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册岁月第一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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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寒风呼啸，室内炉火正旺。过年了，陆家大门口儿，院子里挂上了大红灯笼，大门、屋门上都贴了鲜红的新对联儿。小孙子亮亮“格格格”的笑声似乎无处不在。过八月十五时陆家那种沉郁，压抑的气氛已经一扫而去，年前有几天，从早到晚阴沉沉的，但陆家大门内外却洋溢着亮色，喜色。陆国栋恢复了正常的，紧张的，忙碌的，助手和护士们簇拥着的工作，邵一兰也恢复了护士长职务。陆国群被录取为国家干部，正参加省人事部门组织的培训班。她回家来说，她在培训班结识了一个男同学，年初二非要来家拜年，程兆菊虽然心里不大乐意，但拗不过宝贝小女，也只好答应了。国筠怀孕七个多月了，去医院检查，很正常，很好。腊月二十七，市里开团拜会，陆伯言夫妇受邀参加，市领导来他们跟前握手，慰勉，他们很感动。二姐被错误管制的事经过周桥找省领导，很快给解决了，苦妮儿改嫁了，虽然家里只剩下二姐和她大孙子，孤单些，但程兆菊觉得，苦妮儿三十来岁的人，年轻守寡，终归不是长久之计，走了也好。二姐是谅事的人，能想得开。腊月二十三，学增、学慧放寒假回陶阳，让他们捎去了不少东西，老母亲，兆运兄弟两口子，还有他二姨家那边儿，他们自己家都有份儿，吃的，穿的，用的都有。守梅来了两、三个月了，这个个闺女又勤利，又懂事，祥云里这边和国筠家两边跑，帮大忙儿了，给她买了新衣服，打发她高兴。国栋没事了，程兆菊又有心思顾到乡下的老娘和兄弟姐妹了，陆伯言也十分支持她这样做。把学增、学慧打发走了，程兆菊才觉得心事了了，心里格外舒坦。程兆菊又得跟孙妈一起准备过年的吃食—他们并不置备供品和香纸之类东西，因为他们是信基督教的，不在除夕夜祭拜玉皇和先人。头些日子，守梅问：“三姑，咱过年怎么只买了灯笼和腊烛，还有爆仗，怎么不买香和纸啊？”程兆菊告诉她，她和姑父解放前信了基督教，只信上帝一个神，过圣诞节，过年不请家堂，也不祭天。只是跟大家一样包水饺，吃年夜饭，放鞭炮，挂红灯，图喜庆，凑热闹而已。守梅说：“星期天我上街，路过教堂，见有一些人去做礼拜，你和姑父怎么不去？”程兆菊说：“早先每礼拜都去，有个美国神父，慈眉善目，中国话说得好着哩，说出话来，又入情入理，还教化人心，说话声音也好听，多咱听他布道，我都听不够，盼着过礼拜好再去听。解放后，政府说这个神父是帝国主义分子，也有人说他是特务—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寻思着不准是，后来那人回美国了。你姑父听说公安局的监视上教堂的人，咱怕惹麻烦，就不上教堂了，在家里，在心里向上帝祷告，只要心里有‘主’，在哪祷告都是一样的。你国栋哥和他媳妇儿也信过教，解放后医院里批判美国宗教侵略，他们年轻，更不敢去教堂了。”守梅听着不住点头，对程兆菊说：“三姑，咱家里过年，可热闹，可好啦。俺奶奶那个认真，那个虔诚劲儿，家里得忙活成个月的，俺大大还得扫大街，下了雪扫雪，连个年也过不利索，我不在家，没人帮他扫了。”程兆菊问她：“妮儿，想家了？”守梅点头儿。程兆菊说：“别说你了，我也很想你奶奶，想咱那个家。一年到头儿不素静，挪不动窝儿，明年开春儿，我说什么也得回去看她。”程兆菊还得和守梅一起给国群准备下乡带的衣被，这个群儿从小没摸过针线，连个扣子也不会钉，什么都得给她打整好，“儿走千里娘担忧”，何况要走的不是儿子，而是女儿呢。当然，忙活这些事，心里还是蛮高兴的，毕竟他们陆家出了共产党的“干部”了，程兆菊嘴上说的是什么女儿“要跑那么远”，“让人不放心”之类的话，心里却是惬意的，暗暗感到“光荣”（这是新社会时兴的一个词，程兆菊已然明白它的意思了）。程兆菊还要时不时地领了孙子亮亮到大门外玩儿，和国栋回家后重又亲热友好如初的邻居们说说笑笑，听邻居们说些或称赞，羡慕，或同情，感叹的话。总之，这会儿的程兆菊连同她的“老头子”陆伯言头顶上满天乌云全散了，他们要高高兴兴过大年了。

 正月初二是全家聚会的日子。蓝天丽日，屋檐下的冰挂晶莹剔透，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琉璃似的。陆伯川一家来了，周桥和国筠来了，周桥扶着国筠下车，上门台阶，进了院子，周桥还扶着她，国筠笑着说：“好，不用扶了，没那么娇气。”国群伸出拇指，说：“姐夫真是模范丈夫。”程兆菊嗔道：“就这个妮子眼尖，话多，省得让人当哑吧卖了。”又笑着对国筠和周桥说：“小心点儿好。”周桥问候爸妈，叔婶，说：“原说过会儿去给叔、婶拜年，叔、婶儿已经过来了，我们就一起拜年了。”陈姝说：“国筠行动不方便，跑什么？”国群说：“姐夫，怎么拜年？要磕头的。”周桥说：“磕头有什么难？我从小就磕。国筠跪不下，我替她磕了。”陆伯言说：“别听国群起哄，磕什么头？话说到了就行了。”周桥和国筠向四位老人鞠了躬，周桥说：“祝爸妈，叔婶龙年吉祥，诸事遂顺。”下边同辈兄弟姐妹就互相抱拳致意，相互拜年，嘻笑一阵。拜完年，程兆菊让着大家吃糖果、瓜子儿，随意聊天。周桥见国栋有点闷闷不乐的样子，问道：“怎么样？上了班情况还好吧？”国栋勉强笑笑，说：“工作还那样，算可以，做医生，不是别的事，马虎不得。”周桥说：“心情好些了吧？”国栋说：“工作起来，就忘了，闲下来，仍然觉得憋屈，总在想，这种无妄之灾，怎么会落到我的头上？太莫名其妙，太难以想像了。明明是国民党腐朽政治的受害者，倒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太不可思议了。”周桥说：“运动搞起来，大轰大嗡，这种情况很难避免。搞运动的人，当然希望搞出‘成果’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也怕漏了‘坏人’，承担不起责任，所以往往会宁左勿右。从来如此，只要搞运动，以后依然会这样。运动中受到冤屈的人就一定会有，而且还不在少数。这是没办法儿的事。作为受触及的人，也只能想开点。要尽快从阴影中走出来，不然，老是心情郁闷也不好。”国栋说：“理智上，我也知道是这么个事儿，但是，感情上，却像个死结系在那里，老也打不可，只能慢慢淡忘。我还担心，又来个什么运动，再有人弄这个事。”周桥说：“这事已经没什么好弄了，应该不会。”一直在旁边听他们啦呱儿的陆伯川说：“继章，我有时想，共产党已经统一中国了，在全国执政了，为什么不能像一般国家那样，靠司法系统正常运转，解决政治上、刑事上的违法犯罪问题，而一定要一个接一个地搞运动呢？”周桥笑着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也许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吧。”……程兆菊和陈姝跟国筠、陆星儿坐在另一边儿说话。陈姝说：“筠儿一向体弱，她怀了孕，我很担心她，现在看来还真不错。”程兆菊说：“她真的是好多了。你是知道的，她从小就瓤拉，三天两头儿感冒发热，拿药当饭吃，暑天就‘苦夏’，吃饭像吃药，含着饭咽不下去。又懦，有点儿事就爱哭，这仨孩子就她难拉扒，国栋不这不那的，国群像假小子，泼得很，就她事儿多，也不知怎么回事。”国筠说：“婶子，你想啊，哥哥是第一个，而且是儿子，当然宝贝得很，国群是老小，‘老生娇’，自然是爸妈的掌上明珠，我夹在当中，没人疼，可不就弱了。”陈姝笑了，说：“筠儿说得有道理，嫂子，你说呢？”程兆菊说：“我说她是胡咧咧。跟她说的正反着，她从小长得秀气，让人喜，又瓤拉，跟小癞猫儿似的，让人娇，我和你哥格外疼她，不用说国栋，就是国群，比她小好几岁，从来都让着她。”国筠说：“婶子，妈说得对—我刚才冤枉她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好像天生弱质，不光身体，还有性格，都弱，一样的事，放我身上，就格外重。我和国群住在一间屋里，不论家里出什么事，国群搁下头就睡，我半宿睡不着。”周桥在旁边插一句话，说：“没有别的，就是缺乏锻炼。”陈姝说：“你是国筠的爱人，又是良师益友，你就带着她好好锻炼吧。”陆国筠说：“别提他这良师益友了。你们记得四六年春天我参加游行，被警察逮起来关进局子那事吧，有一次我跟他说在里边吓得直哭，他竟然说，多关几次就变坚强了，气得我了不得。”陈姝说：“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在门口转游的国群突然说：“姐夫说得没错儿。人是需要锻炼。谁也不会是从娘肚子生出来就坚强，更不会是天生的革命战士。”陆国筠说：“那好，你考上‘干’了，这回分到沂蒙山区，就去好好锻炼吧，我们家的革命战士。”

未来的“革命战士”陆国群给姐姐撂了一句话，又屋里屋外地来回走，安不住位儿，还不时看屋里条山几上的大座钟，陆伯川说：“国群，听你妈说，你培训班里的一个男同学要来拜年，等不及了？”国群脸有一丝红，说：“讲好是十点到咱家，十点多了，还没到，这人真是的。”陆伯川说：“国群，少安勿燥。说不定这会儿就到咱大门口儿了。”有道是“山东人邪，说谁谁来。”陆伯川话音没落，就听见敲门声，陆国群慌忙去开大门，陪一个青年进来。青年进屋来，陆国群向他介绍家里人，青年很礼貌地向长辈和平辈问候，寒喧。家里人都在暗自端详国群这位男“同学”。小伙子个头儿和国栋差不多，只是略单瘦些，头发油黑闪亮，宽额头，尖下颏，白白生生，两只眼睛像汪着水一样亮，特“勾人”，鼻梁端正剔透，嘴唇不薄不厚，微笑时，两颊会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儿，穿一身裁剪合体的藏青色中山服，黑皮鞋锃亮。这孩子不只是漂亮，还带几分“秀气”，程兆菊心里想，难怪国群相中了这男孩子，是真不孬。小伙子在陆国群引导下，向四位长辈鞠躬拜年，陆伯言说：“太客气了，快请坐。”已经看呆了的守梅赶紧给搬了椅子，小伙子道了谢，端端正正地坐下，说：“我叫季龙翔，一年四季的‘季’，龙凤的‘龙’，飞翔的‘翔’。学历中专，学的是农林。这次考干被录取了，和国群在一个班里学习。我爸支持我到下边县里去，他认为青年人应该从基层一步步做起，学习，历练，积累经验，将来才有可能担负更重要的工作。我跟国群说的是十点钟来到，早饭后，院儿里几个孩子一起到省委大院给张伯伯拜年，就来晚了。”陆伯言问：“你爸爸是？”季龙翔说：“我爸爸叫季征，他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但没参加过长征，多年在白区工作。省委张书记是他的老领导。我爸现在还保密部门任职。我爸知道伯父家的情况，他和我妈同意我跟国群交往，我爸说国群是大家闺秀，积极投身革命，实属难得。我和国群两人也互有好感。我会对国群好的，请伯父，伯母放心。”国群觉得季龙翔一口气说得太多了，在一边坐立不安，几次给他使眼色，但他还是坚持把酝酿了好几天的台词统统背了出来，转脸看国群一眼，又说：“我和同院儿几个小兄弟说好，还要一起去看几位伯伯，我就告辞了。”大家留他吃过中午饭再走，但他执意要走，陆伯言说：“国群去送送龙翔。”国群赶紧和季龙翔一起出门去了，像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完，匆匆下场似的。他们走后，屋里的人们犹在回味着对国群男朋友的印象，一时没人说话。守梅说：“俺群姐了不得，找的这个对象，不但是高干子弟，还一表人材，长得忒俊了，跟戏台上的小生似的。”陆星儿也说：“真是挺出色的。”陈姝说：“乍见这孩子，会让许多女孩子心动，不由得像〈牡丹亭〉里女主人公赞叹的，‘美哉少年’，国群好眼力。”陆国栋说：“这孩子来到，不用问，就像戏台上的人似的，自报家门，炫耀不同凡响的家庭背景，让人听着不舒服。”邵一兰说：“你的呆气又上来了。少见多怪。人家第一次来，当然要自我介绍一下，说说家庭情况，是什么说什么，又没说假话，有什么不好的？我看挺好的。”国筠慢丝调理地说：“嫂子，俺哥的话有一定道理，我刚才听着，心里也不是很舒服。”邵一兰笑笑。程兆菊说：“这孩子个头儿，长相，言谈举止，真是没的说了，打着灯笼也不好找。就是觉得有点滑滑溜溜的，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继章，你见过的人多，你说呢？”周桥说：“这青年本人和家庭，真的无可挑剔。至于刚才自报家门，我的看法儿是，他太喜欢群妹了，站在他的角度上，第一次来咱家，自然要向我们特别是爸妈展现他本人和家庭的亮点，优点，力图给我们留下最好的印象。这也是人之常情。他性格上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得靠群妹慢慢了解，反正是初步交往，不着急。”邵一兰对国栋说：“怎么样？妹夫说得在理吧？”陆国栋说：“我不过是有那么点儿感觉。……我并不是否定这个人。”守梅说：“可别不愿意了呀，上哪里找这么好的去？”陆星儿也说：“你们要是反对群姐跟这个人恋爱，我就反对你们。”程兆菊说：“看把守梅和星儿急的。‘八’字还没一撇呢。”陆伯言说：“该说什么说什么，小孩儿不孬。至于品性如何，得靠国群慢慢了解。国群想问题比较简单，喜欢头脑发热，日后给她泼点冷水。”一会儿，国群回来了，守梅说：“群姐，怎么这么一小霎儿就回来了，不多送人家一会儿？” 国群说：“小丫头儿这些道道儿，送到他公交车站，他坐上公交车走了，还不行啊？”守梅说：“群姐，你找的这个‘对象’太棒了，你要领着他上榆树村走姥娘家，能把俺村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看傻了。”国群说：“你这个小妮子，什么‘对象’？一块学习，刚认识，他要上咱家来玩儿，我能说不叫他来？‘对象’？远着哩。”守梅说：“别哄人了。他可喜欢你了，跟别人说话，眼睛也老看你。”国群说：“小小的孩子家，事儿还不少。”守梅说：“就是嘛。”陆伯言说：“国群，这孩子学的是农林，倒是经世致用的专业。”陆国栋说：“考了干，恐怕什么经世致用的知识也用不上了。”国群说：“省人事部门的人讲了，下到县里，分配工作会考虑各自的专业。”周桥说：“对，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百事待举，各个方面都需要干部，特别是有专业知识的干部。”
   饭桌上，大家意犹未尽，仍在说上午来的这个“小季”，国群说：“好了，我们不再说他了，再有人说，我就罢饭了。”程兆菊说：“好，都别说了，咱不惹她了。”陆伯言说：“好，咱说别的。换个话题。继章，中央这次决定枪毙刘青山，张子善，够坚决的，下边很震撼呀。”陆伯川说：“称得上是警世骇俗，说明共产党决心做到吏治清明，弊绝风清。为政者不贪污，不腐败，国家就有希望。”周桥说：“中央最近下发了《厉行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通知》。解放后，几次运动都是针对社会上某些阶层的，这次共产党要向自己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变质分子开刀了，这说明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是立党为民的。”陆伯言说：“的确是这样。”陆伯川说：“这三反运动，固然是好。可是，上午我还对继章说，靠运动解决问题，终归不是办法儿。运动容易大忽隆，让一些不懂法律的人整人，容易伤及无辜。另外，运动是一阵风，风刮过去了，过一阵子，运动整过的事情，不一定不冒出来，于是再来场运动，社会老是不能走上正规。”周桥听着，若有所思。国群说：“叔，你这种观点，说白了，就是受西方那一套影响，中毒太深了。”陈姝说：“学校里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瞧，又是‘运动’，你叔也说好好改造世界观，克服旧的，西方的观念的影响，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他就又想不通了。他就不想想，要像他说的那样，那就不是共产党了。人家共产党治国，就是这么个‘治’法儿。你想不通也得通。”国群说：“叔，无论什么事情，特别是政治方面的事，你都不能用西方的做法儿作参照，当模型，当标准。无产阶级革命是要开创一个全新的世界，当然要走不同的路。毛主席不是说过吗？‘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陆伯川说：“我也知道国群说的符合当今形势，可我老是为国事担心。我多少知道一点苏俄的真相，走俄国人的路，未必是国人之福啊。”周桥说：“叔，你这些话，特别是最末了这句，在外头是绝对讲不得的。”陈姝说：“他不听劝，早晚吃大亏。”陆伯言说：“伯川，好好钻研你的学问，教你的课，政治上的事，报纸、广播怎么说，咱就怎么说。这是万全之策。‘杞人无事忧天倾’，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劳你的大驾，你就别在那里‘忧’了。共产党搞运动，整自已的干部，让官员廉洁，这不是天大的好事？你就别老是想不开了。”陆伯川说：“我是看见或听说土改、镇反中那么多无辜的人，不当罚而罚，不当死而死的人，太可怜、可悲了。我听咱学生说了不少他们村或邻近的村，土改中拿杀人当儿戏，有个村里开批斗大会，有人喊把某某弄上台子，大家一起哄就把他弄上台子，然后就开始打骂折磨。有个村一个村干部四七年跟共产党撤到黄河北去了，有个人对他老婆说，你男人掉黄河里淹死了，你改嫁跟了我吧？这个村干部听他老婆说了这件事，土改中在大会上揭发了，对大家说：“某人坏透了，枪毙他，大家同意不同意？哪有人敢说不同意？满会场哟呼‘同意’，‘枪毙，枪毙！’这位村干部就命令民兵把这人弄到庄外儿枪毙了。因为开玩笑的一句话，就把一个人杀了。比杀一只鸡还容易，就这么荒唐。学校里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也是无限上纲，大帽子压死人，甚至污辱人格。为什么要这样，难道旧中国的问题，老百姓的灾难，要由知识分子承担罪责？……这些事，一言难尽。所以，我一听说要搞运动了，就想到又要有很多人会被冤枉。……好，听你们的，以后不想这些事，更不说了。”

三反运动开始以后，周桥在教育厅参与领导运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贪污分子被形象地称为“老虎”，运动骨干队伍自然而然就成了“打虎队”。没有多久，中央下达了“三反运动要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运动加大了力度，斗争的面儿随之扩大。周桥竟由运动领导成员变成了“老虎”。打虎队背着他开会，他意识到情况不好，回家想告诉国筠，但欲言又止，她即将临产，人又比较脆弱，实在不忍心对她讲。国筠问：“今晚上没给打虎队开会呀？我们学校管钱管物儿的，从领导到一般人员，几乎没剩下，差不多都成‘老虎’了。你们那里的‘老虎’是真是假？有没有真的？”周桥苦笑笑，说：“说不准，打打看吧。”国筠端详周桥一下，发现他有点异样，问：“怎么，不高兴？有事瞒着我？”周桥说：“有个情况，我想给你说，但心里很犹豫。你得保证，听了不慌张，不影响正常生活，不影响健康。”国筠着急地说：“什么事呀？无论什么事，该说也得说呀。如果真的有事，不管我慌张不慌张，你总得说呀，瞒能瞒得住吗？说吧，你不说，我更着急。”周桥说：“我估计也就这两天，我就要成为审查对象了。”国筠一听就呆了，脸色焦黄，声音抖颤，说：“凭什么呀？你又没贪污一分钱？”周桥说：“看运动发展的趋势，凡是经管过钱物的，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干部，要人人过关，普遍过筛。”国筠说：“你也没管过钱物呀？”周桥说：“刚进城一段时间，我在军管会文教组分管过文教系统的财产接管和经费开支的审批。”国筠说：“噢，只要沾点边儿，就全审查，这不荒唐吗？”周桥说：“问题是有的被审查人经受不住压力，胡乱坦白，再乱揭发别人，不论有没有问题的人，瞎‘咬’一气，弄得个个成‘虎’，人人自危。”陆国筠说：“那不麻烦了吗？”周桥装出没事儿的样子，说：“没事儿的，审查一下也好。没有问题，很快就过关了。你在家，让守梅表妹陪你，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好好休息，不用担心我，为了小宝宝，一定好好的，乖乖的，好不好？”陆国筠身子一下瘫软了，眼泪像开了口子的水渠止不住地流，说：“这算怎么回事儿呀……”过了一会儿，她说：“不行，我得去找庄书记。”周桥说：“你这样子，怎么去找呀？再说，现在这种时候，正在风头儿上，找他，他也不能出面替我打保票呀。找他也没用。我们党搞运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当运动高潮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得顺势而行，随波逐流，推波助澜，而不能逆潮流而动，谁也不能给运动泼冷水，谁也不能轻易地替运动对象说话。所以现在只有一条路，老老实实接受审查，你好好在家休息，平平安安让小宝宝降临人世，而且得坐好‘月子’。”国筠说：“还有十几天就要生了，那时你能不能没事儿了？”周桥想了想，说：“快的话，也许就没事儿了，万一我不在家，你也得按我说的做，记住了吗？”国筠说：“记住了，你放心吧。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呀。”周桥说：“我能出什么事儿呀？我是老运动员了，在延安参加‘抢救运动’，我还被当成国民党特务给关起来过哩。跟共产党干革命，不但要跟敌人斗争，被自己人斗争，也很难免。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一边说，一边给她擦干眼泪，说：“看你，这就要做妈妈了，还跟小姑娘似的，那么爱哭。今后得慢慢提高适应困难状况的能力。”陆国筠说：“你当真要受审查？那得做做准备呀。”说着就站起来，挺着大肚子，给周桥收拾带的东西。

第二天早饭后，周桥提了国筠收拾好的换洗衣服，洗漱用具去上班。行前，国筠依偎在他胸前，说：“你一定要当心，保重，不要挂我。”说着就流眼泪。周桥吻吻她，用手抹去她的眼泪，说：“看，又哭了，一定要坚强些，记住了。”国筠频频点头，说：“别担心我，你走吧。”周桥上班去了，确如他所料，当天晚上就没有回家。守梅说：“我去给俺三姑和姑父说说俺姐夫的事吧？”国筠说：“不忙，白让他们担心。实在瞒不住了，再说。”守梅说：“筠姐，你真得听姐夫劝，想开点，姐夫他不会有事的。”国筠说：“你姐夫不会有事，我绝对相信。就算共产党的干部有百分之九十九出问题，他也会在那百分之一里。好，我想开点儿—想不开也没办法儿。为了你姐夫和孩子，好好儿的。”话虽这样说，但她仍然想不通。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一个恶梦，因为这太荒唐，太离奇，太不可思议，太难以置信，太匪夷所思，太超乎正常人的想像了，这简直比恶梦还荒诞，比恶梦还怪异，比恶梦还无法理解。怎么可以平白无故，无中生有，罔顾常识，把完全清白的人指为“贪污分子”—“老虎”去审查呢？陆国筠觉得简直可以跟中国历史上“指鹿为马”的故事相媲美了，而接着发生的事，更加荒唐。省教育厅的一个骨干和育新中学的领导一起来家，给国筠谈话，教育厅骨干开门见山地说：“现已查明，周桥犯有严重的贪污罪行，你要很好地配合组织，交待揭发，并把他贪污的钱交出来。”国筠说：“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们家周桥绝对不是那样的人。组织上给他配的服务人员，我们都退了回去，我怀了孕，让自家表妹来帮忙，所有费用都是我们自己负担的。我跟你们说，他连办公室的一张信笺、一个信皮儿也没往家拿过。”那人说：“他本人都承认了，你还不老实交待？”陆国筠气得心跳像敲鼓，说：“既然他承认了，我又没有和他一起犯罪，你们让他自己来家把贪污的钱拿走不就行了？何必找我？”学校领导说：“陆老师，你这样的态度，可不好。这不是对运动的正确态度。”教育厅骨干说：“看你这态度。你的态度从侧面证明了周桥问题的严重性。他就是被资产阶级拖下水的腐化、堕落分子，他有今天，和你有直接关系。”国筠气得面红耳赤，额头上冒出冷汗，声音抖颤地说：“你把话说清楚，他的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教育厅骨干说：“你什么出身，什么身份，怎么腐蚀拉拢周桥，你自己还不清楚吗？”陆国筠听他说这样的话，气得脸一下变了颜色，像黄裱纸似的，眉头上冒出冷汗来，身子发抖，嘴唇哆嗦，但说不出话，刹那间昏迷过去，从椅子上出溜到地板上，守梅吓坏了，慌忙过来扶她，来的两个人有点着慌，教育厅骨干强作镇定，说：“大小姐的臭毛病来了，吓唬人啊？”守梅回头对那人说：“俺表姐怀着孕，她都这样了，你还说这样的话，你们有人味儿吗？”学校领导斜了那骨干一眼，气咻咻地出门，从邻居家喊了个老太太来，几个人一起把陆国筠抬到床上，老太太掐她的“人中”穴，嘴里念叨：“作孽啊，……”守梅一直在嘤嘤地哭，老太太说：“不用害怕，她有‘身子’，体质弱，气着了，一会儿就好了。”过了十来分钟，陆国筠慢慢地动弹了，老太太说：“没事儿了。就是得注意别伤着孩子。”学校领导对守梅说：“你费心照顾陆老师，我们走了。”那骨干说：“你是他们家什么人？回头告诉她，这事儿不算完。”守梅气鼓鼓地瞪那人一眼，没理他。学校领导拽了那骨干走了。邻居老太太说：“这是什么人啊？治死人才舒坦吗？”

国筠苏醒过来，守梅喂她喝了点糖水，让她睡下，急忙去祥云里送信儿。陆伯言和程兆菊一下慌了神。陆伯言说：“糟糕，这‘三反’运动怎么还真像伯川说的那样乱打一气？”两人匆匆赶来，陆国栋下了班，听孙妈说了，也赶过来。不大会儿，国群也来了。陆国筠脸色腊黄，有气无力地说：“本来不想让你们都知道。你看，把全家人都惊动了。”国群说：“不行，明天我再闯省委，去找庄书记，怎么这样搞？”国筠说：“可不行，你刚考上干，还没报到上班，小心犯了错误。再说，你姐夫说了，找他也没用。看来，是两件事，一是他分管过跟钱物有关的工作，沾上边儿，就是‘老虎’，再就是找了我，是中了‘糖衣炮弹’，被资产阶级拉下水了。他贪没贪污，咱们自己最清楚；如果找了我这个妻子，就算错误，那听候共产党处理就是了。”陆国群说：“听他们胡说八道。姐夫和你结婚，不是向组织上打报告，批准的吗？怎么倒变成中‘糖衣炮弹’了？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晚上，爸妈哥哥回祥云里了，国群住下，睡觉前跟姐姐啦呱儿。国筠说：“听人说，关起来的‘老虎’会挨打，最轻是‘熬鹰”。”陆国群问：“什么叫‘熬鹰’？”陆国筠说：“原先我也不知道，现在才刚刚听人讲，‘熬鹰’是玩老鹰的人为了驯服它，捉了来之后，黑白地不让它睡觉，一连多少天，就让它熬眼儿，多少天以后，老鹰的神智崩溃了，就被主人驯服了，乖乖地听命于主人了。现在，那些办案子的人就用这个办法儿，黑夜白天不让‘老虎’睡觉，他们倒着班儿盯着，一打盹就把他弄醒，有的人困急了，甚至出现幻觉，睁着眼做梦，为了过关，就胡乱交待‘问题’，并且‘咬’别人，被‘咬’的人胡乱承认，再咬对方或另外的人，……‘老虎’就越揭越多，‘犯罪’的数额越来越大。……就这样胡闹，……不知道人家怎样折腾你姐夫，我想想都吓死了。”国群说：“事已至此，你也得想开点。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胡乱交待一气，那就等于什么也没交待，不过临时受点委屈而已。而且，我姐夫他一定会顶得住压力，既不会无中生有地交待问题，更不会给别人捏造问题。”陆国筠说：“那样他会比别人受更多罪啊……”说着又掉眼泪。国群说：“看你，怎么跟小孩儿似的。”陆国筠说：“你上学，不知道社会上的事，这院儿里有个从旧政府接收过来的老会计，打成‘老虎’了，受不了了，从四楼上跳下来摔死了，老婆孩子哭得昏天暗地，整座楼都打颤。……你姐夫别再出什么事儿……”国群说：“想什么呢，姐夫是什么人？怎么会出事儿？放心，他是百炼成钢的，不过受点罪，点事儿没有。”……天晚了，姐妹俩睡在一张床上。后半夜，国群被“哎哟”，呻吟声惊醒了，翻身坐起，见姐姐在床前地板上挣扎，她赶紧拉开灯，问：“姐，你怎么了？”一边去扶姐姐，一边喊守梅来，两人把陆国筠架到床上，国群问：“怎么回事？”陆国筠喘息稍定，说：“我做了个恶梦，你姐夫被人追着，荒山野岭地到处跑，眼看就追上了，他跑到一个看不见底的悬崖跟前，我老远看见，慌忙往他那里跑，想去拽住他，还没等我跑过去，他就跳下去了，我也紧跟着他跳了下去，吓醒了，才发现是摔到床底下了。……国群，这个梦，是不是特别不好？你姐夫会不会有什么事？”国群说：“你还是当老师的，还迷信？有什么事儿？全是你胡寻思得太多了。天还早，再睡吧。”睡下一小会儿，国筠又“哼哟”起来，呻吟着，说：“不好，我小肚子疼得要命。”国群和守梅慌了，国群说：“我们赶紧上医院吧。”国筠说：“天还不亮，挨乎到天亮再说吧。”国群说：“那可不行，守梅，你在这守着，我打电话，要救护车。”二十来分钟以后，救护车来到了，随车来的护士把陆国筠抬上了救护车，到了德惠医院，不多大功夫，陆国筠就进了产房—她早产了，离预产期还差着不少天哩，是个小女孩儿，不足月，像个小癞猫儿，可怜兮兮。妇产科大夫说：“这种情况，往往是产妇受了强烈刺激、惊吓，或者剧烈的碰撞这一类原因造成的，很危险。你们幸亏来得乃时，不然小孩大人都够呛。”医院把孩子送进无菌育婴室，给产妇挂上了吊瓶儿。守梅跑回家说了，一家人都赶到了医院。国栋、一兰找妇产科大夫了解病情，陆伯言在走廊里焦急地打转儿，程兆菊看着脸色苍白的女儿，不住地流眼泪。大家守候了好一阵，国栋说：“爸妈不必担心，大人、孩子都没问题了，让守梅一个人在这里就行，反正我和一兰都在院里，国群你陪爸妈回家吧。”

