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四十周年忌日
孔敏中 1980年3月5日于上海
1930年至1934年，我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工作。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在北京与北平时是在教育部内的。早一些时期这个机关还没有这个名称，各国官书大都寄给外交部，也有一些寄给清华大学和上海中国科学社等机关。因是没有正视这一机构在国际学术界的作用与缺少经费之故吧，收到的各国官书等箱包，没有专人负责整理保管。中央研究院蔡院长杨总干事（杏佛）就把它接收到中央研究院名下来办。杨总干就让我来将许多大木箱大小邮件打开整理编目。就这样日复一日，在这三十年代初，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浓雾中做了几年。在蔡院长杨总干身边工作了三四年，受到了有伟大人格和渊博学问的熏陶，至今有半世纪相隔，过去了五十年之久，有几件事在心目中还是能牢记不忘的。
《翰林公》
记得有一天我两手捧着一幢什么的走进蔡先生办公室，看到蔡先生正在忙着铺开纸张，要为请求蔡先生墨宝的人书写一些屏条，我放下手中的东西去帮蔡先生铺平纸张。这时我久藏在心里的意愿竟会大胆地当面向蔡先生张口了。这请求原先是请马秘书转达的。我恳求道：“蔡先生几时也请蔡先生赐我墨宝好吗？”蔡先生抬头看了我一眼，随口说道：“你也要么？”我说：“等了几年了，没有敢请求。。。今天大胆了熬不住了！”蔡先生微微笑道：“奥，好么。”在写毕第二幅稍事休息的时候，我也走了出去的。及至过了些时候再进去拿什么时，听到蔡先生说：“孔先生，你看那两句给你好么？我高兴地走向所指的两幅纸，看到：
万卷虽多当具眼，一言惟恕可铭膺。
下款具着蔡先生的名字，上款还写着我的名字，还加上先生两字。当时我快活的得说不出话了，只是认真地道谢，并且还说怎么能用这个称呼！
过后就高举两幅墨宝走到外面大办公室内献给马秘书等几位欣赏，只听见他们为我高兴，说了许多为我高兴的话，直到大家下楼午饭，还没有把话头转向别处。马秘书说：这才是名不虚传的“翰林公“！杨先生秘书王先生说：这副墨宝是特地给你（指我）写的了！这意思是指我一年到头在整理千万册各国官书，而下联则指出我的性格的不够方面了。可惜也可怜的是我今年已八十了，而这方面的缺点还是留剩许多。
这副墨宝当然是我一生的无价之宝！我因不愿跟交换处再去南京，而有机会去欧洲，所以得到蔡先生的允许离开中央研究院。其时杨铨（杏佛先生）已被害有一年之久了。四十余国的“官书目录“初编算是完成了。这副墨宝是经过变乱还留在我身边的，可这次大难（所谓的文革）中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痛心和厄运！杨先生的，马秘书的与我老亲娘的唯一的一帧全身照相同归于尽。政策来落实过了，性命还我的只有一叠横写竖写的”交代“，及有其它，更见不到那幅宝联了。相信这两句名句没有写进马秘书的档案宗卷里去，因不敢将蔡先生的心血结晶品随便遗失掉，所以将这些经过写出来已示尊敬热爱蔡先生。此乃国家的与许多许多人民的珍宝，我未得安全地把它保存好，那是有罪的，不过这个浩劫的经过我应当源源本本地汇报一下，虽是我的目力已是不允许了。
《等一等。。。啊，蔡先生。。。侬》
有一天上午，在那静静的内室的一角发出了一声：“啊，蔡先生！“外间大办公室的同仁们初未怎样注意这一声。原来。。。。。。
蔡先生才识等等是怎样好，怎样高明，那是用不着我这样的人来说半个字了，而蔡先生的器宇等等方面也是为所有知道他的人所称颂的。不过象我们几个亲自在蔡先生身边有些年月的人所受的熏陶更亲切些，所受有的感受，有些更是认识有些不同也不免更深刻些。若说一般人不会体会到蔡先生经常是怎样对待我们这些“下属“，恐怕也不至于过分了的。事实是这样，蔡先生若是有事要我们去做的时候，他从不坐在办公室内按电铃叫当差来传呼我们进去听话，而总是亲自到我们面前来交代的。因此那蔡先生的待人接物的习性的马秘书总是间隔一些时候走进院长室去转转的。看看有什么可以接手的，省蔡先生起身出来。这件事我们是未曾留心到的。
中央研究院北京有赵元任、李四光、李济之等的历史研究院等，南京有竹可桢等的气象台等，上海有陈翰笙等的社会科学研究院、丁西林的化工研究院和周子兢的工程研究院等机构。总办事处设南京。一九三零年前，为了方便起见，会计处也在上海。卅十年总会计处在南京，上海只留一人办公—一位与蔡先生蔡师母杨先生都很熟悉的女职员—姓雷名清庭的相当细心的女同志。因为职员大减了，原大间会计处派作别用了，而只得将一间仅够安放一只台子与一只转凳的一间给这身体也比较小的会计。在她坐下来伏案写东西的时候，有事要与她接洽都得请她出来。办公桌旁还放着一只小保险箱的，但也就没有插立进一个人的地方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蔡先生亲自来交代什么工作了！“雷先生！”雷先生在忙着打算盘记账的时候，很自然的吧，没有觉察这是谁的口声吧，因此只是说了一声：“等一等！”蔡先生则真是规规矩矩的立在小门外了！在那位雷大会计还未写完什么数字的时候，她脑子里耳朵里不知如何觉得有些什么。当她比自觉的回了一些头的时候，她吃惊地失声地跳起身来大声叫出：“啊，蔡先生！。。。侬。。。叫福根来叫我一声好了！“蔡先生安慰那位大会计说”不要紧，不要紧！“
