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很多左派作家的革命性不仅表现在“革命”上，也表现在他们的“性”上，他们的革命怎样影响了他们的爱情，他们又有着怎么样的爱与性？
从出走到回归——左派作家的性与爱
“当我死后，或许我的作品无人去看，但肯定的是，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作家萧红写下这句话时，内心无疑夹杂着阵阵酸楚。但萧红没有想到的是，艺术没有国界，绯闻也没有国界，绯闻的流传，却让更多的人去看萧红的作品。
越战结束后不久，一个退伍美军大兵听说“中国东北有个‘二萧’，他们的爱情故事很曲折”，他由此对中国文学感了兴趣，并最终成为了萧红《呼兰河传》的英文译者。一九八一年八月，美国加州举行了“鲁迅和他的遗产”学术会议，萧军受邀参加。在会上遇到这位《呼兰河传》的西方译者葛浩文，萧红研究专家葛浩文抓住机会，当面向萧军兴师问罪，说他当年虐待萧红，还打过她！萧军矢口否认，两人几乎吵了起来，著名学者李欧梵作为主人只好劝架，“但心里着实同情萧红”。[详细]
萧红着实让人同情的，不仅是她那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惊艳文才，更有那在男人间跌撞的曲折人生。“二萧”恋情一开始，萧军便如英雄天降，陷于困境中的萧红，与萧军宿命般的相逢，让自己在初见之时便献出了自己的身体。从此萧军的横冲直撞和萧红的步步相随，便成了“二萧恋”的主轴。萧红说：“当他爱我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力量，连眼睛都张不开。”
萧红为爱变得盲目时候，萧军却不断地盲目去爱。主张“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萧军，颇能东鳞西爪地留情。两人同居五年多，他在感情上的旁逸斜出，每次都戳得萧红流血、颤栗。在上海期间，他们经常为此争吵，萧军脾气暴烈，有时竟将萧红打得鼻青脸肿。
萧红曾对聂绀弩倾诉：自己依然爱萧军，但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忍受屈辱太久，“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萧军则觉得，萧红“如今很少能够不带醋味说话了”，为着吃醋，“她可以毁灭了一切的同情！”他也幻灭，觉得萧红跟寻常女人到底并无两样。[详细]
２．出走传统——革命的思想与革命的性
萧红是怎样变成了萧军眼中的“寻常女人”的呢？
萧军初见萧红，萧红逃婚、私奔、吸鸦片，在那个女性被社会压制，也被男性压制的时代，萧红这样一批较激进的新女性，想完成新的女性角色的建构。她们努力去追寻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自由的、炽热的“真爱”，其结果是“矫枉过正”与“物极必反”，最后在许多新女性身上出现异化，由追求自由、炽热、烂漫的情爱，最后部分演变成滥性、滥情与滥爱。
胸怀革命远大理想的人，怎么能被家庭所束缚住呢？这些人多追求激情、浪漫爱，甚至发展到性解放与性自由的地步，唯独缺少的是对家庭责任的担当。萧红的《弃儿》中，关怀千千万万这个世界的弃儿，却对自己的孩子极为冷漠。这是当时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传入中国后的一种理解上的错误，把西方思想变成反传统的武器，最后出现异化。[详细]
萧红的想法，并非萧红独有。萧红和萧军这样成长于五四之后的革命青年，真正关心的自由并不是信仰自由或思想自由，而是摆脱宗法大家族专制、资本主义经济压迫和社会习俗束缚的自由。恋爱自由集中了三者的焦点，远比政治自由更得人心。而恋爱自由，在很大的程度上意味着性自由。
正是本着这样的认知，五四青年有着对西方思想理解上的错误。明代士大夫就已经发现：较之天主教徒，儒家社会的性管制可以说相当松弛，新教社会对家庭价值观和严肃风俗的重视比天主教徒有过之而无不及。新青年对传教士、救世军、基督教青年会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异常厌恶，其实这些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倒是当时中国最接近西方的类型。
拒绝家庭和社区的义务，蔑视社会风俗和舆论的柔性规训，仇恨资产阶级腐朽自私的财产观，怀疑和嘲笑宗教价值观，信任和崇拜国家的刚性强制。这些元素构成了粉红色知识浪人的标准画像，在每一方面都跟缔造美国民主的朴茨茅斯清教徒恰恰相反。早年的高尔基就是这种人。他曾经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结果却发现：美国人憎恶他混乱的私生活，超过了沙皇憎恶他的政治观点。他永远没有忘记这次侮辱，毕生诅咒和嘲笑金元帝国的伪善。[详细]
这样，当萧红真的需要萧军履行家庭义务，对萧军的放纵吃醋时，萧军觉得被束缚了自由，于是随之发怒，随之认为萧红“跟寻常女人到底并无两样”了。
