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生活--父亲祭

一声声蛙声蛩鸣，此起彼伏，朦胧的暑气中，隐隐约约透出了清爽的秋意，不经意间已然是晚夏孟秋。吃过早饭，又坐到了电脑前，接着读宋威推荐的网络小说《商业三国》，随着作者的笔端穿插于历史和现实之间，沉湎于梦幻之津迷，纵横于理想之虚幻，借着跨越时空的痴醉，或颠覆历史、或调侃时弊，似乎一切沉痛的事件都可以找到原始的起点，循着作者的意愿而改变，不过当我读到作者因未能改变蔡文姬的悲惨命运而心痛时，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流泪了。

我被那巨大的不幸弹回了现实，或者说那接近于荒唐的悲剧的重构共鸣了我内心深处的伤悲，这悲伤一直隐隐约约地在我心头徘徊，虽然已经整整两年了，七百三十个黑夜和白昼里，这悲伤时时浸润着我，我知道这泪因何而流，因为历史是不能改变的，因为我只能宿命地接受，接受他的离去，剩下的是那么多的如果、那么多的假设，那么多的无奈 ……

一、 北美大停电

两年前的今天，八月十五日，多伦多经历了一次大停电，美国纽约州的供电网络出现了故障，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和纽约地区都陷入了黑暗。大约下午四时左右，电脑突然断电，办公室的灯也熄灭了，半个多小时的工作也付之东流。当我们走出大楼的时候，街上已经非常混乱。当时我正在一家公司做 CO-OP （是由政府资助的项目，帮助新移民获得北美工作经验），这个公司坐落在市中心的国王街上。只见电车都停在路中央，人们行色匆匆，议论纷纷，所幸汽车还能通过，我急急忙忙驾车去接太太，她的公司同我们公司都坐落在国王街上，开车过去只需要五分钟，但由于行人太多，估计需要 20 多分钟才能到，刚好她也往我这边赶，没过多久就见到了她，然后开始了漫长的回家之旅。

那年，八月的多伦多还是非常炎热，为了节省汽油（谁知道什么时候能来电呢，没电就不能加油）只能关掉空调，加上路上搭了两个路人（灾难中的多伦多人是非常令人骄傲的，人们尽力伸出援助之手，互相帮助，不管相识与否，每个车都搭载满了人），车里更显得闷热，我的心也格外的烦躁。早在四、五月份，在与家里通电话的时候，就觉得气氛不太对，当时国内正在闹“非典”，人心惶惶，我也非常惦记家里的亲人，电话比平时打得要勤。更奇怪的是，我的几个表兄弟似乎非常想和我联系，但当我给他们打电话时，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了解我在加拿大的情况。因为我们家族的亲属关系密切，兄弟姐妹的关系也非常融洽，事情虽然觉得有些奇怪，但还是没有太多的联想，当时我来多伦多快一年了，还没有找到工作，大家关心我一下，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说服自己。有一次在与妈妈通话时，妈妈告诉我，爸爸的身体不太好，经常持续高烧，怀疑得了“非典”，但经过医院检查，已经排除了“非典”，谢天谢地，我长喘了一口气。因爸爸的身体很弱，经常感冒，也许这次也是感冒，赶上“非典”流行，怀疑是“非典”也是情有可原。人们总是愿意欺骗自己，希望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即使面对一个非常坏的消息，也立即怀疑什么地方搞错了，而既然“非典”排除了，应该是万事大吉了，我说爸爸只是感冒，养一养就会好的，一方面安慰妈妈，同时也安慰自己。其实，事后我才知道，妈妈告诉我的是实话，但只告诉了我一半，另一半是，爸爸已经被怀疑是白血病，只是家人怕我担心，也怕影响我找工作，全家能否在加立足，就看我能不能找到一份专业工作，亲人们的担心也是非常正常的。至于我，当时是那样愚钝，我的名字应该改叫“愚”吧。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仍然在市中心，人流和车流汇集在每个街、巷，人流和车流已经将多伦多的警察吞没了，许多路口都有志愿人员来指挥、疏通，人们也都按部就班地按全部停牌的原则通过每个路口，既同时只有一个路口的人和车通行，一个路口通过一辆车后，就轮到下一个路口，虽然人、车繁杂，但相对来讲还是非常有序的。我的思绪依然翻腾着，然而是无序的。即使“非典”已经排除，我还是觉得有些担心，也许是属相为鼠的人的直觉吧，即使我再安慰自己，也放不下这颗心，电话打得更勤了，大多情况下，都能听到爸爸的声音，感觉力气不足，似乎心事重重，不愿与我多说话的意思，虽然加重了我的疑惑，但听到爸爸的声音至少是一个安慰。事实上，爸爸确实患了白血病，当时的他的造血机能开始逐渐被破坏掉了，处于严重贫血状况，当然不会有力气听我的电话了。

