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狼发牢骚
发发牢骚，解解闷，消消愁
正文
这里说“看法”，来自《金融时报》中文版专栏作家刘裘蒂的总结。
刘裘蒂，神人（参见她的《美国华人的大学平权之争》。《金融时报》中文版收费，这里接链是盗版；以及侨报《刘裘蒂《自创光环》讲述纽约经》），说她能折腾属不敬。她自己在《金融时报》中文版自表是：
刘裘蒂，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耶鲁大学文学硕士。中英对照时尚杂志《约》出版人。曾经是经手数百亿美元项目的华尔街名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现创立中西文化对话的多媒体平台“中国正在”。因独树一帜的犀利时尚风格，成为纽约名流圈经常入围最佳着装名单的媒体人，并入选为纽约时尚设计学院美术馆成立43年以来第一位亚裔董事。全球化智库（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著有《自创光环：品质女人自我养成术》
在暗讽中国风气堕落、老土，被西方吃死的《直击“维密秀”：1000万美元的胸罩 大腕云集 中国式面子》一文里，她若无其事般提过自己“是那个在20岁以前已经读完尼采所有作品、混过华尔街的‘女博士’，又是主张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确实是轮不到咱这般凡人瞎说。你要是读读《常春藤高材生→纽约大律师→时尚女魔头，听A+女人讲述缘何爱上B+自己》的故事【这里的“B”，是考试得B。】。
今天美国国内的反华意识遍布全国，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政客精英百姓都觉得美国当今一切社会毛病都是中国给带来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是急先锋。刘裘蒂说美国对中国的“幻灭”，确有其情，诸多原因。我说原因很简单，美国制造业蓝领失落得找一个替罪羊，非中国莫属；美国精英得找一个替罪羊，非中国莫属；美国军工得找一个替罪羊，非中国莫属；美国政客得找一个替罪羊，非中国莫属。而习近平的冒进，更让美国的统治阶层感到威胁，这给美国全国带来一个共同的敌人。大家知道，大家异口同声大骂一个混蛋时才觉得出气，同仇敌忾攻击一个敌人才真正体会到“爱国”【这是在美国谈爱国】。
反复说“替罪羊”，是在给中国辩护吗？也是，也不是。就字面来说，显然是辩护，不过辩护并非说中国无辜。中国耍赖的地方多了，坑别人坑自己，产量上去了，效果很费，浪费的程度很大。不过说耍赖，大家都耍赖，美国西方说美国建立、领导了统一全球的体系（Liberal democracy world order, aka Pax Americana），大家都得益，是战后全球进步的基础，大家搭的都是顺风车。
不过，全世界更多的落后、发展中国家大家的想法往往就没这么“跟上队”了，确实，大家生活提高了，提高了不少，中国就是“投身”这一体系的得益者，不过，美国西方得益更大，他们付出了努力，但回报比落后、发展中国家也大得多，就此唯一能说明的是大家合作比不合作好处大。
美国制造业状况远远不是一般媒体报道的那般。首先它的衰退其实早就开始了，那时中国文革还没完。“衰退”，既是美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二战后就开始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美国资本寻求最大回报（被学术界成为追求“效率”）的结果，华尔街“经济金融化”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开窍。换言之，那是美国统治阶层的选择。其次，美国目前的制造业很强，技术效率都很高，产值更是令人羡慕，唯一的是自动化程度太高，不需要雇太多的人，也不要没教育的人。另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是不太全面。过度依赖全球化，可是别忘了，全球化是美国资本、统治阶层花了四五十年努力的目标，不是中国的阴谋。
Autor-Dorn-Hanson
所以将制造业的状况归罪于中国难以服人，虽然那是民间媒体的话题，却不是精英的主要动机（其实西方精英并不管百姓的死活，这几年西方轰轰烈烈的民粹运动就是大家造反了）。西方精英恨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逼外国企业“技术转让”和“非法盗窃”知识产权（技术），但骨子里，是担心中国动摇了美国统治世界的地位（参见： 西方对习近平登基最恐惧的是什么？ ）。
“技术转让”，我以前就说过这很复杂（参见：中国并无良策对待美国制裁 ），没人愿意转让，但被逼转让的情况不多，一般来说都是你情我愿。Bonnie Girard在《The Misconceptions at the Heart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的说法（她本人一点儿没有替中国辩护的意思）
However, it is wrong to characterize those transfers as “forced.” U.S. companies have often jumped at the chance to set up R&D centers in China. Far from being forced, companies have welcomed the opportunity. They see lower R&D costs, access to an educated workforce in their industries, and the potential of greater market access in China. American negotiators should not press this issue too greatly, as most of the overt technology transfers have been made by willing collaborators, not by hostages.
盗窃就难以辩护了。老实说大家都盗窃，美国发家就是靠盗窃英国来的，不过公开说不好意思，我觉得盗窃这种不得已的行径反映了中国体制的一个致命问题，就是国家垄断。国家不仅仅垄断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垄断媒体言论，垄断工业基础和大工业，还垄断科研和思维。精英们连想什么（不是要说什么）都受压制，科学技术就没法提高，这靠钱是买不回来的。 最近要不是联邦调查局干了件好事，痛打“千人计划”，也许大家还觉得中国这就能“现代化”了。这种馊主意，给美国“所有中国学生学者（甚至华裔）都是间谍”的极端思潮找到了借口。
刘裘蒂博士为《约》杂志出版人。《约》杂志是美国首屈一指的中英双语时尚季刊杂志，由唐纳德川普女婿所控股的观察者传媒集团和《中国正在》联合出版。《约》是中国当代豪华旅行者接触具有历史价值的高端珠宝、名表、时尚、艺术、文化、设计、房地产和生活等品牌的纽约杂志。从它2011年11月创刊号开始，《约》已经是众多中国商业人士和豪华旅行者了解纽约最新豪华时尚咨询的首要渠道佩服
习近平一年多前在达沃斯维护世贸的豪言让全世界耳目一新，但虽然他在多次重复中国的这一许诺，大家后来都觉得那只是空言，信不过。一路一代，孔院等等，这一切，都是拔了老虎的毛，大家觉得得认真对待。
中国国内呢？尽管中国国内多贸易中争执不小，上上下下许多人对目前两国敌视的程度措手不及，感到震惊，有进退两难的感觉，但（中国）政界精英对美国的霸道极其反感，美国压制中国崛起的观点成了主流。这一来，加上习近平在权势方面的考虑，两国都无法退让。
美国真的能挤垮中国吗？美国精英都觉得时机很成熟，因为不但美国国内有牢固的基础，发达国家都希望借机逼中国就让（欧洲、日本，甚至越南、印度都希望渔翁得利），大家天天在叫：“总统，联欧日共治中华”。很遗憾，总统淳朴（Donald Trump，人称特朗普或川普）不懂。也许太傲，不屑。
其实靠贸易制裁是无法让中国屈服的，就从习近平的统治来考虑，就不可能。中国不想打贸易战，如果让点步能息事宁人，中国也会让，吃点小亏，换来时间，也是上策。不过城下之盟，万万不能。任何国家都无法接受损害自己治国基础的条件。
淳朴当局其实对局面是误判，班子无能也好，无可奈何也好，中国经济对比美国差多了，但美国出口对中国经济影响不是致命的，据经济学家估计，大概影响到总产值的0.5到1.0%左右，中国能承受。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是投资和房产，贸易成了小头，中国最近的内销也达到总产值的六成左右，如果不读书，不读报告，决定就是瞎蒙。
不过淳朴班子的感觉是即使制裁没用，大家一块儿往死里打，咱美国大，经济实力比你强，你先死。这是无知、无能。倒是前首席参谋，美国国家民族主义“思想家”辩能（Stephen Bannon，人称班农，主张民族经济民粹运动，白人至上主义者，“列宁主义”信徒，得罪老朴被挤哒到一边）一个月前在接受《商业有线电视CNBC》 采访时说的“淳朴的英明决定会导致世界产业链大挪移”不容小觑。问题是真会如此吗 ？
当前世界已经无可逆转地变成了一个“多元”世界，美国还是独一无二的强国，但独霸是不可能了。即使美欧在贸易上达成共识，欧洲也不可能跟美国站在一起将中国致置于死地，中国是世界政治经济的一个关键环节，基本按照西方规矩玩儿，西方体制的基础是规矩，除非大家都赤裸裸放弃自己的体制，否者欧洲必须允许中国的存在。至于发落后和展中国家，大家不是听到许多小国都暗地盼望美军回来“保安”，压住中国这小霸王，占尽大家便宜。其实，站在中国一边的是多数，大家对中国有气，对美国气更大，相比之下，中国可靠的多多了，还“不干涉内政”。美国除了大道理，啥也不干，中国讲的是“双赢、互利”，真的把钱搭上。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一，美国对中国投资非洲一直耿耿于怀，自己却不愿出钱出力，攻击中国“新殖民主义”（参见《纽约时报》的报道，很有针对性），瞎扯。多年前希拉里还是外长的时候，就警告非洲各国“中国的投资不怀好意”，当时连美国媒体都说，“您除了说空话，手上有啥招数”。