而在这一点上，萧军倒和丁玲有很多共同语言，萧军曾经觉得，丁玲是自己“无话不谈的朋友”。萧军曾同丁玲互诉衷肠，互相倾吐情感的隐私，萧军说了自己一些 “从未详细同谁说过的”同萧红的往事，丁玲也告诉萧军她13岁那年被一位军官和一位教员钟情的私秘。
比起萧红来，丁玲在爱情上自由开放的态度，以及能收能放的本事，或许和萧军更有共同之处。二十一岁时，丁玲与青年编辑胡也频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同居，还拉上了沈从文住在一起，三人形影不离，如同萧军拉端木蕻良同自己和萧红睡一张床的性情。丁玲在同胡也频同居的同时，又爱上了文学家冯雪峰，还打算在杭州西湖边构筑三人世界。他们公开的三角恋爱很快就成为黄色小报上的花边新闻，折腾得沸沸扬扬。当胡也频被捕牺牲后，丁玲“没有哭，一滴眼泪也没有流”，同年又和翻译陈达开始了同居。[详细]
３．冷热相别——革命的战士和家庭的逃兵
萧军和丁玲并不是那个时代的孤例，仿佛越是“思想先进”的革命作家们，越在家庭责任上疏于照顾，越是为人类解放呼吁奔波，越在不断伤害自己身边的人。郁达夫便既以情种出名，也以放荡出名。郁达夫北上到北京见到梁实秋之际，提出的要求有两点：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梁实秋不胜骇然。他说：“前者我欣然承诺，后者则清华学生夙无此等经验，未敢奉陪（后来他找到他的哥哥的洋车夫陪他去了一次，他表示甚为满意云）”。郁达夫轰轰烈烈地追求杭州四美之首王映霞，所写长篇累牍的情书不仅当时名动沪杭，也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
但郁达夫为王映霞挥金如土之时，他的妻子孙荃正待生产，生活拮据，等着郁达夫久久不到的家用。郁达夫对此并非全无愧疚，在日记中他写道：“我时刻忘不了映霞，也时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孙）荃君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泪。”然而，对孙荃的同情并未阻止郁达夫和王映霞的结合，王映霞为郁达夫生的三个孩子也并未能阻止二人最终的离婚。
郁达夫奔走抗日，于1945年在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杀害，其在革命上的勇敢自不足论。却在对爱情和家人上，有着不相称的寡情凉薄。即便要去“铁肩担道义”，却不能合格地承担家庭的责任。正如同郁达夫的代表作《沉沦》中，那个“没出息”的纠缠在“名誉、金钱、和女人”中的主人公，自怨自艾，身心交瘁，只能看到他对自己的伤怜，却看不到一点儿对他人责任的意识，也无怪乎出版后谴责生一片，周作人就说“颇有人认他（它）是不道德的小说。” [详细]
在家庭责任上的“不道德”，掩盖在政治的“道德”的大旗下，在以拯救大众的“革命者”自居的作家们那里，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萧军对丁玲毫无保留地投身给党不以为然：“她爱她的党，以至于被最不屑的党人；我爱我应该有的自由，我不愿意把这仅有的一点小自由也捐献给党！” 但萧军只是对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党人们有着意见，他自己还是认为，政治的信仰是要坚守的，爱情之类的个人生活上的责任，完全不能与之相比。萧军告诉丁玲：“政治信仰这是一生的大事啊……这不能比恋爱，也不能比结婚……一个人一生可以恋一百次爱，结一百次婚，但却不能改变一百次信仰啊。” [详细]
４．重返家庭——超越政治的归宿
然而，萧军和丁玲们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延安之后，离政治革命更近了，却离自己追求的生活自由更远了。萧军在同萧红分手后两个月，就和19岁的王德芬结了婚，他们的爱情在萧军到了延安后不久，萧军便又一次感到没了新鲜，萧军说，他们夫妻关系之所以能够维持，旧情占2/4，爱情占1/4，可怜占1/4。而萧军继续和王德芬厮守的另一个原因，则由丁玲说了出来。丁玲在《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中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当然，丁玲对女同志的恋爱自由是更为重视的：“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 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 [详细]
丁玲和萧军恐怕都没有想到，文艺在延安不能给艺术家带来漂亮的情人，却能带来一阵腥风血雨，《三八节有感》发表不久，延安就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文艺整风运动。[详细]
而在运动中，左派作家的另一面被展现出来了，大多数左派作家的这一面展现得相当自私和冷酷，他们习惯严以责人、宽以待己，把一切责任推给万恶的社会，用政治家的决断对付亲人，不择手段地索取资源。在忠厚者面前残酷，在凉薄者面前软弱。[详细]