时间已经到七月上旬了。也许意识到不能瞒我太久了，我的疑心也越发重了，但姐姐还是力所能及地要隐瞒事实，她说，其实爸爸得的病是贫血，刚听到我感觉有些奇怪，但似乎还是我所能接受的，我问为什么会患贫血，病因是什么，姐姐也支支吾吾地回答，什么吃药多、药物中毒等等。我知道，爸爸患有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是一种非常顽固的皮肤病，这种病一般没有太大症候，发病时皮肤病变部位发红，发痒，严重时皮肤增厚、结痂，然后脱落。所谓久病成良医，除了看医生外，他自己也根据病情买回药来吃、用。作为子女，我们也为他的病痛而觉得着急和痛苦，我们也尽可能留心这方面的广告，无论内服外用的药，不管效果如何，都要买回来试一试。

放下姐姐的电话，我似乎觉得轻松一点，贫血总是可以医治的，并且爸爸有气无力的状态也确实像贫血。你看，我要再一次地欺骗自己了，带着巨大的疑虑，我再次欺骗了自己。然而，接下来的一天我再没给自己机会。我开始上网查找与贫血相关疾病的资料，忽然想到他是因为持续高烧才怀疑“非典”的，那发烧和贫血有什么关系呢？联想到最近表兄弟们奇怪的举动，他们似乎在暗示我什么？我的脑袋嗡地一声，一片空白，稍微清醒一点后，急忙给姐姐回电话：“爸爸是否患了白血病？”。

由于要将两位搭车的人送到家，我们特地向东开出了很远，将那两位搭车的人送到地儿之后才转向北，朝家的方向开去，这时已经是六点多钟了，出了市区，交通渐渐好了起来，路上我们又捎了一位同路的人。由于大家心情不佳，没有过多地攀谈。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爸爸身上。

现实是残酷的，也是出人意料的，我一直觉得虽然爸爸的身体不太好，但没有严重的、影响寿命的疾病，奶奶是八十七岁去世的，按照家族遗传，我觉得爸爸也应该是长寿之人。临来加拿大前小涛（我的一个姑表弟）问我：古人都说父母在子女不能远游，你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我怎能不考虑呢？一来我确实认为父母的身体尚可，妈妈我比较放心，上面我说过爸爸的身体虽然弱些，但几年之内尚无大碍，一旦我在加拿大立足，接他们过去安渡晚年，即使他们不打算长住，能住个三年两载，国内有姐姐和弟弟照顾，我也心安。人算不如天算，在我离开仅一年多，无常即来造访了。

得知爸爸的病情后，我再也没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了，我深知这种疾病的无情，现在人类还没有对付它的有效办法，只有化疗配合骨髓移植，尚有一线希望，但大多数白血病患者都在五十岁以下，年轻人居多，像爸爸年纪较高，加之有心脏病、青光眼、银屑病等疾患，采用骨髓移植疗法，成功的可能行极低。遑论是否能及时找到合适的骨髓源，首先手术这关就很难挨过，爸爸的羸弱之躯更难抵抗术后放射性治疗对身体的摧残。在决定如何治疗的问题上，开始时大家的意见几乎是一致的，即隐瞒病情，保守治疗，尽量减少痛苦。姐姐托医院的朋友定期给爸爸输血，弟妹从公司弄来了人造干细胞，姐姐的朋友又介绍来医术颇高中医大夫，用中药来延缓癌细胞对内脏的侵害，多管齐下，暂时稳住了病情。