几天以后，国筠和孩子的情况都有好转，但还不能出院。国群从医院里回来，七点多钟了，天黑老大会子了，爸爸才回到家，脸色十分难看。国群慌忙接过爸爸的外衣，问：“爸爸，怎么回来晚了？工厂里出什么事了？”程兆菊说：“快给你爸倒杯水，怎么脸色那么难看？”陆伯言一屁股坐下，气咻咻地说：“过午区里来人主持召开‘五反’大会，号召揭发我的‘五毒’问题—已经开了几天了，我回来没讲。什么行贿，盗窃，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我一点儿事也没有，是不是有偷、漏税，他们正在查，会上提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有的工人对车间管理有意见，这都没关系，税上真有问题，该补就补，该罚就罚。让人气愤的是，会上有人发言，说国筠嫁给周桥，是我们腐蚀、拉拢共产党的干部，是拉共产党人‘下水’，是‘美人计’，我气坏了，当场跟他们顶了起来，我拍了桌子，站起来抗议他们，说，你们可以揭发我的问题，可以批我，斗我，关我，判我刑，但不能污辱我和我们家人的人格，不能玷污我的女儿，最后闹了个不欢而散。区里的人觉得不大好了，又跑到办公室做我的工作，让我‘正确对待’，他们仗势欺人，拿屎盆子往人头上扣，怎么‘正确对待’？我也豁出去了，看他们怎么往下搞，怎样收场？”国群说：“姐夫那边也是批他被资产阶级拉下水，被糖衣炮弹击中，我和姐姐怕你们生气，没有说。”陆伯言说：“这是干什么？这是怎么了？”陆伯言气得没吃什么饭，勉强喝了几口汤。晚上，陆伯川夫妇来了，进门问周桥和国筠的情形。程兆菊说：“不光是周桥成了‘老虎’，国筠连气加吓，小产了，好歹没出人命，你哥也挨批了，还糟蹋人。这不正生气呢。”陆伯言捶胸顿足地说：“他们为什么这样歪曲事实，这样污辱清白无辜的人，”陆伯言喝口水，顿了顿，又说：“谁都知道，我从国外留学归来，一度涉足官场，因为不满政治黑暗、尔虞我诈那一套，决心激流勇退，洁身自好，转而投身实业，日本鬼子侵占济南，知道我有留日背景，在官、商两界有些人脉，非拉我出来，让我在山东省任伪职。我跑回老家，藏到陶山山洞里，一待七、八年，抗战胜利了，才回来重整旧业，荜路蓝褛，惨淡经营，才算小有规模。远不是什么豪门巨富。解放了，我清楚，共产党掌权，是要消灭有产阶级的，是要‘共产’的，所以一心顺应潮流，总是谨小慎微，诚惶诚恐，始终有一种负罪感，就好像我辛辛苦苦弄这点产业，是偷来的，抢来的，是我亏欠了社会，亏欠了满大街每一个人！我竭力表现积极，靠拢政府，我捐款去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宣布放弃房租，房产交政府处置，他们想拿走我的产业，干脆来人接管好了，全拿走好了，我自信我和我的儿女可以自食其力。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变着法子整来整去？他们居然拿我女儿经过共产党批准的，合法的婚姻来做这种下劣的文章！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而且还祸及周继章，让他成了被资产阶级拉下水的坏干部，这真是荒唐透顶了。”陆伯川还是第一次见哥哥这样激愤，这样怒不可遏，甚至儿子被错当“反革命”关押，也设这样，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哥哥是真的被这种羞辱惹恼了。陆伯川受哥哥感染，也越想越来气，说：“哥，你也不必太激动。他们这样搞，本来也很正常。我早就发现，只要被他们搞到的，他们根本就不再把你当人看待，往往是越凶越好，种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要整人，一定把他搞得一无是处，一定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定不会考虑留有余地，适可而止。一般人遵循的纲常伦理，他们全都无所顾忌，对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他们会嗤之以鼻。所以，现在对这一类事情，你就尽可能往坏处想，有事情会非常糟的心理准备，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才不至于特别烦恼。现在出现的好多事情，往往不太出乎我的意料。哥，因为你凡事总往好处想，甚至用幻想，用良好的愿望来欺骗自己，所以，当事情出乎你的意料，就特别失望，特别痛苦，也特别气愤。哥，你仔细想想，按解放以来共产党的一些做法，现在这样搞，也符合他们一贯的行为逻辑，不足为怪。另外，我还发现，也许因为他们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通过打仗坐了江山，打仗嘛，自然是消灭敌人越多越好，现在搞运动，还是沿袭那种思维惯性，整的斗争对象越多，问题越严重越好。那些运动骨干，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为了邀功请赏，常常不择手段，反正‘左’比‘右’好。这也不能怪下边儿，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为什么一搞就过火儿，如果不是上边儿鼓动，纵容，怎么会这样？另外，也许是因为政权来之不易，所以什么事情都联想到政权，保卫政权是重中之重。他们中间的少数精英也许曾经是理想主义者，真心诚意救国拯民，但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却往往搞赤裸裸的实用主义，表现出自相矛盾和伪善。你看，他们对上海荣氏，天津王氏—就是刘少奇夫人的娘家，济南的苗海南，奉为上宾，礼遇有加，而对众多的小老板、小业主却剑拔弩张，整来整去，更不用说农村那些一脑袋高梁花子，终年劳作，省吃俭用品小地主，小富农是多么冤枉了。何厚彼薄此之甚也？政治需要而已。总之，看透了这些事，明白一点，改朝换代之后，归根结底，他们既要巩固政权，又要把全社会政治、经济利益重新分配。我们注定了是被剥夺的，所以，挨整，遭受磨难，是题中应有之义。认清这个现实，你就想通了。”陆伯川这一大通议论，让在场的人听来如醍醐灌顶，不寒而栗，不得不承认他说的确有道理，又惊又惧。国群听了，知道这些话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但她也暗暗感到，爸爸、叔叔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面对眼前的境遇，有这样的想法儿，也不足为怪，但是又很可怕。陈姝对国群说：“你听你叔这些话，要在外头说，那还不得逮起来？再说他，也改不了。”陆国群说：“叔，你是得注意，这些话可不能乱说。”国群心想，作为青年团员，作为即将赴任的“革命干部”，她应该旗帜鲜明地跟这种言论作斗争，但她毕竟年轻，她对运动整到姐夫周桥和爸爸身上，特别是居然往姐姐和姐夫的婚姻上泼污水，也觉得惊诧，错愕，所以也就没有心情，也打不起精种来反驳叔叔了。陆伯川间：“你姐和孩子怎么样了？”国群说：“姐的身体好多了，孩子也没什么危险了，再有十来天就可以出院了。”陈姝说：“国筠一向那么柔弱，摊上周桥这事，她能闯过这一关，真难为她了。”国群说：“慢慢地，她也适应点了，没办法儿，只能面对现实。”陆伯川问：“国群，你什么时候走？”国群说：“快了，还有个把星期就要走了。家里这个情况，还真不放心走。”陆伯言说：“不管怎么样，你该走还得走。你在家，也不顶什么事。总不能把你也搭上吧。别犹豫，让走，义无返顾，坚决走。你们这一代，要在这个社会中生存，要站住脚，要成人立命。不适应，不努力，怎么行啊？”

培训班结业了，国群被分配到革命老区崮山县。就要走了，娘和孙妈忙着为她准备行装。临走的前两天晚上，爸、妈嘱咐她两条儿，一是说话不能太直，直言贾祸，要谨言慎行，毕竟和出身好的人不一样，不担事儿，别犯错误。二是季龙翔的事，看得出来，这孩子一心和你恋爱，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有什么不好，但总觉得有点儿华而不实，有点儿不实靠的感觉，也许爸妈看法儿不对，但你自己要当心。“男怕干错行，女怕嫁错郎”，姐姐嫁给周桥，是选对人了。你最小，可不能出问题。国群说：“你们放心吧，我心中有数儿。我走了，你们自己要保重身体，爸也不要为‘五反’的事着急，上火，没问题就是没问题。记着别硬顶，别说出格儿的话。”临走前一天，国群去医院，先去看了小外甥女儿，又去姐姐病房。国筠看着即将远行的妹妹，两眼不知不觉就噙满了泪水，国群说：“姐，看你，哭什么？”国筠忙擦干眼泪，说：“好，姐不哭了。你一个人上那么远，那么苦的地方，姐真为你担心。”国群说：“不怕，我也需要吃苦磨炼。最让人不放心的是你。我去那里，是条件差些，生活可能艰苦些，但心里有奔头，苦也不觉得是苦了。”国筠说：“是啊，可是姐现在的情况是心里苦。”国群说：“姐，你总相信姐夫是清白无辜的吧？那你就一定要把这事看开了。姐，答应我，一定要坚强起来，为了孩子，为了姐夫，也为了不让爸妈担心，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出了院，带好孩子。”国筠说：“没有办法儿，事到临头，不坚强也不行。我也想过了，出身不好，不应该是一种罪，即便是‘罪’，它与生俱来，罪不至死。既然不死，就索性好好活着。你也得注意，虽然侥幸当了干部，但毕竟出身不好，也要格外小心。”国筠问：“那个季龙翔分哪去了？”国群说：“和我一个地区。他说地委里有他爸的战友，要求跟我分到一个县里去。”国筠说：“有个伴儿倒好。但是这个人到底行不行，你得好好掂量。”国群说：“我会注意的。”

国群走的那天是星期日。爸、妈，叔、婶，哥、嫂都来车站送行。风和日丽，春光明媚。柳条儿绿得撩人，迎春花黄得耀眼。别家送行的个个眉开眼笑，他们这边儿却人人面带愁容。车快开了，国群忙着上了车，趴到车窗口上，向爸妈他们挥手，火车开动了，爸妈他们还在向她招手。她望着明显变老的爸、妈，满脸忧色的叔、婶，眉头紧锁的哥哥，神情抑郁的嫂子，他们都在翘首看她，在越来越快地向后退去，很快就看不见了。她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当她义无返顾地投奔革命队伍，去开始一种盼望已久的，全新的生活，跟家人告别的时候，居然没有感受到豪情漾溢，激情澎湃，竟弄得有点“风萧水寒，壮士痛别”般凄凄惨惨。是啊，当爸、妈，姐姐、姐夫乃至全家处境艰难的时刻，她却要弃他们而远去，为自己憧憬着的美好“前途”而牺牲掉亲情，那美好的“前途”在那个偏远的，陌生的，据说是贫穷的，艰苦的地方等着我吗？……她拭去自己脸上的泪水，对正同情地看着她的季龙翔难为情地笑笑。……不论如何，她要朝着前方，朝着那“前途”奔去了。18

室外寒风呼啸，室内炉火正旺。过年了，陆家大门口儿，院子里挂上了大红灯笼，大门、屋门上都贴了鲜红的新对联儿。小孙子亮亮“格格格”的笑声似乎无处不在。过八月十五时陆家那种沉郁，压抑的气氛已经一扫而去，年前有几天，从早到晚阴沉沉的，但陆家大门内外却洋溢着亮色，喜色。陆国栋恢复了正常的，紧张的，忙碌的，助手和护士们簇拥着的工作，邵一兰也恢复了护士长职务。陆国群被录取为国家干部，正参加省人事部门组织的培训班。她回家来说，她在培训班结识了一个男同学，年初二非要来家拜年，程兆菊虽然心里不大乐意，但拗不过宝贝小女，也只好答应了。国筠怀孕七个多月了，去医院检查，很正常，很好。腊月二十七，市里开团拜会，陆伯言夫妇受邀参加，市领导来他们跟前握手，慰勉，他们很感动。二姐被错误管制的事经过周桥找省领导，很快给解决了，苦妮儿改嫁了，虽然家里只剩下二姐和她大孙子，孤单些，但程兆菊觉得，苦妮儿三十来岁的人，年轻守寡，终归不是长久之计，走了也好。二姐是谅事的人，能想得开。腊月二十三，学增、学慧放寒假回陶阳，让他们捎去了不少东西，老母亲，兆运兄弟两口子，还有他二姨家那边儿，他们自己家都有份儿，吃的，穿的，用的都有。守梅来了两、三个月了，这个个闺女又勤利，又懂事，祥云里这边和国筠家两边跑，帮大忙儿了，给她买了新衣服，打发她高兴。国栋没事了，程兆菊又有心思顾到乡下的老娘和兄弟姐妹了，陆伯言也十分支持她这样做。把学增、学慧打发走了，程兆菊才觉得心事了了，心里格外舒坦。程兆菊又得跟孙妈一起准备过年的吃食—他们并不置备供品和香纸之类东西，因为他们是信基督教的，不在除夕夜祭拜玉皇和先人。头些日子，守梅问：“三姑，咱过年怎么只买了灯笼和腊烛，还有爆仗，怎么不买香和纸啊？”程兆菊告诉她，她和姑父解放前信了基督教，只信上帝一个神，过圣诞节，过年不请家堂，也不祭天。只是跟大家一样包水饺，吃年夜饭，放鞭炮，挂红灯，图喜庆，凑热闹而已。守梅说：“星期天我上街，路过教堂，见有一些人去做礼拜，你和姑父怎么不去？”程兆菊说：“早先每礼拜都去，有个美国神父，慈眉善目，中国话说得好着哩，说出话来，又入情入理，还教化人心，说话声音也好听，多咱听他布道，我都听不够，盼着过礼拜好再去听。解放后，政府说这个神父是帝国主义分子，也有人说他是特务—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寻思着不准是，后来那人回美国了。你姑父听说公安局的监视上教堂的人，咱怕惹麻烦，就不上教堂了，在家里，在心里向上帝祷告，只要心里有‘主’，在哪祷告都是一样的。你国栋哥和他媳妇儿也信过教，解放后医院里批判美国宗教侵略，他们年轻，更不敢去教堂了。”守梅听着不住点头，对程兆菊说：“三姑，咱家里过年，可热闹，可好啦。俺奶奶那个认真，那个虔诚劲儿，家里得忙活成个月的，俺大大还得扫大街，下了雪扫雪，连个年也过不利索，我不在家，没人帮他扫了。”程兆菊问她：“妮儿，想家了？”守梅点头儿。程兆菊说：“别说你了，我也很想你奶奶，想咱那个家。一年到头儿不素静，挪不动窝儿，明年开春儿，我说什么也得回去看她。”程兆菊还得和守梅一起给国群准备下乡带的衣被，这个群儿从小没摸过针线，连个扣子也不会钉，什么都得给她打整好，“儿走千里娘担忧”，何况要走的不是儿子，而是女儿呢。当然，忙活这些事，心里还是蛮高兴的，毕竟他们陆家出了共产党的“干部”了，程兆菊嘴上说的是什么女儿“要跑那么远”，“让人不放心”之类的话，心里却是惬意的，暗暗感到“光荣”（这是新社会时兴的一个词，程兆菊已然明白它的意思了）。程兆菊还要时不时地领了孙子亮亮到大门外玩儿，和国栋回家后重又亲热友好如初的邻居们说说笑笑，听邻居们说些或称赞，羡慕，或同情，感叹的话。总之，这会儿的程兆菊连同她的“老头子”陆伯言头顶上满天乌云全散了，他们要高高兴兴过大年了。

 正月初二是全家聚会的日子。蓝天丽日，屋檐下的冰挂晶莹剔透，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琉璃似的。陆伯川一家来了，周桥和国筠来了，周桥扶着国筠下车，上门台阶，进了院子，周桥还扶着她，国筠笑着说：“好，不用扶了，没那么娇气。”国群伸出拇指，说：“姐夫真是模范丈夫。”程兆菊嗔道：“就这个妮子眼尖，话多，省得让人当哑吧卖了。”又笑着对国筠和周桥说：“小心点儿好。”周桥问候爸妈，叔婶，说：“原说过会儿去给叔、婶拜年，叔、婶儿已经过来了，我们就一起拜年了。”陈姝说：“国筠行动不方便，跑什么？”国群说：“姐夫，怎么拜年？要磕头的。”周桥说：“磕头有什么难？我从小就磕。国筠跪不下，我替她磕了。”陆伯言说：“别听国群起哄，磕什么头？话说到了就行了。”周桥和国筠向四位老人鞠了躬，周桥说：“祝爸妈，叔婶龙年吉祥，诸事遂顺。”下边同辈兄弟姐妹就互相抱拳致意，相互拜年，嘻笑一阵。拜完年，程兆菊让着大家吃糖果、瓜子儿，随意聊天。周桥见国栋有点闷闷不乐的样子，问道：“怎么样？上了班情况还好吧？”国栋勉强笑笑，说：“工作还那样，算可以，做医生，不是别的事，马虎不得。”周桥说：“心情好些了吧？”国栋说：“工作起来，就忘了，闲下来，仍然觉得憋屈，总在想，这种无妄之灾，怎么会落到我的头上？太莫名其妙，太难以想像了。明明是国民党腐朽政治的受害者，倒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太不可思议了。”周桥说：“运动搞起来，大轰大嗡，这种情况很难避免。搞运动的人，当然希望搞出‘成果’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也怕漏了‘坏人’，承担不起责任，所以往往会宁左勿右。从来如此，只要搞运动，以后依然会这样。运动中受到冤屈的人就一定会有，而且还不在少数。这是没办法儿的事。作为受触及的人，也只能想开点。要尽快从阴影中走出来，不然，老是心情郁闷也不好。”国栋说：“理智上，我也知道是这么个事儿，但是，感情上，却像个死结系在那里，老也打不可，只能慢慢淡忘。我还担心，又来个什么运动，再有人弄这个事。”周桥说：“这事已经没什么好弄了，应该不会。”一直在旁边听他们啦呱儿的陆伯川说：“继章，我有时想，共产党已经统一中国了，在全国执政了，为什么不能像一般国家那样，靠司法系统正常运转，解决政治上、刑事上的违法犯罪问题，而一定要一个接一个地搞运动呢？”周桥笑着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也许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吧。”……程兆菊和陈姝跟国筠、陆星儿坐在另一边儿说话。陈姝说：“筠儿一向体弱，她怀了孕，我很担心她，现在看来还真不错。”程兆菊说：“她真的是好多了。你是知道的，她从小就瓤拉，三天两头儿感冒发热，拿药当饭吃，暑天就‘苦夏’，吃饭像吃药，含着饭咽不下去。又懦，有点儿事就爱哭，这仨孩子就她难拉扒，国栋不这不那的，国群像假小子，泼得很，就她事儿多，也不知怎么回事。”国筠说：“婶子，你想啊，哥哥是第一个，而且是儿子，当然宝贝得很，国群是老小，‘老生娇’，自然是爸妈的掌上明珠，我夹在当中，没人疼，可不就弱了。”陈姝笑了，说：“筠儿说得有道理，嫂子，你说呢？”程兆菊说：“我说她是胡咧咧。跟她说的正反着，她从小长得秀气，让人喜，又瓤拉，跟小癞猫儿似的，让人娇，我和你哥格外疼她，不用说国栋，就是国群，比她小好几岁，从来都让着她。”国筠说：“婶子，妈说得对—我刚才冤枉她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好像天生弱质，不光身体，还有性格，都弱，一样的事，放我身上，就格外重。我和国群住在一间屋里，不论家里出什么事，国群搁下头就睡，我半宿睡不着。”周桥在旁边插一句话，说：“没有别的，就是缺乏锻炼。”陈姝说：“你是国筠的爱人，又是良师益友，你就带着她好好锻炼吧。”陆国筠说：“别提他这良师益友了。你们记得四六年春天我参加游行，被警察逮起来关进局子那事吧，有一次我跟他说在里边吓得直哭，他竟然说，多关几次就变坚强了，气得我了不得。”陈姝说：“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在门口转游的国群突然说：“姐夫说得没错儿。人是需要锻炼。谁也不会是从娘肚子生出来就坚强，更不会是天生的革命战士。”陆国筠说：“那好，你考上‘干’了，这回分到沂蒙山区，就去好好锻炼吧，我们家的革命战士。”

未来的“革命战士”陆国群给姐姐撂了一句话，又屋里屋外地来回走，安不住位儿，还不时看屋里条山几上的大座钟，陆伯川说：“国群，听你妈说，你培训班里的一个男同学要来拜年，等不及了？”国群脸有一丝红，说：“讲好是十点到咱家，十点多了，还没到，这人真是的。”陆伯川说：“国群，少安勿燥。说不定这会儿就到咱大门口儿了。”有道是“山东人邪，说谁谁来。”陆伯川话音没落，就听见敲门声，陆国群慌忙去开大门，陪一个青年进来。青年进屋来，陆国群向他介绍家里人，青年很礼貌地向长辈和平辈问候，寒喧。家里人都在暗自端详国群这位男“同学”。小伙子个头儿和国栋差不多，只是略单瘦些，头发油黑闪亮，宽额头，尖下颏，白白生生，两只眼睛像汪着水一样亮，特“勾人”，鼻梁端正剔透，嘴唇不薄不厚，微笑时，两颊会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儿，穿一身裁剪合体的藏青色中山服，黑皮鞋锃亮。这孩子不只是漂亮，还带几分“秀气”，程兆菊心里想，难怪国群相中了这男孩子，是真不孬。小伙子在陆国群引导下，向四位长辈鞠躬拜年，陆伯言说：“太客气了，快请坐。”已经看呆了的守梅赶紧给搬了椅子，小伙子道了谢，端端正正地坐下，说：“我叫季龙翔，一年四季的‘季’，龙凤的‘龙’，飞翔的‘翔’。学历中专，学的是农林。这次考干被录取了，和国群在一个班里学习。我爸支持我到下边县里去，他认为青年人应该从基层一步步做起，学习，历练，积累经验，将来才有可能担负更重要的工作。我跟国群说的是十点钟来到，早饭后，院儿里几个孩子一起到省委大院给张伯伯拜年，就来晚了。”陆伯言问：“你爸爸是？”季龙翔说：“我爸爸叫季征，他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但没参加过长征，多年在白区工作。省委张书记是他的老领导。我爸现在还保密部门任职。我爸知道伯父家的情况，他和我妈同意我跟国群交往，我爸说国群是大家闺秀，积极投身革命，实属难得。我和国群两人也互有好感。我会对国群好的，请伯父，伯母放心。”国群觉得季龙翔一口气说得太多了，在一边坐立不安，几次给他使眼色，但他还是坚持把酝酿了好几天的台词统统背了出来，转脸看国群一眼，又说：“我和同院儿几个小兄弟说好，还要一起去看几位伯伯，我就告辞了。”大家留他吃过中午饭再走，但他执意要走，陆伯言说：“国群去送送龙翔。”国群赶紧和季龙翔一起出门去了，像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完，匆匆下场似的。他们走后，屋里的人们犹在回味着对国群男朋友的印象，一时没人说话。守梅说：“俺群姐了不得，找的这个对象，不但是高干子弟，还一表人材，长得忒俊了，跟戏台上的小生似的。”陆星儿也说：“真是挺出色的。”陈姝说：“乍见这孩子，会让许多女孩子心动，不由得像〈牡丹亭〉里女主人公赞叹的，‘美哉少年’，国群好眼力。”陆国栋说：“这孩子来到，不用问，就像戏台上的人似的，自报家门，炫耀不同凡响的家庭背景，让人听着不舒服。”邵一兰说：“你的呆气又上来了。少见多怪。人家第一次来，当然要自我介绍一下，说说家庭情况，是什么说什么，又没说假话，有什么不好的？我看挺好的。”国筠慢丝调理地说：“嫂子，俺哥的话有一定道理，我刚才听着，心里也不是很舒服。”邵一兰笑笑。程兆菊说：“这孩子个头儿，长相，言谈举止，真是没的说了，打着灯笼也不好找。就是觉得有点滑滑溜溜的，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继章，你见过的人多，你说呢？”周桥说：“这青年本人和家庭，真的无可挑剔。至于刚才自报家门，我的看法儿是，他太喜欢群妹了，站在他的角度上，第一次来咱家，自然要向我们特别是爸妈展现他本人和家庭的亮点，优点，力图给我们留下最好的印象。这也是人之常情。他性格上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得靠群妹慢慢了解，反正是初步交往，不着急。”邵一兰对国栋说：“怎么样？妹夫说得在理吧？”陆国栋说：“我不过是有那么点儿感觉。……我并不是否定这个人。”守梅说：“可别不愿意了呀，上哪里找这么好的去？”陆星儿也说：“你们要是反对群姐跟这个人恋爱，我就反对你们。”程兆菊说：“看把守梅和星儿急的。‘八’字还没一撇呢。”陆伯言说：“该说什么说什么，小孩儿不孬。至于品性如何，得靠国群慢慢了解。国群想问题比较简单，喜欢头脑发热，日后给她泼点冷水。”一会儿，国群回来了，守梅说：“群姐，怎么这么一小霎儿就回来了，不多送人家一会儿？” 国群说：“小丫头儿这些道道儿，送到他公交车站，他坐上公交车走了，还不行啊？”守梅说：“群姐，你找的这个‘对象’太棒了，你要领着他上榆树村走姥娘家，能把俺村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看傻了。”国群说：“你这个小妮子，什么‘对象’？一块学习，刚认识，他要上咱家来玩儿，我能说不叫他来？‘对象’？远着哩。”守梅说：“别哄人了。他可喜欢你了，跟别人说话，眼睛也老看你。”国群说：“小小的孩子家，事儿还不少。”守梅说：“就是嘛。”陆伯言说：“国群，这孩子学的是农林，倒是经世致用的专业。”陆国栋说：“考了干，恐怕什么经世致用的知识也用不上了。”国群说：“省人事部门的人讲了，下到县里，分配工作会考虑各自的专业。”周桥说：“对，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百事待举，各个方面都需要干部，特别是有专业知识的干部。”
   饭桌上，大家意犹未尽，仍在说上午来的这个“小季”，国群说：“好了，我们不再说他了，再有人说，我就罢饭了。”程兆菊说：“好，都别说了，咱不惹她了。”陆伯言说：“好，咱说别的。换个话题。继章，中央这次决定枪毙刘青山，张子善，够坚决的，下边很震撼呀。”陆伯川说：“称得上是警世骇俗，说明共产党决心做到吏治清明，弊绝风清。为政者不贪污，不腐败，国家就有希望。”周桥说：“中央最近下发了《厉行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通知》。解放后，几次运动都是针对社会上某些阶层的，这次共产党要向自己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变质分子开刀了，这说明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是立党为民的。”陆伯言说：“的确是这样。”陆伯川说：“这三反运动，固然是好。可是，上午我还对继章说，靠运动解决问题，终归不是办法儿。运动容易大忽隆，让一些不懂法律的人整人，容易伤及无辜。另外，运动是一阵风，风刮过去了，过一阵子，运动整过的事情，不一定不冒出来，于是再来场运动，社会老是不能走上正规。”周桥听着，若有所思。国群说：“叔，你这种观点，说白了，就是受西方那一套影响，中毒太深了。”陈姝说：“学校里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瞧，又是‘运动’，你叔也说好好改造世界观，克服旧的，西方的观念的影响，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他就又想不通了。他就不想想，要像他说的那样，那就不是共产党了。人家共产党治国，就是这么个‘治’法儿。你想不通也得通。”国群说：“叔，无论什么事情，特别是政治方面的事，你都不能用西方的做法儿作参照，当模型，当标准。无产阶级革命是要开创一个全新的世界，当然要走不同的路。毛主席不是说过吗？‘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陆伯川说：“我也知道国群说的符合当今形势，可我老是为国事担心。我多少知道一点苏俄的真相，走俄国人的路，未必是国人之福啊。”周桥说：“叔，你这些话，特别是最末了这句，在外头是绝对讲不得的。”陈姝说：“他不听劝，早晚吃大亏。”陆伯言说：“伯川，好好钻研你的学问，教你的课，政治上的事，报纸、广播怎么说，咱就怎么说。这是万全之策。‘杞人无事忧天倾’，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劳你的大驾，你就别在那里‘忧’了。共产党搞运动，整自已的干部，让官员廉洁，这不是天大的好事？你就别老是想不开了。”陆伯川说：“我是看见或听说土改、镇反中那么多无辜的人，不当罚而罚，不当死而死的人，太可怜、可悲了。我听咱学生说了不少他们村或邻近的村，土改中拿杀人当儿戏，有个村里开批斗大会，有人喊把某某弄上台子，大家一起哄就把他弄上台子，然后就开始打骂折磨。有个村一个村干部四七年跟共产党撤到黄河北去了，有个人对他老婆说，你男人掉黄河里淹死了，你改嫁跟了我吧？这个村干部听他老婆说了这件事，土改中在大会上揭发了，对大家说：“某人坏透了，枪毙他，大家同意不同意？哪有人敢说不同意？满会场哟呼‘同意’，‘枪毙，枪毙！’这位村干部就命令民兵把这人弄到庄外儿枪毙了。因为开玩笑的一句话，就把一个人杀了。比杀一只鸡还容易，就这么荒唐。学校里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也是无限上纲，大帽子压死人，甚至污辱人格。为什么要这样，难道旧中国的问题，老百姓的灾难，要由知识分子承担罪责？……这些事，一言难尽。所以，我一听说要搞运动了，就想到又要有很多人会被冤枉。……好，听你们的，以后不想这些事，更不说了。”

三反运动开始以后，周桥在教育厅参与领导运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贪污分子被形象地称为“老虎”，运动骨干队伍自然而然就成了“打虎队”。没有多久，中央下达了“三反运动要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运动加大了力度，斗争的面儿随之扩大。周桥竟由运动领导成员变成了“老虎”。打虎队背着他开会，他意识到情况不好，回家想告诉国筠，但欲言又止，她即将临产，人又比较脆弱，实在不忍心对她讲。国筠问：“今晚上没给打虎队开会呀？我们学校管钱管物儿的，从领导到一般人员，几乎没剩下，差不多都成‘老虎’了。你们那里的‘老虎’是真是假？有没有真的？”周桥苦笑笑，说：“说不准，打打看吧。”国筠端详周桥一下，发现他有点异样，问：“怎么，不高兴？有事瞒着我？”周桥说：“有个情况，我想给你说，但心里很犹豫。你得保证，听了不慌张，不影响正常生活，不影响健康。”国筠着急地说：“什么事呀？无论什么事，该说也得说呀。如果真的有事，不管我慌张不慌张，你总得说呀，瞒能瞒得住吗？说吧，你不说，我更着急。”周桥说：“我估计也就这两天，我就要成为审查对象了。”国筠一听就呆了，脸色焦黄，声音抖颤，说：“凭什么呀？你又没贪污一分钱？”周桥说：“看运动发展的趋势，凡是经管过钱物的，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干部，要人人过关，普遍过筛。”国筠说：“你也没管过钱物呀？”周桥说：“刚进城一段时间，我在军管会文教组分管过文教系统的财产接管和经费开支的审批。”国筠说：“噢，只要沾点边儿，就全审查，这不荒唐吗？”周桥说：“问题是有的被审查人经受不住压力，胡乱坦白，再乱揭发别人，不论有没有问题的人，瞎‘咬’一气，弄得个个成‘虎’，人人自危。”陆国筠说：“那不麻烦了吗？”周桥装出没事儿的样子，说：“没事儿的，审查一下也好。没有问题，很快就过关了。你在家，让守梅表妹陪你，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好好休息，不用担心我，为了小宝宝，一定好好的，乖乖的，好不好？”陆国筠身子一下瘫软了，眼泪像开了口子的水渠止不住地流，说：“这算怎么回事儿呀……”过了一会儿，她说：“不行，我得去找庄书记。”周桥说：“你这样子，怎么去找呀？再说，现在这种时候，正在风头儿上，找他，他也不能出面替我打保票呀。找他也没用。我们党搞运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当运动高潮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得顺势而行，随波逐流，推波助澜，而不能逆潮流而动，谁也不能给运动泼冷水，谁也不能轻易地替运动对象说话。所以现在只有一条路，老老实实接受审查，你好好在家休息，平平安安让小宝宝降临人世，而且得坐好‘月子’。”国筠说：“还有十几天就要生了，那时你能不能没事儿了？”周桥想了想，说：“快的话，也许就没事儿了，万一我不在家，你也得按我说的做，记住了吗？”国筠说：“记住了，你放心吧。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呀。”周桥说：“我能出什么事儿呀？我是老运动员了，在延安参加‘抢救运动’，我还被当成国民党特务给关起来过哩。跟共产党干革命，不但要跟敌人斗争，被自己人斗争，也很难免。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一边说，一边给她擦干眼泪，说：“看你，这就要做妈妈了，还跟小姑娘似的，那么爱哭。今后得慢慢提高适应困难状况的能力。”陆国筠说：“你当真要受审查？那得做做准备呀。”说着就站起来，挺着大肚子，给周桥收拾带的东西。