丁玲给萧军说：“我未来这里之先……我是抱着怎么样火的心情啊！将将由南京出来！谁知道……竟像掉在冰窖里一样！没有温情，没有照顾！并不如我想的……是一家人！”“人初到延安，感到延安是冷酷的……慢慢自己就变得冷酷了。”“作家到这里，也好像失去彩色和作用了。” [详细]
丁玲对萧军如是说，也对萧军如是做了。近四十年后，在美国萧军还亲向丁玲兴师问罪：“当年在延安，你们一大队人来找我，一个个轮流批斗我，我就是不怕！你们要来文的武的都行，了不起到山坡打一架，谁会是我的对手？！”听得在场的客人都儍了眼。丁玲呢？反而态度大方，只回答说：事隔几十年了，往事不堪回首，就算了罢。萧军悻悻然，并不领情，场面一时很僵。[详细]
然而，一些生活中缺少革命的铁和火，没有左派作家和革命者那样“坚定意志”，经常被英雄主义的光辉照出“软弱”的人，他们生活即便软弱，生命却更加强悍。与萧军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丁玲，在政治风向转变时，迅速转身将矛头对准了萧军。而萧军的妻子王德芬，却陪着萧军走过一轮又一轮政治的风雨，共同走过了五十年的岁月。
丁玲同情女人，觉得“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详细]
但丁玲看来软弱的很多女人，在漫长人生中的表现，其实比她这个“战士”更为坚韧。她们没有革命者们宣称的对家国天下的责任和担当，却一直兢兢业业地履行着家庭的责任，努力维护着家庭，政治风雨改变了很多革命者，却不能改变她们。
解放后，已到中年的萧军本性不改，又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女大学生张大学，称赞她聪明善良像萧红，又比萧红更美丽和单纯。在张大学怀上萧军骨肉后，萧军甚至要去和王德芬离婚。然而一旦政治风向突变，萧军马上变换面目，划清界限。据萧军和张大学的女儿回忆：“大概是1956年，张突然收到萧军的一封短信，内容极为简单，可以归纳为三条：一、我要出门，不要给我来信，我会与你联系。二、烧掉所有我给你的信件。三、若有人追查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推到张公度身上，就说是他用你拉拢腐蚀我的。” [详细]
也许因为萧军自己会因政治原因，立即和爱人划清界限，由此他在因张大学而要和王德芬离婚时，给的理由也是“怕自己的政治问题影响王德芬”，没想到王德芬表现得毫不犹豫，萧军去世后，王德芬回忆这段历史：“因为他的政治问题影响我和孩子们，那我当然不肯离了，我当时就告诉他说，‘我不怕牵连、我不离婚!’” [详细]
萧军到哪里，王德芬就跟到哪里，萧军曾说过王德芬不够独立，但就是这个不独立的王德芬，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无论萧军受到多大冲击，自己面临多大压力，都从来没说过一次“要离婚”三字。
而丁玲和小自己12岁、名声远不如自己的陈明在一起后，萧军觉得两个人“一切距离太远了”，但就是这个陈明，无论丁玲遭到怎样的政治冲击，他都从来不会和丁玲划清界限，一直陪着丁玲、照顾丁玲。丁玲到北大荒，他就跟到北大荒，丁玲被关进秦城监狱，他就在外面坚持等着。据陈明回忆，在北大荒的时候：“那时几乎天天都有人来，晚上睡觉时，我心里想，老丁年纪大了，睡着了一来人，一进来凶神恶煞的，她见了，心里一惊，这可不行。我就说：‘老丁，你先睡，我坐一会儿。’老丁说，你坐着他还不是照样要来吗？我说我晚一点睡，你先睡。只要听到狗叫，知道是来人了，我就叫醒她，让她有个精神准备。” [详细]
萧红的想法，并非萧红独有。萧红和萧军这样成长于五四之后的革命青年，真正关心的自由并不是信仰自由或思想自由，而是摆脱宗法大家族专制、资本主义经济压迫和社会习俗束缚的自由。恋爱自由集中了三者的焦点，远比政治自由更得人心。而恋爱自由，在很大的程度上意味着性自由。
刚者易折 柔则长存。回顾历史的人们，往往希望“二萧”这对金童玉女能够一直相伴相守下去，希望丁玲也能够找一个同自己名声匹配的丈夫，但兴许萧军最好的选择，便是有王德芬共度余生，而丁玲和陈明的姻缘，对丁玲而言，也是丁玲最好的归宿了。
结语
二十多岁，是最有创造力和反抗心的年纪，正是革命者和艺术家的年纪。作为一个革命的艺术家，萧军、丁玲这样的人，努力地摆脱着旧道德，寻求着新的，自由的生活。从传统的道德和秩序中出走的他们，将爱和性也当做反抗的武器，来争取自己所要的自由，而这武器却不断伤害着与他们有着爱和性的人。当革命退潮，当他们年老，英雄之气同浪子之心一并远去，他们也回归生活，和一个普通人伴侣一起走向归宿。他们经历革命和运动的风雨，却并不如那些默默坚守自己家庭的平凡伴侣坚强。年轻时他们想去塑造社会，结果还是被社会所塑造，而最终收留他们的，正是他们年轻时所轻视甚至反抗的，一个有着责任的家庭。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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