在那年的六月一日，我在 CO-OP 公司拿到了一个高级程序员的全职工作，将这个喜讯告诉家里，大家都很高兴，也结束了全家为我们的担忧，去年妈妈来加拿大探亲时告诉我，爸爸相当的高兴，开始时总是对妈妈讲，在深圳工作也不错，为什么一定千里迢迢地去异国他乡？其实他老人家只是一种担心，听到我在加拿大找到了专业工作，生活也逐渐稳定，感到很欣慰，可怜天下父母心呀！由于有三个月的试用期，开始时本打算过了试用期再回国看望爸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到越来越担心，加上我在公司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就提前跟公司打了招呼，准备回国看望爸爸，公司非常同情我的状况，同意我在任何时间回去，可以在家住任何长时间。我在八月十日左右订了机票，是八月十九日的航班。

二、 最后的嘱托

在大停电当天晚上，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花了三个多小时，由于没有电，也不能做饭，多伦多大多数家庭都采用电炉子做饭，对付吃了点东西，天也就渐渐地黑了。

饭后给家里打了电话，弟弟在家里照顾爸爸，由于输血及时，加上中药控制，爸爸没有感到非常疼痛和痛苦，精神上比前些天要好些。

自从得知爸爸病情后，每天都想给家里打电话，但怕爸爸对自己的病起疑心，我尽量控制往家打电话的次数，经常给姐姐和秋林哥打，秋林哥是我大姑的孩子，比我大几岁，从小就经常在一起，感情非常好，秋林哥是我们家族的栋梁，谁家的事情都得操心，这样的大事肯定是离不开他的。

虽然开始时商议定了爸爸的治疗原则，但随着爸爸病情的加重，我动摇了。我跟姐姐商量说，是否我们有权利剥夺爸爸的知情权？是否可以让爸爸知道现在的病情，让他参与治疗的决策？是否可以让他清楚地知道他现在生命进程的状况，让他来决定如何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我的理由是，爸爸是非常坚强的，他曾经失去过两个已经成人的弟弟。我听奶奶说过，我的老叔在十八岁时因脑膜炎而死去，我知道我二叔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刺激而患了精神病，最后自己了断了生命。我也清楚地记着我爷爷去世时的镜头，当时我八周岁，对死亡已经有了明确的了解，在爷爷出殡的时候，我瞧见爸爸憋得涨红的脸，坚毅、刚强、哀伤，但没有眼泪。如果我能够做决定，我一定会与父亲像朋友似地交谈，将一切的一切都告诉他，甚至我们可以探讨生命，探讨死亡。那是残酷的，但那让爸爸整个的生命过程更完整，就像他那刚正不阿的性格，最后再给他的生命绘上刚健的线条。我也相信爸爸会冷静地接受这无情的现实而不会畏惧，会有时间对人生做最后的思考。但，我更理解姐姐的想法，她更愿意承担着父亲的深切的信任，让善意的谎言焕发父亲对生命的渴望，抵抗疾病、延长生命；她更愿意承担巨大的心里压力，以微笑来掩藏心中的痛苦真实的一切，以其减少父亲面对死亡的痛苦。无论我们如何决定，这都是一个遗憾，一个巨大的遗憾，但生命本来就是遗憾的。

八月十五日，晚上的天气依然闷热，虽然我们住在地下室，稍微凉快一点，但那天晚上还是觉得格外难挨。

躺在床上，满脑子想的都是爸爸的病，回想起前几天给家里打电话时爸爸的几句话，当时就觉得有些异样，爸爸说：我的病不要紧，你们要在那里好好生活。我装作很随便的样子回答着，心里却有些发毛，是否爸爸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因为爸爸对医学也有相当的兴趣，有相当的医学常识，面对自己的疾病他一定会查找资料搞清楚的，何况家里有电脑可以上网，也许他已经在怀疑自己的病了。我不敢往坏处想，却又不知不觉地浮想联翩，虽然姐姐拼命隐瞒病情，还想方设法找大夫开假的化验单，我总是觉得瞒不住爸爸的。说到化验单，有一次化验员将白细胞的指标写错了，白细胞指标接近正常，那意味着病情的重大好转，甚至可以怀疑不是白血病，我打电话时正好姐姐刚给家来电话报告这个喜讯，当时激动地眼泪直流。但，那是一个美丽的错误，第二天大家的情绪又一次跌入深渊。