第二天早饭后，周桥提了国筠收拾好的换洗衣服，洗漱用具去上班。行前，国筠依偎在他胸前，说：“你一定要当心，保重，不要挂我。”说着就流眼泪。周桥吻吻她，用手抹去她的眼泪，说：“看，又哭了，一定要坚强些，记住了。”国筠频频点头，说：“别担心我，你走吧。”周桥上班去了，确如他所料，当天晚上就没有回家。守梅说：“我去给俺三姑和姑父说说俺姐夫的事吧？”国筠说：“不忙，白让他们担心。实在瞒不住了，再说。”守梅说：“筠姐，你真得听姐夫劝，想开点，姐夫他不会有事的。”国筠说：“你姐夫不会有事，我绝对相信。就算共产党的干部有百分之九十九出问题，他也会在那百分之一里。好，我想开点儿—想不开也没办法儿。为了你姐夫和孩子，好好儿的。”话虽这样说，但她仍然想不通。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一个恶梦，因为这太荒唐，太离奇，太不可思议，太难以置信，太匪夷所思，太超乎正常人的想像了，这简直比恶梦还荒诞，比恶梦还怪异，比恶梦还无法理解。怎么可以平白无故，无中生有，罔顾常识，把完全清白的人指为“贪污分子”—“老虎”去审查呢？陆国筠觉得简直可以跟中国历史上“指鹿为马”的故事相媲美了，而接着发生的事，更加荒唐。省教育厅的一个骨干和育新中学的领导一起来家，给国筠谈话，教育厅骨干开门见山地说：“现已查明，周桥犯有严重的贪污罪行，你要很好地配合组织，交待揭发，并把他贪污的钱交出来。”国筠说：“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们家周桥绝对不是那样的人。组织上给他配的服务人员，我们都退了回去，我怀了孕，让自家表妹来帮忙，所有费用都是我们自己负担的。我跟你们说，他连办公室的一张信笺、一个信皮儿也没往家拿过。”那人说：“他本人都承认了，你还不老实交待？”陆国筠气得心跳像敲鼓，说：“既然他承认了，我又没有和他一起犯罪，你们让他自己来家把贪污的钱拿走不就行了？何必找我？”学校领导说：“陆老师，你这样的态度，可不好。这不是对运动的正确态度。”教育厅骨干说：“看你这态度。你的态度从侧面证明了周桥问题的严重性。他就是被资产阶级拖下水的腐化、堕落分子，他有今天，和你有直接关系。”国筠气得面红耳赤，额头上冒出冷汗，声音抖颤地说：“你把话说清楚，他的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教育厅骨干说：“你什么出身，什么身份，怎么腐蚀拉拢周桥，你自己还不清楚吗？”陆国筠听他说这样的话，气得脸一下变了颜色，像黄裱纸似的，眉头上冒出冷汗来，身子发抖，嘴唇哆嗦，但说不出话，刹那间昏迷过去，从椅子上出溜到地板上，守梅吓坏了，慌忙过来扶她，来的两个人有点着慌，教育厅骨干强作镇定，说：“大小姐的臭毛病来了，吓唬人啊？”守梅回头对那人说：“俺表姐怀着孕，她都这样了，你还说这样的话，你们有人味儿吗？”学校领导斜了那骨干一眼，气咻咻地出门，从邻居家喊了个老太太来，几个人一起把陆国筠抬到床上，老太太掐她的“人中”穴，嘴里念叨：“作孽啊，……”守梅一直在嘤嘤地哭，老太太说：“不用害怕，她有‘身子’，体质弱，气着了，一会儿就好了。”过了十来分钟，陆国筠慢慢地动弹了，老太太说：“没事儿了。就是得注意别伤着孩子。”学校领导对守梅说：“你费心照顾陆老师，我们走了。”那骨干说：“你是他们家什么人？回头告诉她，这事儿不算完。”守梅气鼓鼓地瞪那人一眼，没理他。学校领导拽了那骨干走了。邻居老太太说：“这是什么人啊？治死人才舒坦吗？”

国筠苏醒过来，守梅喂她喝了点糖水，让她睡下，急忙去祥云里送信儿。陆伯言和程兆菊一下慌了神。陆伯言说：“糟糕，这‘三反’运动怎么还真像伯川说的那样乱打一气？”两人匆匆赶来，陆国栋下了班，听孙妈说了，也赶过来。不大会儿，国群也来了。陆国筠脸色腊黄，有气无力地说：“本来不想让你们都知道。你看，把全家人都惊动了。”国群说：“不行，明天我再闯省委，去找庄书记，怎么这样搞？”国筠说：“可不行，你刚考上干，还没报到上班，小心犯了错误。再说，你姐夫说了，找他也没用。看来，是两件事，一是他分管过跟钱物有关的工作，沾上边儿，就是‘老虎’，再就是找了我，是中了‘糖衣炮弹’，被资产阶级拉下水了。他贪没贪污，咱们自己最清楚；如果找了我这个妻子，就算错误，那听候共产党处理就是了。”陆国群说：“听他们胡说八道。姐夫和你结婚，不是向组织上打报告，批准的吗？怎么倒变成中‘糖衣炮弹’了？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晚上，爸妈哥哥回祥云里了，国群住下，睡觉前跟姐姐啦呱儿。国筠说：“听人说，关起来的‘老虎’会挨打，最轻是‘熬鹰”。”陆国群问：“什么叫‘熬鹰’？”陆国筠说：“原先我也不知道，现在才刚刚听人讲，‘熬鹰’是玩老鹰的人为了驯服它，捉了来之后，黑白地不让它睡觉，一连多少天，就让它熬眼儿，多少天以后，老鹰的神智崩溃了，就被主人驯服了，乖乖地听命于主人了。现在，那些办案子的人就用这个办法儿，黑夜白天不让‘老虎’睡觉，他们倒着班儿盯着，一打盹就把他弄醒，有的人困急了，甚至出现幻觉，睁着眼做梦，为了过关，就胡乱交待‘问题’，并且‘咬’别人，被‘咬’的人胡乱承认，再咬对方或另外的人，……‘老虎’就越揭越多，‘犯罪’的数额越来越大。……就这样胡闹，……不知道人家怎样折腾你姐夫，我想想都吓死了。”国群说：“事已至此，你也得想开点。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胡乱交待一气，那就等于什么也没交待，不过临时受点委屈而已。而且，我姐夫他一定会顶得住压力，既不会无中生有地交待问题，更不会给别人捏造问题。”陆国筠说：“那样他会比别人受更多罪啊……”说着又掉眼泪。国群说：“看你，怎么跟小孩儿似的。”陆国筠说：“你上学，不知道社会上的事，这院儿里有个从旧政府接收过来的老会计，打成‘老虎’了，受不了了，从四楼上跳下来摔死了，老婆孩子哭得昏天暗地，整座楼都打颤。……你姐夫别再出什么事儿……”国群说：“想什么呢，姐夫是什么人？怎么会出事儿？放心，他是百炼成钢的，不过受点罪，点事儿没有。”……天晚了，姐妹俩睡在一张床上。后半夜，国群被“哎哟”，呻吟声惊醒了，翻身坐起，见姐姐在床前地板上挣扎，她赶紧拉开灯，问：“姐，你怎么了？”一边去扶姐姐，一边喊守梅来，两人把陆国筠架到床上，国群问：“怎么回事？”陆国筠喘息稍定，说：“我做了个恶梦，你姐夫被人追着，荒山野岭地到处跑，眼看就追上了，他跑到一个看不见底的悬崖跟前，我老远看见，慌忙往他那里跑，想去拽住他，还没等我跑过去，他就跳下去了，我也紧跟着他跳了下去，吓醒了，才发现是摔到床底下了。……国群，这个梦，是不是特别不好？你姐夫会不会有什么事？”国群说：“你还是当老师的，还迷信？有什么事儿？全是你胡寻思得太多了。天还早，再睡吧。”睡下一小会儿，国筠又“哼哟”起来，呻吟着，说：“不好，我小肚子疼得要命。”国群和守梅慌了，国群说：“我们赶紧上医院吧。”国筠说：“天还不亮，挨乎到天亮再说吧。”国群说：“那可不行，守梅，你在这守着，我打电话，要救护车。”二十来分钟以后，救护车来到了，随车来的护士把陆国筠抬上了救护车，到了德惠医院，不多大功夫，陆国筠就进了产房—她早产了，离预产期还差着不少天哩，是个小女孩儿，不足月，像个小癞猫儿，可怜兮兮。妇产科大夫说：“这种情况，往往是产妇受了强烈刺激、惊吓，或者剧烈的碰撞这一类原因造成的，很危险。你们幸亏来得乃时，不然小孩大人都够呛。”医院把孩子送进无菌育婴室，给产妇挂上了吊瓶儿。守梅跑回家说了，一家人都赶到了医院。国栋、一兰找妇产科大夫了解病情，陆伯言在走廊里焦急地打转儿，程兆菊看着脸色苍白的女儿，不住地流眼泪。大家守候了好一阵，国栋说：“爸妈不必担心，大人、孩子都没问题了，让守梅一个人在这里就行，反正我和一兰都在院里，国群你陪爸妈回家吧。”

几天以后，国筠和孩子的情况都有好转，但还不能出院。国群从医院里回来，七点多钟了，天黑老大会子了，爸爸才回到家，脸色十分难看。国群慌忙接过爸爸的外衣，问：“爸爸，怎么回来晚了？工厂里出什么事了？”程兆菊说：“快给你爸倒杯水，怎么脸色那么难看？”陆伯言一屁股坐下，气咻咻地说：“过午区里来人主持召开‘五反’大会，号召揭发我的‘五毒’问题—已经开了几天了，我回来没讲。什么行贿，盗窃，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我一点儿事也没有，是不是有偷、漏税，他们正在查，会上提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有的工人对车间管理有意见，这都没关系，税上真有问题，该补就补，该罚就罚。让人气愤的是，会上有人发言，说国筠嫁给周桥，是我们腐蚀、拉拢共产党的干部，是拉共产党人‘下水’，是‘美人计’，我气坏了，当场跟他们顶了起来，我拍了桌子，站起来抗议他们，说，你们可以揭发我的问题，可以批我，斗我，关我，判我刑，但不能污辱我和我们家人的人格，不能玷污我的女儿，最后闹了个不欢而散。区里的人觉得不大好了，又跑到办公室做我的工作，让我‘正确对待’，他们仗势欺人，拿屎盆子往人头上扣，怎么‘正确对待’？我也豁出去了，看他们怎么往下搞，怎样收场？”国群说：“姐夫那边也是批他被资产阶级拉下水，被糖衣炮弹击中，我和姐姐怕你们生气，没有说。”陆伯言说：“这是干什么？这是怎么了？”陆伯言气得没吃什么饭，勉强喝了几口汤。晚上，陆伯川夫妇来了，进门问周桥和国筠的情形。程兆菊说：“不光是周桥成了‘老虎’，国筠连气加吓，小产了，好歹没出人命，你哥也挨批了，还糟蹋人。这不正生气呢。”陆伯言捶胸顿足地说：“他们为什么这样歪曲事实，这样污辱清白无辜的人，”陆伯言喝口水，顿了顿，又说：“谁都知道，我从国外留学归来，一度涉足官场，因为不满政治黑暗、尔虞我诈那一套，决心激流勇退，洁身自好，转而投身实业，日本鬼子侵占济南，知道我有留日背景，在官、商两界有些人脉，非拉我出来，让我在山东省任伪职。我跑回老家，藏到陶山山洞里，一待七、八年，抗战胜利了，才回来重整旧业，荜路蓝褛，惨淡经营，才算小有规模。远不是什么豪门巨富。解放了，我清楚，共产党掌权，是要消灭有产阶级的，是要‘共产’的，所以一心顺应潮流，总是谨小慎微，诚惶诚恐，始终有一种负罪感，就好像我辛辛苦苦弄这点产业，是偷来的，抢来的，是我亏欠了社会，亏欠了满大街每一个人！我竭力表现积极，靠拢政府，我捐款去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宣布放弃房租，房产交政府处置，他们想拿走我的产业，干脆来人接管好了，全拿走好了，我自信我和我的儿女可以自食其力。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变着法子整来整去？他们居然拿我女儿经过共产党批准的，合法的婚姻来做这种下劣的文章！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而且还祸及周继章，让他成了被资产阶级拉下水的坏干部，这真是荒唐透顶了。”陆伯川还是第一次见哥哥这样激愤，这样怒不可遏，甚至儿子被错当“反革命”关押，也设这样，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哥哥是真的被这种羞辱惹恼了。陆伯川受哥哥感染，也越想越来气，说：“哥，你也不必太激动。他们这样搞，本来也很正常。我早就发现，只要被他们搞到的，他们根本就不再把你当人看待，往往是越凶越好，种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要整人，一定把他搞得一无是处，一定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定不会考虑留有余地，适可而止。一般人遵循的纲常伦理，他们全都无所顾忌，对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他们会嗤之以鼻。所以，现在对这一类事情，你就尽可能往坏处想，有事情会非常糟的心理准备，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才不至于特别烦恼。现在出现的好多事情，往往不太出乎我的意料。哥，因为你凡事总往好处想，甚至用幻想，用良好的愿望来欺骗自己，所以，当事情出乎你的意料，就特别失望，特别痛苦，也特别气愤。哥，你仔细想想，按解放以来共产党的一些做法，现在这样搞，也符合他们一贯的行为逻辑，不足为怪。另外，我还发现，也许因为他们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通过打仗坐了江山，打仗嘛，自然是消灭敌人越多越好，现在搞运动，还是沿袭那种思维惯性，整的斗争对象越多，问题越严重越好。那些运动骨干，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为了邀功请赏，常常不择手段，反正‘左’比‘右’好。这也不能怪下边儿，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为什么一搞就过火儿，如果不是上边儿鼓动，纵容，怎么会这样？另外，也许是因为政权来之不易，所以什么事情都联想到政权，保卫政权是重中之重。他们中间的少数精英也许曾经是理想主义者，真心诚意救国拯民，但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却往往搞赤裸裸的实用主义，表现出自相矛盾和伪善。你看，他们对上海荣氏，天津王氏—就是刘少奇夫人的娘家，济南的苗海南，奉为上宾，礼遇有加，而对众多的小老板、小业主却剑拔弩张，整来整去，更不用说农村那些一脑袋高梁花子，终年劳作，省吃俭用品小地主，小富农是多么冤枉了。何厚彼薄此之甚也？政治需要而已。总之，看透了这些事，明白一点，改朝换代之后，归根结底，他们既要巩固政权，又要把全社会政治、经济利益重新分配。我们注定了是被剥夺的，所以，挨整，遭受磨难，是题中应有之义。认清这个现实，你就想通了。”陆伯川这一大通议论，让在场的人听来如醍醐灌顶，不寒而栗，不得不承认他说的确有道理，又惊又惧。国群听了，知道这些话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但她也暗暗感到，爸爸、叔叔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面对眼前的境遇，有这样的想法儿，也不足为怪，但是又很可怕。陈姝对国群说：“你听你叔这些话，要在外头说，那还不得逮起来？再说他，也改不了。”陆国群说：“叔，你是得注意，这些话可不能乱说。”国群心想，作为青年团员，作为即将赴任的“革命干部”，她应该旗帜鲜明地跟这种言论作斗争，但她毕竟年轻，她对运动整到姐夫周桥和爸爸身上，特别是居然往姐姐和姐夫的婚姻上泼污水，也觉得惊诧，错愕，所以也就没有心情，也打不起精种来反驳叔叔了。陆伯川间：“你姐和孩子怎么样了？”国群说：“姐的身体好多了，孩子也没什么危险了，再有十来天就可以出院了。”陈姝说：“国筠一向那么柔弱，摊上周桥这事，她能闯过这一关，真难为她了。”国群说：“慢慢地，她也适应点了，没办法儿，只能面对现实。”陆伯川问：“国群，你什么时候走？”国群说：“快了，还有个把星期就要走了。家里这个情况，还真不放心走。”陆伯言说：“不管怎么样，你该走还得走。你在家，也不顶什么事。总不能把你也搭上吧。别犹豫，让走，义无返顾，坚决走。你们这一代，要在这个社会中生存，要站住脚，要成人立命。不适应，不努力，怎么行啊？”

培训班结业了，国群被分配到革命老区崮山县。就要走了，娘和孙妈忙着为她准备行装。临走的前两天晚上，爸、妈嘱咐她两条儿，一是说话不能太直，直言贾祸，要谨言慎行，毕竟和出身好的人不一样，不担事儿，别犯错误。二是季龙翔的事，看得出来，这孩子一心和你恋爱，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有什么不好，但总觉得有点儿华而不实，有点儿不实靠的感觉，也许爸妈看法儿不对，但你自己要当心。“男怕干错行，女怕嫁错郎”，姐姐嫁给周桥，是选对人了。你最小，可不能出问题。国群说：“你们放心吧，我心中有数儿。我走了，你们自己要保重身体，爸也不要为‘五反’的事着急，上火，没问题就是没问题。记着别硬顶，别说出格儿的话。”临走前一天，国群去医院，先去看了小外甥女儿，又去姐姐病房。国筠看着即将远行的妹妹，两眼不知不觉就噙满了泪水，国群说：“姐，看你，哭什么？”国筠忙擦干眼泪，说：“好，姐不哭了。你一个人上那么远，那么苦的地方，姐真为你担心。”国群说：“不怕，我也需要吃苦磨炼。最让人不放心的是你。我去那里，是条件差些，生活可能艰苦些，但心里有奔头，苦也不觉得是苦了。”国筠说：“是啊，可是姐现在的情况是心里苦。”国群说：“姐，你总相信姐夫是清白无辜的吧？那你就一定要把这事看开了。姐，答应我，一定要坚强起来，为了孩子，为了姐夫，也为了不让爸妈担心，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出了院，带好孩子。”国筠说：“没有办法儿，事到临头，不坚强也不行。我也想过了，出身不好，不应该是一种罪，即便是‘罪’，它与生俱来，罪不至死。既然不死，就索性好好活着。你也得注意，虽然侥幸当了干部，但毕竟出身不好，也要格外小心。”国筠问：“那个季龙翔分哪去了？”国群说：“和我一个地区。他说地委里有他爸的战友，要求跟我分到一个县里去。”国筠说：“有个伴儿倒好。但是这个人到底行不行，你得好好掂量。”国群说：“我会注意的。”

国群走的那天是星期日。爸、妈，叔、婶，哥、嫂都来车站送行。风和日丽，春光明媚。柳条儿绿得撩人，迎春花黄得耀眼。别家送行的个个眉开眼笑，他们这边儿却人人面带愁容。车快开了，国群忙着上了车，趴到车窗口上，向爸妈他们挥手，火车开动了，爸妈他们还在向她招手。她望着明显变老的爸、妈，满脸忧色的叔、婶，眉头紧锁的哥哥，神情抑郁的嫂子，他们都在翘首看她，在越来越快地向后退去，很快就看不见了。她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当她义无返顾地投奔革命队伍，去开始一种盼望已久的，全新的生活，跟家人告别的时候，居然没有感受到豪情漾溢，激情澎湃，竟弄得有点“风萧水寒，壮士痛别”般凄凄惨惨。是啊，当爸、妈，姐姐、姐夫乃至全家处境艰难的时刻，她却要弃他们而远去，为自己憧憬着的美好“前途”而牺牲掉亲情，那美好的“前途”在那个偏远的，陌生的，据说是贫穷的，艰苦的地方等着我吗？……她拭去自己脸上的泪水，对正同情地看着她的季龙翔难为情地笑笑。……不论如何，她要朝着前方，朝着那“前途”奔去了。18

室外寒风呼啸，室内炉火正旺。过年了，陆家大门口儿，院子里挂上了大红灯笼，大门、屋门上都贴了鲜红的新对联儿。小孙子亮亮“格格格”的笑声似乎无处不在。过八月十五时陆家那种沉郁，压抑的气氛已经一扫而去，年前有几天，从早到晚阴沉沉的，但陆家大门内外却洋溢着亮色，喜色。陆国栋恢复了正常的，紧张的，忙碌的，助手和护士们簇拥着的工作，邵一兰也恢复了护士长职务。陆国群被录取为国家干部，正参加省人事部门组织的培训班。她回家来说，她在培训班结识了一个男同学，年初二非要来家拜年，程兆菊虽然心里不大乐意，但拗不过宝贝小女，也只好答应了。国筠怀孕七个多月了，去医院检查，很正常，很好。腊月二十七，市里开团拜会，陆伯言夫妇受邀参加，市领导来他们跟前握手，慰勉，他们很感动。二姐被错误管制的事经过周桥找省领导，很快给解决了，苦妮儿改嫁了，虽然家里只剩下二姐和她大孙子，孤单些，但程兆菊觉得，苦妮儿三十来岁的人，年轻守寡，终归不是长久之计，走了也好。二姐是谅事的人，能想得开。腊月二十三，学增、学慧放寒假回陶阳，让他们捎去了不少东西，老母亲，兆运兄弟两口子，还有他二姨家那边儿，他们自己家都有份儿，吃的，穿的，用的都有。守梅来了两、三个月了，这个个闺女又勤利，又懂事，祥云里这边和国筠家两边跑，帮大忙儿了，给她买了新衣服，打发她高兴。国栋没事了，程兆菊又有心思顾到乡下的老娘和兄弟姐妹了，陆伯言也十分支持她这样做。把学增、学慧打发走了，程兆菊才觉得心事了了，心里格外舒坦。程兆菊又得跟孙妈一起准备过年的吃食—他们并不置备供品和香纸之类东西，因为他们是信基督教的，不在除夕夜祭拜玉皇和先人。头些日子，守梅问：“三姑，咱过年怎么只买了灯笼和腊烛，还有爆仗，怎么不买香和纸啊？”程兆菊告诉她，她和姑父解放前信了基督教，只信上帝一个神，过圣诞节，过年不请家堂，也不祭天。只是跟大家一样包水饺，吃年夜饭，放鞭炮，挂红灯，图喜庆，凑热闹而已。守梅说：“星期天我上街，路过教堂，见有一些人去做礼拜，你和姑父怎么不去？”程兆菊说：“早先每礼拜都去，有个美国神父，慈眉善目，中国话说得好着哩，说出话来，又入情入理，还教化人心，说话声音也好听，多咱听他布道，我都听不够，盼着过礼拜好再去听。解放后，政府说这个神父是帝国主义分子，也有人说他是特务—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寻思着不准是，后来那人回美国了。你姑父听说公安局的监视上教堂的人，咱怕惹麻烦，就不上教堂了，在家里，在心里向上帝祷告，只要心里有‘主’，在哪祷告都是一样的。你国栋哥和他媳妇儿也信过教，解放后医院里批判美国宗教侵略，他们年轻，更不敢去教堂了。”守梅听着不住点头，对程兆菊说：“三姑，咱家里过年，可热闹，可好啦。俺奶奶那个认真，那个虔诚劲儿，家里得忙活成个月的，俺大大还得扫大街，下了雪扫雪，连个年也过不利索，我不在家，没人帮他扫了。”程兆菊问她：“妮儿，想家了？”守梅点头儿。程兆菊说：“别说你了，我也很想你奶奶，想咱那个家。一年到头儿不素静，挪不动窝儿，明年开春儿，我说什么也得回去看她。”程兆菊还得和守梅一起给国群准备下乡带的衣被，这个群儿从小没摸过针线，连个扣子也不会钉，什么都得给她打整好，“儿走千里娘担忧”，何况要走的不是儿子，而是女儿呢。当然，忙活这些事，心里还是蛮高兴的，毕竟他们陆家出了共产党的“干部”了，程兆菊嘴上说的是什么女儿“要跑那么远”，“让人不放心”之类的话，心里却是惬意的，暗暗感到“光荣”（这是新社会时兴的一个词，程兆菊已然明白它的意思了）。程兆菊还要时不时地领了孙子亮亮到大门外玩儿，和国栋回家后重又亲热友好如初的邻居们说说笑笑，听邻居们说些或称赞，羡慕，或同情，感叹的话。总之，这会儿的程兆菊连同她的“老头子”陆伯言头顶上满天乌云全散了，他们要高高兴兴过大年了。

 正月初二是全家聚会的日子。蓝天丽日，屋檐下的冰挂晶莹剔透，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琉璃似的。陆伯川一家来了，周桥和国筠来了，周桥扶着国筠下车，上门台阶，进了院子，周桥还扶着她，国筠笑着说：“好，不用扶了，没那么娇气。”国群伸出拇指，说：“姐夫真是模范丈夫。”程兆菊嗔道：“就这个妮子眼尖，话多，省得让人当哑吧卖了。”又笑着对国筠和周桥说：“小心点儿好。”周桥问候爸妈，叔婶，说：“原说过会儿去给叔、婶拜年，叔、婶儿已经过来了，我们就一起拜年了。”陈姝说：“国筠行动不方便，跑什么？”国群说：“姐夫，怎么拜年？要磕头的。”周桥说：“磕头有什么难？我从小就磕。国筠跪不下，我替她磕了。”陆伯言说：“别听国群起哄，磕什么头？话说到了就行了。”周桥和国筠向四位老人鞠了躬，周桥说：“祝爸妈，叔婶龙年吉祥，诸事遂顺。”下边同辈兄弟姐妹就互相抱拳致意，相互拜年，嘻笑一阵。拜完年，程兆菊让着大家吃糖果、瓜子儿，随意聊天。周桥见国栋有点闷闷不乐的样子，问道：“怎么样？上了班情况还好吧？”国栋勉强笑笑，说：“工作还那样，算可以，做医生，不是别的事，马虎不得。”周桥说：“心情好些了吧？”国栋说：“工作起来，就忘了，闲下来，仍然觉得憋屈，总在想，这种无妄之灾，怎么会落到我的头上？太莫名其妙，太难以想像了。明明是国民党腐朽政治的受害者，倒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太不可思议了。”周桥说：“运动搞起来，大轰大嗡，这种情况很难避免。搞运动的人，当然希望搞出‘成果’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也怕漏了‘坏人’，承担不起责任，所以往往会宁左勿右。从来如此，只要搞运动，以后依然会这样。运动中受到冤屈的人就一定会有，而且还不在少数。这是没办法儿的事。作为受触及的人，也只能想开点。要尽快从阴影中走出来，不然，老是心情郁闷也不好。”国栋说：“理智上，我也知道是这么个事儿，但是，感情上，却像个死结系在那里，老也打不可，只能慢慢淡忘。我还担心，又来个什么运动，再有人弄这个事。”周桥说：“这事已经没什么好弄了，应该不会。”一直在旁边听他们啦呱儿的陆伯川说：“继章，我有时想，共产党已经统一中国了，在全国执政了，为什么不能像一般国家那样，靠司法系统正常运转，解决政治上、刑事上的违法犯罪问题，而一定要一个接一个地搞运动呢？”周桥笑着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也许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吧。”……程兆菊和陈姝跟国筠、陆星儿坐在另一边儿说话。陈姝说：“筠儿一向体弱，她怀了孕，我很担心她，现在看来还真不错。”程兆菊说：“她真的是好多了。你是知道的，她从小就瓤拉，三天两头儿感冒发热，拿药当饭吃，暑天就‘苦夏’，吃饭像吃药，含着饭咽不下去。又懦，有点儿事就爱哭，这仨孩子就她难拉扒，国栋不这不那的，国群像假小子，泼得很，就她事儿多，也不知怎么回事。”国筠说：“婶子，你想啊，哥哥是第一个，而且是儿子，当然宝贝得很，国群是老小，‘老生娇’，自然是爸妈的掌上明珠，我夹在当中，没人疼，可不就弱了。”陈姝笑了，说：“筠儿说得有道理，嫂子，你说呢？”程兆菊说：“我说她是胡咧咧。跟她说的正反着，她从小长得秀气，让人喜，又瓤拉，跟小癞猫儿似的，让人娇，我和你哥格外疼她，不用说国栋，就是国群，比她小好几岁，从来都让着她。”国筠说：“婶子，妈说得对—我刚才冤枉她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好像天生弱质，不光身体，还有性格，都弱，一样的事，放我身上，就格外重。我和国群住在一间屋里，不论家里出什么事，国群搁下头就睡，我半宿睡不着。”周桥在旁边插一句话，说：“没有别的，就是缺乏锻炼。”陈姝说：“你是国筠的爱人，又是良师益友，你就带着她好好锻炼吧。”陆国筠说：“别提他这良师益友了。你们记得四六年春天我参加游行，被警察逮起来关进局子那事吧，有一次我跟他说在里边吓得直哭，他竟然说，多关几次就变坚强了，气得我了不得。”陈姝说：“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在门口转游的国群突然说：“姐夫说得没错儿。人是需要锻炼。谁也不会是从娘肚子生出来就坚强，更不会是天生的革命战士。”陆国筠说：“那好，你考上‘干’了，这回分到沂蒙山区，就去好好锻炼吧，我们家的革命战士。”