二，美国一直希望跟印度联盟，组成“美日澳印”大包围之势，制衡中国。日澳也许会小心翼翼跟上，美印联盟是不可能的。印度是个大国，极其自豪自负自傲，绝对不会接受任何其他国家指使，不可能跟美国成为真正的盟友。穆迪最近对习近平态度很好，不可能把印中关系放弃。
最后日本。安倍是天下第一淳朴马屁精，第一个到纽约叩见淳朴，想尽了一切法子讨好，日本恨中国，想搭美国车，可是，几个月前《华邮》捅出来说有一次淳朴当面对安倍说：“珍珠港我是没忘了。”据说当时安倍就傻了。
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挨在旁边，任何有脑子的人都会安排安排，不是朋友，不比把对方逼成敌人吧？
《新华社》2018.09.12
比起上一次好多了，至少脸上有笑容
这一切都在说明，大家选择什么，自己心里往往有数，不会唯谁马首是瞻，中国有影响，但难逼他国就范，美国也一般。有筹码，得在关键时候才能用。
其实中国觉得自己挺守规矩的，改革开放西化是主导，虽然“中国特色”，西方式的政策、机构，中国采纳的极多（当然法律是唯一准绳、司法独立就说不上了；市场开放也差），中国医疗界大量进口欧美药物、医疗设备，联手痛宰老百姓，干得比谁都欢。今日中俄两国正忙着联合军演，普京习近平督阵，大谈两国在新局面下如何合作、应对，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冯玉军在接受《华邮》采访却坚持“中国是要变成（美国）世界体制的一成员，俄国可是要给大家捣乱”（China is trying to integrate itself into the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promote globalization, he said, while Russia is not willing to obey the established order）。说这些废话，是想说中国其实觉得理在自己一边，不说淳朴毫无章法，即使有，全世界其他国家也不会轻易站到美国一边。
既然美国当今一切社会毛病都是中国给带来的，那么中国真正的罪恶是什么？中国太大，中国人太狠（就是说中国人为了过上好日子，啥都放弃了，拼命干），二三十年就把人类历史向来要一两百年时间才能做到的，做到了。这一来，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不少毛病没时间调整，一下就漏了出来。美国上乘社会（整个层次）压制本国老百姓，通过一切手段（都不是公开的）将权利、财富和机会都揽到自己手里，底层太苦，种族问题解决不了， 辩能痛击美国上层的腐败，就是明证。
对中国来说，可笑，最恰当的例子，莫过于美国西方抗议中国不再进口垃圾了。
【后记/附录：阅读资料】
《今日心理学》Up with the Wealth Gap!
【注】 刘裘蒂在《金融时报》中文版就这一话题写了四篇，第一篇都不到 （《金融时报》中文版得交钱），但觉得不关键，这是其他三篇。
刘裘蒂：贸易战火下的美国
之二：从中美贸易战，看美国对中国的“幻灭”
导读：在中国的眼里，美国对中国的“幻灭” 是“一厢情愿”，但我认为这也是重新审视和定义中美关系的契机。
最近几个月中美贸易战发展的曲折，“震惊”了不少认为特朗普只不过是在中期选举年摆摆政治姿态的人。特朗普本身反复无常和缺乏公信度，以及鹰派的偏激立场，很容易让人低估贸易战如何来势汹汹。但是其实今年以来出版的几本新书，透露了美国精英思潮里普遍对于中国的“幻灭”。
在许多美国学者和智库的眼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尽头”，而“第三度革命”正朝着与改革开放的相反方向奔去。对于中国政府宣布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美国却解读为以虚拟的墙更加密切地控制与对外思想和资本的交流。美中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在近著《第三度革命：习近平和新中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中甚至写道：“中国领导层正在扭转政治和经济开放的趋势，以及三十年前邓小平‘第二次革命’所引发的低调外交政策。”
为什么说美国对中国“幻灭”呢？这个本质上的观点逆转对中美今后的关系将有什么样的影响？
回顾自从尼克松访华以来，在过去46年间， 基本上中美关系的“罗曼史”有点像“欢喜冤家”，并且是建立在一种彼此的“幻想”：就是我跟你玩，你就会接受我；或是你跟我玩，你会越来越像我。
为了说服国会投票支持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 的成员，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提出的理由是：“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不仅仅同意进口更多的产品，更同意进口民主最珍视的价值之一，即经济自由……当个人拥有不只是做梦的力量，而是能够实现梦想时，他们（中国人）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
在克林顿的想象里，中国加入WTO可以实现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民主愿景”，也就是“一个充满自由市场、自由选举和自由人民共同努力的世界……使中国更像美国。”
是的，从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说，“使中国更像美国”就是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幻想”。但是，这个想法似乎是一厢情愿。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美国时间7月25日，应邀出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活动时说，对于中国的目标和意图，外界有不少误解和误读。他认为，中美仍然在同一条船上，仍然需要“风雨同舟”。
崔天凯明确地表示：“改变中国是一种幻觉。我不认为中美两国真的能够像有些人鼓吹的那样去改变对方。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国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是由中国漫长的历史所决定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真正改变中国。改变中国不应是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任何国家对华政策目标。我相信这也不是历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目标。我和基辛格博士谈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改变中国从来不是当年他和尼克松总统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初衷。”
即使美国没有积极改变中国的初衷，但不能否认的是，美国在经营对华关系时，向来都有隐形的期望值，希望通过把中国纳入美国思维的世界秩序，中国会由经济上的改变，带动社会、政治上的变革，逐渐拥抱美国所推崇的价值观。
直到特朗普对于世界秩序重新洗牌为止，从WTO到各种国际商务的机制，“全球化”事实上代表的是一种“美国化”的秩序，自然也反映了某些美国的既定观点和成见。
中美贸易谈判虽然涉及逆差、关税、技术转移、汇率多方面，但是更暴露了双方各自意识形态上“不相为谋”的本质上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场贸易战无异是双方对彼此认知的分水岭。
从最近中国和美国常驻WTO大使的交锋，可以看到双方对于市场经济的定义以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其实中兴、华为事件，以及《2025中国制造》争议，表面上围绕着中美科技竞赛的主题，亦即，在中国人眼中是美国要遏制中国崛起，而美国认为中国政府用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方式来扶持特定工业和企业，造成“不公平”的竞争；但是，背后的隐主题是对于政府是否应该赞助企业的争论。
从企业经营方面，中美之间的差距表现于对“国家企业”和“政府参与”的看法不同。这就正如典型的中国育儿方式习惯：在襁褓时期，便把婴儿裹得像粽子一样，生怕孩子着凉。但是美国的孩子从很小开始喝水加冰块，大冷天穿T恤，因此养成相对比较不怕冷的习惯。
同样，国家过度扶持企业，容易造成连锁反应，包括没有独立的企业文化，商业运作缺乏透明度，从而企业缺乏御寒的能力。在公司治理方面，缺乏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来保障个人及企业的权益。美国政府也有支持的产业，但是多数由政府担任第三方补助，并不积极介入公司的内部治理。
当然美国国内也有对于政府赞助企业的辩论。美国评论者嘲讽这些政府补助为“企业救济金”。
美国“好工作优先”组织，在2015年首次对联邦补贴奖励进行第一次综合核算，包含了137个联邦计划的16.4万多个奖项的记录，并扩展了自2010年以来收集的数据。它的研究发现，联邦拨款和税收抵免的最大接受者是西班牙能源公司Iberdrola，该公司通过“大量投资美国发电设施”获得联邦补贴，
另外标题为“山姆大叔最喜欢的公司”的报告，结合类似的联邦数据和匹配的国家补贴数据，审查自2000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分发的支助、贷款和其他补贴。在这15年的过程中，联邦政府向企业分配了680亿美元的赠款和特殊税收抵免，其中三分之二集中受惠大公司，六家公司已拿到10亿美元以上，而21家公司已获得5亿美元以上。
关于市场经济的辩论，中国本身一直强调仍然会继续改革开放，但是为什么西方人却觉得中国是走回头路呢？这里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国有企业的改革，政府扶持重点工业的形式，以及政府对于企业和个人的控制（如在公司设立党书记的机制）。
