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丏尊文集》出版前后
夏丏尊先生是浙江上虞人，生于1886年，卒于1946年。他一生从事教育、文学、编辑出版事业，贡献极大，著译也不少。但是现在青年人当中，知道他的已经不多，以至常常有人把他名字中的“丏”字读成“丐”字，甚至个别播音员也如此。不能不令人感到歉然。
出版社的工作中有文化积累的任务，使一些有价值的著作，既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也使之流传后世。对像夏丏尊先生这样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那数以百万字计的著译，有责任把它整理成集，使之流传。我十分幸运，有机会参与了这一工作。
那时，浙江文艺出版社尚未成立，我在浙江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工作。1981年夏天，一次，分管我室的副总编刘耀林同志告诉我：有两位浙江籍作家的文集——《夏丏尊文集》和《丰子恺文集》，人民出版社已列入选题计划，并已开始了工作，现在他们因力量不够，愿意将这两部文集让给我们出版。总社已答应接受，要我们立刻派人去北京联系。
于是，在7月22日，我和李均生同志两人就衔命乘飞机去北京。记得飞机在杭州市下午6时20分起飞，到北京已是黄昏。我们一下飞机，就有人民出版社的秦人路同志来接。那年，据说是北京四十年来未有过的酷热。当晚安排好住处，差不多已半夜了，次日上午仍由秦人路同志来陪我们去人民出版社，见到了分管这方面工作的范用同志。范用同志是老出版家，这时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讲话带有南方口音，原来他也是浙江人，出生于宁波。初一接触，即感到这是一个精力充沛、思路敏捷的人，言谈举止，不失学者风度。我们将带去的《郁达夫诗词抄》、《西湖佳话》、《宛春杂志》等书赠送给他，他表示了由衷的喜悦，并赞赏我们这工作做得好，出了国家级出版社所没有来得及出的书，贡献很大。接下去就言归正传谈到两部文集的事。
《夏丏尊文集》已基本编就，主要是由欧阳文彬和叶至善负责的。欧阳原在开明书店工作过，对夏公的著作比较了解；叶至善是夏公的女婿，既是编辑者又是亲属，由这样两个人来编辑夏公的文集，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丰子恺文集》因文字多，门类广，该如何着手，尚未最后决定下来。现在是由丰老的幼女丰一吟和一位姓常的同志在集中稿子。
这样，我和李均生同志商量后，决定先把精力集中在“夏集”上。我们翻阅已编就的稿子，上面已有叶圣陶先生为之题签的书名，不胜惊喜。叶圣老和夏公是挚友,后来又成为儿女亲家，两人不仅友情深笃，而且文风也十分相似，他俩合写的《文心》一书，后来连他们自己也分不出哪段是自己写的。夏公早逝，叶圣老一直戚戚于心，这次对编辑夏公文集，十分关心，书名题签横的直的写了好几幅，以便出版社选择。我们得陇望蜀，更想请求他能写个序言。范用同志知道我们的心意即为我们电话联系，告诉说我们准备登门拜望。那边是至善同志接的电话，他说近来因房屋翻修，全家移居别处，交通十分不便，相关事宜，明天他来招待所看望我们，当面再谈。我们不便再说什么，只好同意他的安排。
第二天早上，叶至善同志来到我们住的中直招待所，他身材魁梧，与早年照片中的叶圣老很相像。他带来了叶圣老的问候和写序言的允诺，但因目疾未愈，加上住处不安定，得待些日子再写，一定不会耽误我们发稿。接着，至善同志就“夏集”的选稿范围和编辑原则等具体工作，向我们做了介绍和说明。叶至善当时是中国少儿出版社副总编，对出版工作是行家里手，尚有叶圣老在身边指导，我们当然十分放心。后来就分卷和体例等方面的问题，做了几次研究，最后决定文集分三卷出版。第一卷以原来的《平屋杂文》为主，再加上散发在报刊上的文学作品，称为《平屋之辑》；第二卷专收语文教学方面的论著，以原来的《文心》等三篇文章为基础，称为《文心之辑》；第三卷是译作，里面收入有著名的儿童教育作品《爱的教育》、《续爱的教育》等，称为《译文之辑》。共计100余万字。“夏集”分卷、体例等商定并取得叶圣老的首肯后，我们请至善同志转告他老人家，能否将自己的作品选一本给我们出版，至善同志不置可否地笑笑。当我们以后再次提出这个要求时，他才告诉我们说：老人家要我们代为谢谢你们的好意，他说他的文章只是一个中学教员的水平，不值得再版的。他唯一的心愿是《夏丏尊文集》的出版，如果在他有生之年能看到这部文集的出版，那就感激不尽了。
