀雅的邵一兰变得干枯，憔悴，这让陆国群心里隐隐作疼。她们从小在一起玩耍，陆国群一直把邵一兰当成自已的姐姐，邵一兰嫁到陆家以后，她不肯照常规改口喊“嫂子”，妈妈说：“你‘姐姐’，‘姐姐’地喊，把外人弄糊涂了。”陆国群犟嘴道：“‘糊涂’就让他们糊涂去。邵一兰永远是俺姐姐。”一边亲热地搂抱着邵一兰，说：“姐姐，是不是？”那是多么快乐的时光啊，在陆国群的想像中，她和邵一兰，还有姐姐国筠这些人会永远生活在幸福和快乐之中，谁料到后来却成了这种样子。……邵一兰看见他们，十分激动，紧走了几步，但身上的包儿太沉，差一点儿没跌倒，陆国群跑着迎上去，两人立即相拥在一起，眼泪打湿了对方的脸庞。晚上，邵一兰看着亮亮睡了觉，和陆国群啦呱儿啦到很晚。那以后，陆国群是“伤号”，不能干家务活儿，负责“看”孩子，从早到晚和亮亮，大壮，明明，二强这四个孩子在一起，一会儿做游戏，一会儿听收音机，留声机，一起唱“刘三姐”、“洪湖赤卫队”、“红珊瑚”上的歌曲，虽然是十冬腊月天，屋檐上的冰挂尺多长，像伸直了的大象鼻子，但院儿里、屋里的空气却似乎变得温暖，生动起来，老爷子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叔、婶、姐姐都是当老师的，陆国群常抓他们的“官差”，让他们给孩子讲故事，程兆菊跟正住在这里的妹妹程兆萍说：“多少年没看见群儿这样了，……盼着栋儿回来，一家人团圆了，就好了。”年前，季龙翔把大壮、二强领走，去跟爷爷奶奶一起过年，年初二，季龙翔来给老人拜年，把两个孩子都带了回来。说，他和小田—季龙翔现在的妻子叫田华—初四就回单位，把大壮留下，跟妈妈一起回鲁南，问大壮“行不行”？大壮说：“怎么不行，多咱也不跟姓田的在一起才好呢。”陆国群说：“大壮，不许这样说妈妈。”大壮撅着嘴不出声儿了。正月初六刚过，邵一兰要回大西北，程兆菊不放她走，国筠、国群也劝她多待几天，过完“十五”再走，亮亮在一旁流眼泪，邵一兰用手抚弄着亮亮的头发，说：“别说过了‘十五’，过完‘二月二’，也不愿走啊。我们那边嫲嫲院长说的，我平常从来不过星期天，好不容易回一趟家，让我多待些日子再回去。可是院里住了几个病号儿，挺麻烦，时间长了，我不放心，再说，逢年过节，国栋心情不好，我得抓紧回去看他。”邵一兰要走了，陆国筠、陆国群和亮亮去车站送行。在车站候车室，邵一兰悄悄对陆国群说：“记住我说的话，有合适的，再找一个，你一个人带着二强，多么不容易。”陆国群说：“我好歹跟前有个孩子，你一个人在那边，哥在里头，你在外头，不比我苦多了。别担心我，你自已多保重，别光顾那些病号，把自己弄成病号。”邵一兰说：“你们不知道，那边的人有多么穷，多么苦。”火车要开了，几个人帮着，邵一兰挤巴着上了火车。火车开了，亮亮跟着火车，边跑边喊“妈妈”，火车走远了，亮亮呆呆地站在站台上，默默地流泪。陆国群想叫他，陆国筠说：“别叫他，让他哭一会儿吧，他心里难受……”过了两、三分钟，亮亮走过来，不好意思地说：“姑，咱回去吧，爷爷、奶奶还在家等着呢。”路上，陆国筠说：“邵一兰真伟大，这种处境，这种心情，她居然还能把心思放在那些病人身上。”陆国群说：“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可是对这样的一些人，却整起来没完。……我又说怪话，放毒了。”过完“十五”，陆国群和两个孩子离家回崮山。长途客车离崮山越来越近，陆国群心中的惶恐不安像发酵的面团一样越胀越厉害，憋得心里难受。在济南待的二十多天，跟老人、孩子在一起短暂的快乐，现在回想起来，只是李煜词里写的“一晌贪欢”，担忧，恐惧才是她心境的主调儿。假期里，家里人不止一次地谈起自头年秋天以来报刊上的批判热潮，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已是波谲云诡，险象丛生，声势凌厉，而所有的批判文章矛头所向，追根求源总是归结为“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谁是“阶级敌人”？就是“地、富、反、坏、右”，就像秃头怕说到灯泡乃至亮光一样，只要说到“阶级敌人”，陆国群就觉得那是在说她自己。尽管她十分清楚，自己过去，现在，将来，全身没有一个细胞会图谋危害这个国家，这个制度。她不知道说来就来的新的运动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别外就是一个更切近的恐惧，辛怀礼对她死心了吗？会不会又有什么新的花招儿？

长途客车到了崮山，陆国群和二强要下车了。大壮也帮妈妈拿着包儿下了车，陆国群把大壮的棉帽子扶正了，说：“大壮，好儿子，妈吗嘱咐你的话记住了吗？”大壮说：“记住了，大壮是大孩子了，中学生了，要懂事，听话，好好学习，知道心疼爸爸，疼爱妹妹。别跟田妈妈呕气。”陆国群点点头，说：“好孩子，快上车吧，车要开了，抽时间给妈妈写信。”大壮恋恋不舍地回到了汽车上，站在窗口望着妈妈和弟弟。车开了，大壮还在那里站着，二强说：“妈妈，哥哥哭了。”陆国群擦掉眼里的泪水，说：“二强，哥哥走了，咱们回家。”

陆国群回到公司，在家里蹲不住，胳膊没好就上了班。接接电话，用左手记录下边供销社报上来的果品生产数字。胳膊拆了石膏和绷带，很快就把孩子托付给小真招管，跟郭股长他们一起下乡了。她不愿意在公司待着，一是担心辛怀礼再出事儿，再就是公司按上级要求，政治学习越来越勤，除了学习报上的批判文章，就是“突出政治”那一套。说是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上，而不是落实到工作和业务上。这在普通人看来，像是“文字游戏”，又像“抬杠”，但报上的争论却十分激烈，似乎包含着很不一般的政治含义。参加学习，要讨论，人人都得发言。别人无所谓，不过人云亦云，重复报上说的那些话而已，而她必须把自己“摆进去”，联糸实际，就是违心地批判自己，并表态要如何改造自己。而辛怀礼，鲍文书那几个人动辄说“阶级敌人”，“阶级斗争”之类，陆国群听得头皮麻沙沙的。参加这种政治学习，就等于是出席不点名的批判会，对于她来说，是一种煎熬。郭股长说：“学习再多，说得再革命，再突出政治，山上的果树管不好，技术跟不上，树上不结果，结果子少，咱就收不上东西来。咱还是得下乡。”陆国群跟着他们在乡下从初春待到初夏，学校里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六月下旬的一天，陆国群忙完大蒜收购，去水库管理所看望时玉山，多时未见，时玉山人更瘦了，气色很不好，愁眉不展的样子。陆国群说：“我看你气色不好，肝脏的情况不好吗？”时玉山说：“慢性肝炎这个病，也没药可治，就是保肝，另外就是不生气，不忧愁，心情要好，可是我做不到啊。”陆国群说：“你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解放前白色恐怖都吓不倒，怎么现在倒软弱了？”时玉山苦笑了一下，说：“解放前，干革命，心里有个目标，那是为信仰而战，而且抱着不怕牺牲的决心，现在，人不人，鬼不鬼，连信仰的资格都被剥夺了，看不到重见天日的希望，能不郁闷吗？”陆国群沉重地点了点头，她也有同感呀。过一会儿，陆国群说：“县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到底运动对象是什么人？”时玉山说：“报纸、广播的说法儿，要整各个界别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无论什么运动，都会先拿五类分子开刀。国群，无论运动怎样整，可都要挺住，你记得我打成右派的罪状之一是抄过郑板桥的一首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实际上，人生天地间，就要有那样一种精神。”时玉山说这些话的时侯，眼睛倏乎亮了起来，脸色也变得开朗些了，陆国群说：“我在团县委工作那段时间，受你影响很大，这些年，我能坚持住，身体也没垮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因素，就是受这种精神的支撑。”时王山笑了，说：“是这样吗？那我们算是患难中的战友，相互勉励吧。路还长着呢。”陆国群要走了，正碰上时芸从工地回来，送她出门，陆国群问：“我看你爸爸像有什么心事，怎么回事？”时芸说：“学校里学生闹起来，把吴有德揪出来批斗，他和我那不争气的妈妈的事给抖露出来了，还上了大字报，说得很难听。我爸爸去县城，见到大字报了，差点儿晕倒在那里。他又羞又愤又担心，还能有好样儿？”陆国群说：“你得常回去看看妈妈，别出什么事。”时芸说：“没办法儿，我现在破上皮脸，常回家去陪她，可是我还得来上班，我爸身体也不好呀。”陆国群说：“苦了你了。”时芸说：“陆姨，你现在常下乡，这样好，可以避祸。”陆国群说：“现在运动还局限在学校里，各单位搞起来，还不知怎么弄呢。该来的祸，是躲不掉的。”

