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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氏隐”的大智慧:辨同何贾,妙在无考

(2014-05-13 13:43:40) 下一个
《石头记》的作者义门先生为了避开言政这个敏感话题,特别声明,石头所记述的“这些女子的故事发生的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甲戌侧批:据余说,却大有考证。蒙侧批:妙在“无考”。

同时义门先生又强调《石头记》为传记,非虚构的小说,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这话说的即实在又清楚,尽管书中的故事可供读者茶余饭后聊天解闷,但作者不会为了抢眼球,而杜撰虚假故事。这个意思就像脂批所说的那样书中的故事是经得起考证的“据余说,却大有考证”。

义门先生一边说“无考”,一边又说“亲身经历”,造成这种悖论的原因,有两层,一层是可以考证的文字狱大环境,另一层则是必须隐藏的个人特殊经历:

文字狱在康雍乾三朝异常惨烈,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有较大“文字狱”十一起;雍正刻薄猜忌,在位只有十三年,却有残酷而大规模的“文字狱”二十多起,其中不少是雍正“亲自发现”,“亲自审讯”的;乾隆一向“高己卑人,雄才易事”,在即位初期准行“请宽妖 言”,假造“言论宽松”,一旦根基稳固,“得志便猖狂”,在六十年的帝王生涯中,竟制造了一百三十多起酷刑“文字狱” ,创造了比此前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总和还多一倍多的空前奇迹。
 
满清统治者对汉臣一向怀有戒心,防范严密,一旦查出有文字犯忌,动辄施用极刑。像1755 年的胡中藻诗案。胡中藻写有“一把心肠论浊清”、“斯文欲被蛮”等诗句,便被斩首示众,同他相唱和的鄂昌虽是满人,也因为在诗中模仿汉人的口吻称蒙古人为 “胡儿”,被乾隆斥为“丧心之尤”,勒令自尽。

  有个叫徐述夔的人写了一本小说《五色石》,署名 “笔炼阁主人”,他写《八洞天》时,又化名“五色石主人”。看来,徐氏愿意让人们知道这两本书都是出自一人之手,但无论如何,不会把”徐述夔”三个字写上去的。即使如此,当乾隆查出徐述夔在署名的诗中写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时,就认定徐述夔企图“兴明朝,去本朝”,是为大逆不道。是时徐已经去世多年,乾隆竟下令剖棺戳尸,锉骨扬灰。


在这种情况下,通篇都有犯忌文字的《石头记》,作者根本不可能说出自己的真姓名,只能用曲折隐晦的笔法演绎欲言难言的隐事隐情,事实也正是如此,书中使用了大量的谐音、拆字、灯谜、谶诗等手法,含蓄地向读者展示了很多信息,有的可解,有的至今也没搞清楚。如果作者展示出自己的真名,他的这番心思岂不白费了?官府只需拿着原书对照作者的身世,就可以定罪捉拿关监狱了。

现在再说作者必须隐藏的真经历,清史稿.东华录所载,何焯“侍皇八子读,卒于康熙六十一年,倘或不死,必成陈梦雷第二。”,陈梦雷因曾侍读皇三子誠親王,雍正即位后,立即将72岁的陳夢雷和两个儿子发配黑龙江。陈梦雷在黑龙江度過十八年的歲月,于乾隆六年(1741年),病逝於戍所,終年90岁。

当义门先生离职南归写出示歉诗“江上春生归已久,栖栖九陌竞谁知?一竿自断鲈乡老。不用刘生五字诗”的时候,就有了“将栖息九陌的鲈乡竹隐去,藉红尘石之口,来表达一杆自断,大厦将倾,无材补天,无以报恩的惭愧与呜咽”的想法,并且“不用刘生五字诗”,而是请“石头”记下来作传奇。义门先生的弟子对外宣布义门先生“病逝”,成功地避免了义门先生成为“陈梦雷第二”,大大提高了“真事隐真氏隐”“隐身著书”的安全性与可能性。

真氏隐的大智慧就在这里,贾做甄来甄做贾,贾姓甄姓,都是假氏,真氏要仔细辨别:辨同何贾。

辨同何贾,妙在无考,蒙蔽了读者,也蒙蔽了乾隆,让乾隆以为这书系满人所著,说的是明相家的事,这宝玉是明珠的儿子纳兰若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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