我们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十分感动，这无异是对我们的鞭策。
也许是叶圣老理解我们想见他的心愿，也许是老人家觉得有当面嘱托的必要，我们将要离开北京的前两天，一清早，叶至善同志突然来到，他说叶圣老来看我们，因为行动不便，现在门外汽车上，希望我们出去一下。这使李均生和我两人喜出望外，连忙奔出招待所，只见停在门口的黑色轿车里，坐着一位须发似银的老人，特别是那长长的寿眉使我们准确无误地认出是叶圣老，不待至善同志介绍，就立刻走上前去。老人家这时也意识到我们是谁，正蹒跚着要站起来，被我们按住了。没待我们开口，他先向我们道了辛苦，接着，对我们出版“夏集”一再表示感谢。原来今天他是去出席“民进”的一个会议，特地提早半小时出门，要车子绕道来这里看我们。
看着坐车远去的老人身影，我不禁感慨万分：年近九旬的人了，还这样为故友的书稿操心。对照现今文坛上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乌眼鸡现象，叶圣老的崇高品质，不正像白鹤般高洁么！
也因为这样，当我们手里提着“夏集”100余万字的书稿离开北京时，在我们的心理分量上，叶圣老的嘱托比这十多斤重的稿子更沉重得多。老人家这一年是八十八岁。
稿子拿了回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室里原有的任务已很紧，每人桌上总轮番地堆着好几部书的原稿和校样，这部原未列入选题的100多万字的文集，对我们这个人数不多、门类不少的编辑室来说，不能说不是个很大的压力。幸亏上下一致、同心协力，又得到出版室同志的积极配合，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在1982年初发了稿，1983年2月，出了第一卷《平屋之辑》，印数是8000册；接着第二卷《文心之辑》和第三卷《译文之辑》也陆续出齐，前者印数21000册，后者7000册。当每一卷书的样书拿到时，我们总是以最快的速度给叶圣老寄去，我们不会忘记他那迫切期望和谆谆嘱托，同时也暗暗祝愿叶圣老能健康长寿！
在这时期，我曾先后收到叶圣老赠送的《叶圣陶论创作》和《叶圣陶散文》（甲集），上面有他亲笔的签名，只是笔力已大不如前了。
去年，我曾看到《人民日报》副刊的一篇文章，题目和作者都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作者也是个编辑，文章内容是写他曾为编辑《顾颉刚文集》作过努力，然而转折了八年，最终未能出版，而且彻底取消了这个选题。文章充满哀叹，有“我死后将无颜见颉老”之句。我看后大有感触，也深为自己庆幸。不然，我死后无颜见的不只是一个夏老，还更有一个叶老哩！
《夏丏尊文集》三卷出齐，立刻销售一空。1986年上虞县举行夏公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要购文集，书店已没有，最后将我社库存的几部悉数买去。以后我也曾收到不少要求购书的来信，但手头无书，只好回信表示抱歉。
一般来说，出文集是要赔钱的，但也不尽然。我们在“夏集”出齐后，将第二卷的《文心》、《文章作法》和《文章讲话》三篇文章、利用原有纸型，另装封面，印成三本小册子。这为语文教学提供了极好的补充教材，因此深受广大中学师生的欢迎，每册发行在10万册以上，既满足了读者要求，也收到了经济效益。在出版社来说，可以算是名利双收的。
最后我在这里要说的，现在这部文集的责任编辑署名是我和李均生同志两人，实际上我除了在第一卷中做了些具体工作之外，其他都是李均生同志做的，他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数倍于我。在合作中，李均生同志的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和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使我得益甚多。我也希望这种良好的编辑作风和态度，能在编辑中留传下来。
199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