在县一中，县委派的工作组对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进行打压，对其中特别激进的“害群之马”，比如郑士茂的儿子运河作为重点加以打击，学生运动的潮头渐渐平复。但是到了七月底 ，工作组在一个晚上突然仓皇撤离。有道是“有压迫就有反抗”，“抽刀断水水更流”，受到压抑的学生，特别是那些挨了整，险些当了“反革命”的学生，像被按下的气球一样，摆脱了压制，立时蹦了起来，“革命造反”的劲头直冲云天，少数挨过整的学生前段遭受工作组和校领导整治成了无尚光荣的革命历史和宝贵的政治资本， 他们以真正的，彻底的“革命造反派”自居，成为学生们的领军人物，纷纷拉起山头，扯旗造反，冷清了一段的校园重又闹得沸扬翻天。八月份，学生们跟着北京学样儿，也组织成立了红卫兵，他们一出现，就四面出击，杀向社会，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们向全县下达通令，命全全县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老老实实，虚心接受改造，随时准备接受揪斗和审查。辛怀礼让小鲍儿电话通知陆国群立刻回公司，准备接受审查。郭股长说，现在正是收购“伏果”的旺季，一个人当两个人用，能不能晚些日子让陆国群回县城。辛怀礼亲自给郭股长打来电话，说：“文化大革命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少收点山果有什么了不起？有一天资本主义复辟了，收再多的水果又有何用？少啰嗦，立即让陆国群回公司！”郭股长心想这好模好儿样地怎么会“资本主义复辟”，即使真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跟这个陆国群又有什么关系？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让陆国群回公司。郭股长故作轻松地说：“小鲍儿说公司有个紧急任务需要你帮忙，让你回去待一段时间，你把行李打好包儿，我让送山果的汽车给捎回去，你骑自行车，轻身利带的，回公司就行了。也该回去了，老把二强舍家里，也不是办法儿。”陆国群知道一定是公司让她回去“参加运动”，她也清楚，一个“摘帽儿”右派“参加运动”意味着什么。她知道郭股长是在宽她的心。说：“郭股长，我从广播里听见红卫兵的‘通令’了，公司是让我回去‘参加运动’，接受审查的，我有心理准备。”郭股长说：“国群，‘审查’就让他们审查，心里没病死不了人，路上当心，别胡寻思。别拿着当个事儿。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说话加小心，问什么事别乱承认。注意辛怀礼和小鲍儿。”陆国群眼里泪花儿闪着亮儿，说：“我知道。老郭哥，谢谢你。”说完，扭头骑上自行车走了。

陆国群骑车走在回县城的路上，心里思量着这次文化大革命对她们这种已经是“阶下囚”，“死老虎”，“落水狗”的人会如何整治。她不知道，就在这时，崮山一中的红卫兵正在她的小房间里抄家哩。红卫兵们按统一部署，四路出击，对县直机关的各种“分子”，同时采取行动。头天下午，红卫兵派人来公司“踩点儿”，小鲍文书很热情地接待了一男一女两个学生，他们说，他们知道陆国群曾是他们学校红卫兵头头郑运河的继母，郑运河可不简单，他不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学校里，造反精神强，差点儿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而且年纪很小就在家里跟右派后妈作斗争。小鲍儿文书对两位红卫兵十分热情，不但因为他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还因为女红卫兵长得模样儿煞是可爱，他对两个红卫兵等前伺后，端茶倒水，一遍遍地说：“欢迎红卫兵小将来果品公司撒播革命火种，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说一句，眼睛迭忙地眨巴一阵，那个女红卫兵看得想笑又不好意思笑，模样儿更显得可爱无比，小鲍文书看女红卫兵看得入迷，眼睛也眨巴得更起劲儿 。小鲍儿给他们出主意道：“要行动，得快，打她个措手不及。兵贵神速。趁陆国群不在家，把事儿办了。她回来听见风声，有了准备，就什么东西也抄不着了。”穿二天早饭后，红卫兵们就来了。鲍文书跑前跑后，像当年的汉奸领着鬼子进村，本来个小儿，还躬躬着腰，一溜小跑儿，有人老远给他开玩笑：“小鲍儿，跑快点儿，跑慢了，抢—此地指丧事上抢孝帽子—不着了。”有的说：“跑麻利点儿，把好腿放前头。”小鲍儿重任在身，也不搭理他们，窜窜一趟领红卫兵们去陆国群的宿舍门口，又窜窜一趟给“小将”们提来茶水，让他们喝着茶“一歇儿”—好像公司请来的什么工匠，作业前先要“一歇儿”。安排停当，这才跑了去找任小真要陆国群宿舍屋门儿的钥匙，他知道任小真不是“省油的灯”，他有点怵头，但是他量仗着今天这事非同小可，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来抄右派分子陆国群的家，就像封建社会御林军奉君命而来一样，任小真当不敢说二话，他给自己壮壮胆，眼睛眨巴两下，以有恃无恐的气势，下命令的口吻，说：“任小真，把陆国群宿舍门儿的钥匙交出来，我去给红卫兵，他们来人抄她的家，在门口儿等看呢。”任小真却不是怕事儿的，并不买账儿，气得脸变青了，小嘴唇儿有点儿哆嗦，说：“宿舍钥匙是陆国群给我的，我只能交给她。不经她的允许，我不能把钥匙给任何人。随便来个什么二郎八蛋的人来要钥匙，我就给？要是土匪来了，我也给？门儿都没有！”小鲍儿气得眼睛不往眨巴，说：“任小真，你敢对抗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吗？”任小真说：“你少拿大帽子吓唬人。红卫兵怎么了？他们不就是一中的学生吗？我要是还在中学里上学，我也是红卫兵。你趁早死了这心。你就是让公安局的人来，拿刀逼着我，也甭想从我这里拿去钥匙。”小鲍儿气得脸都黄了，几乎忘了眨巴眼了，回去给红卫兵们说拿钥匙的人不肯给，红卫兵们急了，有的说：“是什么人，这么大胆？敢阻挡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我们去会会这人？”小鲍儿怕把事儿惹大，急忙说：“算了吧，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丫头儿，出身好，她爸是老革命，别惹她了。”又出点子道：“报上说你们是‘天兵天将’，门上这点儿小锁还挡着你们了？”有个脸黑得像刚果人似的红卫兵说：“刚才就不该去要什么钥匙。解放军打济南还问王耀武去要城门钥匙？脱了裤子放屁—找啰嗦。干脆，砸锁，行动！”小鲍儿忙不迭地从墙跟儿找块石头递给“刚果人”红卫兵，小子果然是个愣种，狠支支地照小铜锁儿砸了两下，不但锁烂了，锁门的吊扣儿也给砸断了。红卫兵们一轰而进，一间小屋儿，一览无余，红卫兵们像闯进菜园里的壳郎猪乱拱一气，一阵乱翻，结果一无所获，一伙人像一群败兵，一下子出了气儿，一溜烟儿扬长而去。陆国群到家时，红卫兵们刚走了不到半小时，屋里像过完了土匪，一片狠藉，任小真正忙着收拾，见到陆国群，像受了气受了屈的小孩子见到大人，趴到陆国群身上，就哭，陆国群一看就明白了，说：“小真，别哭，现在兴这样儿，谁让陆姐是‘右派’呢。让他们翻翻也好。就像这里俗话说的，脱不了这一锛。”两人忙收拾一阵，陆国群说：“行了，就这样吧，你也歇歇儿。”任小真说：“陆姐，这两天我怕你回来，又盼你回来。怕你回来，是怕有人找你事儿，在下边儿素静，盼你回来，是二强的事把我愁坏了。”陆国群说：“人家真找我的事儿，我在乡下能待着？二强怎么了？调皮？”任小真说：“小学里的孩子也学中学生，成立什么‘红小兵’，人家不要二强，二强不高兴，回来难过得哭，不光这，有小坏孩儿还欺负他，骂他‘狗崽子’，还挨过两、三回打。二强回来老哭，说不去上学了。我上学校找老师和校长，他们说，现在这些孩子也造反了，成无王蜂了，他们也不敢管，管也没人听。怎么办呢。”陆国群说：“看来这个学没法儿上了。我还怕下一步我会被批斗，让二强见了不好，不行我就把他送到他爸爸那里去，又怕他后娘不高兴，孩子受屈。”任小真说：“要不这样，让二强上俺任家庄儿去上学，就在俺家吃住，小学里的民办老师都是俺老任家门儿里的。二强在那里准受不了屈。”陆国群说：“那就太麻烦任叔和婶子了。”任小真说：“有什么麻烦的？不就吃饭的时候多放双筷子多个碗吗？二强又乖，俺爹娘跟前还有个玩意儿哩。就这样办。”任小真先回家跟爹娘和庄里小学说好了，又去学校办了转学手续。这天吃完晚饭，任小真说：“二强，明天咱就不去上学了，你跟着小真姨上俺庄儿上学去。住在俺家里。俺那里是山庄儿，山上好多果木子树，坡里有蝈蝈，蚂蚱，可比城里好玩儿多了。行不行？”二强转脸看看妈妈问：“妈妈，真的吗？”妈妈点点头，说：“是真的。”二强问：“小真姨，那边的小孩儿会不会欺负我？”任小真说：“不会的，你去了，是俺任家的小客儿，小孩儿们都会和你交朋友，跟你玩儿。”二强说：“那好，我去。”晚上睡下后，二强看着妈妈，突然说：“妈妈，我想过了，我不上俺小真姨庄儿里上学去了。”陆国群说：“你这孩子，又怎么了？咱不是说得好好儿的吗？怎么又变了？”二强说：“小学里的该子说，你准得挨斗。我走了，我怕人家欺负你。人家要是斗你，我就跟你去，散了会，我好扶你回来，来到家，我去打水，上伙房买饭给你吃。”陆国群心里一阵悲酸噎成一个疙瘩，眼泪差点没流出来，说：“听那些孩子乱说。没影儿的事儿。这回运动人家整另外一些人。”二强问：“那人家会欺负 你吗？”陆国群说：“妈妈犯过错误，人家开会批评妈妈，是帮助妈妈，不算欺负人，你小孩子不用管，也不用担心。”二强说：“那……他们会打你吗？”陆国群说：“不会的。……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兴打人。”二强说：“那些小孩儿为什么打我呢？”陆国群说：“那是小孩子不懂事。”二强说：“大孩子，红卫兵也打人啊。”陆国群问：“你怎么知道的？”