WTO总理事会7月26 日在日内瓦举行年内第三次会议，美国常驻WTO大使谢伊借着美方会前提交的文件，对中国经济模式进行指责，包括对于“计划经济”的攻击：
“中国宪法授权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授权也在中国更广泛的法律框架中得以体现。为此，政府和共产党通过政府所有制、控制关键经济实体以及政府指令等方式，继续对资源分配进行直接和间接的控制。结果，生产资料并未根据市场原则进行有效分配或定价。相反，政府和共产党继续控制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关键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土地、劳动力、能源和资本。
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一样，国有企业继续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此外，政府和共产党几十年来通过任命核心管理人员和优先提供土地、能源和资本以及其他重要投入品等手段来控制这些企业……
中国的体制还把法律作为国家工具，用以促进政府实现产业政策目标，并确保取得突出的经济成果。此外，法院等关键司法机关的组织结构也是为了响应党的指导而设计的。这种体制使得企业很难全面、持续地独立于产业政策行事。
中国的主要企业也证实了当前中国经济从根本上具有非市场属性。例如，科技公司阿里巴巴曾表示，‘中国大部分生产性资产仍属政府所有’，‘中国政府通过实施产业政策继续在规范行业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政府还通过分配资源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实施明显控制’。”
中方代表张向晨大使则直接反驳谢伊“中国对自己的描述并不准确”的指控，认为美国把自己的想法当作别人的立场, 甚至多边规则：
“1992年，当中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在旁边的 Room W 会议厅，当被问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代表回答，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26 年过去了，我们从未改变过自己的观点。至于有些人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会改旗易帜，那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世界上市场经济不只有一种模式，中国在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道路，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都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美国谢伊大使刚才使用了‘中国经济的非市场性质’的概念，然而翻遍世贸规则，我们找不到所谓‘市场经济’的定义。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市场经济’标准。世贸规则没有赋予任何成员以这样特殊的权利，把自己的经济模式作为‘市场经济’的样板，一旦有哪个国家不肯照搬，就是‘非市场经济’。”
对于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符合中国WTO的承诺，西方学者见仁见智。其中比较客观的有哈佛大学法学教授马可•吴。哈佛大学出版社今年出版的《中国之问：审视一个强权崛起》一书，收录了他的《中国是否履行了贸易上的承诺？》一文，分析中国并于实现WTO承诺的不同程度和情况，他认为，“核心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能够履行广泛的义务，而是能否达到协议的精神”。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认为，WTO协议旨在遏制中国国有企业的势力，当时中国承诺只会以商业条款运作。据他估计，目前国有企业仅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20%，确实低于2001年时的40%。但拉迪认为最近几年出现逆转，国家对经济的投资增长速度是私人投资的三倍，国有企业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决策的核心。
多年来拉迪一直呼吁，中国究竟是致力于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受到国家参与者严格监管和主导的经济？这对于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现在这两选项的命题变成中美贸易战中双方僵持的一个基本问题。
比方说，自2008年以来，通过政府补贴，中国太阳能电池板行业的制造能力增长了十倍，很多人认为这导致了全球供过于求。中国面板出口激增使世界价格下跌75%。
中国六大太阳能公司在2012年的负债率超过80%。《哈佛商业评论》认为，如果没有补贴，这些公司就会破产。如果中国政府决定停止为无利可图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提供资金，并支持该行业的改革命，那么肯定会有更多的破产和重组。
虽然看到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其对太阳能电池板行业的支持令人鼓舞，“但国家愿意为实现政治、社会、经济和外交目标付出经济效率低下的代价。巨额的中国补贴导致全球产能大幅增加，出口增加，全球价格下跌，并扼杀了其他国家的工业基础。”
《第三度革命》作者易明最近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作为中国的常客，今年早些时候，当我第一次听到一位中国官员将他的国家称为‘超级大国’ 时，我感到很惊讶。但中国对其在国际秩序中地位的看法正在迅速发生变化……目标是创造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格局。”
持着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不再的人士，如福特汉姆大学教授卡尔•闵兹纳在新书《时代的结束：中国的威权复兴如何破坏其崛起？》中写道，“中国的改革时代即将结束，其特征的核心因素（政治稳定、意识形态开放和经济快速增长）正在瓦解 ……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时代即将结束。中国正在关闭。不确定性悬而未决。”
面对所谓的“幻灭”，美国学者对于如何与中国相处之道，也有不同的看法：《中国之问》收录了波士顿学院政治系教授罗伯特•罗斯的《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一文，他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从2010年来陷入直线下坠的螺旋，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不但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点，也动摇了美国在东亚的安全位置。
罗斯认为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反应呈现了两种失误：首先，美国与韩国、菲律宾和越南发展并强化安全上的合作，并未能限制中国在南海增强军事部署。他认为美国的政策误导了中国对于美国企图的感受，让中国认为美国在韩国、越南以及南海的行动完全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
比方说美国的安全考虑其实应该是在东亚，而不是在朝鲜半岛，诸如“萨德”导弹的部署对于美国的安全并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同样地，美国跟越南进行军事上的合作，也没有实质上的意义。而在海域航行的自由，以及公开宣传的海上军事演习不能够提升美国的安全考虑。从美国的角度来讲，这些举措形成中美之间的不必要、并且高代价的摩擦，而战略上的竞争也造成了地区性的不稳定。反而损害美国在东亚的安全。
因此，他建议美国在中美关系面临拐点的十字路口，及时采取外交政策，向中国表达美国希望通过互动来减低冲突的意图。但是这显然不是特朗普政权所采取的道路。
对于某些美国精英来说，目前中美对于“市场经济”之辩，也代表了两国各自秉持的“美国例外”和“中国例外”的抗衡。哈佛国际关系教授亚雷斯特•约翰斯敦在《“中国例外”是否阻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利益？》一文中指出，对于自我群体独特性的强调，往往与歧视其他群体的心态并行，特别是当自我群体内部的统一受到威胁的时候，也就是说，越相信中国爱好和平之“独特性”的中国人，也就是认为中国比别的民族都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对外交政策的偏好越倾向于强硬路线。
约翰斯敦的理论依据是2015年北京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对在北京地区2600个受访者的调研。根据约翰斯敦对于研究结果数据的分析，受访者主张中国爱好和平的独特性，和支持增加军事费用的支出有直线性的正比关系。也就是说，支持增加军事费用的人，反而更相信中国人比别的民族更爱好和平。也因此秉持着强烈的“中国例外”信念的中国人，就如同坚信“美国例外”的美国人，他们的政策主张，往往倾向于与他们自以为爱好和平相反的强硬好战路线。