“好好生活”，一句朴实无华的话，当我装作平静地与爸爸通话的时候，我的心在流血，而那确实是我最后听到爸爸的声音，那就是爸爸留给我的最后几句话，是他老人家的最终的嘱托。事后我对妈妈谈到过与爸爸的最后通话，我说，我们（姐姐、弟弟和我）都是他生命的延续，我们会好好生活的，我们要生活得更好，我们好好生活就是对他最深的缅怀、最深的爱。

凌晨，电话响了。我知道，这是一个永恒的瞬间，他已经走了，我知道的，我甚至无缘在他在世时跟他道别 — 拥抱他；轻轻地吻他一下面颊；抚摸一下他的手；至少看他一眼，没有，都没有。我痛恨我的直觉，当我们离开长春时，我执意爸爸妈妈不要去车站，那太伤感了，我不忍在那个地方与他们说再见，我宁愿显得轻松地在家里道别，因为我期望着不远的重逢，但他们还是坚持去了，在我们与送行的亲戚朋友告别时，我的眼睛一直在人群中跟踪望着他们，爸爸拉着妈妈在拥挤的人群中匆匆地走了，我知道他们怕我伤感，我目送着他们，望着爸爸那略有驼背的背影，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你最后的一眼，你再也看不到他了。我不相信，我不愿相信，我觉得这太荒唐，这是在与众亲朋告别时断肠般的伤感而引发的下意识。我反驳着，我痛恨着。

三、 感悟

爸爸十六日（在北美是十五日，夏时制时差是 12 小时）去世，姐姐给我来电话时，父亲去世已经几个小时了，并且已经定下了出殡时间，是三天之后，国内是十九日，而我的机票是加拿大十九日早晨，赶到家最快也要到国内二十日。国内关于送葬的说法非常多，并且每个地方的习俗也各不相同，而这种习俗是轻易不能破的。并且，姐姐告诉我，妈妈坚决不让我回去，因为回去连遗体都看不着，加上路途遥远，一路奔波，怕我身体、精神上都受不了，另外怕我正在试用期，工作保不住。当时家里一切事都由姐姐顶着，天塌下的大事，亏得她的坚强，她命令式地告诉我找个地方大哭一场，回家就不要想了，态度强硬。并且说：你回来也住不了几天，妈妈就因为你们走后着急上火、伤感过度才得的结肠炎，刚刚见好，你这一来一去，妈妈也会受不了的 …… 我思绪如麻、万箭穿心。母亲、姐姐的命令，忤逆不得，我哭着答道：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我要回去！关键要将出殡日期向后推，规矩是约定俗成的，也是人定的，母亲笃信佛教，要用佛家关于死亡的常识来说服母亲，也亏得母亲了解关于中阴身的讲法。第二天我打电话对母亲说，人的灵识在咽气后三、四天内不一定马上离开，三日出殡虽然是约定俗称成的规矩，但与佛家关于死亡的常识相违背，七天后再出殡更保险些。再说，如果我见不到父亲的遗体，我会一辈子都感觉遗憾的。

我很少对自己的性格进行反思，因为这是我性格的一部分 -- 不羁于形式、我行我素，虽不是玩世不恭，也不是放浪形骸，但酷似严肃、甚至给人拘谨感觉的外表下，掩藏着骄傲的、反叛的自我。如果我不回国奔丧，我不会在乎亲朋邻里的看法，如果真的三日出殡，我宁可不回去，物是人非，何以堪对？承担一辈子的遗憾就是了，我的心会时刻为他祈祷。但此时此刻更重要的是对母亲的担心，虽然人的出生就是悲剧的开始，因为生就意味着死，无论是谁总是要面对这一刻的，但当这一刻悄然降临到你的亲人头上，所有的关于生死的感悟与理解都会化为乌有，剩下的就是悲哀，那悲哀刺入你的躯体、撕裂你的肝胆、焚烧你的灵魂。妈妈如何面对那巨大悲哀的侵袭？我要回去。说服了妈妈和姐姐，七日后出殡。