二强说：“几天前，我放学回家，在路上，看见一中的红卫兵逮住一个奶奶，跟俺姥姥一样老，头发花白，那些人拿剪子把她的头发给剪了一半，留了一半，那奶奶不服气，红卫兵就打她，把她打趴下了。红卫兵说她是国民党的小老婆儿。他们还打一个半老不老的穿着蓝大褂子戴着眼镜的男人—那人在一个商店里上班，咱在那里买过糖—说他是资本家，他们把他打一顿，那人眼镜给打掉了，没有眼镜，他看不见东西，就爬着满地找眼镜，红卫兵走了，看热闹的人都在那里笑他，有个好心人拾起眼镜递给他，可是镜片儿已经碎了，那人像小孩子一样哭起来。”陆国群说：“那人是个小商人，后来把商店给了公家，他也成了公家人了，不能说他是资本家。就是原先他也够不上资本家。”二强点点头儿，自语道：“可是，他让人当资本家打了，打得不轻。”二强不作声了，瞪着两只圆溜溜的眼睛，看着天花板，像在想什么，过一会儿，他支起身子，说：“妈妈，我问你个问题，你别生气，行吗？”陆国群说：“你问吧，不论问什么，妈妈都不会生气。”二强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可是，俺班儿里有的小孩儿说你反对毛主席，是真的吗？”陆国群心里一怔，说：“二强，你说呢？”二强想了想，说：“我不信。”陆国群问：“为什么？”二强说：“我看电影，连环画，反对毛主席的都是些心肠很坏的人，妈妈心眼儿那么好，怎么会反对毛主席这样最好的人呢？”陆国群说：“二强真聪明，会分析问题了。妈妈没反对过毛主席，也不反对共产党。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二强问：“那人家怎么会整你呢？”陆国群叹了口气，说：“二强，你还太小，妈妈的事跟你说不清楚，说了，你也不明白，长大了，妈妈再说给你听。你只记住，妈妈不是坏人，正像红卫兵打的那个戴眼镜的伯伯不是坏人一样。这就行了。知道吗？”二强懂事地点了点头儿，闭上眼睡了。

第二天，任小真请了假，带上二强走了。小鲍儿文书看着任小真远去的背影儿，悄悄跟辛怀礼说：“任老头儿这个老革命的女儿成了陆国群的亲信，保护伞了。可算弄好了。陆国群这人到哪里，总会有不少人和她成好友儿，真是奇怪了。莫非她这也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想不明白。”辛怀礼沉着脸，故作高深地说：“不奇怪。要不毛主席说阶级敌人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二强走了，陆国群上了班，除了在公司业务股打打杂儿，就是参加公司的政治学习。轮到自己发言，照例要联系个人的“实际”，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表示要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触及灵魂”，改造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陆国群这次从乡下回到公司，隐约感觉到辛怀礼对她的态度很奇怪，不像头年夏天秋天那样讨好，但每逢开会学习，他讲话时也并不像他刚来公司时那样含沙射影，夹枪带棒。陆国群心里很犯嘀咕，她从心里不希望辛怀礼对她给予“照顾”，担心他仍然不死心，对她另有图谋。不过她又想，搞文化大革命了，辛怀礼大小也是“当权派”，他再想胡来，那不是找难看吗？不会了。实际上，在男女这方面，辛怀礼真的把陆国群放弃了。他现在庆幸自己当时鬼迷心窍，想办陆国群的“好事儿”，被她拚命拒绝，两人没走到那一步，否则在这次运动中，他会必死无疑。他甚至暗暗地佩服和感激陆国群了。头年秋天，他被陆国群拒绝后，一怒之下，调了她的工作，把她赶下乡去，当时想，等她吃足了苦头儿，再把她调上来，说不定就能回心转意。毕竟人在矮檐下，不怕你不低头。但随着阶级斗争形势越来越紧，他怕因小失大，有道是英雄难过美人关，他好歹弄这么个小官儿当，因为这种事，弄个身败名裂，就悔之晚矣。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极力回想和莲花相好时的快意，自己劝自己，莲花虽然比不上陆国群，但山草野花，也自有她的撩人之处，决定抽时间去跟莲花重续旧情，这样一来，辛怀礼对陆国群的“相思”之情慢慢淡了。春节前陆国群受了伤，辛怀礼暗想这都是让他害的，心里对她有点怜惜，但又觉得不好去面对她，只好故作冷淡。他见郭股长和陆国群走得很近，心想莫非这“老锅头儿”对陆国群有什么想法儿，不免有点醋意，但又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儿。文化大革命闹起来，特别是中央的“十六条”公布以后，中央明确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想自己在果品公司当党和行政的“一把手”，虽然只是个最低层的股级干部，但大小也是“当权派”，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也要接受审查。而陆国群这样的人并不是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他拿定主意，自己眼看自身难保了，难得陆国群不揭发自己，就得感谢她了，红卫兵要整她，自然不能拦挡，但在本单位，就不要把矛头指向她了。陆国群发现辛怀礼对她采取回避和视而不见的态度，算是去了一块心病，二强也走了，就等着红卫兵们的“革命行动”了。

八月底的一天， 一大早，鲍文书通知陆国群，立即到县府礼堂参加红卫兵召开的批斗大会，鲍文书和一个青工跟着，把陆国群送到礼堂，交给红卫兵。礼堂后台挤满了今天大会的批斗对象，县直机关的几十个还活着的右派分子，十几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所谓“历史反革命”，不过是从旧政府接收过来的人，或者曾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的人），因为常在一起挨斗，一起劳改，陆国群差不多都认识，从反右派到现在还不到十年，但已经有几个人不在人世了，而当年的团县委书记时玉山和县工会詹主席，虽然正值盛年，但都显得很老了，这让陆国群心里有几分酸楚，她定睛看了他们一眼，算是打了招呼，就低下了头。红卫兵们已经为他们每个人准备了用白腊条做骨架儿，用白纸糊的高帽子和用木箱板做的大牌子，上边写了各人的名字和罪名，一个红卫兵头头过来，命令他们各自找到写有个人名字的高帽子和牌子，把帽子戴在头上，把脾子挂在胸前，准备上台“亮相”。“分子”们一阵忙乱，各人都披挂起来，舞台前后，上下，跑来跑去，上窜下跳，忙忙碌碌的都是些七大八小的毛孩子，有男有女，有高有矮，多数人穿着新的或旧的军装， 也有的仍穿着破破烂烂的旧衣裤，但都戴着红卫兵袖章，人人都很投入，很兴奋。不一会儿，有人宣布让台下的人肃静，准备开会。大会开始了，主持会议的红卫兵刚刚变声，但仍掩不住孩声孩气，故作威严，郑重的叫喊声，陆国群听着有点耳熟，抬头看了看，竟然是运河—郑士茂的儿子—现在改名叫“郑敢闯”，这让陆国群十分吃惊：运河这孩子竟成了叱咤凤云的人物，好生了得。郑敢闯开宗明义，宣称此次批斗会是总结红卫兵前段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战役的丰硕成果，打击阶级敌人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嚣张气焰，摧毁混在县委、县人委和县直各机关、企事业部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阶级基础，警告全县各个角落儿里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切黑帮、牛鬼蛇神，只准老老实实，不淮乱说乱动，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然后大吼一声，把县直机关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揪上台来，在后台，严阵以待的男女红卫兵立即两人一组，分别把“分子”的一只胳膊扭到身后，而且用劲往上拧，称为“别烧鸡”，同时伸手拤着其脖子，摁得他（她）低头弯腰，上身和下身成为一个直角儿，名之曰“坐喷气式”，这是文革以来，不知何人发明的标准的揪人方式，风行于全国。几十名男女红卫兵就以这种统一的姿势，把一个个“分子”从后台押送着，从两个后门鱼贯而出，押送到前台，陆国群原以为女性“分子”会由红卫兵女生押解，实际上并非如此，女学生参加是表示在“革命造反精神”上面“巾帼不让须眉”，并非对待“分子”体现“男女有别”，押她上台的是两个高大、威猛的男红卫兵，陆国群在他们两人手里，形若可怜的小鸟落入巨兽爪下，两只胳膊又酸又疼，她担心胳膊会被他们折断，脖子被拤得十分难受，一头一脸的汗，汗水透过眉毛浸进两眼，眼睛火辣辣的疼，她强忍着不出声，要开会了，押他们上台的红卫兵从“分子”们身后撤离，列队站在主席台两侧，像戏台上县太爷公堂站立于两旁的皂役，“分子”们从坐“喷气式飞机”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被要求立正垂手站好，以示虚心聆听批判。