约翰斯敦认为, 提倡中国独特的和平特质，也具有政治上的目的，使精英和老百姓都认为当国家与其他国家产生冲突时，必定是其他国家挑事，因为（独特爱好和平的）自己完全是无辜的。但是这个观点的危险性，是不断强调自己独特的和平特质，无形中意味着别人的“次等”，反而造成被人视为骄傲的反效果。
在中国的眼里，美国对中国的“幻灭” 是“一厢情愿”，但我认为这也是重新审视和定义中美关系的契机。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即将庆祝改革开放40年之际，除了让世界认知改革开放的成就, 对于未来面对的问题仍然需要梳理, 比如说: 合理的政府扶持是什么？（为了比较，甚至批判，美国政府的扶持方式值得研究。）政府补助除了让重点产业得到短期内的“弯道超车”的优势，对于个体企业和整体国家经济有何利弊？“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对全球经济有什么贡献？经济开放可以与政治开放分歧吗？
或许当我们能够对自己清晰地解说这些问题及其答案时，也就是中国能够尝试与美国建立一个不是基于幻想、真正互惠关系的拐点。
之三：当美国千禧代遇上中国“草莓族”
贸易战最令人担心的长远影响是中美双方彼此的脸谱化，在争执中强化了彼此的不同，而不是共通性。2008年奥运会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随后中国的发展和改变也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但是贸易战凸显了近几年中美关系紧张下，美国“朝野”对于中国逐渐更为负面的认知。
在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2017年《中美两国公众印象》的民意调查中，过去10年来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彼此国家的好感持续下降，受访的美国公众中只有48％对中国有好感，比2005年的59％下滑。唯一的例外是千禧一代（18-34岁）的美国人，受访者之中57%对中国抱有正面印象，远高于年纪大的美国人。
调查并未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缘由，可以推测的原因是在互联网时代成长下的千禧代，可能对另一个受到互联网洗礼的中国新生代和他们的世界，比起经过朝鲜战争和冷战的前一辈，更能感同身受属于这个世代的共鸣。
然而，正当美国的年轻人似乎对于中国的现状，包括同龄的中国千禧代，感到好奇，并且有深入了解的欲望之时，中美贸易战是否会扭曲美国年轻人对中国新生代的认识？
不久前在纽约华美协进社的新书发布会上，我见到了今年刚出版的《年轻的中国：不安分的一代如何改变他们的国家和世界》（Young China: How the Restless Generation Will Change Their Country and the World）作者戴三才（Zak Dychtwald）。我和他谈到了贸易战火下的中美千禧代。
华美协进社发布会的海报里提到了中国千禧代的代名词：“草莓族”。“草莓族”一词出自翁静玉著、1993年出版的《办公室物语》，形容当时的年轻人，现在演绎用来形容1981年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如同草莓，尽管表面上光鲜亮丽，却承受不了挫折，一碰即烂。这些还没有磨练出硬壳的新世代，外表受宠，是社会瞩目的焦点，却背负着许多负面标签：不善于团队合作，主动性及积极性均较上一代差。
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吃苦。
说实话，美国千禧代的名声也好不到哪儿去：自我中心、自恋、太受呵护、不愿意按部就班循序升迁、爱玩手机……这些几乎都是全球互联网世代共同的征象。但是中国的草莓族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跟上一代的对比极大。
作为“匮乏世代”的后裔，许多中国千禧人在一胎化的政策导向下成为独生子女，他们身上聚集了所有的宠爱和压力。然而，中国的“80后”、“90后”和“00后”是否真如传说中的不堪一击？他们有什么本事？又有什么话语权？他们如何看世界和看美国？而中国贸易战是否会影响中国新生代对于美国的看法？这些都是我急于从《年轻的中国》和与戴三才的交谈中找到答案。
乍看之下，《年轻的中国》套用了所谓的矛盾修辞，因为传统里中国的意象是古老和历史渊源，很难与“年轻”联想。但是，“80后”和“90后”正在大幅改变中国的消费观和世界观。这也就是《年轻的中国》一书在西方市场的卖点，因为市场营销专家都试图了解中国年轻人的“痛点”。
中国的4亿千禧一代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他们占中国总人口的31％, 是美国同龄人口（20-36岁之间有8000万人）的五倍，也多于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总和，高盛称他们为“当今地球上最重要的人口梯队”。
本身为千禧代的戴三才在20岁的时候，通过美国大学时兴的“出国学习”课程第一次到中国。虽然他承认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文的时候成绩并不好，毕业后却搬到了中国，从此花了数年时间沉浸在中国文化中，学习语言，并与同龄人为友。在青年旅馆、公寓分租、长途火车和餐厅用餐中，他成了“80后”和“90后”的透视镜。
看惯了一些“西洋背包客的中国游记”，我很好奇《年轻的中国》会带来什么新的观点？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卖弄俗套地搬出了异国风情的大游行，满足了读者的偷窥欲，因为对普通西方读者来说，中国仍然带着神秘的光晕，它的内部仍然带有与外界隔离的“奇观”。
看看博人眼球的章节标题：偷人器官的妓女，小皇帝背负着沉重期望，如何“啃老”（房市与婚市倾轧），欢愉的性爱；静悄悄的性革命，从双眼皮到双十一，好“同志”（同性恋在中国），从吃苦到吃火锅，年轻人的政党认同……
但是《年轻的中国》拒绝把中国人视为被意识形态教条操纵的木偶，而是借着苏州和成都为主要场景，描绘了中国年轻一代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从独生子女的压力，疯狂高考竞争，祖父母爸妈凑钱购买公寓作为结婚的先决条件，对一夜情的看法，到对家庭结构的发展……
个体性与社群归属感
作为西方读者认识当代中国的入门，我认为这本书引人之处在于其以个体为切入点的人本视角，同时不聚焦在媒体特别喜欢爆料的富二代、网红之类的人物。一般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人，很容易忽略中国社会中个体的感知差异，无形中在叙事中抹杀他们的“人性”。
比方说讲“剩女”的章节，主人翁温蒂不但面对春节回家被七姑八姨“拷问”的焦虑，还为了与有妇之夫“高老板”第三度怀孕（前两次堕胎）谈不拢，找到男方家里揭底，又上电视讨公道。作者认为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对情妇不负责任的高老板是个坏蛋，但是中国社会歧视“小三”，因此温蒂的抗议也不受到社会的认同，反而高老板因为家庭和谐受到威胁而博得“同情”。这个细节表达了中西文化价值的不同。
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社会对个性没有应有的尊重，中国的千禧一代是否会陷入缺乏个性的刻板印象？戴三才认为他们不只是渴望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更渴望找到归属感。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千禧一代被称为“自我一代”其来有自：中国千禧一代重视个人表达，试图打破父母努力适应的模式。
至于他们是否会像美国千禧一样成为独立的个体？戴三才认为可能不会：“这些年轻人中有许多是独生子女。再加上中国大城市的疏离、孤立的调性，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其实更寻求归属感，像跑步俱乐部、摄影团体、乐队此类的亚文化都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它给年轻人一种社群归属感。虽然他们首先通过选择爱好来表达个性化，但许多年轻人这样做是为了归属于一个紧密的社群。”
我问戴三才西方对中国千禧一代最大的误解是什么？他认为：“我们低估了中国年轻人的自主思想能力。所有这些刻板印象——他们都是被洗脑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没有创造力和创新的能力——严重低估了中国年轻人自己思考的能力。对我而言，拒绝承认他们是有自己的想法、梦想、恐惧和欲望的个人，是个特别让人心痛的失察。”
我不禁想起2015年出版的《中国的千禧一代：想要的世代》，作者埃里克?费雪称中国的“80后”和“90后”为“want generation”。Want在英文里有两重意义：欲望与匮乏。这本书的架构是先从所有束缚年轻人的框架着笔，再谈个人。也就是强调集体意识如何组织性地塑造个人。
为什么费雪叫中国千禧一代“想要的一代”？他们对当前的形势不满意，并希望更多。费雪的笔调着眼于中国年轻人出生后面临的种种框架：家庭、学校、党、社会、解放军，透过这些框架描述的中国年轻人，并不具有很鲜明的个体性。而他从驻华的记者生涯中，提炼了30位对“不满现状”的中国年轻人的故事：接受教育战斗营、高考奋斗者、爱国主义者、工厂城市蚂蚁、金饭碗创业者、应付社会俗称的剩女、寻找信仰、社会运动者、环保运动者……
虽然着重类似的标题，戴三才的章节以个人入手，回归个人，不加批判，以讨喜的诙谐口吻，近距离地透露了中国年轻人对于社会的感觉。在美国，“中国故事”很多都集中在中国政府身上，戴三才认为这种解读容易造成对年轻一代的误解，因为他们的生活基本上与意识形态或共产党没有多大联系。作者认为真正能了解中国“90后”的关键是：民族自豪感，婚姻，性别差异，学校教育，同性恋，以及老一辈在这个年龄段无法想象的追求“乐趣”的问题。