至今我也无法回忆出一路上是怎样度过的，唯一记得的就是没有睡觉，飞机到北京首都机场后的一些事情还恍惚记得，离家越近，心里越难受，一个人就那样走了，永远、永远，近乎执着的念头笼罩着我全部思维，并且这个念头象个巨大的旋涡，拖拽着我在悲哀的海洋里下沉。

我不想将那些天的经过写在纸上了，终究要面对现实，面对谁都无法逃避的宿命的现实。他的悲哀、你的悲哀、我的悲哀，没有区别的，有区别的是我们如何从这悲哀中体悟出什么。一切都象程序一样进行着，痛苦已经麻木了，剩下的是活动的躯壳象木偶般地动作着。作为长子，我被留下来等遗体火化后的骨灰，火葬场的工作人员发给我一副手套，白色的，在灯光下那白有些发紫，透出几分寒气。

记得小时候有时跟妈妈回姥姥家，要经过火葬场，虽然离火葬场有些距离，但那高高的冒着黑色轻烟的烟筒，总使我感到畏然，想到那黑烟是人体燃烧后产生的，心中更是七上八下，还有些呕心的感觉。但此时此刻，当一个长方形铁盘盛放着余温尚在的爸爸的骨灰，递到我手中的时候，我是那样的坦然，我自己都感到惊奇，没有丝毫的悲哀，我平静地看着，看着，陆游曾有“死去原知万事空”的感叹，此情此景，陆放翁的诗句在我耳中轰然作响，刹那间生死的距离在我眼中似乎消失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爸爸的骨灰似乎在向我开示。我没有戴手套，轻轻地挑拣着，将骨灰装入骨灰盒中的口袋里，我当时就想，没有什么可以挑拣的，因为那就是他在这世间留下的全部，因为没有可以分别的，我只是在挑拣，我在没有可以挑拣中挑拣着 ……

四、 搬家

很久了，一直想写点什么，但思绪凌乱，无从下笔。再者语言能够表达的实在是有限，虽偶有感而发，亦不成文，拖沓至今，终于有了个开始。我不知道此文如何写下去，我只想随着我的思绪，写出尽我所能回忆出的爸爸一生中的片断。

从“搬家”这个题目开始回忆，是因为那是对我、对我们全家都非常重要的事件，我们姐弟三人从那时开始与父亲共同生活在一起。 1970 年 10 月某日，经过近半年的酝酿，我们举家从白城搬迁到长春，一路上兴奋异常，至今记忆犹新。

爸爸是 1964 年开始到吉林日报工作的，那时我刚四岁，姐姐五岁，弟弟刚出生。我很少有与爸爸在一起的记忆，逢年过节，爸爸难得回来一次。每次爸爸回来之前我都非常兴奋，因为每次回来爸爸都要带些糖果，偶而会带些小礼品，但还是糖果最受欢迎。记得一九六六年，我刚上小学不久，应该是秋天吧，放学时已经是炊烟袅袅了，踏着落日余辉，迎着飒爽秋风，我兴奋地朝家里走去 — 爸爸回来了，又有糖果了。那一刻，和着暮日秋风、童心稚情，永远地刻在我记忆中，那样地美妙，那样地甘甜。

当时从白城到长春还没有直达火车，途中要在四平过夜，火车进入四平时天已经黑了，各种颜色的铁路信号灯在车旁闪过，象一条彩练在翻舞。我们全家没有下车，那是我第一次坐卧铺，车厢中人不多，我和弟弟上上下下，玩得不亦乐乎，还非得住在上面，我记得住在中铺，可能玩得太累了，半夜从上面掉下来都没有摔醒，早晨起来发现自己睡在下铺还觉得非常奇怪。