未来的“革命战士”陆国群给姐姐撂了一句话，又屋里屋外地来回走，安不住位儿，还不时看屋里条山几上的大座钟，陆伯川说：“国群，听你妈说，你培训班里的一个男同学要来拜年，等不及了？”国群脸有一丝红，说：“讲好是十点到咱家，十点多了，还没到，这人真是的。”陆伯川说：“国群，少安勿燥。说不定这会儿就到咱大门口儿了。”有道是“山东人邪，说谁谁来。”陆伯川话音没落，就听见敲门声，陆国群慌忙去开大门，陪一个青年进来。青年进屋来，陆国群向他介绍家里人，青年很礼貌地向长辈和平辈问候，寒喧。家里人都在暗自端详国群这位男“同学”。小伙子个头儿和国栋差不多，只是略单瘦些，头发油黑闪亮，宽额头，尖下颏，白白生生，两只眼睛像汪着水一样亮，特“勾人”，鼻梁端正剔透，嘴唇不薄不厚，微笑时，两颊会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儿，穿一身裁剪合体的藏青色中山服，黑皮鞋锃亮。这孩子不只是漂亮，还带几分“秀气”，程兆菊心里想，难怪国群相中了这男孩子，是真不孬。小伙子在陆国群引导下，向四位长辈鞠躬拜年，陆伯言说：“太客气了，快请坐。”已经看呆了的守梅赶紧给搬了椅子，小伙子道了谢，端端正正地坐下，说：“我叫季龙翔，一年四季的‘季’，龙凤的‘龙’，飞翔的‘翔’。学历中专，学的是农林。这次考干被录取了，和国群在一个班里学习。我爸支持我到下边县里去，他认为青年人应该从基层一步步做起，学习，历练，积累经验，将来才有可能担负更重要的工作。我跟国群说的是十点钟来到，早饭后，院儿里几个孩子一起到省委大院给张伯伯拜年，就来晚了。”陆伯言问：“你爸爸是？”季龙翔说：“我爸爸叫季征，他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但没参加过长征，多年在白区工作。省委张书记是他的老领导。我爸现在还保密部门任职。我爸知道伯父家的情况，他和我妈同意我跟国群交往，我爸说国群是大家闺秀，积极投身革命，实属难得。我和国群两人也互有好感。我会对国群好的，请伯父，伯母放心。”国群觉得季龙翔一口气说得太多了，在一边坐立不安，几次给他使眼色，但他还是坚持把酝酿了好几天的台词统统背了出来，转脸看国群一眼，又说：“我和同院儿几个小兄弟说好，还要一起去看几位伯伯，我就告辞了。”大家留他吃过中午饭再走，但他执意要走，陆伯言说：“国群去送送龙翔。”国群赶紧和季龙翔一起出门去了，像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完，匆匆下场似的。他们走后，屋里的人们犹在回味着对国群男朋友的印象，一时没人说话。守梅说：“俺群姐了不得，找的这个对象，不但是高干子弟，还一表人材，长得忒俊了，跟戏台上的小生似的。”陆星儿也说：“真是挺出色的。”陈姝说：“乍见这孩子，会让许多女孩子心动，不由得像〈牡丹亭〉里女主人公赞叹的，‘美哉少年’，国群好眼力。”陆国栋说：“这孩子来到，不用问，就像戏台上的人似的，自报家门，炫耀不同凡响的家庭背景，让人听着不舒服。”邵一兰说：“你的呆气又上来了。少见多怪。人家第一次来，当然要自我介绍一下，说说家庭情况，是什么说什么，又没说假话，有什么不好的？我看挺好的。”国筠慢丝调理地说：“嫂子，俺哥的话有一定道理，我刚才听着，心里也不是很舒服。”邵一兰笑笑。程兆菊说：“这孩子个头儿，长相，言谈举止，真是没的说了，打着灯笼也不好找。就是觉得有点滑滑溜溜的，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继章，你见过的人多，你说呢？”周桥说：“这青年本人和家庭，真的无可挑剔。至于刚才自报家门，我的看法儿是，他太喜欢群妹了，站在他的角度上，第一次来咱家，自然要向我们特别是爸妈展现他本人和家庭的亮点，优点，力图给我们留下最好的印象。这也是人之常情。他性格上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得靠群妹慢慢了解，反正是初步交往，不着急。”邵一兰对国栋说：“怎么样？妹夫说得在理吧？”陆国栋说：“我不过是有那么点儿感觉。……我并不是否定这个人。”守梅说：“可别不愿意了呀，上哪里找这么好的去？”陆星儿也说：“你们要是反对群姐跟这个人恋爱，我就反对你们。”程兆菊说：“看把守梅和星儿急的。‘八’字还没一撇呢。”陆伯言说：“该说什么说什么，小孩儿不孬。至于品性如何，得靠国群慢慢了解。国群想问题比较简单，喜欢头脑发热，日后给她泼点冷水。”一会儿，国群回来了，守梅说：“群姐，怎么这么一小霎儿就回来了，不多送人家一会儿？” 国群说：“小丫头儿这些道道儿，送到他公交车站，他坐上公交车走了，还不行啊？”守梅说：“群姐，你找的这个‘对象’太棒了，你要领着他上榆树村走姥娘家，能把俺村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看傻了。”国群说：“你这个小妮子，什么‘对象’？一块学习，刚认识，他要上咱家来玩儿，我能说不叫他来？‘对象’？远着哩。”守梅说：“别哄人了。他可喜欢你了，跟别人说话，眼睛也老看你。”国群说：“小小的孩子家，事儿还不少。”守梅说：“就是嘛。”陆伯言说：“国群，这孩子学的是农林，倒是经世致用的专业。”陆国栋说：“考了干，恐怕什么经世致用的知识也用不上了。”国群说：“省人事部门的人讲了，下到县里，分配工作会考虑各自的专业。”周桥说：“对，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百事待举，各个方面都需要干部，特别是有专业知识的干部。”
   饭桌上，大家意犹未尽，仍在说上午来的这个“小季”，国群说：“好了，我们不再说他了，再有人说，我就罢饭了。”程兆菊说：“好，都别说了，咱不惹她了。”陆伯言说：“好，咱说别的。换个话题。继章，中央这次决定枪毙刘青山，张子善，够坚决的，下边很震撼呀。”陆伯川说：“称得上是警世骇俗，说明共产党决心做到吏治清明，弊绝风清。为政者不贪污，不腐败，国家就有希望。”周桥说：“中央最近下发了《厉行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通知》。解放后，几次运动都是针对社会上某些阶层的，这次共产党要向自己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变质分子开刀了，这说明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是立党为民的。”陆伯言说：“的确是这样。”陆伯川说：“这三反运动，固然是好。可是，上午我还对继章说，靠运动解决问题，终归不是办法儿。运动容易大忽隆，让一些不懂法律的人整人，容易伤及无辜。另外，运动是一阵风，风刮过去了，过一阵子，运动整过的事情，不一定不冒出来，于是再来场运动，社会老是不能走上正规。”周桥听着，若有所思。国群说：“叔，你这种观点，说白了，就是受西方那一套影响，中毒太深了。”陈姝说：“学校里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瞧，又是‘运动’，你叔也说好好改造世界观，克服旧的，西方的观念的影响，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他就又想不通了。他就不想想，要像他说的那样，那就不是共产党了。人家共产党治国，就是这么个‘治’法儿。你想不通也得通。”国群说：“叔，无论什么事情，特别是政治方面的事，你都不能用西方的做法儿作参照，当模型，当标准。无产阶级革命是要开创一个全新的世界，当然要走不同的路。毛主席不是说过吗？‘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陆伯川说：“我也知道国群说的符合当今形势，可我老是为国事担心。我多少知道一点苏俄的真相，走俄国人的路，未必是国人之福啊。”周桥说：“叔，你这些话，特别是最末了这句，在外头是绝对讲不得的。”陈姝说：“他不听劝，早晚吃大亏。”陆伯言说：“伯川，好好钻研你的学问，教你的课，政治上的事，报纸、广播怎么说，咱就怎么说。这是万全之策。‘杞人无事忧天倾’，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劳你的大驾，你就别在那里‘忧’了。共产党搞运动，整自已的干部，让官员廉洁，这不是天大的好事？你就别老是想不开了。”陆伯川说：“我是看见或听说土改、镇反中那么多无辜的人，不当罚而罚，不当死而死的人，太可怜、可悲了。我听咱学生说了不少他们村或邻近的村，土改中拿杀人当儿戏，有个村里开批斗大会，有人喊把某某弄上台子，大家一起哄就把他弄上台子，然后就开始打骂折磨。有个村一个村干部四七年跟共产党撤到黄河北去了，有个人对他老婆说，你男人掉黄河里淹死了，你改嫁跟了我吧？这个村干部听他老婆说了这件事，土改中在大会上揭发了，对大家说：“某人坏透了，枪毙他，大家同意不同意？哪有人敢说不同意？满会场哟呼‘同意’，‘枪毙，枪毙！’这位村干部就命令民兵把这人弄到庄外儿枪毙了。因为开玩笑的一句话，就把一个人杀了。比杀一只鸡还容易，就这么荒唐。学校里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也是无限上纲，大帽子压死人，甚至污辱人格。为什么要这样，难道旧中国的问题，老百姓的灾难，要由知识分子承担罪责？……这些事，一言难尽。所以，我一听说要搞运动了，就想到又要有很多人会被冤枉。……好，听你们的，以后不想这些事，更不说了。”

三反运动开始以后，周桥在教育厅参与领导运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贪污分子被形象地称为“老虎”，运动骨干队伍自然而然就成了“打虎队”。没有多久，中央下达了“三反运动要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运动加大了力度，斗争的面儿随之扩大。周桥竟由运动领导成员变成了“老虎”。打虎队背着他开会，他意识到情况不好，回家想告诉国筠，但欲言又止，她即将临产，人又比较脆弱，实在不忍心对她讲。国筠问：“今晚上没给打虎队开会呀？我们学校管钱管物儿的，从领导到一般人员，几乎没剩下，差不多都成‘老虎’了。你们那里的‘老虎’是真是假？有没有真的？”周桥苦笑笑，说：“说不准，打打看吧。”国筠端详周桥一下，发现他有点异样，问：“怎么，不高兴？有事瞒着我？”周桥说：“有个情况，我想给你说，但心里很犹豫。你得保证，听了不慌张，不影响正常生活，不影响健康。”国筠着急地说：“什么事呀？无论什么事，该说也得说呀。如果真的有事，不管我慌张不慌张，你总得说呀，瞒能瞒得住吗？说吧，你不说，我更着急。”周桥说：“我估计也就这两天，我就要成为审查对象了。”国筠一听就呆了，脸色焦黄，声音抖颤，说：“凭什么呀？你又没贪污一分钱？”周桥说：“看运动发展的趋势，凡是经管过钱物的，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干部，要人人过关，普遍过筛。”国筠说：“你也没管过钱物呀？”周桥说：“刚进城一段时间，我在军管会文教组分管过文教系统的财产接管和经费开支的审批。”国筠说：“噢，只要沾点边儿，就全审查，这不荒唐吗？”周桥说：“问题是有的被审查人经受不住压力，胡乱坦白，再乱揭发别人，不论有没有问题的人，瞎‘咬’一气，弄得个个成‘虎’，人人自危。”陆国筠说：“那不麻烦了吗？”周桥装出没事儿的样子，说：“没事儿的，审查一下也好。没有问题，很快就过关了。你在家，让守梅表妹陪你，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好好休息，不用担心我，为了小宝宝，一定好好的，乖乖的，好不好？”陆国筠身子一下瘫软了，眼泪像开了口子的水渠止不住地流，说：“这算怎么回事儿呀……”过了一会儿，她说：“不行，我得去找庄书记。”周桥说：“你这样子，怎么去找呀？再说，现在这种时候，正在风头儿上，找他，他也不能出面替我打保票呀。找他也没用。我们党搞运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当运动高潮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得顺势而行，随波逐流，推波助澜，而不能逆潮流而动，谁也不能给运动泼冷水，谁也不能轻易地替运动对象说话。所以现在只有一条路，老老实实接受审查，你好好在家休息，平平安安让小宝宝降临人世，而且得坐好‘月子’。”国筠说：“还有十几天就要生了，那时你能不能没事儿了？”周桥想了想，说：“快的话，也许就没事儿了，万一我不在家，你也得按我说的做，记住了吗？”国筠说：“记住了，你放心吧。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呀。”周桥说：“我能出什么事儿呀？我是老运动员了，在延安参加‘抢救运动’，我还被当成国民党特务给关起来过哩。跟共产党干革命，不但要跟敌人斗争，被自己人斗争，也很难免。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一边说，一边给她擦干眼泪，说：“看你，这就要做妈妈了，还跟小姑娘似的，那么爱哭。今后得慢慢提高适应困难状况的能力。”陆国筠说：“你当真要受审查？那得做做准备呀。”说着就站起来，挺着大肚子，给周桥收拾带的东西。

第二天早饭后，周桥提了国筠收拾好的换洗衣服，洗漱用具去上班。行前，国筠依偎在他胸前，说：“你一定要当心，保重，不要挂我。”说着就流眼泪。周桥吻吻她，用手抹去她的眼泪，说：“看，又哭了，一定要坚强些，记住了。”国筠频频点头，说：“别担心我，你走吧。”周桥上班去了，确如他所料，当天晚上就没有回家。守梅说：“我去给俺三姑和姑父说说俺姐夫的事吧？”国筠说：“不忙，白让他们担心。实在瞒不住了，再说。”守梅说：“筠姐，你真得听姐夫劝，想开点，姐夫他不会有事的。”国筠说：“你姐夫不会有事，我绝对相信。就算共产党的干部有百分之九十九出问题，他也会在那百分之一里。好，我想开点儿—想不开也没办法儿。为了你姐夫和孩子，好好儿的。”话虽这样说，但她仍然想不通。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一个恶梦，因为这太荒唐，太离奇，太不可思议，太难以置信，太匪夷所思，太超乎正常人的想像了，这简直比恶梦还荒诞，比恶梦还怪异，比恶梦还无法理解。怎么可以平白无故，无中生有，罔顾常识，把完全清白的人指为“贪污分子”—“老虎”去审查呢？陆国筠觉得简直可以跟中国历史上“指鹿为马”的故事相媲美了，而接着发生的事，更加荒唐。省教育厅的一个骨干和育新中学的领导一起来家，给国筠谈话，教育厅骨干开门见山地说：“现已查明，周桥犯有严重的贪污罪行，你要很好地配合组织，交待揭发，并把他贪污的钱交出来。”国筠说：“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们家周桥绝对不是那样的人。组织上给他配的服务人员，我们都退了回去，我怀了孕，让自家表妹来帮忙，所有费用都是我们自己负担的。我跟你们说，他连办公室的一张信笺、一个信皮儿也没往家拿过。”那人说：“他本人都承认了，你还不老实交待？”陆国筠气得心跳像敲鼓，说：“既然他承认了，我又没有和他一起犯罪，你们让他自己来家把贪污的钱拿走不就行了？何必找我？”学校领导说：“陆老师，你这样的态度，可不好。这不是对运动的正确态度。”教育厅骨干说：“看你这态度。你的态度从侧面证明了周桥问题的严重性。他就是被资产阶级拖下水的腐化、堕落分子，他有今天，和你有直接关系。”国筠气得面红耳赤，额头上冒出冷汗，声音抖颤地说：“你把话说清楚，他的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教育厅骨干说：“你什么出身，什么身份，怎么腐蚀拉拢周桥，你自己还不清楚吗？”陆国筠听他说这样的话，气得脸一下变了颜色，像黄裱纸似的，眉头上冒出冷汗来，身子发抖，嘴唇哆嗦，但说不出话，刹那间昏迷过去，从椅子上出溜到地板上，守梅吓坏了，慌忙过来扶她，来的两个人有点着慌，教育厅骨干强作镇定，说：“大小姐的臭毛病来了，吓唬人啊？”守梅回头对那人说：“俺表姐怀着孕，她都这样了，你还说这样的话，你们有人味儿吗？”学校领导斜了那骨干一眼，气咻咻地出门，从邻居家喊了个老太太来，几个人一起把陆国筠抬到床上，老太太掐她的“人中”穴，嘴里念叨：“作孽啊，……”守梅一直在嘤嘤地哭，老太太说：“不用害怕，她有‘身子’，体质弱，气着了，一会儿就好了。”过了十来分钟，陆国筠慢慢地动弹了，老太太说：“没事儿了。就是得注意别伤着孩子。”学校领导对守梅说：“你费心照顾陆老师，我们走了。”那骨干说：“你是他们家什么人？回头告诉她，这事儿不算完。”守梅气鼓鼓地瞪那人一眼，没理他。学校领导拽了那骨干走了。邻居老太太说：“这是什么人啊？治死人才舒坦吗？”

国筠苏醒过来，守梅喂她喝了点糖水，让她睡下，急忙去祥云里送信儿。陆伯言和程兆菊一下慌了神。陆伯言说：“糟糕，这‘三反’运动怎么还真像伯川说的那样乱打一气？”两人匆匆赶来，陆国栋下了班，听孙妈说了，也赶过来。不大会儿，国群也来了。陆国筠脸色腊黄，有气无力地说：“本来不想让你们都知道。你看，把全家人都惊动了。”国群说：“不行，明天我再闯省委，去找庄书记，怎么这样搞？”国筠说：“可不行，你刚考上干，还没报到上班，小心犯了错误。再说，你姐夫说了，找他也没用。看来，是两件事，一是他分管过跟钱物有关的工作，沾上边儿，就是‘老虎’，再就是找了我，是中了‘糖衣炮弹’，被资产阶级拉下水了。他贪没贪污，咱们自己最清楚；如果找了我这个妻子，就算错误，那听候共产党处理就是了。”陆国群说：“听他们胡说八道。姐夫和你结婚，不是向组织上打报告，批准的吗？怎么倒变成中‘糖衣炮弹’了？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晚上，爸妈哥哥回祥云里了，国群住下，睡觉前跟姐姐啦呱儿。国筠说：“听人说，关起来的‘老虎’会挨打，最轻是‘熬鹰”。”陆国群问：“什么叫‘熬鹰’？”陆国筠说：“原先我也不知道，现在才刚刚听人讲，‘熬鹰’是玩老鹰的人为了驯服它，捉了来之后，黑白地不让它睡觉，一连多少天，就让它熬眼儿，多少天以后，老鹰的神智崩溃了，就被主人驯服了，乖乖地听命于主人了。现在，那些办案子的人就用这个办法儿，黑夜白天不让‘老虎’睡觉，他们倒着班儿盯着，一打盹就把他弄醒，有的人困急了，甚至出现幻觉，睁着眼做梦，为了过关，就胡乱交待‘问题’，并且‘咬’别人，被‘咬’的人胡乱承认，再咬对方或另外的人，……‘老虎’就越揭越多，‘犯罪’的数额越来越大。……就这样胡闹，……不知道人家怎样折腾你姐夫，我想想都吓死了。”国群说：“事已至此，你也得想开点。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胡乱交待一气，那就等于什么也没交待，不过临时受点委屈而已。而且，我姐夫他一定会顶得住压力，既不会无中生有地交待问题，更不会给别人捏造问题。”陆国筠说：“那样他会比别人受更多罪啊……”说着又掉眼泪。国群说：“看你，怎么跟小孩儿似的。”陆国筠说：“你上学，不知道社会上的事，这院儿里有个从旧政府接收过来的老会计，打成‘老虎’了，受不了了，从四楼上跳下来摔死了，老婆孩子哭得昏天暗地，整座楼都打颤。……你姐夫别再出什么事儿……”国群说：“想什么呢，姐夫是什么人？怎么会出事儿？放心，他是百炼成钢的，不过受点罪，点事儿没有。”……天晚了，姐妹俩睡在一张床上。后半夜，国群被“哎哟”，呻吟声惊醒了，翻身坐起，见姐姐在床前地板上挣扎，她赶紧拉开灯，问：“姐，你怎么了？”一边去扶姐姐，一边喊守梅来，两人把陆国筠架到床上，国群问：“怎么回事？”陆国筠喘息稍定，说：“我做了个恶梦，你姐夫被人追着，荒山野岭地到处跑，眼看就追上了，他跑到一个看不见底的悬崖跟前，我老远看见，慌忙往他那里跑，想去拽住他，还没等我跑过去，他就跳下去了，我也紧跟着他跳了下去，吓醒了，才发现是摔到床底下了。……国群，这个梦，是不是特别不好？你姐夫会不会有什么事？”国群说：“你还是当老师的，还迷信？有什么事儿？全是你胡寻思得太多了。天还早，再睡吧。”睡下一小会儿，国筠又“哼哟”起来，呻吟着，说：“不好，我小肚子疼得要命。”国群和守梅慌了，国群说：“我们赶紧上医院吧。”国筠说：“天还不亮，挨乎到天亮再说吧。”国群说：“那可不行，守梅，你在这守着，我打电话，要救护车。”二十来分钟以后，救护车来到了，随车来的护士把陆国筠抬上了救护车，到了德惠医院，不多大功夫，陆国筠就进了产房—她早产了，离预产期还差着不少天哩，是个小女孩儿，不足月，像个小癞猫儿，可怜兮兮。妇产科大夫说：“这种情况，往往是产妇受了强烈刺激、惊吓，或者剧烈的碰撞这一类原因造成的，很危险。你们幸亏来得乃时，不然小孩大人都够呛。”医院把孩子送进无菌育婴室，给产妇挂上了吊瓶儿。守梅跑回家说了，一家人都赶到了医院。国栋、一兰找妇产科大夫了解病情，陆伯言在走廊里焦急地打转儿，程兆菊看着脸色苍白的女儿，不住地流眼泪。大家守候了好一阵，国栋说：“爸妈不必担心，大人、孩子都没问题了，让守梅一个人在这里就行，反正我和一兰都在院里，国群你陪爸妈回家吧。”

几天以后，国筠和孩子的情况都有好转，但还不能出院。国群从医院里回来，七点多钟了，天黑老大会子了，爸爸才回到家，脸色十分难看。国群慌忙接过爸爸的外衣，问：“爸爸，怎么回来晚了？工厂里出什么事了？”程兆菊说：“快给你爸倒杯水，怎么脸色那么难看？”陆伯言一屁股坐下，气咻咻地说：“过午区里来人主持召开‘五反’大会，号召揭发我的‘五毒’问题—已经开了几天了，我回来没讲。什么行贿，盗窃，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我一点儿事也没有，是不是有偷、漏税，他们正在查，会上提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有的工人对车间管理有意见，这都没关系，税上真有问题，该补就补，该罚就罚。让人气愤的是，会上有人发言，说国筠嫁给周桥，是我们腐蚀、拉拢共产党的干部，是拉共产党人‘下水’，是‘美人计’，我气坏了，当场跟他们顶了起来，我拍了桌子，站起来抗议他们，说，你们可以揭发我的问题，可以批我，斗我，关我，判我刑，但不能污辱我和我们家人的人格，不能玷污我的女儿，最后闹了个不欢而散。区里的人觉得不大好了，又跑到办公室做我的工作，让我‘正确对待’，他们仗势欺人，拿屎盆子往人头上扣，怎么‘正确对待’？我也豁出去了，看他们怎么往下搞，怎样收场？”国群说：“姐夫那边也是批他被资产阶级拉下水，被糖衣炮弹击中，我和姐姐怕你们生气，没有说。”陆伯言说：“这是干什么？这是怎么了？”陆伯言气得没吃什么饭，勉强喝了几口汤。晚上，陆伯川夫妇来了，进门问周桥和国筠的情形。程兆菊说：“不光是周桥成了‘老虎’，国筠连气加吓，小产了，好歹没出人命，你哥也挨批了，还糟蹋人。这不正生气呢。”陆伯言捶胸顿足地说：“他们为什么这样歪曲事实，这样污辱清白无辜的人，”陆伯言喝口水，顿了顿，又说：“谁都知道，我从国外留学归来，一度涉足官场，因为不满政治黑暗、尔虞我诈那一套，决心激流勇退，洁身自好，转而投身实业，日本鬼子侵占济南，知道我有留日背景，在官、商两界有些人脉，非拉我出来，让我在山东省任伪职。我跑回老家，藏到陶山山洞里，一待七、八年，抗战胜利了，才回来重整旧业，荜路蓝褛，惨淡经营，才算小有规模。远不是什么豪门巨富。解放了，我清楚，共产党掌权，是要消灭有产阶级的，是要‘共产’的，所以一心顺应潮流，总是谨小慎微，诚惶诚恐，始终有一种负罪感，就好像我辛辛苦苦弄这点产业，是偷来的，抢来的，是我亏欠了社会，亏欠了满大街每一个人！我竭力表现积极，靠拢政府，我捐款去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宣布放弃房租，房产交政府处置，他们想拿走我的产业，干脆来人接管好了，全拿走好了，我自信我和我的儿女可以自食其力。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变着法子整来整去？他们居然拿我女儿经过共产党批准的，合法的婚姻来做这种下劣的文章！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而且还祸及周继章，让他成了被资产阶级拉下水的坏干部，这真是荒唐透顶了。”陆伯川还是第一次见哥哥这样激愤，这样怒不可遏，甚至儿子被错当“反革命”关押，也设这样，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哥哥是真的被这种羞辱惹恼了。陆伯川受哥哥感染，也越想越来气，说：“哥，你也不必太激动。他们这样搞，本来也很正常。我早就发现，只要被他们搞到的，他们根本就不再把你当人看待，往往是越凶越好，种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要整人，一定把他搞得一无是处，一定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定不会考虑留有余地，适可而止。一般人遵循的纲常伦理，他们全都无所顾忌，对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他们会嗤之以鼻。所以，现在对这一类事情，你就尽可能往坏处想，有事情会非常糟的心理准备，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才不至于特别烦恼。现在出现的好多事情，往往不太出乎我的意料。哥，因为你凡事总往好处想，甚至用幻想，用良好的愿望来欺骗自己，所以，当事情出乎你的意料，就特别失望，特别痛苦，也特别气愤。哥，你仔细想想，按解放以来共产党的一些做法，现在这样搞，也符合他们一贯的行为逻辑，不足为怪。另外，我还发现，也许因为他们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通过打仗坐了江山，打仗嘛，自然是消灭敌人越多越好，现在搞运动，还是沿袭那种思维惯性，整的斗争对象越多，问题越严重越好。那些运动骨干，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为了邀功请赏，常常不择手段，反正‘左’比‘右’好。这也不能怪下边儿，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为什么一搞就过火儿，如果不是上边儿鼓动，纵容，怎么会这样？另外，也许是因为政权来之不易，所以什么事情都联想到政权，保卫政权是重中之重。他们中间的少数精英也许曾经是理想主义者，真心诚意救国拯民，但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却往往搞赤裸裸的实用主义，表现出自相矛盾和伪善。你看，他们对上海荣氏，天津王氏—就是刘少奇夫人的娘家，济南的苗海南，奉为上宾，礼遇有加，而对众多的小老板、小业主却剑拔弩张，整来整去，更不用说农村那些一脑袋高梁花子，终年劳作，省吃俭用品小地主，小富农是多么冤枉了。何厚彼薄此之甚也？政治需要而已。总之，看透了这些事，明白一点，改朝换代之后，归根结底，他们既要巩固政权，又要把全社会政治、经济利益重新分配。我们注定了是被剥夺的，所以，挨整，遭受磨难，是题中应有之义。认清这个现实，你就想通了。”陆伯川这一大通议论，让在场的人听来如醍醐灌顶，不寒而栗，不得不承认他说的确有道理，又惊又惧。国群听了，知道这些话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但她也暗暗感到，爸爸、叔叔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面对眼前的境遇，有这样的想法儿，也不足为怪，但是又很可怕。陈姝对国群说：“你听你叔这些话，要在外头说，那还不得逮起来？再说他，也改不了。”陆国群说：“叔，你是得注意，这些话可不能乱说。”国群心想，作为青年团员，作为即将赴任的“革命干部”，她应该旗帜鲜明地跟这种言论作斗争，但她毕竟年轻，她对运动整到姐夫周桥和爸爸身上，特别是居然往姐姐和姐夫的婚姻上泼污水，也觉得惊诧，错愕，所以也就没有心情，也打不起精种来反驳叔叔了。陆伯川间：“你姐和孩子怎么样了？”国群说：“姐的身体好多了，孩子也没什么危险了，再有十来天就可以出院了。”陈姝说：“国筠一向那么柔弱，摊上周桥这事，她能闯过这一关，真难为她了。”国群说：“慢慢地，她也适应点了，没办法儿，只能面对现实。”陆伯川问：“国群，你什么时候走？”国群说：“快了，还有个把星期就要走了。家里这个情况，还真不放心走。”陆伯言说：“不管怎么样，你该走还得走。你在家，也不顶什么事。总不能把你也搭上吧。别犹豫，让走，义无返顾，坚决走。你们这一代，要在这个社会中生存，要站住脚，要成人立命。不适应，不努力，怎么行啊？”

培训班结业了，国群被分配到革命老区崮山县。就要走了，娘和孙妈忙着为她准备行装。临走的前两天晚上，爸、妈嘱咐她两条儿，一是说话不能太直，直言贾祸，要谨言慎行，毕竟和出身好的人不一样，不担事儿，别犯错误。二是季龙翔的事，看得出来，这孩子一心和你恋爱，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有什么不好，但总觉得有点儿华而不实，有点儿不实靠的感觉，也许爸妈看法儿不对，但你自己要当心。“男怕干错行，女怕嫁错郎”，姐姐嫁给周桥，是选对人了。你最小，可不能出问题。国群说：“你们放心吧，我心中有数儿。我走了，你们自己要保重身体，爸也不要为‘五反’的事着急，上火，没问题就是没问题。记着别硬顶，别说出格儿的话。”临走前一天，国群去医院，先去看了小外甥女儿，又去姐姐病房。国筠看着即将远行的妹妹，两眼不知不觉就噙满了泪水，国群说：“姐，看你，哭什么？”国筠忙擦干眼泪，说：“好，姐不哭了。你一个人上那么远，那么苦的地方，姐真为你担心。”国群说：“不怕，我也需要吃苦磨炼。最让人不放心的是你。我去那里，是条件差些，生活可能艰苦些，但心里有奔头，苦也不觉得是苦了。”国筠说：“是啊，可是姐现在的情况是心里苦。”国群说：“姐，你总相信姐夫是清白无辜的吧？那你就一定要把这事看开了。姐，答应我，一定要坚强起来，为了孩子，为了姐夫，也为了不让爸妈担心，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出了院，带好孩子。”国筠说：“没有办法儿，事到临头，不坚强也不行。我也想过了，出身不好，不应该是一种罪，即便是‘罪’，它与生俱来，罪不至死。既然不死，就索性好好活着。你也得注意，虽然侥幸当了干部，但毕竟出身不好，也要格外小心。”国筠问：“那个季龙翔分哪去了？”国群说：“和我一个地区。他说地委里有他爸的战友，要求跟我分到一个县里去。”国筠说：“有个伴儿倒好。但是这个人到底行不行，你得好好掂量。”国群说：“我会注意的。”

国群走的那天是星期日。爸、妈，叔、婶，哥、嫂都来车站送行。风和日丽，春光明媚。柳条儿绿得撩人，迎春花黄得耀眼。别家送行的个个眉开眼笑，他们这边儿却人人面带愁容。车快开了，国群忙着上了车，趴到车窗口上，向爸妈他们挥手，火车开动了，爸妈他们还在向她招手。她望着明显变老的爸、妈，满脸忧色的叔、婶，眉头紧锁的哥哥，神情抑郁的嫂子，他们都在翘首看她，在越来越快地向后退去，很快就看不见了。她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当她义无返顾地投奔革命队伍，去开始一种盼望已久的，全新的生活，跟家人告别的时候，居然没有感受到豪情漾溢，激情澎湃，竟弄得有点“风萧水寒，壮士痛别”般凄凄惨惨。是啊，当爸、妈，姐姐、姐夫乃至全家处境艰难的时刻，她却要弃他们而远去，为自己憧憬着的美好“前途”而牺牲掉亲情，那美好的“前途”在那个偏远的，陌生的，据说是贫穷的，艰苦的地方等着我吗？……她拭去自己脸上的泪水，对正同情地看着她的季龙翔难为情地笑笑。……不论如何，她要朝着前方，朝着那“前途”奔去了。18