郑敢闯宣布批斗大会开始，先后有两男一女三个红卫兵小将发言，其中第一个总结报告红卫兵“破四旧”，抄家的辉煌战果，据说抄出了地契、房契，“变天账”，国民党党旗，金条，元宝，甚至武器，等等，最后总结道，事实证明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而这一切都是党内走资派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抓阶级斗争，包庇、纵容阶级敌人的结果。还声称，大量的事实证明，党内走资派和阶级敌人是勾结在一起的，阶级敌人是走资派的阶级基础，而走资派是阶级敌人在党和政府内的代理人，保护伞，要打倒党内走资派，就要摧毁他们的阶级基础，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斗倒斗臭。第二个发言的人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第三名发言的是个英姿飒爽，声音清脆悦耳的女红卫兵，批判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罪恶阴谋，千百万青少年决心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到底，同时号召出身不好的青少年与反动父母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线，站到革命人民一边来。……陆国群一边听着这些发言，一边思考这些新鲜的，别开生面的说法儿以及其中的逻辑。文革开始后，她学习报上的批判文章，常常暗暗感到被批判的吴晗、邓拓等人被指为反对毛主席、共产党过于牵强，让人感到奇怪，今天，她和县直机关的“难友”别着“烧鸡”，乘“喷气式飞机”上台来接受批判，听了这些红卫兵小将的发言，她恍然明白了，建国后几次政冶运动，还多少有点由头，而这次文化大革命，几乎全是在玩指鹿为马，欲加之罪的把戏,像今天大会上批斗的站在台上的这些人，是平时县委、县人委、县直各部门领导们整治完了，懒得理睬的，怎么倒成了他们同伙儿？她陆国群和陏部长、辛怀礼们倒是沆瀣一气， 相互勾结的？这是多么荒唐可笑啊。明明是信口雌黄，却如此煞有介事，大动干戈。莫非这是阶级斗争形势深入发展的需要？陆国群想，也许自已不理解，说明觉悟不高，她告诫自己，无论运动怎样发展，都只能顺从，不能对抗，只需守住一条底线：不害别人。……批判发言结束了，大会散了，主持人郑敢闯宣布，崮山县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游行示威开始，礼堂里的红卫兵和老师、学生按顺序依次走出礼堂，整队出县人委大院，按预定路线，在县城几条大街游行。一时间，县人委大院，院外大街上，红旗飘飘，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画像在阳光下，红旗映衬中，更显满面红光，神采奕奕，锣鼓喧天，号声嘹亮，队伍浩浩荡荡，如夏日东河之水，口号声此伏彼起。当人们陆续走出礼堂时，一个脸上长满粉刺疙瘩的红卫兵男生在台上下令被批斗的“分子”们列队站好，等人们全部走出礼堂，他们这批人跟在游行队伍后边，沿着游行路线，在县城主要街道上游街示众，他要求“分子”们，全程头戴高帽，胸挂标识牌子，一边走，一边“自报家门”，叫何名，是什么“分子”，表示向党向毛主席向人民群众请罪，一个糟老头子大声大气地问：“高帽子上和牌子上都写着什么名字、什么分子，还用喊吗？再说，游行队伍喊着口号，我们这些人一齐喊，什么也听不清啊。不喊行不行？”粉刺脸男生很生气，说：“让你喊，你就喊，听见听不见，不用你管，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气势。怎么，你还想造反？”糟老头子说：“不敢。”陆国群知道这个人，是从中央一个机关下放到崮山来长期改造的老右派，姓钱，听说和中央机关不少出名的大干部曾是一起做地下工作的战友，而且有学问，当过大学教授，还会好几种外国语这人虽然解放前为共产党的事业长期潜身虎穴，出生入死，建国后没过几年好日子，就一落千丈，流放于此，但此人生性达观，似乎已把生死、荣辱置之度外，每天除了按时完成用地排车为机关拉水的改造任务之外，下余的时间就读书，写回忆录，不修边幅，破衣烂衫，吃饭不讲口味，只讲营养，每日早起跑步，一年四季洗冷水澡，此人对任何“领导”均视而不见，不理不睬，却十分喜欢孩子，不论是机关干部家的，还是县城穷百姓家上不起学到处偷粪的孩子，他都一体对待，一视同仁，带着他们玩儿，拿家里寄给他的糖果给他们吃，每当他往东桥跑步时，身后常跟一大帮孩子，孩子们有的喊他“爷爷”，他高兴，喊他“老钱”，甚至“老右”，他也不以为忤。文革开始后，有不少外地人来找他搞“外调”，让他为他当年的战友，同事出证明材料，他记忆力特好，只须稍加回想，即挥笔写出或长或短的材料给来的人，有的人嫌他没写被调查人的“问题”，责备他，说他“不老实”，他回答说：“实事求是就是老实，捏造、陷害才是不老实。”来的人试图引导他写他们想要的东西，他马上说：“你们既然什么都知道，何必来找我？”来的人达不到目的，恼羞成怒，想对他动武，他就端坐闭目，说：“打骂由你，我决计不再吐一词，写一字，打死也不。”来的人反倒不敢下手打他了。这人在县直机关是一个传奇，陆国群心里很佩服他，觉得此人已然修炼得无私无欲自然就无所畏惧了。游街开始了，陆国群在“分子”们的队伍里跟着走着，高帽子把头皮压得麻木，白腊条子编的帽圈儿硌得头皮疼痛，挂牌子的细麻绳儿勒在脖子上，勒出的沟痕磨掉了皮，汗水浸渍着，像伤口撒上盐一样火辣辣的疼，大牌子紧贴着前胸，挤压着两只乳房，衬衫前襟浸透了汗水，紧贴在身上，刺痒难忍，他们这帮人，还要一边走一边对路人大声喊叫：“我是某某，是什么什么分子，我向党向毛主席向人民群众请罪。”每个人都在一遍遍地喊，喊叫声混在一起，几乎听不清谁喊的什么，但是粉刺脸红卫兵在游街队伍旁边跟着，“分子”们没有谁敢停下来，都在不住腔地喊叫，陆国群觉得满嘴粘液，嗓子在冒烟，头脑子要炸开，但仍然在习惯地，机械地，不停地喊叫着往前走。头上是火盆般的太阳，脚下是热炕头一样发烫的土路，汗水不时漫过眉毛，流进眼睛，眼睛又湿又疼。街上很多人在驻足观看，这是稀见的“风景儿”，人们显然对游街队伍比红卫兵更有兴趣，而游街队伍中的陆国群和另一个女右派则是以男性为主的“分子”们中间的稀有动物，不少人指指点点。“分子”们仍在一边走一边扯开喉咙卖力地叫喊，声音嘈杂，聒得耳朵疼。行进中，粉刺脸和另一个小头小脑但嗓音尖利的红卫兵因为某某停止了喊叫或帽子戴不好、牌子不正，步子太慢，时不时地大声喝斥，叱骂，甚至举手就打，抬腿就踢，陆国群见了，战栗惶恐，生怕下一个被打的是自己。“分子”们听见打骂声，如“打马骡子惊”，不敢抬头看，忙把帽子戴正，牌子挂好，哑喉咙破嗓地卖命喊叫。只有老右派蛮不在乎，虚应公事地偶尔喊一声半声，粉刺脸喝斥他，他说：“我不用喊，县城大人孩子都认识我。”当红卫兵打人时，他甚至劝架：“青年人，不要这样，记着要文斗。”红卫兵倒真的怵他三分，不和他计较。突然，队伍走到饮食服务公司门前，“扑通”一声，县财政局一个有历史问题的老会计姓侯的倒在了路上，嘴角儿往外出白沫，旁边有人说：“老侯昏倒了。”有人说：“他是不是有心脏病？”老右派说：“今天折腾得太厉害了，这人年纪大了，出汗多，中暑虚脱休克了。”粉刺脸有点慌张，竟问老右派：“怎么办？”老右派说：“那还不简单？派两个人上服务公司借辆排车拉他去医院。”粉刺脸真的按老右派的意见做了，游街队伍继续前进。过了不长时间，又倒下了一个，有人说：“是时玉山，老病号儿。”陆国群赶忙转头看去，果然是时玉山倒在了地上，粉刺脸不耐烦地说：“又一个装死的家伙。他是哪个单位的？”有人说：“是水库管理所的，归县水利局。”粉刺脸安排老钱留下，打电话让水利局来人把时玉山拉走。老钱说：“好，我来做这事，我听说过，这人是老革命，地下党，我和他同病相怜。”粉刺脸说：“少胡说八道。”老钱正色道：“我不是胡说八道，是讲实话。孩子，要懂得尊重历史，要学会尊敬老人。”粉刺脸不搭理这老头。陆国群很想过去看看时玉山，但她不敢。正在这时，她看见郑士茂从路边看热闹的人中挤过来，径直来到游街队伍旁，到了陆国群跟前，手里拿着一个军用水壶，把盖儿拧开，递给陆国群，说：“快，趁这会儿不走，喝点水，里边放了盐和糖，喝了免得中暑。”小个子男红卫兵用尖利的嗓音恶狠狠地喊道：“你是干什么的?别干扰我们的行动,快滚开!”郑士茂把眼一瞪,说:“你这个孩子人不大，毛病不小，怎么张口就骂人？什么叫‘滚开’？你‘滚’一个我看看，我告诉你，我穷人出身，旧社会当店员，现在当工人，是共产党员，我不是专政对象，你对我凶什么？我怎么干扰你们了？不就是让她喝口水吗？”小个子红卫兵脸色寒寒的，但仍口气强硬地问：“陆国群是你什么人？”郑士茂说：“什么人？她是我的同事，我的前妻，我怕她中暑，送点水让她喝，犯法吗？解放军对俘虏还优待哩。一个个地倒下，好吗？”小个子张口结舌，说不出话，陆国群喝了几口水，赶紧把水壶还给郑士茂，说：“老郑，快离开这里，这里是集体行动，红卫兵小将维持秩序是应该的，你快走！”郑士茂只好接过水壶，很不甘心地离开了游街队伍，往路边走去，陆国群一边声音沙哑地喊叫着往前走，一边偷眼看路边，见郑士茂并没有离开，仍然牵着自行车，远远地跟着游街队伍走着，陆国群心里热乎燎辣，眼睛湿润了。