本书其中一个主人翁贝拉，是一名来自上海南部的23岁学生。为了获得翻译专业的研究生资格，大学毕业后花了一年的时间致力于准备考试。贝拉每个月都会在当地的大学图书馆里待上320个小时。在与同一个应考生坐在同一个图书馆的同一条长桌里，待了五个月期间，他们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谈话，贝拉甚至不知道她旁边的年轻人正在学习什么，他来自哪里，或者他的名字。
为了进入最好的翻译课程之一，贝拉必须成为6000名申请者的前14名。她是2014年度中国726万大学毕业生之一（15年前只有100万），但找不到适合大学毕业的工作。她与另外五名年轻女孩儿共用一间没有暖气的房间，50个人共用几个厕所，步行十分钟到澡堂。她是第一代在不缺蛋白质的情况下成长的中国人。贝拉的名句是：“没有人喜欢读书。但我们都爱我们的梦想。”
另一个人物是住在贵州毕节26岁的小李，他如是描述中国社会对人生的经典期待：“一个中国人的人生轨道基本上就是买房、买车、生孩子、然后……死。前三项房子、车子、孩子，必须在30岁之前完成，然后你就等着完成最后一项吧。”
戴三才的另一个“恐怖”故事，是他如何在两名中国“助教”的帮助下教五个5岁的孩子英语。他们的课堂后面隔着一扇玻璃屏障，大约30个成年人指指点点，许多当场为学生做笔记，每个学生都有五、六个“伴读”（4个祖父母和两个父母）。
而一个叫做汤姆的男孩，想要借着入党到政府工作，施展他的抱负。汤姆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有100万-1400万人口的城市市长，但是由于反贪运动挡了许多人的财路，汤姆的女朋友辛迪不赞成他追求仕途。
戴三才用了一年时间，问了100多个中国人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大多数的回答是：“钱”。其次最常听到的回答是：“没有”。在戴三才看来，在没有信仰的情况下，中国父母在他们的子女身上灌输了一个实际、具有求生本能的信仰，就是金钱。
这使我想起蒋方舟（1989年出生）曾经描述的，当代对于政治的麻木和服从主导的情绪，是一种积极的维持现状。在2014年接受FT中文网的访问（《蒋方舟：我的清华体验》）时，她说：“我觉得是自觉维护的。比如有时我想谈一些社会问题，很多人的回应都是‘中国不能乱，乱了以后怎么治理’之类的话。他们很多是在自觉维护一种秩序、和平和稳定。虽然不是在主动迎合、主动制造，但确实是在自觉维护。我最担心的是那种自己吓自己、谈虎色变的心态，这也是我不能理解的。比如，他们离那条危险线其实还有十米，但是他们就走在一条一毫米都不敢歪的道路上。”
在蒋方舟的眼里，“中国几乎没有价值观正确的一代人，都有各种歪曲，各种沦陷。我自己价值观也不正常，也是很扭曲。”
但是，戴三才的视角更多是同情和同理心，他所看到（或选择去关注）的中国年轻人似乎是妥协胜于叛逆。他的美国读者似乎同意他的观点。《年轻的中国》在亚马逊美国网站上目前有33个读者反馈，拿了5颗星，这不但表示美国读者对于中国的新生代和中国的未来感到兴趣，更显示他的叙事手法比理论分析更能引起美国千禧代读者共鸣：
“出彩的初莺试啼！中国崛起的规模和速度常常引起记者的耸人听闻，Dychtwald避免了这种陷阱……Dychtwald似乎对中国的未来做出任何论断没有兴趣，这在当下的中美关系评论者似乎急切敲响战鼓的情况下，令人耳目一新。相反地，《年轻的中国》探索了主导和身陷于中国转型期的个人。”
“这本书……突破了人们经常听到的有关中国的令人生畏、但完全没人情味的新闻……作为一个对中国新生代日常生活知之甚少的美国人，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读物。我热烈期待看到中国的千禧一代如何在未来几年重塑他们的国家和世界。”
“《年轻的中国》是对中国千禧代生活充满活力的观察。作为20多岁的读者，我对自己的生活和书中细节之间的相似之处感到有趣……”
相对而言，豆瓣上有5名中国读者对英文版评分为6（基本上是三颗星），评论大多倾向于“有趣”但“不够深入”，在同类文体中读者似乎更偏爱何伟（Peter Hessler）的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和史明智（Rob Schmitz）的《长乐路》：“总体一般，没什么新意，自己都明白。更适合外国人来读读了解了解”。有读者虽然赞赏作者富有洞察力，但认为12个松散捆绑的章节“并没有回答自己对‘不安的一代将如何改变他们的国家和世界’的承诺。”
中美读者之间对本书反应的差距，也说明在中国读者的眼里看来，美国的读物一般尚未能深度捕捉中国千禧代现象的精髓。
美国的吸引力
在《年轻的中国》中，戴三才表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个深度控制信息流通的政党会让年轻人出国深造？如果中国政府选择的话，它有足够的方法可以限制留学潮。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选择这么做。
戴三才认为允许年轻人出国留学意味着中国对于一些年轻人的智力发展无法加以监控，也意味着有钱人可以借此向海外转移资产。
中国的千禧代是否为美国文化着迷？根据他与年轻中国朋友的互动，戴三才认为美国和美国所有事物对中国年轻人都有非常真实的魅力。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由于他们年轻，美国一直是中国发展的对比。这些年轻人通过一种眺望“山上之城”的角度来看美国，借此衡量自己国家的进步。
此外，年轻人长大后学习英语，观看美国电影、电视节目，阅读美国书籍，研究美国经济和政府体系，等等，并欣赏他们认为是西方强国的水平和进步。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和地位，也使它成为一个特定的焦点文化和国家。
但是即便如此，戴三才认为我们不能低估日本和韩国日益增长的文化影响力。“有些时候，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在看韩国电视剧，你会看到这种影响体现在人们的风格上，他们听的音乐，甚至是他们对‘现代’和‘男子气概’的定义。这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外观和感觉。共同的传统以及看到一个看起来更像你的人的直接性，让中国年轻人更了解这些东亚国家的文化产品。”
自由与爱国主义
根据戴三才的观察，中国年轻人对于中国政府的看法，几乎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天高皇帝远。或是更确切地说，大多数的中国年轻人似乎“不在乎”。
他们更关注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自由”。“自由”在中国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字眼，年轻人渴望“自由”，谈论“自由”，把“自由”两个字刻在身上变成肢体的刺青，做着白日梦，想着“自由”激起更多梦想。不论他是来自中国最穷还是最富有的城市，几乎每一个年轻人都表达了一种对于自由的渴望。
戴三才在中国的时候，花了一年时间问中国年轻人“自由”意味着什么。他发现“自由”对他们来说，并不意味着没有政府监控或管制，而是从文化传统和社会期望中解脱出来，并且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
老一辈的人没有这种控制自己命运的感觉。那么投票的自由呢？大多数的年轻人会说：“那也不错。”但并不是很积极的样子。有些人会说，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和教育程度差别很大，还没有到适合实施民主政治的阶段。戴三才认为，即使在政府监控媒体情况下，年轻人对外面世界的了解，也胜于外面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因为他们从小看着西方的电视秀长大。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也造成了一种错觉。当代中国大众对西方的了解，基本上是通过通俗的美式肥皂剧，或是消费导向的大众文化，以及经过筛选的媒体报道，但是并不表示真正地了解到美国文化，或是政治的精髓。特别是西方媒体对于美国国内政治运作的噪音，使得许多国人（包括年轻人）只看到西方的表面。反过来说，美国的学界和精英智库固然有对中国的成见，但是他们的研究能力，以及人才储备，并不容低估，而国人却偏偏藐视了美国深层仍然有分析中国国情的能力。
谈到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年轻人的影响，戴三才认为两者肯定都有影响。“但不幸的是，我认为我们经常将中国年轻人的自豪感视为一种‘被洗脑’的民族主义。毫无疑问，北京政权以媒体故事鼓吹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和复兴的超级大国形象。然而通过‘眼见为凭’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年轻一代有很多理由感到骄傲和爱国。他们目击了邻居、家人和家乡以世上无处可比的速度和规模改观。所有中国护照持有者中有三分之二属于‘千禧一代’。再加上通过媒体接触外国文化，这一代人比以往任何老一辈都更了解中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比较。他们睁着眼睛看世界，许多人为他们所看到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我问戴三才是否和他的中国朋友谈过，中国千禧一代对美国和美国人的看法是否会因贸易战而改变。
“在贸易战之前，中国千禧一代对美国的看法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有趣的是，他们通过媒体、旅行和出国留学接触美国的次数越多，他们就越不喜欢。从他们父母的故事和历史书籍来看，美国似乎是完美和令人羡慕的。从近距离看，许多人都认识到美国也有其缺陷，这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震撼。
贸易战还有其他有趣的东西：它建立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权力平等。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这场贸易战树立了中国已经正式成为世界舞台上（相对于美国）另一个主要参与者的事实。在贸易战之前，这不是公认的事实。”