室外寒风呼啸，室内炉火正旺。过年了，陆家大门口儿，院子里挂上了大红灯笼，大门、屋门上都贴了鲜红的新对联儿。小孙子亮亮“格格格”的笑声似乎无处不在。过八月十五时陆家那种沉郁，压抑的气氛已经一扫而去，年前有几天，从早到晚阴沉沉的，但陆家大门内外却洋溢着亮色，喜色。陆国栋恢复了正常的，紧张的，忙碌的，助手和护士们簇拥着的工作，邵一兰也恢复了护士长职务。陆国群被录取为国家干部，正参加省人事部门组织的培训班。她回家来说，她在培训班结识了一个男同学，年初二非要来家拜年，程兆菊虽然心里不大乐意，但拗不过宝贝小女，也只好答应了。国筠怀孕七个多月了，去医院检查，很正常，很好。腊月二十七，市里开团拜会，陆伯言夫妇受邀参加，市领导来他们跟前握手，慰勉，他们很感动。二姐被错误管制的事经过周桥找省领导，很快给解决了，苦妮儿改嫁了，虽然家里只剩下二姐和她大孙子，孤单些，但程兆菊觉得，苦妮儿三十来岁的人，年轻守寡，终归不是长久之计，走了也好。二姐是谅事的人，能想得开。腊月二十三，学增、学慧放寒假回陶阳，让他们捎去了不少东西，老母亲，兆运兄弟两口子，还有他二姨家那边儿，他们自己家都有份儿，吃的，穿的，用的都有。守梅来了两、三个月了，这个个闺女又勤利，又懂事，祥云里这边和国筠家两边跑，帮大忙儿了，给她买了新衣服，打发她高兴。国栋没事了，程兆菊又有心思顾到乡下的老娘和兄弟姐妹了，陆伯言也十分支持她这样做。把学增、学慧打发走了，程兆菊才觉得心事了了，心里格外舒坦。程兆菊又得跟孙妈一起准备过年的吃食—他们并不置备供品和香纸之类东西，因为他们是信基督教的，不在除夕夜祭拜玉皇和先人。头些日子，守梅问：“三姑，咱过年怎么只买了灯笼和腊烛，还有爆仗，怎么不买香和纸啊？”程兆菊告诉她，她和姑父解放前信了基督教，只信上帝一个神，过圣诞节，过年不请家堂，也不祭天。只是跟大家一样包水饺，吃年夜饭，放鞭炮，挂红灯，图喜庆，凑热闹而已。守梅说：“星期天我上街，路过教堂，见有一些人去做礼拜，你和姑父怎么不去？”程兆菊说：“早先每礼拜都去，有个美国神父，慈眉善目，中国话说得好着哩，说出话来，又入情入理，还教化人心，说话声音也好听，多咱听他布道，我都听不够，盼着过礼拜好再去听。解放后，政府说这个神父是帝国主义分子，也有人说他是特务—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寻思着不准是，后来那人回美国了。你姑父听说公安局的监视上教堂的人，咱怕惹麻烦，就不上教堂了，在家里，在心里向上帝祷告，只要心里有‘主’，在哪祷告都是一样的。你国栋哥和他媳妇儿也信过教，解放后医院里批判美国宗教侵略，他们年轻，更不敢去教堂了。”守梅听着不住点头，对程兆菊说：“三姑，咱家里过年，可热闹，可好啦。俺奶奶那个认真，那个虔诚劲儿，家里得忙活成个月的，俺大大还得扫大街，下了雪扫雪，连个年也过不利索，我不在家，没人帮他扫了。”程兆菊问她：“妮儿，想家了？”守梅点头儿。程兆菊说：“别说你了，我也很想你奶奶，想咱那个家。一年到头儿不素静，挪不动窝儿，明年开春儿，我说什么也得回去看她。”程兆菊还得和守梅一起给国群准备下乡带的衣被，这个群儿从小没摸过针线，连个扣子也不会钉，什么都得给她打整好，“儿走千里娘担忧”，何况要走的不是儿子，而是女儿呢。当然，忙活这些事，心里还是蛮高兴的，毕竟他们陆家出了共产党的“干部”了，程兆菊嘴上说的是什么女儿“要跑那么远”，“让人不放心”之类的话，心里却是惬意的，暗暗感到“光荣”（这是新社会时兴的一个词，程兆菊已然明白它的意思了）。程兆菊还要时不时地领了孙子亮亮到大门外玩儿，和国栋回家后重又亲热友好如初的邻居们说说笑笑，听邻居们说些或称赞，羡慕，或同情，感叹的话。总之，这会儿的程兆菊连同她的“老头子”陆伯言头顶上满天乌云全散了，他们要高高兴兴过大年了。

 正月初二是全家聚会的日子。蓝天丽日，屋檐下的冰挂晶莹剔透，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琉璃似的。陆伯川一家来了，周桥和国筠来了，周桥扶着国筠下车，上门台阶，进了院子，周桥还扶着她，国筠笑着说：“好，不用扶了，没那么娇气。”国群伸出拇指，说：“姐夫真是模范丈夫。”程兆菊嗔道：“就这个妮子眼尖，话多，省得让人当哑吧卖了。”又笑着对国筠和周桥说：“小心点儿好。”周桥问候爸妈，叔婶，说：“原说过会儿去给叔、婶拜年，叔、婶儿已经过来了，我们就一起拜年了。”陈姝说：“国筠行动不方便，跑什么？”国群说：“姐夫，怎么拜年？要磕头的。”周桥说：“磕头有什么难？我从小就磕。国筠跪不下，我替她磕了。”陆伯言说：“别听国群起哄，磕什么头？话说到了就行了。”周桥和国筠向四位老人鞠了躬，周桥说：“祝爸妈，叔婶龙年吉祥，诸事遂顺。”下边同辈兄弟姐妹就互相抱拳致意，相互拜年，嘻笑一阵。拜完年，程兆菊让着大家吃糖果、瓜子儿，随意聊天。周桥见国栋有点闷闷不乐的样子，问道：“怎么样？上了班情况还好吧？”国栋勉强笑笑，说：“工作还那样，算可以，做医生，不是别的事，马虎不得。”周桥说：“心情好些了吧？”国栋说：“工作起来，就忘了，闲下来，仍然觉得憋屈，总在想，这种无妄之灾，怎么会落到我的头上？太莫名其妙，太难以想像了。明明是国民党腐朽政治的受害者，倒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太不可思议了。”周桥说：“运动搞起来，大轰大嗡，这种情况很难避免。搞运动的人，当然希望搞出‘成果’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也怕漏了‘坏人’，承担不起责任，所以往往会宁左勿右。从来如此，只要搞运动，以后依然会这样。运动中受到冤屈的人就一定会有，而且还不在少数。这是没办法儿的事。作为受触及的人，也只能想开点。要尽快从阴影中走出来，不然，老是心情郁闷也不好。”国栋说：“理智上，我也知道是这么个事儿，但是，感情上，却像个死结系在那里，老也打不可，只能慢慢淡忘。我还担心，又来个什么运动，再有人弄这个事。”周桥说：“这事已经没什么好弄了，应该不会。”一直在旁边听他们啦呱儿的陆伯川说：“继章，我有时想，共产党已经统一中国了，在全国执政了，为什么不能像一般国家那样，靠司法系统正常运转，解决政治上、刑事上的违法犯罪问题，而一定要一个接一个地搞运动呢？”周桥笑着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也许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吧。”……程兆菊和陈姝跟国筠、陆星儿坐在另一边儿说话。陈姝说：“筠儿一向体弱，她怀了孕，我很担心她，现在看来还真不错。”程兆菊说：“她真的是好多了。你是知道的，她从小就瓤拉，三天两头儿感冒发热，拿药当饭吃，暑天就‘苦夏’，吃饭像吃药，含着饭咽不下去。又懦，有点儿事就爱哭，这仨孩子就她难拉扒，国栋不这不那的，国群像假小子，泼得很，就她事儿多，也不知怎么回事。”国筠说：“婶子，你想啊，哥哥是第一个，而且是儿子，当然宝贝得很，国群是老小，‘老生娇’，自然是爸妈的掌上明珠，我夹在当中，没人疼，可不就弱了。”陈姝笑了，说：“筠儿说得有道理，嫂子，你说呢？”程兆菊说：“我说她是胡咧咧。跟她说的正反着，她从小长得秀气，让人喜，又瓤拉，跟小癞猫儿似的，让人娇，我和你哥格外疼她，不用说国栋，就是国群，比她小好几岁，从来都让着她。”国筠说：“婶子，妈说得对—我刚才冤枉她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好像天生弱质，不光身体，还有性格，都弱，一样的事，放我身上，就格外重。我和国群住在一间屋里，不论家里出什么事，国群搁下头就睡，我半宿睡不着。”周桥在旁边插一句话，说：“没有别的，就是缺乏锻炼。”陈姝说：“你是国筠的爱人，又是良师益友，你就带着她好好锻炼吧。”陆国筠说：“别提他这良师益友了。你们记得四六年春天我参加游行，被警察逮起来关进局子那事吧，有一次我跟他说在里边吓得直哭，他竟然说，多关几次就变坚强了，气得我了不得。”陈姝说：“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在门口转游的国群突然说：“姐夫说得没错儿。人是需要锻炼。谁也不会是从娘肚子生出来就坚强，更不会是天生的革命战士。”陆国筠说：“那好，你考上‘干’了，这回分到沂蒙山区，就去好好锻炼吧，我们家的革命战士。”

未来的“革命战士”陆国群给姐姐撂了一句话，又屋里屋外地来回走，安不住位儿，还不时看屋里条山几上的大座钟，陆伯川说：“国群，听你妈说，你培训班里的一个男同学要来拜年，等不及了？”国群脸有一丝红，说：“讲好是十点到咱家，十点多了，还没到，这人真是的。”陆伯川说：“国群，少安勿燥。说不定这会儿就到咱大门口儿了。”有道是“山东人邪，说谁谁来。”陆伯川话音没落，就听见敲门声，陆国群慌忙去开大门，陪一个青年进来。青年进屋来，陆国群向他介绍家里人，青年很礼貌地向长辈和平辈问候，寒喧。家里人都在暗自端详国群这位男“同学”。小伙子个头儿和国栋差不多，只是略单瘦些，头发油黑闪亮，宽额头，尖下颏，白白生生，两只眼睛像汪着水一样亮，特“勾人”，鼻梁端正剔透，嘴唇不薄不厚，微笑时，两颊会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儿，穿一身裁剪合体的藏青色中山服，黑皮鞋锃亮。这孩子不只是漂亮，还带几分“秀气”，程兆菊心里想，难怪国群相中了这男孩子，是真不孬。小伙子在陆国群引导下，向四位长辈鞠躬拜年，陆伯言说：“太客气了，快请坐。”已经看呆了的守梅赶紧给搬了椅子，小伙子道了谢，端端正正地坐下，说：“我叫季龙翔，一年四季的‘季’，龙凤的‘龙’，飞翔的‘翔’。学历中专，学的是农林。这次考干被录取了，和国群在一个班里学习。我爸支持我到下边县里去，他认为青年人应该从基层一步步做起，学习，历练，积累经验，将来才有可能担负更重要的工作。我跟国群说的是十点钟来到，早饭后，院儿里几个孩子一起到省委大院给张伯伯拜年，就来晚了。”陆伯言问：“你爸爸是？”季龙翔说：“我爸爸叫季征，他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但没参加过长征，多年在白区工作。省委张书记是他的老领导。我爸现在还保密部门任职。我爸知道伯父家的情况，他和我妈同意我跟国群交往，我爸说国群是大家闺秀，积极投身革命，实属难得。我和国群两人也互有好感。我会对国群好的，请伯父，伯母放心。”国群觉得季龙翔一口气说得太多了，在一边坐立不安，几次给他使眼色，但他还是坚持把酝酿了好几天的台词统统背了出来，转脸看国群一眼，又说：“我和同院儿几个小兄弟说好，还要一起去看几位伯伯，我就告辞了。”大家留他吃过中午饭再走，但他执意要走，陆伯言说：“国群去送送龙翔。”国群赶紧和季龙翔一起出门去了，像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完，匆匆下场似的。他们走后，屋里的人们犹在回味着对国群男朋友的印象，一时没人说话。守梅说：“俺群姐了不得，找的这个对象，不但是高干子弟，还一表人材，长得忒俊了，跟戏台上的小生似的。”陆星儿也说：“真是挺出色的。”陈姝说：“乍见这孩子，会让许多女孩子心动，不由得像〈牡丹亭〉里女主人公赞叹的，‘美哉少年’，国群好眼力。”陆国栋说：“这孩子来到，不用问，就像戏台上的人似的，自报家门，炫耀不同凡响的家庭背景，让人听着不舒服。”邵一兰说：“你的呆气又上来了。少见多怪。人家第一次来，当然要自我介绍一下，说说家庭情况，是什么说什么，又没说假话，有什么不好的？我看挺好的。”国筠慢丝调理地说：“嫂子，俺哥的话有一定道理，我刚才听着，心里也不是很舒服。”邵一兰笑笑。程兆菊说：“这孩子个头儿，长相，言谈举止，真是没的说了，打着灯笼也不好找。就是觉得有点滑滑溜溜的，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继章，你见过的人多，你说呢？”周桥说：“这青年本人和家庭，真的无可挑剔。至于刚才自报家门，我的看法儿是，他太喜欢群妹了，站在他的角度上，第一次来咱家，自然要向我们特别是爸妈展现他本人和家庭的亮点，优点，力图给我们留下最好的印象。这也是人之常情。他性格上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得靠群妹慢慢了解，反正是初步交往，不着急。”邵一兰对国栋说：“怎么样？妹夫说得在理吧？”陆国栋说：“我不过是有那么点儿感觉。……我并不是否定这个人。”守梅说：“可别不愿意了呀，上哪里找这么好的去？”陆星儿也说：“你们要是反对群姐跟这个人恋爱，我就反对你们。”程兆菊说：“看把守梅和星儿急的。‘八’字还没一撇呢。”陆伯言说：“该说什么说什么，小孩儿不孬。至于品性如何，得靠国群慢慢了解。国群想问题比较简单，喜欢头脑发热，日后给她泼点冷水。”一会儿，国群回来了，守梅说：“群姐，怎么这么一小霎儿就回来了，不多送人家一会儿？” 国群说：“小丫头儿这些道道儿，送到他公交车站，他坐上公交车走了，还不行啊？”守梅说：“群姐，你找的这个‘对象’太棒了，你要领着他上榆树村走姥娘家，能把俺村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看傻了。”国群说：“你这个小妮子，什么‘对象’？一块学习，刚认识，他要上咱家来玩儿，我能说不叫他来？‘对象’？远着哩。”守梅说：“别哄人了。他可喜欢你了，跟别人说话，眼睛也老看你。”国群说：“小小的孩子家，事儿还不少。”守梅说：“就是嘛。”陆伯言说：“国群，这孩子学的是农林，倒是经世致用的专业。”陆国栋说：“考了干，恐怕什么经世致用的知识也用不上了。”国群说：“省人事部门的人讲了，下到县里，分配工作会考虑各自的专业。”周桥说：“对，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百事待举，各个方面都需要干部，特别是有专业知识的干部。”
   饭桌上，大家意犹未尽，仍在说上午来的这个“小季”，国群说：“好了，我们不再说他了，再有人说，我就罢饭了。”程兆菊说：“好，都别说了，咱不惹她了。”陆伯言说：“好，咱说别的。换个话题。继章，中央这次决定枪毙刘青山，张子善，够坚决的，下边很震撼呀。”陆伯川说：“称得上是警世骇俗，说明共产党决心做到吏治清明，弊绝风清。为政者不贪污，不腐败，国家就有希望。”周桥说：“中央最近下发了《厉行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通知》。解放后，几次运动都是针对社会上某些阶层的，这次共产党要向自己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变质分子开刀了，这说明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是立党为民的。”陆伯言说：“的确是这样。”陆伯川说：“这三反运动，固然是好。可是，上午我还对继章说，靠运动解决问题，终归不是办法儿。运动容易大忽隆，让一些不懂法律的人整人，容易伤及无辜。另外，运动是一阵风，风刮过去了，过一阵子，运动整过的事情，不一定不冒出来，于是再来场运动，社会老是不能走上正规。”周桥听着，若有所思。国群说：“叔，你这种观点，说白了，就是受西方那一套影响，中毒太深了。”陈姝说：“学校里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瞧，又是‘运动’，你叔也说好好改造世界观，克服旧的，西方的观念的影响，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他就又想不通了。他就不想想，要像他说的那样，那就不是共产党了。人家共产党治国，就是这么个‘治’法儿。你想不通也得通。”国群说：“叔，无论什么事情，特别是政治方面的事，你都不能用西方的做法儿作参照，当模型，当标准。无产阶级革命是要开创一个全新的世界，当然要走不同的路。毛主席不是说过吗？‘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陆伯川说：“我也知道国群说的符合当今形势，可我老是为国事担心。我多少知道一点苏俄的真相，走俄国人的路，未必是国人之福啊。”周桥说：“叔，你这些话，特别是最末了这句，在外头是绝对讲不得的。”陈姝说：“他不听劝，早晚吃大亏。”陆伯言说：“伯川，好好钻研你的学问，教你的课，政治上的事，报纸、广播怎么说，咱就怎么说。这是万全之策。‘杞人无事忧天倾’，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劳你的大驾，你就别在那里‘忧’了。共产党搞运动，整自已的干部，让官员廉洁，这不是天大的好事？你就别老是想不开了。”陆伯川说：“我是看见或听说土改、镇反中那么多无辜的人，不当罚而罚，不当死而死的人，太可怜、可悲了。我听咱学生说了不少他们村或邻近的村，土改中拿杀人当儿戏，有个村里开批斗大会，有人喊把某某弄上台子，大家一起哄就把他弄上台子，然后就开始打骂折磨。有个村一个村干部四七年跟共产党撤到黄河北去了，有个人对他老婆说，你男人掉黄河里淹死了，你改嫁跟了我吧？这个村干部听他老婆说了这件事，土改中在大会上揭发了，对大家说：“某人坏透了，枪毙他，大家同意不同意？哪有人敢说不同意？满会场哟呼‘同意’，‘枪毙，枪毙！’这位村干部就命令民兵把这人弄到庄外儿枪毙了。因为开玩笑的一句话，就把一个人杀了。比杀一只鸡还容易，就这么荒唐。学校里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也是无限上纲，大帽子压死人，甚至污辱人格。为什么要这样，难道旧中国的问题，老百姓的灾难，要由知识分子承担罪责？……这些事，一言难尽。所以，我一听说要搞运动了，就想到又要有很多人会被冤枉。……好，听你们的，以后不想这些事，更不说了。”

三反运动开始以后，周桥在教育厅参与领导运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贪污分子被形象地称为“老虎”，运动骨干队伍自然而然就成了“打虎队”。没有多久，中央下达了“三反运动要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运动加大了力度，斗争的面儿随之扩大。周桥竟由运动领导成员变成了“老虎”。打虎队背着他开会，他意识到情况不好，回家想告诉国筠，但欲言又止，她即将临产，人又比较脆弱，实在不忍心对她讲。国筠问：“今晚上没给打虎队开会呀？我们学校管钱管物儿的，从领导到一般人员，几乎没剩下，差不多都成‘老虎’了。你们那里的‘老虎’是真是假？有没有真的？”周桥苦笑笑，说：“说不准，打打看吧。”国筠端详周桥一下，发现他有点异样，问：“怎么，不高兴？有事瞒着我？”周桥说：“有个情况，我想给你说，但心里很犹豫。你得保证，听了不慌张，不影响正常生活，不影响健康。”国筠着急地说：“什么事呀？无论什么事，该说也得说呀。如果真的有事，不管我慌张不慌张，你总得说呀，瞒能瞒得住吗？说吧，你不说，我更着急。”周桥说：“我估计也就这两天，我就要成为审查对象了。”国筠一听就呆了，脸色焦黄，声音抖颤，说：“凭什么呀？你又没贪污一分钱？”周桥说：“看运动发展的趋势，凡是经管过钱物的，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干部，要人人过关，普遍过筛。”国筠说：“你也没管过钱物呀？”周桥说：“刚进城一段时间，我在军管会文教组分管过文教系统的财产接管和经费开支的审批。”国筠说：“噢，只要沾点边儿，就全审查，这不荒唐吗？”周桥说：“问题是有的被审查人经受不住压力，胡乱坦白，再乱揭发别人，不论有没有问题的人，瞎‘咬’一气，弄得个个成‘虎’，人人自危。”陆国筠说：“那不麻烦了吗？”周桥装出没事儿的样子，说：“没事儿的，审查一下也好。没有问题，很快就过关了。你在家，让守梅表妹陪你，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好好休息，不用担心我，为了小宝宝，一定好好的，乖乖的，好不好？”陆国筠身子一下瘫软了，眼泪像开了口子的水渠止不住地流，说：“这算怎么回事儿呀……”过了一会儿，她说：“不行，我得去找庄书记。”周桥说：“你这样子，怎么去找呀？再说，现在这种时候，正在风头儿上，找他，他也不能出面替我打保票呀。找他也没用。我们党搞运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当运动高潮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得顺势而行，随波逐流，推波助澜，而不能逆潮流而动，谁也不能给运动泼冷水，谁也不能轻易地替运动对象说话。所以现在只有一条路，老老实实接受审查，你好好在家休息，平平安安让小宝宝降临人世，而且得坐好‘月子’。”国筠说：“还有十几天就要生了，那时你能不能没事儿了？”周桥想了想，说：“快的话，也许就没事儿了，万一我不在家，你也得按我说的做，记住了吗？”国筠说：“记住了，你放心吧。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呀。”周桥说：“我能出什么事儿呀？我是老运动员了，在延安参加‘抢救运动’，我还被当成国民党特务给关起来过哩。跟共产党干革命，不但要跟敌人斗争，被自己人斗争，也很难免。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一边说，一边给她擦干眼泪，说：“看你，这就要做妈妈了，还跟小姑娘似的，那么爱哭。今后得慢慢提高适应困难状况的能力。”陆国筠说：“你当真要受审查？那得做做准备呀。”说着就站起来，挺着大肚子，给周桥收拾带的东西。

第二天早饭后，周桥提了国筠收拾好的换洗衣服，洗漱用具去上班。行前，国筠依偎在他胸前，说：“你一定要当心，保重，不要挂我。”说着就流眼泪。周桥吻吻她，用手抹去她的眼泪，说：“看，又哭了，一定要坚强些，记住了。”国筠频频点头，说：“别担心我，你走吧。”周桥上班去了，确如他所料，当天晚上就没有回家。守梅说：“我去给俺三姑和姑父说说俺姐夫的事吧？”国筠说：“不忙，白让他们担心。实在瞒不住了，再说。”守梅说：“筠姐，你真得听姐夫劝，想开点，姐夫他不会有事的。”国筠说：“你姐夫不会有事，我绝对相信。就算共产党的干部有百分之九十九出问题，他也会在那百分之一里。好，我想开点儿—想不开也没办法儿。为了你姐夫和孩子，好好儿的。”话虽这样说，但她仍然想不通。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一个恶梦，因为这太荒唐，太离奇，太不可思议，太难以置信，太匪夷所思，太超乎正常人的想像了，这简直比恶梦还荒诞，比恶梦还怪异，比恶梦还无法理解。怎么可以平白无故，无中生有，罔顾常识，把完全清白的人指为“贪污分子”—“老虎”去审查呢？陆国筠觉得简直可以跟中国历史上“指鹿为马”的故事相媲美了，而接着发生的事，更加荒唐。省教育厅的一个骨干和育新中学的领导一起来家，给国筠谈话，教育厅骨干开门见山地说：“现已查明，周桥犯有严重的贪污罪行，你要很好地配合组织，交待揭发，并把他贪污的钱交出来。”国筠说：“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们家周桥绝对不是那样的人。组织上给他配的服务人员，我们都退了回去，我怀了孕，让自家表妹来帮忙，所有费用都是我们自己负担的。我跟你们说，他连办公室的一张信笺、一个信皮儿也没往家拿过。”那人说：“他本人都承认了，你还不老实交待？”陆国筠气得心跳像敲鼓，说：“既然他承认了，我又没有和他一起犯罪，你们让他自己来家把贪污的钱拿走不就行了？何必找我？”学校领导说：“陆老师，你这样的态度，可不好。这不是对运动的正确态度。”教育厅骨干说：“看你这态度。你的态度从侧面证明了周桥问题的严重性。他就是被资产阶级拖下水的腐化、堕落分子，他有今天，和你有直接关系。”国筠气得面红耳赤，额头上冒出冷汗，声音抖颤地说：“你把话说清楚，他的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教育厅骨干说：“你什么出身，什么身份，怎么腐蚀拉拢周桥，你自己还不清楚吗？”陆国筠听他说这样的话，气得脸一下变了颜色，像黄裱纸似的，眉头上冒出冷汗来，身子发抖，嘴唇哆嗦，但说不出话，刹那间昏迷过去，从椅子上出溜到地板上，守梅吓坏了，慌忙过来扶她，来的两个人有点着慌，教育厅骨干强作镇定，说：“大小姐的臭毛病来了，吓唬人啊？”守梅回头对那人说：“俺表姐怀着孕，她都这样了，你还说这样的话，你们有人味儿吗？”学校领导斜了那骨干一眼，气咻咻地出门，从邻居家喊了个老太太来，几个人一起把陆国筠抬到床上，老太太掐她的“人中”穴，嘴里念叨：“作孽啊，……”守梅一直在嘤嘤地哭，老太太说：“不用害怕，她有‘身子’，体质弱，气着了，一会儿就好了。”过了十来分钟，陆国筠慢慢地动弹了，老太太说：“没事儿了。就是得注意别伤着孩子。”学校领导对守梅说：“你费心照顾陆老师，我们走了。”那骨干说：“你是他们家什么人？回头告诉她，这事儿不算完。”守梅气鼓鼓地瞪那人一眼，没理他。学校领导拽了那骨干走了。邻居老太太说：“这是什么人啊？治死人才舒坦吗？”

国筠苏醒过来，守梅喂她喝了点糖水，让她睡下，急忙去祥云里送信儿。陆伯言和程兆菊一下慌了神。陆伯言说：“糟糕，这‘三反’运动怎么还真像伯川说的那样乱打一气？”两人匆匆赶来，陆国栋下了班，听孙妈说了，也赶过来。不大会儿，国群也来了。陆国筠脸色腊黄，有气无力地说：“本来不想让你们都知道。你看，把全家人都惊动了。”国群说：“不行，明天我再闯省委，去找庄书记，怎么这样搞？”国筠说：“可不行，你刚考上干，还没报到上班，小心犯了错误。再说，你姐夫说了，找他也没用。看来，是两件事，一是他分管过跟钱物有关的工作，沾上边儿，就是‘老虎’，再就是找了我，是中了‘糖衣炮弹’，被资产阶级拉下水了。他贪没贪污，咱们自己最清楚；如果找了我这个妻子，就算错误，那听候共产党处理就是了。”陆国群说：“听他们胡说八道。姐夫和你结婚，不是向组织上打报告，批准的吗？怎么倒变成中‘糖衣炮弹’了？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晚上，爸妈哥哥回祥云里了，国群住下，睡觉前跟姐姐啦呱儿。国筠说：“听人说，关起来的‘老虎’会挨打，最轻是‘熬鹰”。”陆国群问：“什么叫‘熬鹰’？”陆国筠说：“原先我也不知道，现在才刚刚听人讲，‘熬鹰’是玩老鹰的人为了驯服它，捉了来之后，黑白地不让它睡觉，一连多少天，就让它熬眼儿，多少天以后，老鹰的神智崩溃了，就被主人驯服了，乖乖地听命于主人了。现在，那些办案子的人就用这个办法儿，黑夜白天不让‘老虎’睡觉，他们倒着班儿盯着，一打盹就把他弄醒，有的人困急了，甚至出现幻觉，睁着眼做梦，为了过关，就胡乱交待‘问题’，并且‘咬’别人，被‘咬’的人胡乱承认，再咬对方或另外的人，……‘老虎’就越揭越多，‘犯罪’的数额越来越大。……就这样胡闹，……不知道人家怎样折腾你姐夫，我想想都吓死了。”国群说：“事已至此，你也得想开点。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胡乱交待一气，那就等于什么也没交待，不过临时受点委屈而已。而且，我姐夫他一定会顶得住压力，既不会无中生有地交待问题，更不会给别人捏造问题。”陆国筠说：“那样他会比别人受更多罪啊……”说着又掉眼泪。国群说：“看你，怎么跟小孩儿似的。”陆国筠说：“你上学，不知道社会上的事，这院儿里有个从旧政府接收过来的老会计，打成‘老虎’了，受不了了，从四楼上跳下来摔死了，老婆孩子哭得昏天暗地，整座楼都打颤。……你姐夫别再出什么事儿……”国群说：“想什么呢，姐夫是什么人？怎么会出事儿？放心，他是百炼成钢的，不过受点罪，点事儿没有。”……天晚了，姐妹俩睡在一张床上。后半夜，国群被“哎哟”，呻吟声惊醒了，翻身坐起，见姐姐在床前地板上挣扎，她赶紧拉开灯，问：“姐，你怎么了？”一边去扶姐姐，一边喊守梅来，两人把陆国筠架到床上，国群问：“怎么回事？”陆国筠喘息稍定，说：“我做了个恶梦，你姐夫被人追着，荒山野岭地到处跑，眼看就追上了，他跑到一个看不见底的悬崖跟前，我老远看见，慌忙往他那里跑，想去拽住他，还没等我跑过去，他就跳下去了，我也紧跟着他跳了下去，吓醒了，才发现是摔到床底下了。……国群，这个梦，是不是特别不好？你姐夫会不会有什么事？”国群说：“你还是当老师的，还迷信？有什么事儿？全是你胡寻思得太多了。天还早，再睡吧。”睡下一小会儿，国筠又“哼哟”起来，呻吟着，说：“不好，我小肚子疼得要命。”国群和守梅慌了，国群说：“我们赶紧上医院吧。”国筠说：“天还不亮，挨乎到天亮再说吧。”国群说：“那可不行，守梅，你在这守着，我打电话，要救护车。”二十来分钟以后，救护车来到了，随车来的护士把陆国筠抬上了救护车，到了德惠医院，不多大功夫，陆国筠就进了产房—她早产了，离预产期还差着不少天哩，是个小女孩儿，不足月，像个小癞猫儿，可怜兮兮。妇产科大夫说：“这种情况，往往是产妇受了强烈刺激、惊吓，或者剧烈的碰撞这一类原因造成的，很危险。你们幸亏来得乃时，不然小孩大人都够呛。”医院把孩子送进无菌育婴室，给产妇挂上了吊瓶儿。守梅跑回家说了，一家人都赶到了医院。国栋、一兰找妇产科大夫了解病情，陆伯言在走廊里焦急地打转儿，程兆菊看着脸色苍白的女儿，不住地流眼泪。大家守候了好一阵，国栋说：“爸妈不必担心，大人、孩子都没问题了，让守梅一个人在这里就行，反正我和一兰都在院里，国群你陪爸妈回家吧。”