游街队伍仍在向前走。陆国群不知道到了什么街道，前边还有多少街道，她心想，幸亏提前把二强送走了，不然让他看见妈妈被人别着“烧鸡”，坐“喷汽式”上台挨斗，又戴着高帽子，挂着大脾子游街，孩子幼小的心灵会受到什么样的刺激和多么重的伤害。……又过了半个来小时，天更热了，前边游行的学生也有晕倒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陆续散去，游街队伍走到县一中门口，粉刺脸让“分子”们停住，说：“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解散回家。宣布一个要求，你们每个人必须戴着高帽子，挂着牌子回单位，向单位领导报到后，再取下帽子和牌子，目的是提醒各单位领导和员工对你们加强监督和改造。要把帽子和牌子保存好，准备下次有类似活动再用。如果有谁不按要求做，一经发现，定会严惩不贷。”“分子”们的队伍解散了，“分子”们一个个很听话地头戴着高帽子，胸挂大牌子，在炎炎烈日下，在路人注视的目光里，向县城四处走去，成了一道奇怪的风景儿。陆国群走了没多远，郑士茂牵着自行车到了她跟前，说：“来，把帽子和牌子取下来，上自行车，我送你回单位。”陆国群说：“可不敢。红卫兵有命令，我只能现在这个样子走回公司，不然就会有麻烦。你不看见那些人都是这样走的？”郑士茂说：“你呀，……好，我跟你一起走。”两人一起走着。陆国群抬手抹一把脸上的汗水，对牵着自行车在一旁走着的郑士茂说：“你这是何苦呀？”郑士茂转脸看着满脸通红，满脸是汗的陆国群，说：“我就是不忍心看着你受苦。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你祸害死。”陆国群抬手扶一扶头上戴的高帽子，说：“这是在大街上，你别胡说八道。这回运动讲的是触及每个人的灵魂，你也可能犯错误，我更不担事儿。”郑士茂点点头，不作声了。陆国群问：“你怎么跑来了？你怎么知道今天开大会，游街？”郑士茂说：“你不看见了吗？运河—他娘的连名字都改成‘郑敢闯’了—了不得了，现在是一中初中部红卫兵的总头儿，我听他说的。头些日子回来，说要不是他想法儿把你鼓捣走了，他连红卫兵都当不上，别说当头儿了。气得我拿起笤帚来把他揍跑了。”陆国群说：“你敢打毛主席的红卫兵，简直是‘现行反革命’了。你今天不该来。”郑士茂说：“怎么不该来？我是请了假出来的。我怕你渴坏了，给你送点水，再就是我一直跟着游街队伍，我想好了，只要那帮孩子打你，我就冲上去保护你。”陆国群脸上泪水和着汗水流，说：“士茂，你可不能这样，这才是个头儿，以后还不知道会怎样呢，你保不了我，你硬对着干，会犯大错误。你没看报纸，听广播？外地因为有人反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起来了。你成份好也不行。你比那些开国元勋还撑劲？这叫做‘逆潮流而动’，人家说是‘顶风而上’，可了不得。真的惹出乱子来，就全完了。求求你，别这样了。你放心，我身体好着呢，不会把命搭上。……快把沈姐叫回来，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别担心我了。崮山县也不是我一个人。”郑士茂说：“‘沈姐’不一定来了。让我伤透了。我也没心管她了。现在我除了上班，就是保护你了。”陆国群说：“你要是真关心我，就别再问我的事。谁也替不了我。季龙翔倒是高干子弟，也不敢帮我说一句话。只要够了那个杠儿，亲娘老子也没用。好了，咱两人这样在一起，反映上去，再说我找人当保镖，就坏事了。你快骑上车走，我自已回公司。”陆国群急得脸更红了，郑士茂只好骑上车走了。陆国群头戴高帽子，胸挂大牌子，朝果品公司走，有几个调皮孩子跟在身后，边走边喊：“快看女右派。”有小男孩儿还拿小石头子儿砸陆国群的高帽子，有的投还真投准了，有的投不准，石头子砸到她脖子上，背上，陆国群慌慌忙忙快步走，想尽快躲开这些调皮蛋孩子。从游街队伍解散的地方到果品公司并不远，今天这段路却显得格外长，中午时分的毒日头当头照着，两只脚像踩在鏊子上，陆国群的衣裳被汗水湿透了，像刚从河里爬上来一样，湿衣裳贴在身上，显出身体的轮廓儿，街上的行人不顾天气炎热，都在驻足观看这个怪物女人，欣赏这道新奇的风景儿，有人在惊叹，也有人—特别是男人—在贪馋地看这女子周身的“线条儿”。陆国群羞臊难当，那一刻，恨不得地上有缝儿让她钻进去才好，或者干脆死掉更好。但她还是硬撑着，故作“旁若无人”的样子，迈着酸软的两腿一步一步往前挪动，心里在想，自己在遭受的是一种罕有的，特别的酷刑，她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些红卫兵们，几个月前，还端坐书桌旁，或徜徉于清风明月柳枝婆娑的校园，“静如处子”，谦恭有礼，怎么会实然间变得如此金刚怒目，剑拨努张，凶神恶煞，张牙舞爪？他们怎么会无师自通，这般整人有术？他们小小年纪，怎么会有那么多整治人，折磨人的点子？批斗，继之以游街，游完了街，还要让人戴游街的全副“行头”，各自走回其单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怎么会有如此狠毒的心肠，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当政者对异已者，疑似异已者，未必是异已者，妄指为异已者，不按法律条文施以责罚，而是把他们交给“群众”—这次干脆交给不谙世事，思想远未成熟，不知天高地厚，道德堤防脆弱的青年学子甚至是儿童，美其名曰“大民主”，“群众专政”，放手让“革命群众”对这些人滥施摧残，摧残还不够，再加以凌辱，摧残加上凌辱，让他们生不如死，这种假“革命群众”之手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做法，这种奇特的治理手段，为古今中外所稀见。……陆国群想起了时玉山，她刚才看见了街上贴着的“打倒吴有德”的大字标语，而揪斗吴有德必然要扯上白洁，因为男女之事是整人中最热门儿，最有爆炸性，最具杀伤力，最能把人搞臭的题材。这对时玉山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一个肝炎病人，和其他“分子”一样揪斗，一样游街示众，没有任何人会稍予照顾，体恤，再加上白洁的事在全县传扬，时玉山能不能闯过这一关？从反右到现在，陆国群对时玉山一直抱有莫名的歉疚，虽然明知道时玉山被打成右派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公然与党组织唱反调，为她辩白，显然是他蒙难的导火线。陆国群为之不安，但苦于对时玉山无以为报，没法救赎和补偿。……陆国群步履匆匆地走着，她低着头，两眼只看脚下，但又怕自己会被自行车撞到，不时抬头看看。去果品公司的路上就她一个“分子”，街上早也没了红卫兵的踪影儿，陆国群在炎炎烈日下，在尘士飞扬的大街上，在看热闹的人众目睽睽之下，仍然像“牛鬼蛇神”正式游街一样，“全身披挂”，煞有介事地走在大街上，不明就里的人，会以为这人是神经病，或者大白天见了行走着的鬼。多么驯顺，何等自觉，何其“慎独”，像几年来反复宣传的大庆人“领导在场和领导不在场一样”那样认真，执着，陆国群一边走，也觉得自已可悲，可鄙，可笑到了极点。这就是那个“黑夜之中盼天亮”，唱着“明朗的天”投奔革命的女青年吗？……她脸上淌着汗，心里流着泪，为自己哭泣。为了活下去，她只能如此。为了年迈的爹娘，为了大壮，二强，为了关心她，爱她的姐姐和别的亲人，她只能咬紧牙关，咬碎牙往肚里吞，撑持着往下活。她不能也不敢违抗红卫兵—像运河那样的孩子—的命令，她怕违抗命令会遭致更大不幸，她觉得这些年来她所有的遭遇，也许都是她的宿命，她像飞蛾扑火一样投身革命，而革命需要她献祭牺牲。她只能忍受。……总算来到果品公司门口了，她抬起头，无意中朝南边路上看了一眼，却看到任小真骑着自行车，后边带着个孩子—是二强—正飞驰而来，陆国群愣了，未及反应，任小真已经飞车来到她跟前，下了车，二强也从货架上下来，而陆国群似乎忘了自己头上的“帽子”，胸前的牌子，二强两步跑过来，扑到妈妈胸前的牌子上，抱着妈妈“呜呜”哭起来，任小真慌忙停自行车，没停稳，自行车“哐哧”摔倒在地上，任小真也不去管它，陆国群想和任小真说话，任小真不吭一声，气哼哼地走到陆国群跟前，把二强拽开，伸手摘下陆国群头上的“帽子”，一下扔出去老远，又摘下她胸前的牌子，扔到脚下，还想抬脚去踩，陆国群赶忙拽开任小真，弯腰拾起地上的牌子，拿在手里，又跑去捡回“帽子”，对任小真说：“可不得了，红卫兵交待的，必须戴着‘帽子’，挂着牌子回到本单位，才能取下来，还要自己保存好，以后再批斗时还要用。”说完，就把“帽子”重新戴到头上，又拿牌子绳儿往脖子上挂，二强拽着妈妈的手，哭着说：“妈妈，别戴那个高帽子，也别挂这个牌子了，好吗？”陆国群见二强小脸儿被太阳晒得通红，急得头上的青筋都蹦起来了，哭得好可怜，就狠狠心，把高帽子摘下来，也不往脖子上挂那牌子了，但仍把帽子和牌子拿在手里，像拿着什么重要物件似的，对小真说：“小真，咱们快回家吧。”三人一起，快步走进公司，还好，公司已经下班了，大门口，院子里，没什么人，陆国群悬着的心才算放下，她怕不戴帽子，挂牌子进公司，惹出祸端。回到宿舍，陆国群给小真饭菜票，让她到伙房去买饭，打菜，又急急忙忙炒了几个鸡蛋，小真买饭、菜回来，三人一起吃了饭。陆国群打发二强睡了，低声问：“你昨天下午回家，没说带二强来，今天怎么了？”小真说：“昨晚上我回到家，二强跟我说他梦见妈妈了，说他想妈妈，非得让我带他回来，俺爹说小学里也不正经上课，带他回去一趟吧，我见孩子好可怜，心软了，就去学校找老师替他请了假，带他回来了。没想到碰见这种事儿。旱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能带他回来。这样一来，他更不愿意离开你了，回去上学也不安心。”陆国群说：“不知道这个运动以后怎么搞，想完金瞒住他，也很难。看见就看见吧。一会儿他醒了我再给他说说。”任小真说：“这算什么事儿？学生凭什么来单位揪斗人？不是摘帽子了吗？