清早，火车长长地鸣了声笛，呼隆呼隆地启程了，弟弟当时六岁，他趴在车窗玻璃上，兴奋地向外张望着，忽然他惊异地大叫起来：爸爸快看，对面那个火车的轱辘瓢了（不圆了）。稚童稚语，给旅程增添了无穷乐趣，这一趣事也成为后日家人亲属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那日的早餐是牛肉炖萝卜和大米饭，虽然我小的时候对膻腥的牛羊肉非常不感冒，但这一顿早餐我还是记忆深刻的，也许是那种其乐融融举家团聚的氛围，冲淡了我味蕾的敏感，也许从那天开始，我对牛肉逐渐可以接受了。谈到饮食，父亲是位美食家，因为职业关系，宴席酒会不断，有机会品味各种美味佳肴。他不仅可以品评菜肴，自己也时常挥勺上阵，特别是节日家宴，绝大多数时候他都要亲自主灶，一是因为兴趣所致，另外不放心其他人的厨艺也是主因。虽然我至今也没有对烹调产生足够兴趣，但相关话题在本文中还是要涉猎到的，因为爸爸的缘故。

五、 关于本文

从开始动笔写这篇祭文，迄今已经三年时间了。叫祭文不太准确，散记也许更贴切。我尽量回忆着过去生活的片段，回忆与爸爸共同生活的一些经历，加上我自己的一些议论和感受。我自己是不会写类似于回忆录之类的东西的，原因有三：一是笔力不逮，一篇文章不管内容如何，若能梦笔生花，读起来也不至于闷杀读者；二是不想无病呻吟，偶为沧海一粟，生活中虽经历一些事情，亦不足以与外人道，虽与亲朋挚友有过交流，不过一二人而已；三是不屑，绝不是狂妄，当我整理父亲遗物时，人去物非，早对“身外无物”深有体会，亦对“心外无物”有所感悟。这些文字仅仅是为了父亲和我自己，他虽然已经离开五年了，但对他的思念依然是那样强烈，一直有写些东西的冲动，断断续续写到今日，应该还会写下去，所以大家只会看到这篇文章的开头，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此是也。不是故作玄虚，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结尾。因为对他的思念是延绵不绝的，想写的时候就会写上一些。因为不是为了写而写，那我这浅薄的文字功底也就无大碍了。另外，许多以往的事情被我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只有那些依然给我带来愉快回忆的，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片段，才能见于笔端。

六、 新的生活

吉林省的省城，长春，对我来说早已不陌生，在搬来之前，我已经来过两次。第一次是同妈妈，弟弟一起来的，记不清楚住了多长世间。第二次是我一个人来的，住了大约半年多。两次来都是为了给我治病。长春的解放军 208 医院是全国著名的矫形外科中心，当时他们搞了“穴位埋线”疗法，在穴位上割个小口，然后将羊肠线利用弯针穿过穴位从另外的地方将线引出，结扎，他们认为靠羊肠线在体内吸收过程对穴位产生持续的刺激，达到治疗的目的。于是在我的腿上和背部的穴位附近留下了许多小瘢痕，也使我对皮肉之苦有了很大抵抗能力，同时增强了我对痛苦在心理上的忍耐力。

十月的长春依然非常美丽，那时的天空还是非常的蓝，加上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我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中。同时，因为开始了同父亲一起生活，对父亲的了解也逐渐增加。通常他对我们是不苟言笑的，但偶尔还是非常的亲近，例如，周末的时候，当他决定带我们去胜利公园去玩的时候（那里有木马，小时候我们都非常喜欢去骑木马），他就会调侃我们：谁想去谁举手，或者，谁不想去谁举手，突然变换着两个近似的问题通常会把弟弟搞昏头，该举手的时候不举手，该不举手的时候却举起了手。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不关心我们学习的，那个年代也没人去关心吧？但他会给我们借些书回来看，大多数是童话，偶尔会有些与我的年龄不相关的。我记得在读小学的时候，大约小学五年级吧，我在上课时读叙事史诗《嘎达梅林》，被老师发现并没收了，课间被叫去教研室，被温和地批评几句。我喜欢读书的习惯就是在小学时候养成的，这是父亲给予我的最大的关爱吧。