几天以后，国筠和孩子的情况都有好转，但还不能出院。国群从医院里回来，七点多钟了，天黑老大会子了，爸爸才回到家，脸色十分难看。国群慌忙接过爸爸的外衣，问：“爸爸，怎么回来晚了？工厂里出什么事了？”程兆菊说：“快给你爸倒杯水，怎么脸色那么难看？”陆伯言一屁股坐下，气咻咻地说：“过午区里来人主持召开‘五反’大会，号召揭发我的‘五毒’问题—已经开了几天了，我回来没讲。什么行贿，盗窃，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我一点儿事也没有，是不是有偷、漏税，他们正在查，会上提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有的工人对车间管理有意见，这都没关系，税上真有问题，该补就补，该罚就罚。让人气愤的是，会上有人发言，说国筠嫁给周桥，是我们腐蚀、拉拢共产党的干部，是拉共产党人‘下水’，是‘美人计’，我气坏了，当场跟他们顶了起来，我拍了桌子，站起来抗议他们，说，你们可以揭发我的问题，可以批我，斗我，关我，判我刑，但不能污辱我和我们家人的人格，不能玷污我的女儿，最后闹了个不欢而散。区里的人觉得不大好了，又跑到办公室做我的工作，让我‘正确对待’，他们仗势欺人，拿屎盆子往人头上扣，怎么‘正确对待’？我也豁出去了，看他们怎么往下搞，怎样收场？”国群说：“姐夫那边也是批他被资产阶级拉下水，被糖衣炮弹击中，我和姐姐怕你们生气，没有说。”陆伯言说：“这是干什么？这是怎么了？”陆伯言气得没吃什么饭，勉强喝了几口汤。晚上，陆伯川夫妇来了，进门问周桥和国筠的情形。程兆菊说：“不光是周桥成了‘老虎’，国筠连气加吓，小产了，好歹没出人命，你哥也挨批了，还糟蹋人。这不正生气呢。”陆伯言捶胸顿足地说：“他们为什么这样歪曲事实，这样污辱清白无辜的人，”陆伯言喝口水，顿了顿，又说：“谁都知道，我从国外留学归来，一度涉足官场，因为不满政治黑暗、尔虞我诈那一套，决心激流勇退，洁身自好，转而投身实业，日本鬼子侵占济南，知道我有留日背景，在官、商两界有些人脉，非拉我出来，让我在山东省任伪职。我跑回老家，藏到陶山山洞里，一待七、八年，抗战胜利了，才回来重整旧业，荜路蓝褛，惨淡经营，才算小有规模。远不是什么豪门巨富。解放了，我清楚，共产党掌权，是要消灭有产阶级的，是要‘共产’的，所以一心顺应潮流，总是谨小慎微，诚惶诚恐，始终有一种负罪感，就好像我辛辛苦苦弄这点产业，是偷来的，抢来的，是我亏欠了社会，亏欠了满大街每一个人！我竭力表现积极，靠拢政府，我捐款去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宣布放弃房租，房产交政府处置，他们想拿走我的产业，干脆来人接管好了，全拿走好了，我自信我和我的儿女可以自食其力。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变着法子整来整去？他们居然拿我女儿经过共产党批准的，合法的婚姻来做这种下劣的文章！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而且还祸及周继章，让他成了被资产阶级拉下水的坏干部，这真是荒唐透顶了。”陆伯川还是第一次见哥哥这样激愤，这样怒不可遏，甚至儿子被错当“反革命”关押，也设这样，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哥哥是真的被这种羞辱惹恼了。陆伯川受哥哥感染，也越想越来气，说：“哥，你也不必太激动。他们这样搞，本来也很正常。我早就发现，只要被他们搞到的，他们根本就不再把你当人看待，往往是越凶越好，种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要整人，一定把他搞得一无是处，一定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定不会考虑留有余地，适可而止。一般人遵循的纲常伦理，他们全都无所顾忌，对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他们会嗤之以鼻。所以，现在对这一类事情，你就尽可能往坏处想，有事情会非常糟的心理准备，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才不至于特别烦恼。现在出现的好多事情，往往不太出乎我的意料。哥，因为你凡事总往好处想，甚至用幻想，用良好的愿望来欺骗自己，所以，当事情出乎你的意料，就特别失望，特别痛苦，也特别气愤。哥，你仔细想想，按解放以来共产党的一些做法，现在这样搞，也符合他们一贯的行为逻辑，不足为怪。另外，我还发现，也许因为他们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通过打仗坐了江山，打仗嘛，自然是消灭敌人越多越好，现在搞运动，还是沿袭那种思维惯性，整的斗争对象越多，问题越严重越好。那些运动骨干，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为了邀功请赏，常常不择手段，反正‘左’比‘右’好。这也不能怪下边儿，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为什么一搞就过火儿，如果不是上边儿鼓动，纵容，怎么会这样？另外，也许是因为政权来之不易，所以什么事情都联想到政权，保卫政权是重中之重。他们中间的少数精英也许曾经是理想主义者，真心诚意救国拯民，但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却往往搞赤裸裸的实用主义，表现出自相矛盾和伪善。你看，他们对上海荣氏，天津王氏—就是刘少奇夫人的娘家，济南的苗海南，奉为上宾，礼遇有加，而对众多的小老板、小业主却剑拔弩张，整来整去，更不用说农村那些一脑袋高梁花子，终年劳作，省吃俭用品小地主，小富农是多么冤枉了。何厚彼薄此之甚也？政治需要而已。总之，看透了这些事，明白一点，改朝换代之后，归根结底，他们既要巩固政权，又要把全社会政治、经济利益重新分配。我们注定了是被剥夺的，所以，挨整，遭受磨难，是题中应有之义。认清这个现实，你就想通了。”陆伯川这一大通议论，让在场的人听来如醍醐灌顶，不寒而栗，不得不承认他说的确有道理，又惊又惧。国群听了，知道这些话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但她也暗暗感到，爸爸、叔叔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面对眼前的境遇，有这样的想法儿，也不足为怪，但是又很可怕。陈姝对国群说：“你听你叔这些话，要在外头说，那还不得逮起来？再说他，也改不了。”陆国群说：“叔，你是得注意，这些话可不能乱说。”国群心想，作为青年团员，作为即将赴任的“革命干部”，她应该旗帜鲜明地跟这种言论作斗争，但她毕竟年轻，她对运动整到姐夫周桥和爸爸身上，特别是居然往姐姐和姐夫的婚姻上泼污水，也觉得惊诧，错愕，所以也就没有心情，也打不起精种来反驳叔叔了。陆伯川间：“你姐和孩子怎么样了？”国群说：“姐的身体好多了，孩子也没什么危险了，再有十来天就可以出院了。”陈姝说：“国筠一向那么柔弱，摊上周桥这事，她能闯过这一关，真难为她了。”国群说：“慢慢地，她也适应点了，没办法儿，只能面对现实。”陆伯川问：“国群，你什么时候走？”国群说：“快了，还有个把星期就要走了。家里这个情况，还真不放心走。”陆伯言说：“不管怎么样，你该走还得走。你在家，也不顶什么事。总不能把你也搭上吧。别犹豫，让走，义无返顾，坚决走。你们这一代，要在这个社会中生存，要站住脚，要成人立命。不适应，不努力，怎么行啊？”

培训班结业了，国群被分配到革命老区崮山县。就要走了，娘和孙妈忙着为她准备行装。临走的前两天晚上，爸、妈嘱咐她两条儿，一是说话不能太直，直言贾祸，要谨言慎行，毕竟和出身好的人不一样，不担事儿，别犯错误。二是季龙翔的事，看得出来，这孩子一心和你恋爱，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有什么不好，但总觉得有点儿华而不实，有点儿不实靠的感觉，也许爸妈看法儿不对，但你自己要当心。“男怕干错行，女怕嫁错郎”，姐姐嫁给周桥，是选对人了。你最小，可不能出问题。国群说：“你们放心吧，我心中有数儿。我走了，你们自己要保重身体，爸也不要为‘五反’的事着急，上火，没问题就是没问题。记着别硬顶，别说出格儿的话。”临走前一天，国群去医院，先去看了小外甥女儿，又去姐姐病房。国筠看着即将远行的妹妹，两眼不知不觉就噙满了泪水，国群说：“姐，看你，哭什么？”国筠忙擦干眼泪，说：“好，姐不哭了。你一个人上那么远，那么苦的地方，姐真为你担心。”国群说：“不怕，我也需要吃苦磨炼。最让人不放心的是你。我去那里，是条件差些，生活可能艰苦些，但心里有奔头，苦也不觉得是苦了。”国筠说：“是啊，可是姐现在的情况是心里苦。”国群说：“姐，你总相信姐夫是清白无辜的吧？那你就一定要把这事看开了。姐，答应我，一定要坚强起来，为了孩子，为了姐夫，也为了不让爸妈担心，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出了院，带好孩子。”国筠说：“没有办法儿，事到临头，不坚强也不行。我也想过了，出身不好，不应该是一种罪，即便是‘罪’，它与生俱来，罪不至死。既然不死，就索性好好活着。你也得注意，虽然侥幸当了干部，但毕竟出身不好，也要格外小心。”国筠问：“那个季龙翔分哪去了？”国群说：“和我一个地区。他说地委里有他爸的战友，要求跟我分到一个县里去。”国筠说：“有个伴儿倒好。但是这个人到底行不行，你得好好掂量。”国群说：“我会注意的。”

国群走的那天是星期日。爸、妈，叔、婶，哥、嫂都来车站送行。风和日丽，春光明媚。柳条儿绿得撩人，迎春花黄得耀眼。别家送行的个个眉开眼笑，他们这边儿却人人面带愁容。车快开了，国群忙着上了车，趴到车窗口上，向爸妈他们挥手，火车开动了，爸妈他们还在向她招手。她望着明显变老的爸、妈，满脸忧色的叔、婶，眉头紧锁的哥哥，神情抑郁的嫂子，他们都在翘首看她，在越来越快地向后退去，很快就看不见了。她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当她义无返顾地投奔革命队伍，去开始一种盼望已久的，全新的生活，跟家人告别的时候，居然没有感受到豪情漾溢，激情澎湃，竟弄得有点“风萧水寒，壮士痛别”般凄凄惨惨。是啊，当爸、妈，姐姐、姐夫乃至全家处境艰难的时刻，她却要弃他们而远去，为自己憧憬着的美好“前途”而牺牲掉亲情，那美好的“前途”在那个偏远的，陌生的，据说是贫穷的，艰苦的地方等着我吗？……她拭去自己脸上的泪水，对正同情地看着她的季龙翔难为情地笑笑。……不论如何，她要朝着前方，朝着那“前途”奔去了。18

室外寒风呼啸，室内炉火正旺。过年了，陆家大门口儿，院子里挂上了大红灯笼，大门、屋门上都贴了鲜红的新对联儿。小孙子亮亮“格格格”的笑声似乎无处不在。过八月十五时陆家那种沉郁，压抑的气氛已经一扫而去，年前有几天，从早到晚阴沉沉的，但陆家大门内外却洋溢着亮色，喜色。陆国栋恢复了正常的，紧张的，忙碌的，助手和护士们簇拥着的工作，邵一兰也恢复了护士长职务。陆国群被录取为国家干部，正参加省人事部门组织的培训班。她回家来说，她在培训班结识了一个男同学，年初二非要来家拜年，程兆菊虽然心里不大乐意，但拗不过宝贝小女，也只好答应了。国筠怀孕七个多月了，去医院检查，很正常，很好。腊月二十七，市里开团拜会，陆伯言夫妇受邀参加，市领导来他们跟前握手，慰勉，他们很感动。二姐被错误管制的事经过周桥找省领导，很快给解决了，苦妮儿改嫁了，虽然家里只剩下二姐和她大孙子，孤单些，但程兆菊觉得，苦妮儿三十来岁的人，年轻守寡，终归不是长久之计，走了也好。二姐是谅事的人，能想得开。腊月二十三，学增、学慧放寒假回陶阳，让他们捎去了不少东西，老母亲，兆运兄弟两口子，还有他二姨家那边儿，他们自己家都有份儿，吃的，穿的，用的都有。守梅来了两、三个月了，这个个闺女又勤利，又懂事，祥云里这边和国筠家两边跑，帮大忙儿了，给她买了新衣服，打发她高兴。国栋没事了，程兆菊又有心思顾到乡下的老娘和兄弟姐妹了，陆伯言也十分支持她这样做。把学增、学慧打发走了，程兆菊才觉得心事了了，心里格外舒坦。程兆菊又得跟孙妈一起准备过年的吃食—他们并不置备供品和香纸之类东西，因为他们是信基督教的，不在除夕夜祭拜玉皇和先人。头些日子，守梅问：“三姑，咱过年怎么只买了灯笼和腊烛，还有爆仗，怎么不买香和纸啊？”程兆菊告诉她，她和姑父解放前信了基督教，只信上帝一个神，过圣诞节，过年不请家堂，也不祭天。只是跟大家一样包水饺，吃年夜饭，放鞭炮，挂红灯，图喜庆，凑热闹而已。守梅说：“星期天我上街，路过教堂，见有一些人去做礼拜，你和姑父怎么不去？”程兆菊说：“早先每礼拜都去，有个美国神父，慈眉善目，中国话说得好着哩，说出话来，又入情入理，还教化人心，说话声音也好听，多咱听他布道，我都听不够，盼着过礼拜好再去听。解放后，政府说这个神父是帝国主义分子，也有人说他是特务—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寻思着不准是，后来那人回美国了。你姑父听说公安局的监视上教堂的人，咱怕惹麻烦，就不上教堂了，在家里，在心里向上帝祷告，只要心里有‘主’，在哪祷告都是一样的。你国栋哥和他媳妇儿也信过教，解放后医院里批判美国宗教侵略，他们年轻，更不敢去教堂了。”守梅听着不住点头，对程兆菊说：“三姑，咱家里过年，可热闹，可好啦。俺奶奶那个认真，那个虔诚劲儿，家里得忙活成个月的，俺大大还得扫大街，下了雪扫雪，连个年也过不利索，我不在家，没人帮他扫了。”程兆菊问她：“妮儿，想家了？”守梅点头儿。程兆菊说：“别说你了，我也很想你奶奶，想咱那个家。一年到头儿不素静，挪不动窝儿，明年开春儿，我说什么也得回去看她。”程兆菊还得和守梅一起给国群准备下乡带的衣被，这个群儿从小没摸过针线，连个扣子也不会钉，什么都得给她打整好，“儿走千里娘担忧”，何况要走的不是儿子，而是女儿呢。当然，忙活这些事，心里还是蛮高兴的，毕竟他们陆家出了共产党的“干部”了，程兆菊嘴上说的是什么女儿“要跑那么远”，“让人不放心”之类的话，心里却是惬意的，暗暗感到“光荣”（这是新社会时兴的一个词，程兆菊已然明白它的意思了）。程兆菊还要时不时地领了孙子亮亮到大门外玩儿，和国栋回家后重又亲热友好如初的邻居们说说笑笑，听邻居们说些或称赞，羡慕，或同情，感叹的话。总之，这会儿的程兆菊连同她的“老头子”陆伯言头顶上满天乌云全散了，他们要高高兴兴过大年了。

 正月初二是全家聚会的日子。蓝天丽日，屋檐下的冰挂晶莹剔透，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琉璃似的。陆伯川一家来了，周桥和国筠来了，周桥扶着国筠下车，上门台阶，进了院子，周桥还扶着她，国筠笑着说：“好，不用扶了，没那么娇气。”国群伸出拇指，说：“姐夫真是模范丈夫。”程兆菊嗔道：“就这个妮子眼尖，话多，省得让人当哑吧卖了。”又笑着对国筠和周桥说：“小心点儿好。”周桥问候爸妈，叔婶，说：“原说过会儿去给叔、婶拜年，叔、婶儿已经过来了，我们就一起拜年了。”陈姝说：“国筠行动不方便，跑什么？”国群说：“姐夫，怎么拜年？要磕头的。”周桥说：“磕头有什么难？我从小就磕。国筠跪不下，我替她磕了。”陆伯言说：“别听国群起哄，磕什么头？话说到了就行了。”周桥和国筠向四位老人鞠了躬，周桥说：“祝爸妈，叔婶龙年吉祥，诸事遂顺。”下边同辈兄弟姐妹就互相抱拳致意，相互拜年，嘻笑一阵。拜完年，程兆菊让着大家吃糖果、瓜子儿，随意聊天。周桥见国栋有点闷闷不乐的样子，问道：“怎么样？上了班情况还好吧？”国栋勉强笑笑，说：“工作还那样，算可以，做医生，不是别的事，马虎不得。”周桥说：“心情好些了吧？”国栋说：“工作起来，就忘了，闲下来，仍然觉得憋屈，总在想，这种无妄之灾，怎么会落到我的头上？太莫名其妙，太难以想像了。明明是国民党腐朽政治的受害者，倒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太不可思议了。”周桥说：“运动搞起来，大轰大嗡，这种情况很难避免。搞运动的人，当然希望搞出‘成果’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也怕漏了‘坏人’，承担不起责任，所以往往会宁左勿右。从来如此，只要搞运动，以后依然会这样。运动中受到冤屈的人就一定会有，而且还不在少数。这是没办法儿的事。作为受触及的人，也只能想开点。要尽快从阴影中走出来，不然，老是心情郁闷也不好。”国栋说：“理智上，我也知道是这么个事儿，但是，感情上，却像个死结系在那里，老也打不可，只能慢慢淡忘。我还担心，又来个什么运动，再有人弄这个事。”周桥说：“这事已经没什么好弄了，应该不会。”一直在旁边听他们啦呱儿的陆伯川说：“继章，我有时想，共产党已经统一中国了，在全国执政了，为什么不能像一般国家那样，靠司法系统正常运转，解决政治上、刑事上的违法犯罪问题，而一定要一个接一个地搞运动呢？”周桥笑着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也许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吧。”……程兆菊和陈姝跟国筠、陆星儿坐在另一边儿说话。陈姝说：“筠儿一向体弱，她怀了孕，我很担心她，现在看来还真不错。”程兆菊说：“她真的是好多了。你是知道的，她从小就瓤拉，三天两头儿感冒发热，拿药当饭吃，暑天就‘苦夏’，吃饭像吃药，含着饭咽不下去。又懦，有点儿事就爱哭，这仨孩子就她难拉扒，国栋不这不那的，国群像假小子，泼得很，就她事儿多，也不知怎么回事。”国筠说：“婶子，你想啊，哥哥是第一个，而且是儿子，当然宝贝得很，国群是老小，‘老生娇’，自然是爸妈的掌上明珠，我夹在当中，没人疼，可不就弱了。”陈姝笑了，说：“筠儿说得有道理，嫂子，你说呢？”程兆菊说：“我说她是胡咧咧。跟她说的正反着，她从小长得秀气，让人喜，又瓤拉，跟小癞猫儿似的，让人娇，我和你哥格外疼她，不用说国栋，就是国群，比她小好几岁，从来都让着她。”国筠说：“婶子，妈说得对—我刚才冤枉她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好像天生弱质，不光身体，还有性格，都弱，一样的事，放我身上，就格外重。我和国群住在一间屋里，不论家里出什么事，国群搁下头就睡，我半宿睡不着。”周桥在旁边插一句话，说：“没有别的，就是缺乏锻炼。”陈姝说：“你是国筠的爱人，又是良师益友，你就带着她好好锻炼吧。”陆国筠说：“别提他这良师益友了。你们记得四六年春天我参加游行，被警察逮起来关进局子那事吧，有一次我跟他说在里边吓得直哭，他竟然说，多关几次就变坚强了，气得我了不得。”陈姝说：“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在门口转游的国群突然说：“姐夫说得没错儿。人是需要锻炼。谁也不会是从娘肚子生出来就坚强，更不会是天生的革命战士。”陆国筠说：“那好，你考上‘干’了，这回分到沂蒙山区，就去好好锻炼吧，我们家的革命战士。”

未来的“革命战士”陆国群给姐姐撂了一句话，又屋里屋外地来回走，安不住位儿，还不时看屋里条山几上的大座钟，陆伯川说：“国群，听你妈说，你培训班里的一个男同学要来拜年，等不及了？”国群脸有一丝红，说：“讲好是十点到咱家，十点多了，还没到，这人真是的。”陆伯川说：“国群，少安勿燥。说不定这会儿就到咱大门口儿了。”有道是“山东人邪，说谁谁来。”陆伯川话音没落，就听见敲门声，陆国群慌忙去开大门，陪一个青年进来。青年进屋来，陆国群向他介绍家里人，青年很礼貌地向长辈和平辈问候，寒喧。家里人都在暗自端详国群这位男“同学”。小伙子个头儿和国栋差不多，只是略单瘦些，头发油黑闪亮，宽额头，尖下颏，白白生生，两只眼睛像汪着水一样亮，特“勾人”，鼻梁端正剔透，嘴唇不薄不厚，微笑时，两颊会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儿，穿一身裁剪合体的藏青色中山服，黑皮鞋锃亮。这孩子不只是漂亮，还带几分“秀气”，程兆菊心里想，难怪国群相中了这男孩子，是真不孬。小伙子在陆国群引导下，向四位长辈鞠躬拜年，陆伯言说：“太客气了，快请坐。”已经看呆了的守梅赶紧给搬了椅子，小伙子道了谢，端端正正地坐下，说：“我叫季龙翔，一年四季的‘季’，龙凤的‘龙’，飞翔的‘翔’。学历中专，学的是农林。这次考干被录取了，和国群在一个班里学习。我爸支持我到下边县里去，他认为青年人应该从基层一步步做起，学习，历练，积累经验，将来才有可能担负更重要的工作。我跟国群说的是十点钟来到，早饭后，院儿里几个孩子一起到省委大院给张伯伯拜年，就来晚了。”陆伯言问：“你爸爸是？”季龙翔说：“我爸爸叫季征，他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但没参加过长征，多年在白区工作。省委张书记是他的老领导。我爸现在还保密部门任职。我爸知道伯父家的情况，他和我妈同意我跟国群交往，我爸说国群是大家闺秀，积极投身革命，实属难得。我和国群两人也互有好感。我会对国群好的，请伯父，伯母放心。”国群觉得季龙翔一口气说得太多了，在一边坐立不安，几次给他使眼色，但他还是坚持把酝酿了好几天的台词统统背了出来，转脸看国群一眼，又说：“我和同院儿几个小兄弟说好，还要一起去看几位伯伯，我就告辞了。”大家留他吃过中午饭再走，但他执意要走，陆伯言说：“国群去送送龙翔。”国群赶紧和季龙翔一起出门去了，像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完，匆匆下场似的。他们走后，屋里的人们犹在回味着对国群男朋友的印象，一时没人说话。守梅说：“俺群姐了不得，找的这个对象，不但是高干子弟，还一表人材，长得忒俊了，跟戏台上的小生似的。”陆星儿也说：“真是挺出色的。”陈姝说：“乍见这孩子，会让许多女孩子心动，不由得像〈牡丹亭〉里女主人公赞叹的，‘美哉少年’，国群好眼力。”陆国栋说：“这孩子来到，不用问，就像戏台上的人似的，自报家门，炫耀不同凡响的家庭背景，让人听着不舒服。”邵一兰说：“你的呆气又上来了。少见多怪。人家第一次来，当然要自我介绍一下，说说家庭情况，是什么说什么，又没说假话，有什么不好的？我看挺好的。”国筠慢丝调理地说：“嫂子，俺哥的话有一定道理，我刚才听着，心里也不是很舒服。”邵一兰笑笑。程兆菊说：“这孩子个头儿，长相，言谈举止，真是没的说了，打着灯笼也不好找。就是觉得有点滑滑溜溜的，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继章，你见过的人多，你说呢？”周桥说：“这青年本人和家庭，真的无可挑剔。至于刚才自报家门，我的看法儿是，他太喜欢群妹了，站在他的角度上，第一次来咱家，自然要向我们特别是爸妈展现他本人和家庭的亮点，优点，力图给我们留下最好的印象。这也是人之常情。他性格上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得靠群妹慢慢了解，反正是初步交往，不着急。”邵一兰对国栋说：“怎么样？妹夫说得在理吧？”陆国栋说：“我不过是有那么点儿感觉。……我并不是否定这个人。”守梅说：“可别不愿意了呀，上哪里找这么好的去？”陆星儿也说：“你们要是反对群姐跟这个人恋爱，我就反对你们。”程兆菊说：“看把守梅和星儿急的。‘八’字还没一撇呢。”陆伯言说：“该说什么说什么，小孩儿不孬。至于品性如何，得靠国群慢慢了解。国群想问题比较简单，喜欢头脑发热，日后给她泼点冷水。”一会儿，国群回来了，守梅说：“群姐，怎么这么一小霎儿就回来了，不多送人家一会儿？” 国群说：“小丫头儿这些道道儿，送到他公交车站，他坐上公交车走了，还不行啊？”守梅说：“群姐，你找的这个‘对象’太棒了，你要领着他上榆树村走姥娘家，能把俺村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看傻了。”国群说：“你这个小妮子，什么‘对象’？一块学习，刚认识，他要上咱家来玩儿，我能说不叫他来？‘对象’？远着哩。”守梅说：“别哄人了。他可喜欢你了，跟别人说话，眼睛也老看你。”国群说：“小小的孩子家，事儿还不少。”守梅说：“就是嘛。”陆伯言说：“国群，这孩子学的是农林，倒是经世致用的专业。”陆国栋说：“考了干，恐怕什么经世致用的知识也用不上了。”国群说：“省人事部门的人讲了，下到县里，分配工作会考虑各自的专业。”周桥说：“对，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百事待举，各个方面都需要干部，特别是有专业知识的干部。”
   饭桌上，大家意犹未尽，仍在说上午来的这个“小季”，国群说：“好了，我们不再说他了，再有人说，我就罢饭了。”程兆菊说：“好，都别说了，咱不惹她了。”陆伯言说：“好，咱说别的。换个话题。继章，中央这次决定枪毙刘青山，张子善，够坚决的，下边很震撼呀。”陆伯川说：“称得上是警世骇俗，说明共产党决心做到吏治清明，弊绝风清。为政者不贪污，不腐败，国家就有希望。”周桥说：“中央最近下发了《厉行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通知》。解放后，几次运动都是针对社会上某些阶层的，这次共产党要向自己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变质分子开刀了，这说明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是立党为民的。”陆伯言说：“的确是这样。”陆伯川说：“这三反运动，固然是好。可是，上午我还对继章说，靠运动解决问题，终归不是办法儿。运动容易大忽隆，让一些不懂法律的人整人，容易伤及无辜。另外，运动是一阵风，风刮过去了，过一阵子，运动整过的事情，不一定不冒出来，于是再来场运动，社会老是不能走上正规。”周桥听着，若有所思。国群说：“叔，你这种观点，说白了，就是受西方那一套影响，中毒太深了。”陈姝说：“学校里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瞧，又是‘运动’，你叔也说好好改造世界观，克服旧的，西方的观念的影响，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他就又想不通了。他就不想想，要像他说的那样，那就不是共产党了。人家共产党治国，就是这么个‘治’法儿。你想不通也得通。”国群说：“叔，无论什么事情，特别是政治方面的事，你都不能用西方的做法儿作参照，当模型，当标准。无产阶级革命是要开创一个全新的世界，当然要走不同的路。毛主席不是说过吗？‘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陆伯川说：“我也知道国群说的符合当今形势，可我老是为国事担心。我多少知道一点苏俄的真相，走俄国人的路，未必是国人之福啊。”周桥说：“叔，你这些话，特别是最末了这句，在外头是绝对讲不得的。”陈姝说：“他不听劝，早晚吃大亏。”陆伯言说：“伯川，好好钻研你的学问，教你的课，政治上的事，报纸、广播怎么说，咱就怎么说。这是万全之策。‘杞人无事忧天倾’，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劳你的大驾，你就别在那里‘忧’了。共产党搞运动，整自已的干部，让官员廉洁，这不是天大的好事？你就别老是想不开了。”陆伯川说：“我是看见或听说土改、镇反中那么多无辜的人，不当罚而罚，不当死而死的人，太可怜、可悲了。我听咱学生说了不少他们村或邻近的村，土改中拿杀人当儿戏，有个村里开批斗大会，有人喊把某某弄上台子，大家一起哄就把他弄上台子，然后就开始打骂折磨。有个村一个村干部四七年跟共产党撤到黄河北去了，有个人对他老婆说，你男人掉黄河里淹死了，你改嫁跟了我吧？这个村干部听他老婆说了这件事，土改中在大会上揭发了，对大家说：“某人坏透了，枪毙他，大家同意不同意？哪有人敢说不同意？满会场哟呼‘同意’，‘枪毙，枪毙！’这位村干部就命令民兵把这人弄到庄外儿枪毙了。因为开玩笑的一句话，就把一个人杀了。比杀一只鸡还容易，就这么荒唐。学校里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也是无限上纲，大帽子压死人，甚至污辱人格。为什么要这样，难道旧中国的问题，老百姓的灾难，要由知识分子承担罪责？……这些事，一言难尽。所以，我一听说要搞运动了，就想到又要有很多人会被冤枉。……好，听你们的，以后不想这些事，更不说了。”

三反运动开始以后，周桥在教育厅参与领导运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贪污分子被形象地称为“老虎”，运动骨干队伍自然而然就成了“打虎队”。没有多久，中央下达了“三反运动要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运动加大了力度，斗争的面儿随之扩大。周桥竟由运动领导成员变成了“老虎”。打虎队背着他开会，他意识到情况不好，回家想告诉国筠，但欲言又止，她即将临产，人又比较脆弱，实在不忍心对她讲。国筠问：“今晚上没给打虎队开会呀？我们学校管钱管物儿的，从领导到一般人员，几乎没剩下，差不多都成‘老虎’了。你们那里的‘老虎’是真是假？有没有真的？”周桥苦笑笑，说：“说不准，打打看吧。”国筠端详周桥一下，发现他有点异样，问：“怎么，不高兴？有事瞒着我？”周桥说：“有个情况，我想给你说，但心里很犹豫。你得保证，听了不慌张，不影响正常生活，不影响健康。”国筠着急地说：“什么事呀？无论什么事，该说也得说呀。如果真的有事，不管我慌张不慌张，你总得说呀，瞒能瞒得住吗？说吧，你不说，我更着急。”周桥说：“我估计也就这两天，我就要成为审查对象了。”国筠一听就呆了，脸色焦黄，声音抖颤，说：“凭什么呀？你又没贪污一分钱？”周桥说：“看运动发展的趋势，凡是经管过钱物的，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干部，要人人过关，普遍过筛。”国筠说：“你也没管过钱物呀？”周桥说：“刚进城一段时间，我在军管会文教组分管过文教系统的财产接管和经费开支的审批。”国筠说：“噢，只要沾点边儿，就全审查，这不荒唐吗？”周桥说：“问题是有的被审查人经受不住压力，胡乱坦白，再乱揭发别人，不论有没有问题的人，瞎‘咬’一气，弄得个个成‘虎’，人人自危。”陆国筠说：“那不麻烦了吗？”周桥装出没事儿的样子，说：“没事儿的，审查一下也好。没有问题，很快就过关了。你在家，让守梅表妹陪你，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好好休息，不用担心我，为了小宝宝，一定好好的，乖乖的，好不好？”陆国筠身子一下瘫软了，眼泪像开了口子的水渠止不住地流，说：“这算怎么回事儿呀……”过了一会儿，她说：“不行，我得去找庄书记。”周桥说：“你这样子，怎么去找呀？再说，现在这种时候，正在风头儿上，找他，他也不能出面替我打保票呀。找他也没用。我们党搞运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当运动高潮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得顺势而行，随波逐流，推波助澜，而不能逆潮流而动，谁也不能给运动泼冷水，谁也不能轻易地替运动对象说话。所以现在只有一条路，老老实实接受审查，你好好在家休息，平平安安让小宝宝降临人世，而且得坐好‘月子’。”国筠说：“还有十几天就要生了，那时你能不能没事儿了？”周桥想了想，说：“快的话，也许就没事儿了，万一我不在家，你也得按我说的做，记住了吗？”国筠说：“记住了，你放心吧。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呀。”周桥说：“我能出什么事儿呀？我是老运动员了，在延安参加‘抢救运动’，我还被当成国民党特务给关起来过哩。跟共产党干革命，不但要跟敌人斗争，被自己人斗争，也很难免。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一边说，一边给她擦干眼泪，说：“看你，这就要做妈妈了，还跟小姑娘似的，那么爱哭。今后得慢慢提高适应困难状况的能力。”陆国筠说：“你当真要受审查？那得做做准备呀。”说着就站起来，挺着大肚子，给周桥收拾带的东西。