一向说摘了帽子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了，怎么又说斗就斗，说游街就游街？这符合党的政策吗？”陆国群急忙说：“小真，红卫兵可是毛主席支持的，是‘革命小将’，‘天兵天将’，谁也不敢对抗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可不能乱讲话，不得了。”任小真说：“你让人家折腾苦了，快歇歇吧，下下太阳，天不太热了，我再把二强送回去，只请了一天假。”任小真走了，陆国群挨着二强躺下了。二强睁开眼睛，看着妈妈，陆国群说：“怎么醒了？再睡一会儿。”二强说：“刚才我也是装睡着。我睡不着。”说着就坐起来，扒开妈妈的头发，见妈妈的头皮被高帽子硌出了通红的一道圈儿，磨得厉害的地方头皮破了，渗出血来，二强又看妈妈的脖子，见脖子后头让绳子勒出了一道沟，也带着血色，二强哭了，说：“妈妈，他们凭什么这样折磨人？”陆国群说：“好孩子，不许胡说。妈妈犯过错误，所有犯过错误的人都要接受批判。”二强问：“妈妈，你不是摘了‘帽子’了吗？怎么还这样？”陆国群说：“摘了‘帽子’还要继续改造。孩子，你还小，不可能明白这里边的事。别问了。再睡一会儿吧，待会儿小真姨再送你回去。”二强说：“妈妈，我不上任家庄上学了。”陆国群问：“怎么回事？在那里不好吗？”二强说：“不是，在那里挺好，爷爷奶奶很疼我，小孩儿们也都跟我玩儿。可是我和人家孩子不一样，人家每天能见到妈妈，我却不行。我想妈妈，我做梦梦见人家欺负你，打你，我哭醒了。今天回来，真就碰上了，我要待在家里守着妈妈，保护妈妈。”陆国群强忍着泪水，说：“好孩子，你那么小，你守着妈妈有什么用？你也保护不了妈妈，二强，别担心妈妈，……毛主席有政策，不让打人，他们不会打妈妈。妈妈挨不了打，你在家里干什么，白耽误学习，学习不好是一辈子的事。”二强说：“那边也不正经上课，上课也只学毛主席语录，在家里也一样学，还不如在家学，能照顾妈妈。”陆国群说：“你那么小，能干什么？妈妈不用你照顾。”二强说：“我能上伙房买饭，上茶炉房打水，晚上，我给妈妈端水洗脚。妈妈心里难过，我陪妈妈说说话，妈妈就好受点。”陆国群说：“二强真是孝顺儿子。”停了一会儿，二强又说：“妈妈，真的，我真的不想再上学了。”陆国群生气了，说：“胡说什么？你这么小，怎么能不上学了？”二强说：“我听人家说，从这往后，上学不兴考了，主要看成份。我书念得再好，以后上中专、大学都没有份儿。上也是白上。”陆国群说：“别信那个！二强，你记住，上学不光是为了考学，更重要的是为了学知识，增长才干，养成好的品德，人在世上，可以没有钱，也可以不当官儿，但不可以没有知识，更不可以没有好的品德。要有知识，有好的品德，必须好好读书。即使将来考不上大学，也要做一个有好品德有知识的人，如果一个人无知无识，一辈子糊里糊涂，好赖不分，那就是白白地有了一次生命，是很悲惨的。咱可不能那样，懂了吗？你如果从现在就不好好念书了，妈妈，还有爸爸，姥姥，姥爷都会难过，妈妈会比被人家打心里还难受。”二强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说：“妈，好，我回去，妈妈，你自己要当心。他们要是打你，你就把头缩着，两只手捂着头，把头护住。头被打坏了，就糟了，打别的地方不要紧，就是疼。有同学打我，我就这样。这是俺班儿里一个女生—她爸是个什么三青团员—给我说的。”陆国群听儿子一本正经地教给她怎么在挨打时保护自已的“经验”，心里刀割般疼，那么点孩子，被逼得这样保护自已，还嘱咐妈妈也这样办，他们母子是何样的人生？这样想着，不由得眼里涌出了泪水，趁二强不注意，赶忙擦了去，说：“妈妈会十分当心，没点儿事儿。你只管好好念书，好好和小朋友玩儿就行了。”

二强犟捏着鼻子，跟小真回任家庄了，陆国群把红卫兵颁发的高帽子和胸牌在房间僻静处放好，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洗洗脸，梳梳头发，照常去业务股上班，听通知参加公司组织的政治学习。文化大革命在县城这一级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没开展起来。大家在学习中，不过把当地和外地红卫兵的种种活动当成新闻或者故事议论一番，文化大革命到底搞什么，怎么搞，特别是企业单位怎样搞，谁也闹不清。县委领导忙着应付红卫乓，也顾不上各部门的事了。职工们有些好奇，有点儿兴奋，都在观望，让陆国群感到奇怪的是，辛怀礼一反常态，学习讨论很少发言，发言也随着大伙儿，说些大路边儿的，很一般的话，全不像原先发情的公鸡一样神气活现，抵架的公牛般摇头晃角的模样儿了。陆国群到县里参加批斗会，还在县城游了街，回到公司，郭股长趁跟前没有旁人，悄悄对陆国群说：“国群，要经得住考验。要想开。别怕，别愁，事大事小，到时候就了。”一个廉大姐下了班来陆国群的宿舍，关心地问二强的事，问陆国群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说有让她帮忙的事，尽管说。陆国群很感动。其他人谁也不议论红卫兵召开的揪斗大会和会后的游街活动，只有小鲍儿说了一句半句，没有人回应，就再没往下说。陆国群知道同事们是遵从“守着矬人不说矮话”的古训，给她留面子。辛怀礼居然也未置一词，这让陆国群感到意外。她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想不明白，干脆就不想了，随他去吧。县里红卫兵召开的揪斗大会开过没几天，陆国群收到了姐姐的来信，叔叔惨死的噩耗，把她打懵了。拿到信的时候，还在班上，她低头看完信，偷偷擦去眼泪，她不能也不敢哭泣，心里酸疼，胸口像塞了烂棉絮一样难受。下了班，她匆匆往宿舍跑，任小真遇见她，说：“陆姐，你脸色那么难看，身体不好？病了？”陆国群说：“没事儿。刚才我胸口有点疼，一会儿就好了。”回到宿舍，趴到床上，压低声音，哭了好一阵，中午饭也没吃。最近一段时间，崮山县中学里，社会上，有好几个人“畏罪自杀”，实际上运动中自杀的人各有不同情况，个别的是以死明志，是为“抗争”，有的人是不堪凌辱，用死来表示抗议，多数是出于绝望，受够了，一死了之，但却统统称之为“畏罪自杀”。陆国群感到，这场运动比反右还要可怕，一定会死更多的人。她曾暗想，不论整多么厉害，宁肯让别人折磨至死，自已绝不寻短见。亲人们呢，但愿谁也不要出事。她万万没想到，运动搞起来仅仅两、三个月，叔叔就猝然而去了。她难受得睡不着觉，迷睏一会儿，叔叔就在她眼前晃荡。一会儿是他上大学时的样子，英俊潇洒，书生意气，一会儿叔、婶儿在教堂里结婚，郎才女貌，满堂生辉，一会儿，叔叔在大学里给学生讲课，口若悬河，妙语如珠，一会儿叔叔成了当右派后的样子，一脸苦相，垂头丧气，……陆国群醒来，想起前不久，就在她被揪斗、游街的头天晚上，梦见叔叔一个人像一只孤独的大雁在天上飞，越飞越远，但两只眼睛却一直在看着她，看得她心里发毛，……莫非人死了，真的像《圣经》上说的是有灵魂的，那是叔叔的魂儿来跟她告别？不然怎么会那么巧？恰恰在叔叔自尽的那天凌晨她做那样的梦？……陆国群把苦埋在心里，泪咽到肚里，这时候，她不能也不敢回家。反右派时，她回家给判了劳教的哥哥送行，探望打了右派的叔、婶儿，后来成了她被定为右派分子的罪状之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回她可不敢“拿南瓜头往擦床子上碰”了。她能做的只能是给姐姐回信，请她劝婶子，陆星儿和爸妈节哀，保重。……时间一天天过去，秋天来了，中学里的红卫兵分批到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同时红卫兵开始在全国“大串连”，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大中学校的学生可以随心所欲地甚至漫无目的地到北京、上海，全国各大城市，全国各地的老革命根据地乃至全国任何地方去“串连”，与当地红卫兵交流革命造反经验,撒播革命火种,即把仍然稳定的地区搞乱,从上到下各级党委政府均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接待串连的学生,学生们坐车,吃饭,住宿统统不要钱,只需要两个肩膀扛个头,手里拿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就可以上路，并可以畅行天下。农村中学的学生多是食不裹腹，衣不敝体的穷孩子，这种机会真是亘古未见，千载难逢，岂能错过？