那么，美国千禧代对中国的看法呢？我问戴三才对“百人会”数据的想法：至少在近期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之前，与年长一代相比，年轻的美国人对中国有更肯定的看法。戴三才认为代际差别的主因是美国老一辈，特别是“婴儿潮”一代，对“共产主义”有着强烈的下意识反应。老一辈人对中国的看法，来自于对执政的共产党一种深刻的奥威尔式“老大哥”的刻板印象；而美国千禧一代在过去十年中看到的中国更接近于“功利主义混合体”。此外，美国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一般指出生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比老一代更加多样化，更不倾向于断然地“异化”另一个国家或人民。
现在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的情况下，人们不禁要问：未来的美国千禧代跟中国千禧代，将会在怎么样的场景中交流、互动和碰撞？同时作为网络公民，他们虽然有更多共通的语言和经历，但如何能够超越政治和媒体的屏蔽？千禧一代已经以消费者的身份逐渐掌握话语权，但是他们将如何成为世界秩序的推动者和颠覆者？
这些，当中国千禧代遇上美国千禧代，他们将会各自提出自己的答案。
之四：美国秩序：终结还是方兴未艾？
刘裘蒂：“美国秩序终结论”者和“美国方兴未艾论”者之间的辩论，反映了美国人对国家前景的持续焦虑和警惕。
近日在纽约的一场午餐会上，一位与中国没有商务往来的美国房地产公司高管对我说，她正准备读朋友推荐给她的《注定战争：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的陷阱？》（2017）。我想，随着贸易战的波涛汹涌，纽约的鸡尾酒会谈资，也转成了“末世学”、“帝国兴亡录”、“修昔底德陷阱说”、“历史终结论”等周期性席卷思潮的警世论述。
而我回到中国，朋友们总会问我贸易战是否代表了美国人对美国在世界地位衰退的焦虑？特朗普到处挑衅，是否代表了“孤立主义”的再度崛起，意味着美国真的不再想当世界老大？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建立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是不是已经面临寿终正寝的危机？不同国家和个人自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但是我们应该关切的是，美国人究竟怎么看这个问题？
2017年美国华人公益组织“百人会”发布了《两国公众印象》民意调查报告，对中美两国的公民做了选样的对比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是：20年后谁会成为领导世界的超级大国？超过半数的美国普通公众、商业领袖、政策专家和新闻从业人员，都认为是美国领导世界。有趣的是，2017年的数据还高于2012年奥巴马执政之时。
而受访的中国普通公众、商业领袖、政策专家和新闻从业人员，超过或接近半数认为中国将领导世界，而不是美国。
这之间的反差可能显示受访者对于国力和影响力的观察与感受，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地理政治的定位与视野影响。
早在2013年发布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纽约时报民意调查，询问美国人是否认为美国应该“在试图解决国际冲突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大约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民意调查研究报告问受访者：你认为美国应该准备在世界各地使用武力？还是应该抗拒使用武力？
这两项调查的结果都显示，只有34％的美国人表示想要看到美国在外交政策上更多参与外国事务，而超过六成的美国人主张袖手旁观的不干预主义。
但即使美国不想当“世界警察”，为国际秩序埋单，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重回孤立政策，或是甘于“让位”。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大西洋月刊》的评论家把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之间的抗衡，描述为“世界守门人”和“世界警察”两种美国自我定位观点的对比。美国地大人多，占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与“两个友好的邻居和鱼类”接壤。由于这种地理位置，美国人可以在所谓的特朗普式和克林顿式这两种对国际关系的不同观点之间交替互换。
纵观历史，这种特殊位置让美国摆荡在两个看似相反的角色之间。有时美国扮演世界警察角色，在国际村里保持秩序，并确保其他人都遵守规则。在其他时候，它更倾向于成为着眼自己的看门人，除非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安全，否则无视界外的事情。
其实对“美国衰落”的焦虑，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具有一样悠久的历史。在20世纪，随着美国力量的增长，焦虑情绪愈演愈烈。有不少学者甚至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人对美国衰退的恐惧已经到了“全国痴迷”的地步。政治学家安德鲁•哈克于1970年出版《美国时代的终结》；查尔斯•库普乾在2002年甚至不怕继续用《美国时代的终结》作为另一本书的标题；2011年，斯蒂芬•沃尔特在《国家利益》杂志发表《美国时代的终结》的文章。从保罗•肯尼迪到法瑞德•扎卡里亚，历史学家和外交政策学者不时会看到美国衰落的迹象。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美国影响力是否衰退的看法，和对于美国是否算是霸权有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认为美国和历史上其他帝国一样行使了“帝国主义霸权”的人，倾向于预测美国霸权必然衰退。反之，主张美国从来不是“霸权”的人，倾向于认为美国的国力方兴未艾。
美国秩序终结论
阿尔弗雷德•麦考伊在《美国世纪的阴影：美国全球力量的兴衰》（2017）一书中指出，21世纪已经不是美国的世纪。他回顾二战后，美国控制了将近一半的世界制造能力。在“冷战”结束时，它以800个基地控制了近一半的地球军事力量，以及全球的大部分财富。除了表象之外，美国还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外交和秘密机构。事实上，正是这第四层全球监视和秘密行动，使得美国与过去历史上的强大帝国明显有别。
但是麦考伊认为，即使它利用卫星、无人机和网络战能力来确保无与伦比的全球电力网络，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的份额已经减少，其外交联盟已经开始减弱，并且已经放弃了以道德为基准的领导力。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声称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准备整合从上海到马德里的“世界岛”。19世纪属于英国，20世纪属于美国 ，21世纪或将属于中国？
麦考伊代表了聚焦美国“黑暗面”的学派，他早期的作品披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如何在东南亚从事鸦片贸易，如何在“冷战”时期利用酷刑。麦考伊描述了20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决定如何导致美国帝国衰落，并概述了未来几十年的几种可能结果。他的分析从美西战争开始，探讨美国如何扩张其全球影响力，特别是在二战之后。但是他认为美国在中东使用无人机的政策、入侵伊拉克期间对无辜百姓的折磨、允许毒品交易为军阀提供资金、支持不受欢迎的独裁者等决定，不可逆转地削弱了美国曾经在世界各地享有的“软实力”优势。
在他看来，美国帝国主义权力的兴衰与先前其他帝国有相似之处，但美国政府数十年来的秘密行动也形成了独特经历。麦考伊的笔调显然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他的父亲曾参与朝鲜和越南战争，在退役军人家属村邻居和自己父亲身上，他看到了战争遗留下来的酗酒、豪赌、家暴、忧郁、自杀等“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状。
他自己在越南战争期间，还是耶鲁大学本科生时，写了一本关于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的书。在《美国世纪的阴影》中，他提到当年中情局曾通过干扰他的学术生活、发动税务稽查、窃听他的电话等手段，试图阻止他出书。
麦考伊并不完全否定美国的权力，他承认尽管美国有很多“黑暗面”，但它确实引入了稳定的全球性机构，如联合国、经济一体化、国际法，以及对人权和自由原则的承诺，即使它们并非总是得到他国支持。他最后表达了一种微弱的希望：美国人民仍然可以像二战期间那样团结在一起，“在国内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社会，在国外建立更公平的世界”。
整体而言，麦考伊没有深入研究所谓美国“帝国”形成和维护的经济成本。正如诺姆•乔姆斯基在1960年代后期所质疑的：“负担帝国的代价总体上分布在整个社会，而其利益则归属于其中的少数。”他对美国二战后的经济占比缺乏历史性的分析（见下文中约瑟夫•奈的观点）。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麦考伊的个人牢骚为他的美国必衰论带上了一种情绪化色彩，降低了他的中立公信度。