第二天早饭后，周桥提了国筠收拾好的换洗衣服，洗漱用具去上班。行前，国筠依偎在他胸前，说：“你一定要当心，保重，不要挂我。”说着就流眼泪。周桥吻吻她，用手抹去她的眼泪，说：“看，又哭了，一定要坚强些，记住了。”国筠频频点头，说：“别担心我，你走吧。”周桥上班去了，确如他所料，当天晚上就没有回家。守梅说：“我去给俺三姑和姑父说说俺姐夫的事吧？”国筠说：“不忙，白让他们担心。实在瞒不住了，再说。”守梅说：“筠姐，你真得听姐夫劝，想开点，姐夫他不会有事的。”国筠说：“你姐夫不会有事，我绝对相信。就算共产党的干部有百分之九十九出问题，他也会在那百分之一里。好，我想开点儿—想不开也没办法儿。为了你姐夫和孩子，好好儿的。”话虽这样说，但她仍然想不通。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一个恶梦，因为这太荒唐，太离奇，太不可思议，太难以置信，太匪夷所思，太超乎正常人的想像了，这简直比恶梦还荒诞，比恶梦还怪异，比恶梦还无法理解。怎么可以平白无故，无中生有，罔顾常识，把完全清白的人指为“贪污分子”—“老虎”去审查呢？陆国筠觉得简直可以跟中国历史上“指鹿为马”的故事相媲美了，而接着发生的事，更加荒唐。省教育厅的一个骨干和育新中学的领导一起来家，给国筠谈话，教育厅骨干开门见山地说：“现已查明，周桥犯有严重的贪污罪行，你要很好地配合组织，交待揭发，并把他贪污的钱交出来。”国筠说：“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们家周桥绝对不是那样的人。组织上给他配的服务人员，我们都退了回去，我怀了孕，让自家表妹来帮忙，所有费用都是我们自己负担的。我跟你们说，他连办公室的一张信笺、一个信皮儿也没往家拿过。”那人说：“他本人都承认了，你还不老实交待？”陆国筠气得心跳像敲鼓，说：“既然他承认了，我又没有和他一起犯罪，你们让他自己来家把贪污的钱拿走不就行了？何必找我？”学校领导说：“陆老师，你这样的态度，可不好。这不是对运动的正确态度。”教育厅骨干说：“看你这态度。你的态度从侧面证明了周桥问题的严重性。他就是被资产阶级拖下水的腐化、堕落分子，他有今天，和你有直接关系。”国筠气得面红耳赤，额头上冒出冷汗，声音抖颤地说：“你把话说清楚，他的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教育厅骨干说：“你什么出身，什么身份，怎么腐蚀拉拢周桥，你自己还不清楚吗？”陆国筠听他说这样的话，气得脸一下变了颜色，像黄裱纸似的，眉头上冒出冷汗来，身子发抖，嘴唇哆嗦，但说不出话，刹那间昏迷过去，从椅子上出溜到地板上，守梅吓坏了，慌忙过来扶她，来的两个人有点着慌，教育厅骨干强作镇定，说：“大小姐的臭毛病来了，吓唬人啊？”守梅回头对那人说：“俺表姐怀着孕，她都这样了，你还说这样的话，你们有人味儿吗？”学校领导斜了那骨干一眼，气咻咻地出门，从邻居家喊了个老太太来，几个人一起把陆国筠抬到床上，老太太掐她的“人中”穴，嘴里念叨：“作孽啊，……”守梅一直在嘤嘤地哭，老太太说：“不用害怕，她有‘身子’，体质弱，气着了，一会儿就好了。”过了十来分钟，陆国筠慢慢地动弹了，老太太说：“没事儿了。就是得注意别伤着孩子。”学校领导对守梅说：“你费心照顾陆老师，我们走了。”那骨干说：“你是他们家什么人？回头告诉她，这事儿不算完。”守梅气鼓鼓地瞪那人一眼，没理他。学校领导拽了那骨干走了。邻居老太太说：“这是什么人啊？治死人才舒坦吗？”

国筠苏醒过来，守梅喂她喝了点糖水，让她睡下，急忙去祥云里送信儿。陆伯言和程兆菊一下慌了神。陆伯言说：“糟糕，这‘三反’运动怎么还真像伯川说的那样乱打一气？”两人匆匆赶来，陆国栋下了班，听孙妈说了，也赶过来。不大会儿，国群也来了。陆国筠脸色腊黄，有气无力地说：“本来不想让你们都知道。你看，把全家人都惊动了。”国群说：“不行，明天我再闯省委，去找庄书记，怎么这样搞？”国筠说：“可不行，你刚考上干，还没报到上班，小心犯了错误。再说，你姐夫说了，找他也没用。看来，是两件事，一是他分管过跟钱物有关的工作，沾上边儿，就是‘老虎’，再就是找了我，是中了‘糖衣炮弹’，被资产阶级拉下水了。他贪没贪污，咱们自己最清楚；如果找了我这个妻子，就算错误，那听候共产党处理就是了。”陆国群说：“听他们胡说八道。姐夫和你结婚，不是向组织上打报告，批准的吗？怎么倒变成中‘糖衣炮弹’了？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晚上，爸妈哥哥回祥云里了，国群住下，睡觉前跟姐姐啦呱儿。国筠说：“听人说，关起来的‘老虎’会挨打，最轻是‘熬鹰”。”陆国群问：“什么叫‘熬鹰’？”陆国筠说：“原先我也不知道，现在才刚刚听人讲，‘熬鹰’是玩老鹰的人为了驯服它，捉了来之后，黑白地不让它睡觉，一连多少天，就让它熬眼儿，多少天以后，老鹰的神智崩溃了，就被主人驯服了，乖乖地听命于主人了。现在，那些办案子的人就用这个办法儿，黑夜白天不让‘老虎’睡觉，他们倒着班儿盯着，一打盹就把他弄醒，有的人困急了，甚至出现幻觉，睁着眼做梦，为了过关，就胡乱交待‘问题’，并且‘咬’别人，被‘咬’的人胡乱承认，再咬对方或另外的人，……‘老虎’就越揭越多，‘犯罪’的数额越来越大。……就这样胡闹，……不知道人家怎样折腾你姐夫，我想想都吓死了。”国群说：“事已至此，你也得想开点。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胡乱交待一气，那就等于什么也没交待，不过临时受点委屈而已。而且，我姐夫他一定会顶得住压力，既不会无中生有地交待问题，更不会给别人捏造问题。”陆国筠说：“那样他会比别人受更多罪啊……”说着又掉眼泪。国群说：“看你，怎么跟小孩儿似的。”陆国筠说：“你上学，不知道社会上的事，这院儿里有个从旧政府接收过来的老会计，打成‘老虎’了，受不了了，从四楼上跳下来摔死了，老婆孩子哭得昏天暗地，整座楼都打颤。……你姐夫别再出什么事儿……”国群说：“想什么呢，姐夫是什么人？怎么会出事儿？放心，他是百炼成钢的，不过受点罪，点事儿没有。”……天晚了，姐妹俩睡在一张床上。后半夜，国群被“哎哟”，呻吟声惊醒了，翻身坐起，见姐姐在床前地板上挣扎，她赶紧拉开灯，问：“姐，你怎么了？”一边去扶姐姐，一边喊守梅来，两人把陆国筠架到床上，国群问：“怎么回事？”陆国筠喘息稍定，说：“我做了个恶梦，你姐夫被人追着，荒山野岭地到处跑，眼看就追上了，他跑到一个看不见底的悬崖跟前，我老远看见，慌忙往他那里跑，想去拽住他，还没等我跑过去，他就跳下去了，我也紧跟着他跳了下去，吓醒了，才发现是摔到床底下了。……国群，这个梦，是不是特别不好？你姐夫会不会有什么事？”国群说：“你还是当老师的，还迷信？有什么事儿？全是你胡寻思得太多了。天还早，再睡吧。”睡下一小会儿，国筠又“哼哟”起来，呻吟着，说：“不好，我小肚子疼得要命。”国群和守梅慌了，国群说：“我们赶紧上医院吧。”国筠说：“天还不亮，挨乎到天亮再说吧。”国群说：“那可不行，守梅，你在这守着，我打电话，要救护车。”二十来分钟以后，救护车来到了，随车来的护士把陆国筠抬上了救护车，到了德惠医院，不多大功夫，陆国筠就进了产房—她早产了，离预产期还差着不少天哩，是个小女孩儿，不足月，像个小癞猫儿，可怜兮兮。妇产科大夫说：“这种情况，往往是产妇受了强烈刺激、惊吓，或者剧烈的碰撞这一类原因造成的，很危险。你们幸亏来得乃时，不然小孩大人都够呛。”医院把孩子送进无菌育婴室，给产妇挂上了吊瓶儿。守梅跑回家说了，一家人都赶到了医院。国栋、一兰找妇产科大夫了解病情，陆伯言在走廊里焦急地打转儿，程兆菊看着脸色苍白的女儿，不住地流眼泪。大家守候了好一阵，国栋说：“爸妈不必担心，大人、孩子都没问题了，让守梅一个人在这里就行，反正我和一兰都在院里，国群你陪爸妈回家吧。”

几天以后，国筠和孩子的情况都有好转，但还不能出院。国群从医院里回来，七点多钟了，天黑老大会子了，爸爸才回到家，脸色十分难看。国群慌忙接过爸爸的外衣，问：“爸爸，怎么回来晚了？工厂里出什么事了？”程兆菊说：“快给你爸倒杯水，怎么脸色那么难看？”陆伯言一屁股坐下，气咻咻地说：“过午区里来人主持召开‘五反’大会，号召揭发我的‘五毒’问题—已经开了几天了，我回来没讲。什么行贿，盗窃，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我一点儿事也没有，是不是有偷、漏税，他们正在查，会上提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有的工人对车间管理有意见，这都没关系，税上真有问题，该补就补，该罚就罚。让人气愤的是，会上有人发言，说国筠嫁给周桥，是我们腐蚀、拉拢共产党的干部，是拉共产党人‘下水’，是‘美人计’，我气坏了，当场跟他们顶了起来，我拍了桌子，站起来抗议他们，说，你们可以揭发我的问题，可以批我，斗我，关我，判我刑，但不能污辱我和我们家人的人格，不能玷污我的女儿，最后闹了个不欢而散。区里的人觉得不大好了，又跑到办公室做我的工作，让我‘正确对待’，他们仗势欺人，拿屎盆子往人头上扣，怎么‘正确对待’？我也豁出去了，看他们怎么往下搞，怎样收场？”国群说：“姐夫那边也是批他被资产阶级拉下水，被糖衣炮弹击中，我和姐姐怕你们生气，没有说。”陆伯言说：“这是干什么？这是怎么了？”陆伯言气得没吃什么饭，勉强喝了几口汤。晚上，陆伯川夫妇来了，进门问周桥和国筠的情形。程兆菊说：“不光是周桥成了‘老虎’，国筠连气加吓，小产了，好歹没出人命，你哥也挨批了，还糟蹋人。这不正生气呢。”陆伯言捶胸顿足地说：“他们为什么这样歪曲事实，这样污辱清白无辜的人，”陆伯言喝口水，顿了顿，又说：“谁都知道，我从国外留学归来，一度涉足官场，因为不满政治黑暗、尔虞我诈那一套，决心激流勇退，洁身自好，转而投身实业，日本鬼子侵占济南，知道我有留日背景，在官、商两界有些人脉，非拉我出来，让我在山东省任伪职。我跑回老家，藏到陶山山洞里，一待七、八年，抗战胜利了，才回来重整旧业，荜路蓝褛，惨淡经营，才算小有规模。远不是什么豪门巨富。解放了，我清楚，共产党掌权，是要消灭有产阶级的，是要‘共产’的，所以一心顺应潮流，总是谨小慎微，诚惶诚恐，始终有一种负罪感，就好像我辛辛苦苦弄这点产业，是偷来的，抢来的，是我亏欠了社会，亏欠了满大街每一个人！我竭力表现积极，靠拢政府，我捐款去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宣布放弃房租，房产交政府处置，他们想拿走我的产业，干脆来人接管好了，全拿走好了，我自信我和我的儿女可以自食其力。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变着法子整来整去？他们居然拿我女儿经过共产党批准的，合法的婚姻来做这种下劣的文章！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而且还祸及周继章，让他成了被资产阶级拉下水的坏干部，这真是荒唐透顶了。”陆伯川还是第一次见哥哥这样激愤，这样怒不可遏，甚至儿子被错当“反革命”关押，也设这样，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哥哥是真的被这种羞辱惹恼了。陆伯川受哥哥感染，也越想越来气，说：“哥，你也不必太激动。他们这样搞，本来也很正常。我早就发现，只要被他们搞到的，他们根本就不再把你当人看待，往往是越凶越好，种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要整人，一定把他搞得一无是处，一定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定不会考虑留有余地，适可而止。一般人遵循的纲常伦理，他们全都无所顾忌，对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他们会嗤之以鼻。所以，现在对这一类事情，你就尽可能往坏处想，有事情会非常糟的心理准备，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才不至于特别烦恼。现在出现的好多事情，往往不太出乎我的意料。哥，因为你凡事总往好处想，甚至用幻想，用良好的愿望来欺骗自己，所以，当事情出乎你的意料，就特别失望，特别痛苦，也特别气愤。哥，你仔细想想，按解放以来共产党的一些做法，现在这样搞，也符合他们一贯的行为逻辑，不足为怪。另外，我还发现，也许因为他们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通过打仗坐了江山，打仗嘛，自然是消灭敌人越多越好，现在搞运动，还是沿袭那种思维惯性，整的斗争对象越多，问题越严重越好。那些运动骨干，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为了邀功请赏，常常不择手段，反正‘左’比‘右’好。这也不能怪下边儿，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为什么一搞就过火儿，如果不是上边儿鼓动，纵容，怎么会这样？另外，也许是因为政权来之不易，所以什么事情都联想到政权，保卫政权是重中之重。他们中间的少数精英也许曾经是理想主义者，真心诚意救国拯民，但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却往往搞赤裸裸的实用主义，表现出自相矛盾和伪善。你看，他们对上海荣氏，天津王氏—就是刘少奇夫人的娘家，济南的苗海南，奉为上宾，礼遇有加，而对众多的小老板、小业主却剑拔弩张，整来整去，更不用说农村那些一脑袋高梁花子，终年劳作，省吃俭用品小地主，小富农是多么冤枉了。何厚彼薄此之甚也？政治需要而已。总之，看透了这些事，明白一点，改朝换代之后，归根结底，他们既要巩固政权，又要把全社会政治、经济利益重新分配。我们注定了是被剥夺的，所以，挨整，遭受磨难，是题中应有之义。认清这个现实，你就想通了。”陆伯川这一大通议论，让在场的人听来如醍醐灌顶，不寒而栗，不得不承认他说的确有道理，又惊又惧。国群听了，知道这些话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但她也暗暗感到，爸爸、叔叔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面对眼前的境遇，有这样的想法儿，也不足为怪，但是又很可怕。陈姝对国群说：“你听你叔这些话，要在外头说，那还不得逮起来？再说他，也改不了。”陆国群说：“叔，你是得注意，这些话可不能乱说。”国群心想，作为青年团员，作为即将赴任的“革命干部”，她应该旗帜鲜明地跟这种言论作斗争，但她毕竟年轻，她对运动整到姐夫周桥和爸爸身上，特别是居然往姐姐和姐夫的婚姻上泼污水，也觉得惊诧，错愕，所以也就没有心情，也打不起精种来反驳叔叔了。陆伯川间：“你姐和孩子怎么样了？”国群说：“姐的身体好多了，孩子也没什么危险了，再有十来天就可以出院了。”陈姝说：“国筠一向那么柔弱，摊上周桥这事，她能闯过这一关，真难为她了。”国群说：“慢慢地，她也适应点了，没办法儿，只能面对现实。”陆伯川问：“国群，你什么时候走？”国群说：“快了，还有个把星期就要走了。家里这个情况，还真不放心走。”陆伯言说：“不管怎么样，你该走还得走。你在家，也不顶什么事。总不能把你也搭上吧。别犹豫，让走，义无返顾，坚决走。你们这一代，要在这个社会中生存，要站住脚，要成人立命。不适应，不努力，怎么行啊？”

培训班结业了，国群被分配到革命老区崮山县。就要走了，娘和孙妈忙着为她准备行装。临走的前两天晚上，爸、妈嘱咐她两条儿，一是说话不能太直，直言贾祸，要谨言慎行，毕竟和出身好的人不一样，不担事儿，别犯错误。二是季龙翔的事，看得出来，这孩子一心和你恋爱，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有什么不好，但总觉得有点儿华而不实，有点儿不实靠的感觉，也许爸妈看法儿不对，但你自己要当心。“男怕干错行，女怕嫁错郎”，姐姐嫁给周桥，是选对人了。你最小，可不能出问题。国群说：“你们放心吧，我心中有数儿。我走了，你们自己要保重身体，爸也不要为‘五反’的事着急，上火，没问题就是没问题。记着别硬顶，别说出格儿的话。”临走前一天，国群去医院，先去看了小外甥女儿，又去姐姐病房。国筠看着即将远行的妹妹，两眼不知不觉就噙满了泪水，国群说：“姐，看你，哭什么？”国筠忙擦干眼泪，说：“好，姐不哭了。你一个人上那么远，那么苦的地方，姐真为你担心。”国群说：“不怕，我也需要吃苦磨炼。最让人不放心的是你。我去那里，是条件差些，生活可能艰苦些，但心里有奔头，苦也不觉得是苦了。”国筠说：“是啊，可是姐现在的情况是心里苦。”国群说：“姐，你总相信姐夫是清白无辜的吧？那你就一定要把这事看开了。姐，答应我，一定要坚强起来，为了孩子，为了姐夫，也为了不让爸妈担心，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出了院，带好孩子。”国筠说：“没有办法儿，事到临头，不坚强也不行。我也想过了，出身不好，不应该是一种罪，即便是‘罪’，它与生俱来，罪不至死。既然不死，就索性好好活着。你也得注意，虽然侥幸当了干部，但毕竟出身不好，也要格外小心。”国筠问：“那个季龙翔分哪去了？”国群说：“和我一个地区。他说地委里有他爸的战友，要求跟我分到一个县里去。”国筠说：“有个伴儿倒好。但是这个人到底行不行，你得好好掂量。”国群说：“我会注意的。”

国群走的那天是星期日。爸、妈，叔、婶，哥、嫂都来车站送行。风和日丽，春光明媚。柳条儿绿得撩人，迎春花黄得耀眼。别家送行的个个眉开眼笑，他们这边儿却人人面带愁容。车快开了，国群忙着上了车，趴到车窗口上，向爸妈他们挥手，火车开动了，爸妈他们还在向她招手。她望着明显变老的爸、妈，满脸忧色的叔、婶，眉头紧锁的哥哥，神情抑郁的嫂子，他们都在翘首看她，在越来越快地向后退去，很快就看不见了。她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当她义无返顾地投奔革命队伍，去开始一种盼望已久的，全新的生活，跟家人告别的时候，居然没有感受到豪情漾溢，激情澎湃，竟弄得有点“风萧水寒，壮士痛别”般凄凄惨惨。是啊，当爸、妈，姐姐、姐夫乃至全家处境艰难的时刻，她却要弃他们而远去，为自己憧憬着的美好“前途”而牺牲掉亲情，那美好的“前途”在那个偏远的，陌生的，据说是贫穷的，艰苦的地方等着我吗？……她拭去自己脸上的泪水，对正同情地看着她的季龙翔难为情地笑笑。……不论如何，她要朝着前方，朝着那“前途”奔去了。18

室外寒风呼啸，室内炉火正旺。过年了，陆家大门口儿，院子里挂上了大红灯笼，大门、屋门上都贴了鲜红的新对联儿。小孙子亮亮“格格格”的笑声似乎无处不在。过八月十五时陆家那种沉郁，压抑的气氛已经一扫而去，年前有几天，从早到晚阴沉沉的，但陆家大门内外却洋溢着亮色，喜色。陆国栋恢复了正常的，紧张的，忙碌的，助手和护士们簇拥着的工作，邵一兰也恢复了护士长职务。陆国群被录取为国家干部，正参加省人事部门组织的培训班。她回家来说，她在培训班结识了一个男同学，年初二非要来家拜年，程兆菊虽然心里不大乐意，但拗不过宝贝小女，也只好答应了。国筠怀孕七个多月了，去医院检查，很正常，很好。腊月二十七，市里开团拜会，陆伯言夫妇受邀参加，市领导来他们跟前握手，慰勉，他们很感动。二姐被错误管制的事经过周桥找省领导，很快给解决了，苦妮儿改嫁了，虽然家里只剩下二姐和她大孙子，孤单些，但程兆菊觉得，苦妮儿三十来岁的人，年轻守寡，终归不是长久之计，走了也好。二姐是谅事的人，能想得开。腊月二十三，学增、学慧放寒假回陶阳，让他们捎去了不少东西，老母亲，兆运兄弟两口子，还有他二姨家那边儿，他们自己家都有份儿，吃的，穿的，用的都有。守梅来了两、三个月了，这个个闺女又勤利，又懂事，祥云里这边和国筠家两边跑，帮大忙儿了，给她买了新衣服，打发她高兴。国栋没事了，程兆菊又有心思顾到乡下的老娘和兄弟姐妹了，陆伯言也十分支持她这样做。把学增、学慧打发走了，程兆菊才觉得心事了了，心里格外舒坦。程兆菊又得跟孙妈一起准备过年的吃食—他们并不置备供品和香纸之类东西，因为他们是信基督教的，不在除夕夜祭拜玉皇和先人。头些日子，守梅问：“三姑，咱过年怎么只买了灯笼和腊烛，还有爆仗，怎么不买香和纸啊？”程兆菊告诉她，她和姑父解放前信了基督教，只信上帝一个神，过圣诞节，过年不请家堂，也不祭天。只是跟大家一样包水饺，吃年夜饭，放鞭炮，挂红灯，图喜庆，凑热闹而已。守梅说：“星期天我上街，路过教堂，见有一些人去做礼拜，你和姑父怎么不去？”程兆菊说：“早先每礼拜都去，有个美国神父，慈眉善目，中国话说得好着哩，说出话来，又入情入理，还教化人心，说话声音也好听，多咱听他布道，我都听不够，盼着过礼拜好再去听。解放后，政府说这个神父是帝国主义分子，也有人说他是特务—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寻思着不准是，后来那人回美国了。你姑父听说公安局的监视上教堂的人，咱怕惹麻烦，就不上教堂了，在家里，在心里向上帝祷告，只要心里有‘主’，在哪祷告都是一样的。你国栋哥和他媳妇儿也信过教，解放后医院里批判美国宗教侵略，他们年轻，更不敢去教堂了。”守梅听着不住点头，对程兆菊说：“三姑，咱家里过年，可热闹，可好啦。俺奶奶那个认真，那个虔诚劲儿，家里得忙活成个月的，俺大大还得扫大街，下了雪扫雪，连个年也过不利索，我不在家，没人帮他扫了。”程兆菊问她：“妮儿，想家了？”守梅点头儿。程兆菊说：“别说你了，我也很想你奶奶，想咱那个家。一年到头儿不素静，挪不动窝儿，明年开春儿，我说什么也得回去看她。”程兆菊还得和守梅一起给国群准备下乡带的衣被，这个群儿从小没摸过针线，连个扣子也不会钉，什么都得给她打整好，“儿走千里娘担忧”，何况要走的不是儿子，而是女儿呢。当然，忙活这些事，心里还是蛮高兴的，毕竟他们陆家出了共产党的“干部”了，程兆菊嘴上说的是什么女儿“要跑那么远”，“让人不放心”之类的话，心里却是惬意的，暗暗感到“光荣”（这是新社会时兴的一个词，程兆菊已然明白它的意思了）。程兆菊还要时不时地领了孙子亮亮到大门外玩儿，和国栋回家后重又亲热友好如初的邻居们说说笑笑，听邻居们说些或称赞，羡慕，或同情，感叹的话。总之，这会儿的程兆菊连同她的“老头子”陆伯言头顶上满天乌云全散了，他们要高高兴兴过大年了。

 正月初二是全家聚会的日子。蓝天丽日，屋檐下的冰挂晶莹剔透，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琉璃似的。陆伯川一家来了，周桥和国筠来了，周桥扶着国筠下车，上门台阶，进了院子，周桥还扶着她，国筠笑着说：“好，不用扶了，没那么娇气。”国群伸出拇指，说：“姐夫真是模范丈夫。”程兆菊嗔道：“就这个妮子眼尖，话多，省得让人当哑吧卖了。”又笑着对国筠和周桥说：“小心点儿好。”周桥问候爸妈，叔婶，说：“原说过会儿去给叔、婶拜年，叔、婶儿已经过来了，我们就一起拜年了。”陈姝说：“国筠行动不方便，跑什么？”国群说：“姐夫，怎么拜年？要磕头的。”周桥说：“磕头有什么难？我从小就磕。国筠跪不下，我替她磕了。”陆伯言说：“别听国群起哄，磕什么头？话说到了就行了。”周桥和国筠向四位老人鞠了躬，周桥说：“祝爸妈，叔婶龙年吉祥，诸事遂顺。”下边同辈兄弟姐妹就互相抱拳致意，相互拜年，嘻笑一阵。拜完年，程兆菊让着大家吃糖果、瓜子儿，随意聊天。周桥见国栋有点闷闷不乐的样子，问道：“怎么样？上了班情况还好吧？”国栋勉强笑笑，说：“工作还那样，算可以，做医生，不是别的事，马虎不得。”周桥说：“心情好些了吧？”国栋说：“工作起来，就忘了，闲下来，仍然觉得憋屈，总在想，这种无妄之灾，怎么会落到我的头上？太莫名其妙，太难以想像了。明明是国民党腐朽政治的受害者，倒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太不可思议了。”周桥说：“运动搞起来，大轰大嗡，这种情况很难避免。搞运动的人，当然希望搞出‘成果’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也怕漏了‘坏人’，承担不起责任，所以往往会宁左勿右。从来如此，只要搞运动，以后依然会这样。运动中受到冤屈的人就一定会有，而且还不在少数。这是没办法儿的事。作为受触及的人，也只能想开点。要尽快从阴影中走出来，不然，老是心情郁闷也不好。”国栋说：“理智上，我也知道是这么个事儿，但是，感情上，却像个死结系在那里，老也打不可，只能慢慢淡忘。我还担心，又来个什么运动，再有人弄这个事。”周桥说：“这事已经没什么好弄了，应该不会。”一直在旁边听他们啦呱儿的陆伯川说：“继章，我有时想，共产党已经统一中国了，在全国执政了，为什么不能像一般国家那样，靠司法系统正常运转，解决政治上、刑事上的违法犯罪问题，而一定要一个接一个地搞运动呢？”周桥笑着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也许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吧。”……程兆菊和陈姝跟国筠、陆星儿坐在另一边儿说话。陈姝说：“筠儿一向体弱，她怀了孕，我很担心她，现在看来还真不错。”程兆菊说：“她真的是好多了。你是知道的，她从小就瓤拉，三天两头儿感冒发热，拿药当饭吃，暑天就‘苦夏’，吃饭像吃药，含着饭咽不下去。又懦，有点儿事就爱哭，这仨孩子就她难拉扒，国栋不这不那的，国群像假小子，泼得很，就她事儿多，也不知怎么回事。”国筠说：“婶子，你想啊，哥哥是第一个，而且是儿子，当然宝贝得很，国群是老小，‘老生娇’，自然是爸妈的掌上明珠，我夹在当中，没人疼，可不就弱了。”陈姝笑了，说：“筠儿说得有道理，嫂子，你说呢？”程兆菊说：“我说她是胡咧咧。跟她说的正反着，她从小长得秀气，让人喜，又瓤拉，跟小癞猫儿似的，让人娇，我和你哥格外疼她，不用说国栋，就是国群，比她小好几岁，从来都让着她。”国筠说：“婶子，妈说得对—我刚才冤枉她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好像天生弱质，不光身体，还有性格，都弱，一样的事，放我身上，就格外重。我和国群住在一间屋里，不论家里出什么事，国群搁下头就睡，我半宿睡不着。”周桥在旁边插一句话，说：“没有别的，就是缺乏锻炼。”陈姝说：“你是国筠的爱人，又是良师益友，你就带着她好好锻炼吧。”陆国筠说：“别提他这良师益友了。你们记得四六年春天我参加游行，被警察逮起来关进局子那事吧，有一次我跟他说在里边吓得直哭，他竟然说，多关几次就变坚强了，气得我了不得。”陈姝说：“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在门口转游的国群突然说：“姐夫说得没错儿。人是需要锻炼。谁也不会是从娘肚子生出来就坚强，更不会是天生的革命战士。”陆国筠说：“那好，你考上‘干’了，这回分到沂蒙山区，就去好好锻炼吧，我们家的革命战士。”