我们家在长春住过的第一个房子是一套两居室的公寓，厨房独立，厕所三家共享，我们在这里住了将近四年，也是我无忧无虑的童年的四年。由于家里有些藏书，从这时起开始接触古诗词，父亲没有给我任何建议或指导，完全是自发的喜爱，或许受朋友的影响比较多，童年最好的朋友云峰就住在三楼，而我们住在二楼。曾与元红谈起往事，与我们共同相关的人物如王铮华，戴英，葛淑贤都住在我们家相邻的单元里，此乃闲话。

也是在这一时期，姐姐开始学习小提琴，我也试图摆弄，但一是天赋不够，父亲也不希望我学习，脆弱的希望就放弃了。至于美术方面，除了自发地画一些简单素描和速写，没有显露出任何天赋，父亲也没有可以给与任何辅导，因为他也是自发地学习和发展音乐美术方面的爱好，认为我们也应如此吧。我记得直到 20 多岁，一个我经历过的最恬淡的一个春节，姐姐已经出嫁，弟弟参军到海军航空学校，家里就爸爸、妈妈和我。寂寥之时，背诵下来昆明大观楼的长联，并画了一些静物写生，爸爸也觉得我似乎在美术上有些天赋，进行了一些指导。这是我与爸爸进行过的关于美术学习的唯一对话。不过，因为他收藏了许多美术作品资料，如俄罗斯的一些美术作品，使我对美术作品的欣赏有了一定的启蒙。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姐弟几个没有人能够继承他在艺术上的天赋。如果文文在声乐和天天在作曲上呈现出天赋的话，应该是隔代遗传吧。

关于这段时期，记忆最深的要说是春节，每年春节晚上，爸爸总要用山楂做一些饮料，酸甜清凉可口，所以我盼望过春节，主要是能够喝到这种山楂饮料。当然家里要准备许多美味佳肴，但对我没有太大吸引力。另外一次记忆最深的事情是陪爸爸喝酒，有一天，老爷子非常高兴，给了我一杯啤酒陪他喝，当时我应该十三岁吧。另外一次我记忆最深的陪爸爸喝酒是在吉林市，在我参加完第一次高考，去吉林市参加对我的特殊体检，那天天气非常热，我们各喝了一碗本地鲜啤酒。啤酒虽然鲜美，但心情却是异常沉重，高考分数可以进北大、清华，而我却谨慎地报了吉大，却仍然因身体而不能录取。长久以来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是我所承受的打击，但当文文逐渐长大，最终进入大学学习时，我想象了一下当时爸爸、妈妈的感受，他们所承受的又是多大的痛苦呢？虽然最终通过我的努力，我的工作生活没有受到那段噩梦般经历的太大影响，应该说我还是给了他们值得骄傲的荣耀，但就当时来说，只有文文到与我那时年龄相若的时候，我才能体会到那时父母的苦楚。这是我唯一地一次以文字方式谈到当年的往事，今后应该不会再提了，除了某些极特殊的经历，能够留在我心中的都是愉快的记忆。

那个年代电视还没有进入家庭，但由于爸爸的职业关系，还是有机会观看各种文艺演出，看电影、戏剧等。当爸爸执夜班时，我和朋友偶尔也会步行到报社去看电视。当时，他的工作环境对我来说是非常优雅、神秘的感觉，宽大的写字台，柔和的台灯光。还有我和他的同事们都很熟，因为我曾在报社住过半年的缘故，他们都愿意和我开玩笑，到报社去对我来说是一种轻松愉快的事情。我恍惚记得，在我会打乒乓球后，还偶尔到报社打球的经历，但我记不起是否同爸爸交过手。

打升级是一种经常性的家庭娱乐活动，通常大家都非常认真，因性格激烈好胜，我更是逢讼必争，爸爸只是据理力争，偶尔会妥协一下。往事如烟，如今只剩下淡淡的回忆了。

另外，在犯错误时，爸爸不太对我们进行体罚，最多是在脑袋上撇上一下，也许我们也没有犯什么大错误吧。但他的态度还是非常严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