很快，学生们都外出串连了，热闹的校园冷清了，校园里空荡荡的，当西风飒飒，严霜匝地的时候，串连的大部分学生返校了，革命小将们从外地“取经”回来，学习了外地特别是北京、上海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更感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彻底革命的决心，县里的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新一轮声势更大的高潮，白云苍狗，世事难料，八月里一哄而起的红卫兵组织失势了，郑敢闯和高中部两、三个学生杀出来另立山头，成立了有独立名头儿的，号称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而且日益壮大，曾经威风八面，权倾一时，让全县风云变色的红卫兵组织—据说是县委走资派为了保自己过关而通过干部子弟策划成立，由他们幕后操纵的假造反真保皇的“御用”组织，甚至被讥刺为“御林军”—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浪中土崩瓦解了，除了郑敢闯他们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外，学生们自发成立了名目繁多的红卫兵造反队，袖章上的黑字变成了黄字，而且也不仅仅是“红卫兵”三个字，而是标识出各自战斗组织的名称，不少老师也不再像运动初期那样被动挨—学生们的—打，而是被学生们吸收加入他们的组织，或干脆自己成立一个组织，一时山头林立，形势如“乱云飞渡”，这些组识声称，运动初期造老师的反以及破四旧中乱揪乱斗是党委内的“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称）”转移斗争大方向，“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而他们造反的真正对象是“盘据”在县委、县人委的走资派以及各行业、各部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大字报，大字标语贴满了县城大街特别是县委、县人委大院，矛头直指本校领导，县文教局，县委、县人委“当权派”，摆开了与各级当权派决战，把他们拉下马的阵势。机关、企事业单位表面上尚无异动，但已是战役打响前的寂静，暗中已经有各色人等在蠢蠢欲动。陆国群他们这些“牛鬼蛇神”似乎被造反派忘到了脑后，而且他们明确地说斗争的大方向是整走资派，而对老牌的“分子”们简直不屑一顾，只是在他们的“宣言”、“声明”里对“分子”们例行公事地警告，威吓一番。阴历十一月的一个晚上，天上彤云密布，屋外西凤大作，天气凉了。任小真来陆国群房间陪她说话。任小真压低了声音说：“陆姐，你知道辛怀礼这段时间为啥不神气，不活跃了？”陆国群说：“不知道。”任小真说：“我知道。原因有两个，一是他知道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当权派，他的后台陏部长虽然位高权大，但是威信很差，又是带工作组在一中镇压学生的骨干，学生的大字报咬牙切齿，打倒他，油炸他，火烧他，活剥他，辛怀礼看到后台要倒，他自然就蔫了。二是更要命的，他自己作了大孽了。”陆国群说：“他能作什么大孽？什么事儿？”任小真说：“什么事儿？丢人的事儿，犯法的事儿，弄不好进公安局的事儿。严重吧？”陆国群说：“会有这样的事？”任小真说：“没想到吧？说给你听听。”原来，辛怀礼对陆国群图谋不轨，没得逞，气得把陆国群赶下乡，但毕竟打熬不住，趁一个星期六晚上，对人说去南山公社看老同事，实际上他没去公社，而是迂磨到天黑以后，去薛家岭找老相好莲花幽会。他一直认为自己和莲花的事做得很隐秘，村里没人知道。其实那个村老、中、青三代光棍汉二十多条，想瞅莲花好事的多得很，都暗暗地关注着莲花，她和辛怀礼的事，庄里人早就知道，庄户人小胆儿，不敢得罪“武装部领导”，所以都装不知情，给辛怀礼也就是给公社武装部，公社党委留面子。辛怀礼已经调走了，应该算完了吧，还来找莲花，这让村里的光棍汉又妒又恨又生气。几个人商量着要收拾他一顿，每次辛怀礼来找莲花，都是等天黑以后，辛怀礼在院子外头往墙里扔坷垃，莲花听见了，就来给他开大门，这晚上他又到了，见黑灯瞎火，四处没人，就站在老地方，往院里扔坷垃，风大，莲花没听见，把辛怀礼急得要死，早就埋伏在旁边的光棍汉们一齐扑了上去，把辛怀礼按倒在地，说是逮着小偷儿了，几个人一阵拳打脚踢，又押往大队部，大队干部拿马灯来一看，是原先在公社武装部工作的辛干事，急忙装神弄鬼地批评几个光棍汉，说他们怎么逮小偷儿，逮着辛干事了。辛怀礼无地自容，急忙解释，可是黑灯瞎火，来到村里，在一个寡妇院子外头蹲着，他又能如何解释？越描越黑，解释不清。大队干部自然不予追问，还装模作样地要留他住下，辛怀礼哪里肯住，急急忙忙，黑灯瞎火，慌不择路，骑上车往县城赶。路上摔倒了几次，脸上皮都擦出了伤，回到公司时，天快明了，又不好喊门卫开大门，只好在外边等到天亮，大门开了，才进公司，门卫问他上哪去来，怎么回来这么早，他忙用别的话叉开，慌忙回自己宿舍，深秋的天气，折腾了一夜，被抓，遭打，受辱，吓了一身冷汗，挨摔，疲累，受冻，辛怀礼病了几天。……陆国群问：“公司的人怎么知道这件事？”任小真说：“听说是眨巴眼子小鲍儿给散布出来的。这小子真够坏的，辛怀礼一来，他上赶着巴结，吹他什么‘头三脚’，狗屁！一心想弄个人秘股长当，没当上，反过来败坏辛怀礼了。”陆国群说：“那么出在南山里的事，小鲍儿怎么知道的？”任小真说：“公司的人听门卫鲍老头儿说，小鲍儿他姑家在薛家岭，他有个表哥叫孙疤瘌头，是他给小鲍儿说的。”任小真和公司别的人自然不会知道，实际上薛家岭的光棍汉逮辛怀礼也是小鲍儿策划，他表哥孙疤瘌头实施的。辛怀礼来公司就任后，小鲍儿偎得近，跟得紧，说话、做事努力往辛怀礼心里碰，一心靠着辛怀礼，能入上党，当上公司人事秘书股股长。辛怀礼也想提拔起他来，作为自已的心腹。辛怀礼早就认可并决心实行一套为官之道，不论当哪级领导，一定要用自己的人，和自己一心的人，他本能地感觉到像郭股长那样的人，你笼络也白笼络，而小鲍儿则一定可以为他所用。他为此多次找县社领导和县社人事科，要让小鲍儿入党，并且提拔他当人事秘书股股长，但是县社领导听信老任头儿的汇报，说这个青年个人主义严重，思想意识不够健康，有点社会上的人通常说的“小人”的意思，主张考验一段时间再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提干停止了，小鲍儿的美梦又落了空，就转而对辛怀礼怨恨起来，中央《十六条》公布后，他见文件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当权派，辛怀礼虽然官不大，但大小也是“当权派”，也是审查和批斗对象，小鲍儿暗中感到机会儿来了，他要伺机而动， 联系上一中的红卫兵，在本单位造起反来，把辛怀礼这个啥也不懂的傻大兵打翻在地，他小鲍儿就不止是当个小股长，而是像在课本上学过的话，“彼可取而代也”，公司的书记、经理自然非他莫属，弄得再好些，县供销社主任也不是没有可能，自古英雄出少年，他小鲍儿也不是可久居人下者。前些日子，薛家岭他的姑表哥孙疤瘌头到县城赶集，来找他蹭饭吃，小鲍儿心里很烦，但又不得不耐着性子招应。吃饭的时候，孙疤瘌头像饿了十八天了，四个大馒头不出五分钟就干下去了，噎得不停地嗝气儿，一盘子菜也打扫个精光，吃完饭用手背把嘴一抹，又咕噜咕噜灌了一大碗开水，吃饱喝足了，大大咧咧地说：“兄弟，怎么样，文化大革命了，你们公司姓辛的小子该倒霉了吧？这家伙不是个好玩意儿。”小鲍儿来了兴趣儿，忙问：“怎么不是好玩意儿？你知道他的什么事儿？”孙疤瘌头是想莲花好事儿而不得的众光棍中的一个，把辛怀礼看做“情敌”，恨得牙根儿痒，对小鲍儿说：“这坏黄子在俺公社武装部当干事那会儿，就和俺庄儿一个军属寡妇娘们儿叫莲花的搞破鞋，庄上人胆子小，没敢说的，他调到县上来了，有一段时间没去找莲花，不知咋回事儿，最近又去了，几乎每个星期都去。”小鲍儿眼珠儿转了几转，心里有了主意，眼睛眨巴几下，说：“你们过去怕他，现在他不在你们公社了，还怕他个屌？再说，文化大革命就要全面推开了，他也没多少日子蹦躂头了，你们不能逮他个小子？”孙疤瘌头把大腿一拍，说：“表弟，你真不亏是在外头混事儿的人，脑子好使，俺庄儿里人干生气，就没想起这个办法儿来。对，回去逮他一回，他就改了，不敢去了。”小鲍儿说：“能不能捉他的奸，把他和那莲花儿摁到床上？”孙疤瘌头擓擓自己的疤瘌脑袋，说：“俺庄儿里因为捉奸，有个小娘们儿上吊死了，俺不敢办那事儿，万一莲花儿出个好歹，她是军烈属，俺还不倒大霉？俺就在莲花儿家跟前逮他，他就说不清，黑灯瞎火的，他和莲花儿不亲不戚，跑那去干什么？”孙疤瘌头走后没多少天，又是个大集，又来找小鲍儿了，这回一副立了功的样子，对小鲍儿说：“兄弟，你吩咐的那个事儿，俺几个人给办了。把姓辛的小子逮着了。”小鲍儿兴奋地问：“怎么逮的？没敢捉他两人的奸？”孙疤瘌头说：“上回我说了，不敢捉奸，俺几个人和莲花儿家是本家，她也是个苦命娘们儿，不能那样干。”小鲍儿问：“那你们怎么弄的？”孙疤瘌头说：“那回从你这里回去以后，俺哥儿们几个一合计，到星期六就把着姓辛的小子，他还真就跟那山上的野兽似的，让俺逮着了。俺装成是民兵捉小偷儿，把小子揍得不轻，送到大队去了。这不连以后的证人都有了？”小鲍儿有些失望，但还是说：“这样也好，整了辛怀礼，也没惊动莲花儿。”小鲍儿虽然年轻，但是喜欢学习时事，政治甚至法律，人又聪明，眼皮眨巴一下一个心眼儿，他暗中分析，辛怀礼和莲花的事可小可大，说小，莲花的丈夫如果已经阵亡，辛怀礼犯的是一般男女作风错误,说大，莲花既然仍按军属对待，那她丈夫就是现役军人，辛怀礼就是在“破坏军婚”，够逮扑判刑的了。小鲍儿掌握了辛怀礼这条罪状的线索，十分得意，他拿定主意，运动一开始，率先扯旗造反，当头一炮，把辛怀礼这事抛出来，一炮就把他打趴下，另外，他还掌握着辛怀礼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他身为共产党的支部书记，竟对摘帽女右派陆国群非礼和企图强奸，这可是政治立场和道德品质双重错误。到时候就看陆国群愿不愿意配合了。小鲍儿考虑到运动搞起来，陆国群是搞倒辛怀礼的关键证人，而打击陆国群这种人，对未来公司的政治斗争，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他对陆国群的态度也温和起来。小鲍儿暗自得意地想，毛主席的著作不是白学的，他懂得要利用矛盾，解决主要矛盾。原先他对陆国群持敌对态度，是表明自己站在党的立场上，政治正确，现在形势变了，斗争的目标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了，他当然要改变态度，对陆国群变打为和，如果拿下相棋来比喻，他要把陆国群作为一个关键棋子，用来“将”辛怀礼这个“军”。……任小真说：“群姐，俺爹没看错，小鲍儿眼皮一眨巴，一个坏心眼儿。你看他，统共有三块豆腐干子高，见了当官儿的，一低头哈腰，就剩两块互腐干子高了，你说他能胜个什么味儿呢。”陆国群让任小真说得笑了，说：“你这个小丫头儿片子，真会糟蹋人，小鲍儿就三块豆腐干子高？你见过这么厚的豆腐干子？”小真瞪圆两只秀气的大眼晴，一本正经地说：“不是糟蹋他。我是打比方。陆姐，你看着，别看小鲍儿原先跷着脚巴结辛怀礼和县社的领导，运动真开始了，小鲍儿一准得跳得最高，造辛怀礼的反最凶，够辛怀礼受的。”陆国群说：“懒得管他们的事，爱怎么闹就怎么闹吧。”陆国群心里暗想，辛怀礼惹了这事，自顾不暇，就不会找她的麻烦了，她可以摆脱掉一个大负担了。至于运动中因为是摘帽右派而被人整，那就只能逆来顺受了。