美国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阿米塔•阿查亚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的观点，随着中文版（2017年）的发行，在国内引起对于“后美国新秩序”的期待。他虽然没有明指美国为帝国主义，但他称美国在二战后建立并维持的国际秩序为“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这意味着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乃是“自由主义的霸权”。
然而阿查亚认为今日世界秩序的真正问题，其实不在于美国本身是否衰退，而在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即将结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而后者正在进行。
他认为英国退欧和特朗普当选，他们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上升趋势，以及西方自由民主的受到侵蚀，不仅标志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更反映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
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美国是否正在衰落？阿查亚认为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尽管这与谁在白宫的关系不大，而取决于全球经济和政治的长期结构性转变。美国在整体军事实力和相对经济实力方面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更全面地定义为整体GDP，并考虑到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作用）。因此就美国国力是否衰退的辩论，正反两方都可以找到同样有说服力的论据。但是美国越来越不能左右国际社会，也不能塑造和控制它帮助创造的全球多边机构的议程。这些征兆显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已经下降。
这个现象不能完全归诸于新兴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的势力崛起。OECD经合组织预测，到2060年，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57.7％），将超过发达国家（包括经合组织国家和非经合组织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42.3％）。
另一个因素是新威胁的增加。美国将继续保持世界领先的军事力量，但是今日的威胁对美国来说，要比国家形式的老式军事威胁复杂得多，也更具挑战性。其中包括恐怖主义、种族冲突以及气候变化引发的冲突。这些威胁本质上是跨国性的，没有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可以单独处理。美国必须与其他国家分享领导力和资源，而这样的协调必然会削弱其主导地位。
针对这个不可避免的趋势，阿查亚提出了“多厅影院世界”的观念。这样一个世界秩序的关键特征是权力和领导力日益分散。权力不对称仍然存在，但在经济和安全方面创造秩序、提供有社会收益的公共物品的能力，不仅掌握在单一权力或一群民族国家的手中，而且还分散在各种其他参与者手中，例如跨国社会运动、企业、欧盟等区域组织和基金会（如盖茨基金会）。破坏秩序的权力也是分散的。首要威胁不再是国家间冲突，而是国内冲突，或者与极端主义组织等非国家组织相关的冲突。
这个逐渐形成的新世界秩序，有别于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主导力量的态势，也不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多极世界。传统上，多极化意味着在国际体系中有多种强大力量，世界由他们的竞争和合作塑造。今天的世界，不仅有更多演员，而且由于全球化，世界比在以往任何历史节点上都更加真切地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相比而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所谓的“相互依赖”实际上是世界其他国家对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的依赖。
阿查亚断言，国际关系中的单极时刻已经结束。新的世界秩序既不是美国和中国的两极，也不是多极，而是“多厅影院世界”。“多厅影院世界”是一个更加区域化的世界，不一定是更强大的正式区域政府间组织，而是有更多区域层面的各种相互作用，包括正式与非正式、国家和非国家的参与者。其中一些将和旧秩序互补，而另一些将挑战旧式全球机构的权威和作用。
美国方兴未艾论
德国周刊《时代周报》的出版人暨编辑约瑟夫•约菲在他《美国衰落的神话：政治经济学和半世纪来的错误预言》（2014）中指出， 美国衰弱论一直是通往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畅销书排行榜的捷径，这其实是每十年重新轮回的“政治神话”：1950年代时“苏联来了”；1960年代越战被描述为美国的“集体未遂自杀”；1970年代由于美元危险地暴跌，美国接受了吉米•卡特总统著名的“萎靡不振”指控；1980年代日本是“崛起的太阳”，直到1992年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位参议员还宣称：“冷战结束了，日本赢了”；1990年代，欧洲以“榜样帝国”的形式出现；千禧年代则是中国崛起，准备取代美国。
约菲认为这些“狼来了”的警告大多被历史证明为毫无根据。1960年约翰•肯尼迪总统警告美国处于“导弹缺口”之际，美国实际上拥有数千枚核导弹，而苏联可能只有四枚。在1980年代，保罗•萨缪尔森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仍然认为苏联经济将超过美国，1987年耶鲁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仍在警告美国“帝国过度扩张”，但1989年苏联解体了。随着1990年代的到来，亚洲专家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预测日本将超越美国，而日本很快开始了“失去的20年”……
约菲认为中国具有日本和早期“亚洲老虎”经济所缺乏的优势。它的后备军队更大，它有一个庞大的人口。但约菲认为在人口统计学上，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风险。“战争预算约为7000亿美元（不包括退伍军人支出）的美国仍然占世界军费开支的40％以上。即使我们假设中国100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翻一番，人口增长缓慢也不会很快使中国能够取代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力量。”
中国也不能在教育方面与美国相匹敌。它可以将有前途的年轻科学家送到美国顶尖大学，但约菲说，大多数在美国获得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外国人往往会留下至少五年的时间，其中包括92％的中国人和81％的印度人。“无论是通过创业还是通过研发来衡量，中国都无法发展独立的科技文化。尽管有人预测政府主导的创新是（中国）走向自由市场经济道路上的‘中转站’，相反地，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中国有企业的比例反而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制造零件在其组装和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中的份额已经下降。”
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与它所攻击的“衰落主义”利用同样的煽情手法。他把美国近十年面临的挑战如2008年金融危机，视为固定周期性的现象，未能提出为何有必要重新审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对中国科技投入的分析仍有许多积累的刻板印象。
基辛格基本上同意《美国衰落的神话》的看法。他在《世界秩序》（2014）中推崇的世界秩序是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模式。他认为当今的国际局势接近于欧洲在1618年至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的情况，当时在欧洲进行的谈判反映了“多种政治单位，没有一种强大到足以击败所有其他政治单位，许多政治单位坚持矛盾的哲学和内部实践，寻求中立的规则来规范彼此行为并缓解冲突。”
面临当今世界的动荡，当欧洲似乎更关注内部问题的时候，基辛格认为美国在中东和亚洲等地区作为“平衡器”继续参与世界舞台至关重要。他看到当今世界退回到霍布斯式的蛮荒自然状态的不祥迹象：似乎除了战力优势之外，没有共通法则。即便如此，基辛格强调 “坚持并且近乎绝望地追求世界秩序的概念”的重要性。
比基辛格乐观的是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的宗师约瑟夫•奈。他在《美国世纪结束了吗？》（2015）一书中主张至少在21世纪的前半叶，从经济、军事和软实力的三种权力资源来评估，即使中国的GDP赶超美国，美国仍然将维持“世界首位”的地位。奈在1990年代初提出了“软实力”的观念。