在雷会计十分内疚和抱惭的伴送蔡院长走回院长室之后，就转身到大办公室来向大伙儿叫道：“我今天做了一件太不像话的笑话了。。。。。“
之后，“等一等！“这个词儿的用处在同事中就不时能听到了，尤其在那几个比较年轻些的同仁之中。这是一件小事吧，我要将它写出来。蔡先生的形象和给吾们的印象，从此在吾们的心目中又加一级深刻了，又加一级高大了。”蔡先生对中央研究院每个工作人员，不论职位的高低，都以谦虚诚恳的态度平等相待。“这是陈翰笙先生最近还给蔡先生提出来的崇高伟大的人格标准典范。
《蔡元培在国外》
蔡元培这个名字在国外也是颇有声望的。记得在三十年代初的几年里，欧美两大洲上的好几个大国的大教授、大记者等都来拜访蔡先生。记得大文豪萧伯纳来中国访问，也先来蔡先生这里。记得美国的一位老教授来中国时，也先会晤蔡先生，因他向来称赞中国的文化，所以这次来中国还带了妻子一起来的。蔡先生曾招待他们在家里茶叙，蔡师母也出来相伴。外国人知道些中国的就会很欣赏中国的茶味，不过其他茶点小吃就不懂了。列如白瓷圆碟里放的小粒黑色瓜子是什么和怎样品尝，那就不得而知了。那位教授太太在蔡太太招呼请用之下，她也就撮了几颗甘草瓜子放进嘴里连壳硬嚼一阵。我看见了也不知如何说话，蔡师母注意到了就告诉她要如此这般先咬碎后剥来吃里面的肉子。那位太太就说中国吃的东西方面也大有艺术的。那位史沫特莱先生则是已相当熟悉我国的许多种茶食的各种吃法了。
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在杨杏佛先生被害之后不久，南京教育部忽有愿意收还之意，要搬去南京。其时欧美四十余国政府书刊已整编完毕，有目录一册。我因不愿意再去南京而仍留上海时，曾为当时名为白利南路的新建的大楼搬运了也整理了一些书籍用具。也为新小楼南面的空地上开辟了一个网球场。这也受到蔡先生的赞同之后做成的。可惜因离市区远了些，那年夏季丁西林先生等没有在这里打球。
1936年春我得到西去德国的机会。在柏林见到了那位不愿学习”花花大字”的（原德文字母的老印刷体）程大使，在调换随身携带的所谓护照时会晤到邱长康君。我原想躲在柏林的，邱君说我是自费生，要与月领官费津贴400马克的同淘学习，好像不很相配。他介绍我去汉堡大学确是很好，也认识了好几位名满世界的教授，也认识了许多许多广东与青田的侨胞。那几位大教授与老学术权威也都知道吾国的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与蔡元培院长，也见到过二十年代中期蔡先生曾在欧洲视察教育的。我曾遇到一位被希特勒不情不理免去教授名位的世界民族学家威廉其名的老教授，他不仅认识蔡先生，他的一家认识蔡先生一家，蔡先生一家也认识他的老夫人。他们都是从论学术而成老友的。还有一位汉堡大学中国文化语言研究所的老教授曾认识蔡先生并请蔡先生为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还有一位老教授曾在中国待过三四十年之久，是一位欧洲汉学家中第一个编著中国哲学史的富克教授，他也是非常称许蔡先生的。
这一些事实也能说明这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在国外也是为伟大祖国增光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蔡先生！四十年前党中央毛主席在唁电中是有两句称颂蔡元培的：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这就是说明蔡元培在二十世纪初，二十年代前后，已是吾们伟大祖国的教育事业方面的有伟大贡献的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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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曾于2010年初夏，前往蔡先生在上海的旧居，代我阿爹给蔡先生的半身像深鞠躬三次，既表达了我的敬畏，也代表阿爹给蔡先生道歉，阿爹一生无数次提到蔡先生对他这个后生的提携，可是他却无法在那些个年代前往祭拜，甚至他珍藏的蔡先生对联也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呜呼，请受晚辈三拜。
--陶次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