冬天到了，天越来越冷了，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热度却每日每时在升高。公司有几个青年的爸妈在教育部门或县委，县政府，开会的时候，常常谈论他们听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新闻，有个青年说，一中初三那个叫郑敢闯的，真是了不得。一开始，他是一中老红卫兵初中部的头儿，小子脑袋瓜儿灵，转得快，到北京串连回来，头一个站出来，杀老红卫兵的回马枪，造县委的反，批判县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揭发，八月底那次揪斗四类分子的大会就是县委管书记、陏部长这“一小撮走资派”暗中指使搞的，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通过揪斗这些死老虎，他们蒙混过关，是“大阴谋”。这小子现在摇身一变，又成了最激进的造反派的领袖了。有人说，这小子的爸爸是个查鸡蛋的工人，怎么拉扒个儿，能的跟精豆儿似的。陆国群听人议论郑士茂父子，觉得难为情。有个人问她：“老陆当过郑敢闯的晚娘，你教过他？”陆国群红了脸 ，不好意思地说：“那孩子功课好，有主见。我可教不了他—他也不用我教。”有人说，现在，红卫兵造反派的枪口调了方向，一致对准各级当权派。往后就来热闹了。最近几天，先是要召开全县教育系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过几天还要召开批判县委、县人委走资派的大会。辛怀礼听了这些消息，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坐立不安。陆国群想，这人心里有鬼，害怕了。几天后，陆国群听说教育系统的大会开过了，诸如县委管书记、陏部长，宣传部长、县教育局局长吴有德、一中的书记校长这些“大人物”都被别着“烧鸡”，坐着“喷气式”，押到台上批斗，似乎运动起来，什么“党的领导”，“团结大多数”，“分清敌我矛面和人民内部矛盾”，“要文斗，不要武斗”等等说法统统不作数了。还是郑敢闯那小子主持大会，一边开着会，下边有人递上来个条子，郑敢闯就念，说“群众—一个人写条子就代表‘群众’—强烈要求把某人揪上台”，待命的造反派战士立即下台把会场上的某人揪上台来，大礼堂的台子上站满了被揪出来的人，最惊人的是，有人递条子，把吴有德的情妇，右派时玉山的臭老婆，资产阶级小姐白洁揪上台示众，郑敢闯一声令下，两个五大三粗的卫兵真的像抓小鸡儿一样把白洁揪上了台，过一会儿，又有人不知从哪找来一双破皮鞋，用鞋带儿系了，挂到了白洁胸前。白洁连羞带气加上害怕，瘫倒在台上，被人架了出去。公司有的同志说，这样搞法儿也太过份了。有的就说，都是些毛孩子，闹起来，无王无法，打破头用扇子扇，不怕作得大。少出不了事儿。小鲍儿眨巴一阵眼睛，一本正经地说：“毛主席最支持革命群众运动，林副主席说，‘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我们对红卫兵运动要看他们的主流，看他们的大方向，有些不尽合适的做法儿，是支流，是细枝末节，是难以避免的。”大家知道小鲍儿的话是报上的观点，自然也没人和他争辩。陆国群想，现在这种弄法儿，好像也太不像是“文化”革命了，而是野蛮，邪恶等非人性的东西在泛滥。又想，郑士茂这个儿子真是敢闯，还不知最后闯个什么结果，郑士茂得天天提心吊胆。幸亏他们两人离了婚，要不然，这小子在家里也造起反来，就不堪收拾了。她又想，时书记这家人遭大难了，她恨不得立即去看他，但她不能去，也不敢去，果然去了，也会给时玉山带来麻烦。她想，这下子不要了时玉山两子口的命了。第二天， 陆国群听到了“要命”的消息。白洁被人抬回家，时芸在水库上班没回来，她那个八岁的小男孩儿—名叫“时皓”—吓得只知道哭，下午，白洁醒了过来，人像傻了一样，不哭不叫，也不说话，傍黑天，让时皓从伙房买饭来吃了，时皓让她吃，她说不饿，也没吃。晚上，她等时皓睡了觉，校园里没人了，一头栽到学校荷塘里，第二天早晨，尸体浮上来了，让水灌得像发面馍一样。有人问：“她男人不在家？”了解情况的人说，时玉山平常住在长岭水库，她女儿也在水库上班，头几个月县里开揪斗大会，散了会又游街，时玉山昏倒在大街上了，醒过来又回了水库。听说他早就知道白洁的事了，一直没回来住过。这家人是完了。陆国群又听公司的人说，白洁死了，时玉山回家了，哭得很厉害。安葬完白洁，领着那个小男孩儿—他也知道孩子不是自己的—回了水库。这人真不孬。有人问：“吴有德那个坏货呢？”有人说：“那黄子还不把脑袋夹到腚沟里，窝起来？他还敢偎边儿？他偎边儿，算打什么家什儿的？”……陆国群听到这些事情，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凝滞了，怎么会这样？现代社会，皓皓青天，朗朗乾坤，怎么可以如此明目张胆地草菅人命？白洁何其惨，她是爱时玉山的，那些年，因为懦弱，她屈服于权力和强暴，陷入了黑暗的耻辱的深渊，苟活了这几年，这次遭到了致命一击，最终还是难逃一死。时玉山何其冤，他无辜罹难，早已生不如死，竟再遭此荼毒。……晚上，陆国群睡不着觉，老是想着白洁，白洁，如果没有反右派那次变故，她的确人如其名，像一株亭亭玉立的白玉兰花树，白得耀眼，洁得脱俗。这个大城市来的大家闺秀，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满脑子雪莱，普希金，泰戈尔，李杜，曹雪芹，安徒生，好像生活在象牙塔中，不食人间烟火，她天真，善良，远远地躲避着世间的污浊和丑恶，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误入凡尘的“仙女”，到头来，灵与肉都葬身于污淖之中。《红楼梦》中咏妙玉的诗“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污泥中。”放到白洁身上，似有几分贴切，只不过妙玉毁于不耻于人伦的强盗，而白洁却是葬身在明火执仗的“革命派”手中，而这些“革命者”据说是在从事“世间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是何等的荒诞，怪异。陆国群十分担心时玉山，但又不能去探望，只好写了一封信寄去。几天后，时芸来县医院替爸爸拿药，来公司找陆国群。几个月不见，这闺女瘦了好多，脚上穿双白力士鞋，陆国群缸知道这是在隐讳、曲折地为妈妈服“孝”。时芸说：“陆姨，你的信我们收到了，我们很感谢你的关心。我爸让我告诉你，他没事儿。为了两个孩子，他会坚强地活下去。让你放心。”陆国群说：“你妈不应该走这一步。”时芸说：“被残害到这种地步，任谁也很难活下去了。我妈就是太书生气，太懦弱，太惨了，太冤了。虽然我妈确实没以死抗暴，做了错事，但我爸从来没恨过她，我妈死了，我爸痛不欲生，老在说，是她害了妈妈。我也很懊悔，很恨我自已。妈妈出事以后这些年，在她最痛苦的时候，我还不给她好脸儿。我恨不得跟我妈去了，跪在她面前，向她道歉。”说着，就哭起来。陆国群说：“时芸，事情已经这样了，懊悔也没用了。你得先坚强起来，你爸爸还有那个小弟弟，可都指望你哩。那孩子怎么样？”时芸说：“那孩子也可怜，长这么大，一直被别的孩子歧视，打骂，妈妈没了以后，他就像呆了似的，怕见人，跟夹尾巴狗似的。上了水库，我爸和我都疼他，好一点了。”陆国群说：“我早就说过，你爸爸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时芸说：“我爸说让你要当心，要坚强。”陆国群说：“告诉你爸，我们都要坚强。”

一九六六年年末一段时间 全国各地都在声讨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陆国群也慢慢明白了，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的是今年六月和七月两个月中，各级党委派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压制学生运动，打击造反派的行为，毛主席对工作组的做法儿斥之为“何其毒也”。陆国群不由得想，姐姐在中学当副校长，姐夫去大学当过工作组组长，这回肯定会被批斗，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