未来的“革命战士”陆国群给姐姐撂了一句话，又屋里屋外地来回走，安不住位儿，还不时看屋里条山几上的大座钟，陆伯川说：“国群，听你妈说，你培训班里的一个男同学要来拜年，等不及了？”国群脸有一丝红，说：“讲好是十点到咱家，十点多了，还没到，这人真是的。”陆伯川说：“国群，少安勿燥。说不定这会儿就到咱大门口儿了。”有道是“山东人邪，说谁谁来。”陆伯川话音没落，就听见敲门声，陆国群慌忙去开大门，陪一个青年进来。青年进屋来，陆国群向他介绍家里人，青年很礼貌地向长辈和平辈问候，寒喧。家里人都在暗自端详国群这位男“同学”。小伙子个头儿和国栋差不多，只是略单瘦些，头发油黑闪亮，宽额头，尖下颏，白白生生，两只眼睛像汪着水一样亮，特“勾人”，鼻梁端正剔透，嘴唇不薄不厚，微笑时，两颊会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儿，穿一身裁剪合体的藏青色中山服，黑皮鞋锃亮。这孩子不只是漂亮，还带几分“秀气”，程兆菊心里想，难怪国群相中了这男孩子，是真不孬。小伙子在陆国群引导下，向四位长辈鞠躬拜年，陆伯言说：“太客气了，快请坐。”已经看呆了的守梅赶紧给搬了椅子，小伙子道了谢，端端正正地坐下，说：“我叫季龙翔，一年四季的‘季’，龙凤的‘龙’，飞翔的‘翔’。学历中专，学的是农林。这次考干被录取了，和国群在一个班里学习。我爸支持我到下边县里去，他认为青年人应该从基层一步步做起，学习，历练，积累经验，将来才有可能担负更重要的工作。我跟国群说的是十点钟来到，早饭后，院儿里几个孩子一起到省委大院给张伯伯拜年，就来晚了。”陆伯言问：“你爸爸是？”季龙翔说：“我爸爸叫季征，他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但没参加过长征，多年在白区工作。省委张书记是他的老领导。我爸现在还保密部门任职。我爸知道伯父家的情况，他和我妈同意我跟国群交往，我爸说国群是大家闺秀，积极投身革命，实属难得。我和国群两人也互有好感。我会对国群好的，请伯父，伯母放心。”国群觉得季龙翔一口气说得太多了，在一边坐立不安，几次给他使眼色，但他还是坚持把酝酿了好几天的台词统统背了出来，转脸看国群一眼，又说：“我和同院儿几个小兄弟说好，还要一起去看几位伯伯，我就告辞了。”大家留他吃过中午饭再走，但他执意要走，陆伯言说：“国群去送送龙翔。”国群赶紧和季龙翔一起出门去了，像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完，匆匆下场似的。他们走后，屋里的人们犹在回味着对国群男朋友的印象，一时没人说话。守梅说：“俺群姐了不得，找的这个对象，不但是高干子弟，还一表人材，长得忒俊了，跟戏台上的小生似的。”陆星儿也说：“真是挺出色的。”陈姝说：“乍见这孩子，会让许多女孩子心动，不由得像〈牡丹亭〉里女主人公赞叹的，‘美哉少年’，国群好眼力。”陆国栋说：“这孩子来到，不用问，就像戏台上的人似的，自报家门，炫耀不同凡响的家庭背景，让人听着不舒服。”邵一兰说：“你的呆气又上来了。少见多怪。人家第一次来，当然要自我介绍一下，说说家庭情况，是什么说什么，又没说假话，有什么不好的？我看挺好的。”国筠慢丝调理地说：“嫂子，俺哥的话有一定道理，我刚才听着，心里也不是很舒服。”邵一兰笑笑。程兆菊说：“这孩子个头儿，长相，言谈举止，真是没的说了，打着灯笼也不好找。就是觉得有点滑滑溜溜的，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继章，你见过的人多，你说呢？”周桥说：“这青年本人和家庭，真的无可挑剔。至于刚才自报家门，我的看法儿是，他太喜欢群妹了，站在他的角度上，第一次来咱家，自然要向我们特别是爸妈展现他本人和家庭的亮点，优点，力图给我们留下最好的印象。这也是人之常情。他性格上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得靠群妹慢慢了解，反正是初步交往，不着急。”邵一兰对国栋说：“怎么样？妹夫说得在理吧？”陆国栋说：“我不过是有那么点儿感觉。……我并不是否定这个人。”守梅说：“可别不愿意了呀，上哪里找这么好的去？”陆星儿也说：“你们要是反对群姐跟这个人恋爱，我就反对你们。”程兆菊说：“看把守梅和星儿急的。‘八’字还没一撇呢。”陆伯言说：“该说什么说什么，小孩儿不孬。至于品性如何，得靠国群慢慢了解。国群想问题比较简单，喜欢头脑发热，日后给她泼点冷水。”一会儿，国群回来了，守梅说：“群姐，怎么这么一小霎儿就回来了，不多送人家一会儿？” 国群说：“小丫头儿这些道道儿，送到他公交车站，他坐上公交车走了，还不行啊？”守梅说：“群姐，你找的这个‘对象’太棒了，你要领着他上榆树村走姥娘家，能把俺村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看傻了。”国群说：“你这个小妮子，什么‘对象’？一块学习，刚认识，他要上咱家来玩儿，我能说不叫他来？‘对象’？远着哩。”守梅说：“别哄人了。他可喜欢你了，跟别人说话，眼睛也老看你。”国群说：“小小的孩子家，事儿还不少。”守梅说：“就是嘛。”陆伯言说：“国群，这孩子学的是农林，倒是经世致用的专业。”陆国栋说：“考了干，恐怕什么经世致用的知识也用不上了。”国群说：“省人事部门的人讲了，下到县里，分配工作会考虑各自的专业。”周桥说：“对，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百事待举，各个方面都需要干部，特别是有专业知识的干部。”
   饭桌上，大家意犹未尽，仍在说上午来的这个“小季”，国群说：“好了，我们不再说他了，再有人说，我就罢饭了。”程兆菊说：“好，都别说了，咱不惹她了。”陆伯言说：“好，咱说别的。换个话题。继章，中央这次决定枪毙刘青山，张子善，够坚决的，下边很震撼呀。”陆伯川说：“称得上是警世骇俗，说明共产党决心做到吏治清明，弊绝风清。为政者不贪污，不腐败，国家就有希望。”周桥说：“中央最近下发了《厉行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通知》。解放后，几次运动都是针对社会上某些阶层的，这次共产党要向自己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变质分子开刀了，这说明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是立党为民的。”陆伯言说：“的确是这样。”陆伯川说：“这三反运动，固然是好。可是，上午我还对继章说，靠运动解决问题，终归不是办法儿。运动容易大忽隆，让一些不懂法律的人整人，容易伤及无辜。另外，运动是一阵风，风刮过去了，过一阵子，运动整过的事情，不一定不冒出来，于是再来场运动，社会老是不能走上正规。”周桥听着，若有所思。国群说：“叔，你这种观点，说白了，就是受西方那一套影响，中毒太深了。”陈姝说：“学校里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瞧，又是‘运动’，你叔也说好好改造世界观，克服旧的，西方的观念的影响，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他就又想不通了。他就不想想，要像他说的那样，那就不是共产党了。人家共产党治国，就是这么个‘治’法儿。你想不通也得通。”国群说：“叔，无论什么事情，特别是政治方面的事，你都不能用西方的做法儿作参照，当模型，当标准。无产阶级革命是要开创一个全新的世界，当然要走不同的路。毛主席不是说过吗？‘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陆伯川说：“我也知道国群说的符合当今形势，可我老是为国事担心。我多少知道一点苏俄的真相，走俄国人的路，未必是国人之福啊。”周桥说：“叔，你这些话，特别是最末了这句，在外头是绝对讲不得的。”陈姝说：“他不听劝，早晚吃大亏。”陆伯言说：“伯川，好好钻研你的学问，教你的课，政治上的事，报纸、广播怎么说，咱就怎么说。这是万全之策。‘杞人无事忧天倾’，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劳你的大驾，你就别在那里‘忧’了。共产党搞运动，整自已的干部，让官员廉洁，这不是天大的好事？你就别老是想不开了。”陆伯川说：“我是看见或听说土改、镇反中那么多无辜的人，不当罚而罚，不当死而死的人，太可怜、可悲了。我听咱学生说了不少他们村或邻近的村，土改中拿杀人当儿戏，有个村里开批斗大会，有人喊把某某弄上台子，大家一起哄就把他弄上台子，然后就开始打骂折磨。有个村一个村干部四七年跟共产党撤到黄河北去了，有个人对他老婆说，你男人掉黄河里淹死了，你改嫁跟了我吧？这个村干部听他老婆说了这件事，土改中在大会上揭发了，对大家说：“某人坏透了，枪毙他，大家同意不同意？哪有人敢说不同意？满会场哟呼‘同意’，‘枪毙，枪毙！’这位村干部就命令民兵把这人弄到庄外儿枪毙了。因为开玩笑的一句话，就把一个人杀了。比杀一只鸡还容易，就这么荒唐。学校里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也是无限上纲，大帽子压死人，甚至污辱人格。为什么要这样，难道旧中国的问题，老百姓的灾难，要由知识分子承担罪责？……这些事，一言难尽。所以，我一听说要搞运动了，就想到又要有很多人会被冤枉。……好，听你们的，以后不想这些事，更不说了。”

三反运动开始以后，周桥在教育厅参与领导运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贪污分子被形象地称为“老虎”，运动骨干队伍自然而然就成了“打虎队”。没有多久，中央下达了“三反运动要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运动加大了力度，斗争的面儿随之扩大。周桥竟由运动领导成员变成了“老虎”。打虎队背着他开会，他意识到情况不好，回家想告诉国筠，但欲言又止，她即将临产，人又比较脆弱，实在不忍心对她讲。国筠问：“今晚上没给打虎队开会呀？我们学校管钱管物儿的，从领导到一般人员，几乎没剩下，差不多都成‘老虎’了。你们那里的‘老虎’是真是假？有没有真的？”周桥苦笑笑，说：“说不准，打打看吧。”国筠端详周桥一下，发现他有点异样，问：“怎么，不高兴？有事瞒着我？”周桥说：“有个情况，我想给你说，但心里很犹豫。你得保证，听了不慌张，不影响正常生活，不影响健康。”国筠着急地说：“什么事呀？无论什么事，该说也得说呀。如果真的有事，不管我慌张不慌张，你总得说呀，瞒能瞒得住吗？说吧，你不说，我更着急。”周桥说：“我估计也就这两天，我就要成为审查对象了。”国筠一听就呆了，脸色焦黄，声音抖颤，说：“凭什么呀？你又没贪污一分钱？”周桥说：“看运动发展的趋势，凡是经管过钱物的，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干部，要人人过关，普遍过筛。”国筠说：“你也没管过钱物呀？”周桥说：“刚进城一段时间，我在军管会文教组分管过文教系统的财产接管和经费开支的审批。”国筠说：“噢，只要沾点边儿，就全审查，这不荒唐吗？”周桥说：“问题是有的被审查人经受不住压力，胡乱坦白，再乱揭发别人，不论有没有问题的人，瞎‘咬’一气，弄得个个成‘虎’，人人自危。”陆国筠说：“那不麻烦了吗？”周桥装出没事儿的样子，说：“没事儿的，审查一下也好。没有问题，很快就过关了。你在家，让守梅表妹陪你，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好好休息，不用担心我，为了小宝宝，一定好好的，乖乖的，好不好？”陆国筠身子一下瘫软了，眼泪像开了口子的水渠止不住地流，说：“这算怎么回事儿呀……”过了一会儿，她说：“不行，我得去找庄书记。”周桥说：“你这样子，怎么去找呀？再说，现在这种时候，正在风头儿上，找他，他也不能出面替我打保票呀。找他也没用。我们党搞运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当运动高潮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得顺势而行，随波逐流，推波助澜，而不能逆潮流而动，谁也不能给运动泼冷水，谁也不能轻易地替运动对象说话。所以现在只有一条路，老老实实接受审查，你好好在家休息，平平安安让小宝宝降临人世，而且得坐好‘月子’。”国筠说：“还有十几天就要生了，那时你能不能没事儿了？”周桥想了想，说：“快的话，也许就没事儿了，万一我不在家，你也得按我说的做，记住了吗？”国筠说：“记住了，你放心吧。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呀。”周桥说：“我能出什么事儿呀？我是老运动员了，在延安参加‘抢救运动’，我还被当成国民党特务给关起来过哩。跟共产党干革命，不但要跟敌人斗争，被自己人斗争，也很难免。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一边说，一边给她擦干眼泪，说：“看你，这就要做妈妈了，还跟小姑娘似的，那么爱哭。今后得慢慢提高适应困难状况的能力。”陆国筠说：“你当真要受审查？那得做做准备呀。”说着就站起来，挺着大肚子，给周桥收拾带的东西。

第二天早饭后，周桥提了国筠收拾好的换洗衣服，洗漱用具去上班。行前，国筠依偎在他胸前，说：“你一定要当心，保重，不要挂我。”说着就流眼泪。周桥吻吻她，用手抹去她的眼泪，说：“看，又哭了，一定要坚强些，记住了。”国筠频频点头，说：“别担心我，你走吧。”周桥上班去了，确如他所料，当天晚上就没有回家。守梅说：“我去给俺三姑和姑父说说俺姐夫的事吧？”国筠说：“不忙，白让他们担心。实在瞒不住了，再说。”守梅说：“筠姐，你真得听姐夫劝，想开点，姐夫他不会有事的。”国筠说：“你姐夫不会有事，我绝对相信。就算共产党的干部有百分之九十九出问题，他也会在那百分之一里。好，我想开点儿—想不开也没办法儿。为了你姐夫和孩子，好好儿的。”话虽这样说，但她仍然想不通。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一个恶梦，因为这太荒唐，太离奇，太不可思议，太难以置信，太匪夷所思，太超乎正常人的想像了，这简直比恶梦还荒诞，比恶梦还怪异，比恶梦还无法理解。怎么可以平白无故，无中生有，罔顾常识，把完全清白的人指为“贪污分子”—“老虎”去审查呢？陆国筠觉得简直可以跟中国历史上“指鹿为马”的故事相媲美了，而接着发生的事，更加荒唐。省教育厅的一个骨干和育新中学的领导一起来家，给国筠谈话，教育厅骨干开门见山地说：“现已查明，周桥犯有严重的贪污罪行，你要很好地配合组织，交待揭发，并把他贪污的钱交出来。”国筠说：“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们家周桥绝对不是那样的人。组织上给他配的服务人员，我们都退了回去，我怀了孕，让自家表妹来帮忙，所有费用都是我们自己负担的。我跟你们说，他连办公室的一张信笺、一个信皮儿也没往家拿过。”那人说：“他本人都承认了，你还不老实交待？”陆国筠气得心跳像敲鼓，说：“既然他承认了，我又没有和他一起犯罪，你们让他自己来家把贪污的钱拿走不就行了？何必找我？”学校领导说：“陆老师，你这样的态度，可不好。这不是对运动的正确态度。”教育厅骨干说：“看你这态度。你的态度从侧面证明了周桥问题的严重性。他就是被资产阶级拖下水的腐化、堕落分子，他有今天，和你有直接关系。”国筠气得面红耳赤，额头上冒出冷汗，声音抖颤地说：“你把话说清楚，他的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教育厅骨干说：“你什么出身，什么身份，怎么腐蚀拉拢周桥，你自己还不清楚吗？”陆国筠听他说这样的话，气得脸一下变了颜色，像黄裱纸似的，眉头上冒出冷汗来，身子发抖，嘴唇哆嗦，但说不出话，刹那间昏迷过去，从椅子上出溜到地板上，守梅吓坏了，慌忙过来扶她，来的两个人有点着慌，教育厅骨干强作镇定，说：“大小姐的臭毛病来了，吓唬人啊？”守梅回头对那人说：“俺表姐怀着孕，她都这样了，你还说这样的话，你们有人味儿吗？”学校领导斜了那骨干一眼，气咻咻地出门，从邻居家喊了个老太太来，几个人一起把陆国筠抬到床上，老太太掐她的“人中”穴，嘴里念叨：“作孽啊，……”守梅一直在嘤嘤地哭，老太太说：“不用害怕，她有‘身子’，体质弱，气着了，一会儿就好了。”过了十来分钟，陆国筠慢慢地动弹了，老太太说：“没事儿了。就是得注意别伤着孩子。”学校领导对守梅说：“你费心照顾陆老师，我们走了。”那骨干说：“你是他们家什么人？回头告诉她，这事儿不算完。”守梅气鼓鼓地瞪那人一眼，没理他。学校领导拽了那骨干走了。邻居老太太说：“这是什么人啊？治死人才舒坦吗？”

国筠苏醒过来，守梅喂她喝了点糖水，让她睡下，急忙去祥云里送信儿。陆伯言和程兆菊一下慌了神。陆伯言说：“糟糕，这‘三反’运动怎么还真像伯川说的那样乱打一气？”两人匆匆赶来，陆国栋下了班，听孙妈说了，也赶过来。不大会儿，国群也来了。陆国筠脸色腊黄，有气无力地说：“本来不想让你们都知道。你看，把全家人都惊动了。”国群说：“不行，明天我再闯省委，去找庄书记，怎么这样搞？”国筠说：“可不行，你刚考上干，还没报到上班，小心犯了错误。再说，你姐夫说了，找他也没用。看来，是两件事，一是他分管过跟钱物有关的工作，沾上边儿，就是‘老虎’，再就是找了我，是中了‘糖衣炮弹’，被资产阶级拉下水了。他贪没贪污，咱们自己最清楚；如果找了我这个妻子，就算错误，那听候共产党处理就是了。”陆国群说：“听他们胡说八道。姐夫和你结婚，不是向组织上打报告，批准的吗？怎么倒变成中‘糖衣炮弹’了？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晚上，爸妈哥哥回祥云里了，国群住下，睡觉前跟姐姐啦呱儿。国筠说：“听人说，关起来的‘老虎’会挨打，最轻是‘熬鹰”。”陆国群问：“什么叫‘熬鹰’？”陆国筠说：“原先我也不知道，现在才刚刚听人讲，‘熬鹰’是玩老鹰的人为了驯服它，捉了来之后，黑白地不让它睡觉，一连多少天，就让它熬眼儿，多少天以后，老鹰的神智崩溃了，就被主人驯服了，乖乖地听命于主人了。现在，那些办案子的人就用这个办法儿，黑夜白天不让‘老虎’睡觉，他们倒着班儿盯着，一打盹就把他弄醒，有的人困急了，甚至出现幻觉，睁着眼做梦，为了过关，就胡乱交待‘问题’，并且‘咬’别人，被‘咬’的人胡乱承认，再咬对方或另外的人，……‘老虎’就越揭越多，‘犯罪’的数额越来越大。……就这样胡闹，……不知道人家怎样折腾你姐夫，我想想都吓死了。”国群说：“事已至此，你也得想开点。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胡乱交待一气，那就等于什么也没交待，不过临时受点委屈而已。而且，我姐夫他一定会顶得住压力，既不会无中生有地交待问题，更不会给别人捏造问题。”陆国筠说：“那样他会比别人受更多罪啊……”说着又掉眼泪。国群说：“看你，怎么跟小孩儿似的。”陆国筠说：“你上学，不知道社会上的事，这院儿里有个从旧政府接收过来的老会计，打成‘老虎’了，受不了了，从四楼上跳下来摔死了，老婆孩子哭得昏天暗地，整座楼都打颤。……你姐夫别再出什么事儿……”国群说：“想什么呢，姐夫是什么人？怎么会出事儿？放心，他是百炼成钢的，不过受点罪，点事儿没有。”……天晚了，姐妹俩睡在一张床上。后半夜，国群被“哎哟”，呻吟声惊醒了，翻身坐起，见姐姐在床前地板上挣扎，她赶紧拉开灯，问：“姐，你怎么了？”一边去扶姐姐，一边喊守梅来，两人把陆国筠架到床上，国群问：“怎么回事？”陆国筠喘息稍定，说：“我做了个恶梦，你姐夫被人追着，荒山野岭地到处跑，眼看就追上了，他跑到一个看不见底的悬崖跟前，我老远看见，慌忙往他那里跑，想去拽住他，还没等我跑过去，他就跳下去了，我也紧跟着他跳了下去，吓醒了，才发现是摔到床底下了。……国群，这个梦，是不是特别不好？你姐夫会不会有什么事？”国群说：“你还是当老师的，还迷信？有什么事儿？全是你胡寻思得太多了。天还早，再睡吧。”睡下一小会儿，国筠又“哼哟”起来，呻吟着，说：“不好，我小肚子疼得要命。”国群和守梅慌了，国群说：“我们赶紧上医院吧。”国筠说：“天还不亮，挨乎到天亮再说吧。”国群说：“那可不行，守梅，你在这守着，我打电话，要救护车。”二十来分钟以后，救护车来到了，随车来的护士把陆国筠抬上了救护车，到了德惠医院，不多大功夫，陆国筠就进了产房—她早产了，离预产期还差着不少天哩，是个小女孩儿，不足月，像个小癞猫儿，可怜兮兮。妇产科大夫说：“这种情况，往往是产妇受了强烈刺激、惊吓，或者剧烈的碰撞这一类原因造成的，很危险。你们幸亏来得乃时，不然小孩大人都够呛。”医院把孩子送进无菌育婴室，给产妇挂上了吊瓶儿。守梅跑回家说了，一家人都赶到了医院。国栋、一兰找妇产科大夫了解病情，陆伯言在走廊里焦急地打转儿，程兆菊看着脸色苍白的女儿，不住地流眼泪。大家守候了好一阵，国栋说：“爸妈不必担心，大人、孩子都没问题了，让守梅一个人在这里就行，反正我和一兰都在院里，国群你陪爸妈回家吧。”

几天以后，国筠和孩子的情况都有好转，但还不能出院。国群从医院里回来，七点多钟了，天黑老大会子了，爸爸才回到家，脸色十分难看。国群慌忙接过爸爸的外衣，问：“爸爸，怎么回来晚了？工厂里出什么事了？”程兆菊说：“快给你爸倒杯水，怎么脸色那么难看？”陆伯言一屁股坐下，气咻咻地说：“过午区里来人主持召开‘五反’大会，号召揭发我的‘五毒’问题—已经开了几天了，我回来没讲。什么行贿，盗窃，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我一点儿事也没有，是不是有偷、漏税，他们正在查，会上提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有的工人对车间管理有意见，这都没关系，税上真有问题，该补就补，该罚就罚。让人气愤的是，会上有人发言，说国筠嫁给周桥，是我们腐蚀、拉拢共产党的干部，是拉共产党人‘下水’，是‘美人计’，我气坏了，当场跟他们顶了起来，我拍了桌子，站起来抗议他们，说，你们可以揭发我的问题，可以批我，斗我，关我，判我刑，但不能污辱我和我们家人的人格，不能玷污我的女儿，最后闹了个不欢而散。区里的人觉得不大好了，又跑到办公室做我的工作，让我‘正确对待’，他们仗势欺人，拿屎盆子往人头上扣，怎么‘正确对待’？我也豁出去了，看他们怎么往下搞，怎样收场？”国群说：“姐夫那边也是批他被资产阶级拉下水，被糖衣炮弹击中，我和姐姐怕你们生气，没有说。”陆伯言说：“这是干什么？这是怎么了？”陆伯言气得没吃什么饭，勉强喝了几口汤。晚上，陆伯川夫妇来了，进门问周桥和国筠的情形。程兆菊说：“不光是周桥成了‘老虎’，国筠连气加吓，小产了，好歹没出人命，你哥也挨批了，还糟蹋人。这不正生气呢。”陆伯言捶胸顿足地说：“他们为什么这样歪曲事实，这样污辱清白无辜的人，”陆伯言喝口水，顿了顿，又说：“谁都知道，我从国外留学归来，一度涉足官场，因为不满政治黑暗、尔虞我诈那一套，决心激流勇退，洁身自好，转而投身实业，日本鬼子侵占济南，知道我有留日背景，在官、商两界有些人脉，非拉我出来，让我在山东省任伪职。我跑回老家，藏到陶山山洞里，一待七、八年，抗战胜利了，才回来重整旧业，荜路蓝褛，惨淡经营，才算小有规模。远不是什么豪门巨富。解放了，我清楚，共产党掌权，是要消灭有产阶级的，是要‘共产’的，所以一心顺应潮流，总是谨小慎微，诚惶诚恐，始终有一种负罪感，就好像我辛辛苦苦弄这点产业，是偷来的，抢来的，是我亏欠了社会，亏欠了满大街每一个人！我竭力表现积极，靠拢政府，我捐款去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宣布放弃房租，房产交政府处置，他们想拿走我的产业，干脆来人接管好了，全拿走好了，我自信我和我的儿女可以自食其力。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变着法子整来整去？他们居然拿我女儿经过共产党批准的，合法的婚姻来做这种下劣的文章！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而且还祸及周继章，让他成了被资产阶级拉下水的坏干部，这真是荒唐透顶了。”陆伯川还是第一次见哥哥这样激愤，这样怒不可遏，甚至儿子被错当“反革命”关押，也设这样，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哥哥是真的被这种羞辱惹恼了。陆伯川受哥哥感染，也越想越来气，说：“哥，你也不必太激动。他们这样搞，本来也很正常。我早就发现，只要被他们搞到的，他们根本就不再把你当人看待，往往是越凶越好，种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要整人，一定把他搞得一无是处，一定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定不会考虑留有余地，适可而止。一般人遵循的纲常伦理，他们全都无所顾忌，对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他们会嗤之以鼻。所以，现在对这一类事情，你就尽可能往坏处想，有事情会非常糟的心理准备，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才不至于特别烦恼。现在出现的好多事情，往往不太出乎我的意料。哥，因为你凡事总往好处想，甚至用幻想，用良好的愿望来欺骗自己，所以，当事情出乎你的意料，就特别失望，特别痛苦，也特别气愤。哥，你仔细想想，按解放以来共产党的一些做法，现在这样搞，也符合他们一贯的行为逻辑，不足为怪。另外，我还发现，也许因为他们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通过打仗坐了江山，打仗嘛，自然是消灭敌人越多越好，现在搞运动，还是沿袭那种思维惯性，整的斗争对象越多，问题越严重越好。那些运动骨干，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为了邀功请赏，常常不择手段，反正‘左’比‘右’好。这也不能怪下边儿，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为什么一搞就过火儿，如果不是上边儿鼓动，纵容，怎么会这样？另外，也许是因为政权来之不易，所以什么事情都联想到政权，保卫政权是重中之重。他们中间的少数精英也许曾经是理想主义者，真心诚意救国拯民，但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却往往搞赤裸裸的实用主义，表现出自相矛盾和伪善。你看，他们对上海荣氏，天津王氏—就是刘少奇夫人的娘家，济南的苗海南，奉为上宾，礼遇有加，而对众多的小老板、小业主却剑拔弩张，整来整去，更不用说农村那些一脑袋高梁花子，终年劳作，省吃俭用品小地主，小富农是多么冤枉了。何厚彼薄此之甚也？政治需要而已。总之，看透了这些事，明白一点，改朝换代之后，归根结底，他们既要巩固政权，又要把全社会政治、经济利益重新分配。我们注定了是被剥夺的，所以，挨整，遭受磨难，是题中应有之义。认清这个现实，你就想通了。”陆伯川这一大通议论，让在场的人听来如醍醐灌顶，不寒而栗，不得不承认他说的确有道理，又惊又惧。国群听了，知道这些话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但她也暗暗感到，爸爸、叔叔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面对眼前的境遇，有这样的想法儿，也不足为怪，但是又很可怕。陈姝对国群说：“你听你叔这些话，要在外头说，那还不得逮起来？再说他，也改不了。”陆国群说：“叔，你是得注意，这些话可不能乱说。”国群心想，作为青年团员，作为即将赴任的“革命干部”，她应该旗帜鲜明地跟这种言论作斗争，但她毕竟年轻，她对运动整到姐夫周桥和爸爸身上，特别是居然往姐姐和姐夫的婚姻上泼污水，也觉得惊诧，错愕，所以也就没有心情，也打不起精种来反驳叔叔了。陆伯川间：“你姐和孩子怎么样了？”国群说：“姐的身体好多了，孩子也没什么危险了，再有十来天就可以出院了。”陈姝说：“国筠一向那么柔弱，摊上周桥这事，她能闯过这一关，真难为她了。”国群说：“慢慢地，她也适应点了，没办法儿，只能面对现实。”陆伯川问：“国群，你什么时候走？”国群说：“快了，还有个把星期就要走了。家里这个情况，还真不放心走。”陆伯言说：“不管怎么样，你该走还得走。你在家，也不顶什么事。总不能把你也搭上吧。别犹豫，让走，义无返顾，坚决走。你们这一代，要在这个社会中生存，要站住脚，要成人立命。不适应，不努力，怎么行啊？”

培训班结业了，国群被分配到革命老区崮山县。就要走了，娘和孙妈忙着为她准备行装。临走的前两天晚上，爸、妈嘱咐她两条儿，一是说话不能太直，直言贾祸，要谨言慎行，毕竟和出身好的人不一样，不担事儿，别犯错误。二是季龙翔的事，看得出来，这孩子一心和你恋爱，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有什么不好，但总觉得有点儿华而不实，有点儿不实靠的感觉，也许爸妈看法儿不对，但你自己要当心。“男怕干错行，女怕嫁错郎”，姐姐嫁给周桥，是选对人了。你最小，可不能出问题。国群说：“你们放心吧，我心中有数儿。我走了，你们自己要保重身体，爸也不要为‘五反’的事着急，上火，没问题就是没问题。记着别硬顶，别说出格儿的话。”临走前一天，国群去医院，先去看了小外甥女儿，又去姐姐病房。国筠看着即将远行的妹妹，两眼不知不觉就噙满了泪水，国群说：“姐，看你，哭什么？”国筠忙擦干眼泪，说：“好，姐不哭了。你一个人上那么远，那么苦的地方，姐真为你担心。”国群说：“不怕，我也需要吃苦磨炼。最让人不放心的是你。我去那里，是条件差些，生活可能艰苦些，但心里有奔头，苦也不觉得是苦了。”国筠说：“是啊，可是姐现在的情况是心里苦。”国群说：“姐，你总相信姐夫是清白无辜的吧？那你就一定要把这事看开了。姐，答应我，一定要坚强起来，为了孩子，为了姐夫，也为了不让爸妈担心，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出了院，带好孩子。”国筠说：“没有办法儿，事到临头，不坚强也不行。我也想过了，出身不好，不应该是一种罪，即便是‘罪’，它与生俱来，罪不至死。既然不死，就索性好好活着。你也得注意，虽然侥幸当了干部，但毕竟出身不好，也要格外小心。”国筠问：“那个季龙翔分哪去了？”国群说：“和我一个地区。他说地委里有他爸的战友，要求跟我分到一个县里去。”国筠说：“有个伴儿倒好。但是这个人到底行不行，你得好好掂量。”国群说：“我会注意的。”

国群走的那天是星期日。爸、妈，叔、婶，哥、嫂都来车站送行。风和日丽，春光明媚。柳条儿绿得撩人，迎春花黄得耀眼。别家送行的个个眉开眼笑，他们这边儿却人人面带愁容。车快开了，国群忙着上了车，趴到车窗口上，向爸妈他们挥手，火车开动了，爸妈他们还在向她招手。她望着明显变老的爸、妈，满脸忧色的叔、婶，眉头紧锁的哥哥，神情抑郁的嫂子，他们都在翘首看她，在越来越快地向后退去，很快就看不见了。她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当她义无返顾地投奔革命队伍，去开始一种盼望已久的，全新的生活，跟家人告别的时候，居然没有感受到豪情漾溢，激情澎湃，竟弄得有点“风萧水寒，壮士痛别”般凄凄惨惨。是啊，当爸、妈，姐姐、姐夫乃至全家处境艰难的时刻，她却要弃他们而远去，为自己憧憬着的美好“前途”而牺牲掉亲情，那美好的“前途”在那个偏远的，陌生的，据说是贫穷的，艰苦的地方等着我吗？……她拭去自己脸上的泪水，对正同情地看着她的季龙翔难为情地笑笑。……不论如何，她要朝着前方，朝着那“前途”奔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