他首先挑战的是“美国霸权”的观念。在他看来，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集中在一群志同道合的国家，这些国家不到世界的一半，美国不能被真正视为全球霸主。尽管如此，美国几十年来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可能会以新的和不可预见的方式继续参与。和大英帝国有别的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势力不是靠殖民主义，“联盟和非正式网络是资产，而殖民地是负担。”
他承认美国确实在1945年之后在世界上扮演了主导地位：二战对许多国家的破坏，意味着美国产生了近一半的全球GDP，这个扭曲的数据一直逐渐向下调整到1970年，当时美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降至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一。但是，从政治或军事的角度来看，世界是两极的，苏联平衡了美国的力量。实际上，在此期间，美国往往无法捍卫其利益：苏联获得核武器; 共产主义拿下了中国、古巴和越南的一半; 朝鲜战争陷入僵局; 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叛乱受到压制。
还有一些人认为霸权是控制最多权力资源的同义词。现代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拥有与美国一样多的全球军事力量。然而有些评论家认为美国正在跟随英国的脚步，成为最后一个衰落的全球霸主。奈认为这种历史类比虽然越来越受欢迎，但却具有误导性。
英国从来没有像今天的美国那样具有统治地位，它保持了与排名第二和第三两个舰队合起来旗鼓相当的海军规模，其“日不落帝国”统治了超过四分之一的人类。但英国和当代美国的相对权力资源存在重大差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在军事人员方面仅排名第四，在GDP方面排名第四，军费开支排名第三。
同样，奈认为那些爱说1945年之后的“美国霸权”的人，没有注意到苏联在40多年里平衡了美国的军事力量。虽然美国拥有不成比例的经济影响力，但其政治和军事演习的空间却受到苏联的制约。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美国“独霸”。
因此他认为“美国首位”比“美国霸权”更能说明美国在世界秩序的地位。
奈引用亨利•基辛格的《世界秩序》，认为人类从未有过真正的“全球性世界秩序”。世界秩序本身就是一个滑稽的术语。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促成了部分世界秩序。它虽然不完美，却对全球公益发挥着作用，例如军事力量的平衡、国际货币稳定和开放的贸易体系。美国海军在维系执行海洋法方面至关重要，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最后一个关键的贷方是美联储。
然而，尽管美国存在许多问题（并且一直存在），美国并不像古罗马那样完全没有生产力增长。由于移民，美国是唯一在21世纪中叶前不会出现人口下降的主要发达国家; 美国对能源进口的依赖不增反减；美国站在塑造本世纪的主要高新科学技术（生物、纳米、信息）的最前沿；美国的大学在世界排名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拥有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的盟友和联系。
奈的结论是，没有一个国家（包括中国）能够在整体实力上超越美国。美国面临的真正挑战可能被称为“其余部分的崛起”。尽管新兴市场的增长不太可能创造一个超越美国的单一挑战者，但这些国家不断增长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全球格局。在这样一个世界中，面对更多的参与者、更多的目标和更多的问题，领导力的问题在于如何能让每个人都坐在桌旁，仍然能够付诸行动。
虽然美国的领导地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解决新的跨国挑战方面取得成功将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美国将继续保持权力平衡的核心，美国领导层将继续关注公共产品的生产。但是未来的自由世界秩序将与1991年“冷战”结束时的情况截然不同。
特朗普和美国式世界秩序
特朗普的执政把对美国式世界秩序的争论推到了另一个高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舆论和学界对世界秩序与自由主义的去向和未来绞尽脑汁，辩论反映出高涨的热情和普遍的焦虑。但阿查亚认为这种焦虑中的一些根据其实是错误的：特朗普是自由秩序衰退的一个“结果”，而不是自由秩序衰落的“肇因”。
2016年11月10日（特朗普当选后的一天），阿查亚在接受《外交家》访问时表示：特朗普不太可能扭转美国世界秩序的衰落，这种衰落的根源在于长期结构性因素，如权力分散、复杂跨国威胁的增加、以及全球治理的分裂。特朗普的当选没有带来任何改变。
特朗普当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自由秩序的一些所谓的好处，包括经济相互依赖、自由贸易、甚至多边机构的好处，都不能让美国大部分选民买单，特别是那些一直在经济全球化下受到挤压的人，如一些中西部和铁锈带选民。他们不再愿意相信自由主义秩序对美国有利，而特朗普利用了这种情绪作为他的政治基础。
与此同时，西方俱乐部，特别是自由派俱乐部的各种问题，越来越突显。由于欧元区危机和英国脱欧，欧盟陷入了相当严重的危机。美国对全球化的支持实际上一直在下降; 美国大选之前的一些民意调查已经证明这个趋势。
阿查亚认为特朗普可以加剧危机，但他不能重建美国的地位，回到原来的位置，比方说二战后的全盛时期。“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并没有准确地指出：与什么时期相比，再次伟大？把美国带回到1940年代和1950年代、1960年代，还是别的时期？但是要说特朗普可以让美国成为霸主，意味着在经济、军事和软实力方面拥有统治地位，阿查亚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可能。
特朗普承诺让美国再次伟大，但他不会采取标准的自由主义方法让美国再次伟大。他认为他可以通过主张美国的权力、单边主义以及一些与自由主义秩序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相悖的政策来做到这一点，但是对阿查亚而言，特朗普已经开始把自由主义秩序推到临界点。事实上，特朗普已经加速了自由秩序的崩溃。
在对特朗普的评估上，奈的看法与阿查亚类似，但是奈认为美国可以克服特朗普对“美国首位”的破坏。奈今年2月在Project Syndicate上发表了《唐纳德•特朗普与美国软实力的衰落》一文，他引用盖洛普的数据，在134个国家接受调查的人中，只有30％的人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对美国持赞成态度，比奥巴马总统任期以来下降近20个百分点。
奈认为政治领导人早就应该理解能够制定议程和确定辩论的框架所带来的力量。“如果我能让你想要做我想做的事，那么我就不必强迫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如果美国代表其他人想要遵循的价值观，那么它可以节省大棒（军事力量）和胡萝卜（经济力量）。软实力的吸引力可以使硬实力的力量倍增。”
特朗普鼓吹振兴美国，但他反复无常的行径，特别是对于过去友邦的敌对态度，让人认为他代表美国想要从世界秩序撤退。其实我个人并不以为然，实际上他代表的是美国思维的一极，而且他的优先次序改变了，不愿意用掏腰包的方式来维持世界秩序，或是老大的头衔。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海斯在《混乱世界：美国外交政策与旧秩序危机》（2017）一书中指出，世界秩序需要一个新的操作系统，美国应该积极解决内部政治功能失调、债务不断上升、以及对于美国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性质缺乏一致意见等问题。
但是对于反对美国衰落论的学者如奈来说，美国软实力的最大来源之一是其民主进程的开放性。即使错误的政策降低了它的吸引力，美国自我批评和纠正错误的能力，也使其在更深层次上对其他人具有吸引力。“美国也几乎肯定会克服特朗普对美国软实力的破坏。鉴于过去的经验，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美国在特朗普之后恢复其软实力。”
从“美国秩序终结论”者和“美国方兴未艾论”者之间的辩论看来，对美国前景的持续焦虑和警惕，可能是造成美国持久力量的文化力量之一：美国人不仅没有因为自己的成就而沾沾自喜，反而是不断地、甚至近乎神经质地反思他们的社会结构，寻找需要修补的破绽。
中国在全球的贸易顺差大概是1-2%，满足世贸合理要求，跟与美国的顺差是天地之别。出口大部分中低层产品，最关键的作用是就业，这是中国政府为什么愿意出钱给全世界送东西的原因。
但这产生的矛盾不仅仅是与美国的，也是跟其他地区的，因为大家都要就业，中国转内销是目前的方向，已经试了多年了，很难。
中国冲击（The China shock）最权威的研究是我上面引用的Autor-Dorn-Hanson，我知道大家知道的没几个人，但是现在的说法是即使Autor-Dorn-Hanson不能美国的问题全部归咎于中国，甚至美国是否真的因中国而（整体）失去就业也没说清。
简单的估计，美帝蓝领工作产值的减少就是中国制造业工作产值的增量。
“淳朴当局其实对局面是误判，班子无能也好，无可奈何也好，中国经济对比美国差多了，但美国出口对中国经济影响不是致命的，据经济学家估计，大概影响到总产值的0.5到1.0%左右，中国能承受。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是投资和房产，贸易成了小头，中国最近的内销也达到总产值的六成左右，如果不读书，不读报告，决定就是瞎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