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秋的北京城里，红卫兵四处出击，满城破四旧。翠微路2号院里，形势骤然紧张。
翠微路口往北100米路西的这个大院，曾是北京农学院旧址，1961年起成为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共同办公的地方。大院内树木成荫，分为办公区和家属区。办公楼主楼二层东半边，是中华书局的近代史编辑组。
虽已是秋风乍起，29岁、刚参加工作一年半的陈铮却急得冒汗。头一天，中华书局接到了海淀区一所大学的红卫兵发来的通令，称第二天要来此破四旧。中华书局出版的许多书自然都属于“封、资、修大毒草”之列，更为严重的是，在三层一间办公室的透明玻璃柜子里，堆放着蒋介石的头像、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中央日报》等报刊图书、台湾版《蒋总统集》，以及由中华书局和人民出版社共同编辑、已初步成型的1200万字的《蒋介石言论集》稿。
“怎么办?这是典型的四旧啊!”多年后回忆起当日之事，陈铮仍感到后怕。
经请示书局领导，陈铮把书柜玻璃门用纸糊上，办公室门上贴了封条。又找出一堆没用的书，放在中华书局图书馆显眼的地方，以方便红卫兵搜出来毁掉，转移其注意力。做完这一切，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同事说：“我要誓死保卫这个房间的书。要是毁了，就完了。”
第二天，红卫兵没有来，《蒋介石言论集》躲过了一劫。
此后，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它一直无人问津，至今未能面世。
“要读这些反面的东西”
1965年3月5日，陈铮从中国人民大学近代史研究生班毕业后，到文化部所属的中华书局报到。
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找他谈话。金灿然中等个子，声音洪亮，一开口山东口音就冒了出来：“你这个专业正好，来‘蒋集组’上班吧。”
蒋集组，即《蒋介石言论集》编辑组。中华书局当时分为文学组、哲学组、小丛书组、古代史组和近代史组，但蒋集组是独立的。
关于这一特殊任务的缘起，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所著的《毛泽东阅读史》中介绍：“1957年，他(毛泽东)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反右倾运动之后，根据毛泽东出反面教材的指示，中宣部组织人民出版社和中华书局，联合成立了《蒋介石言论集》编辑组，最初由人民出版社的薛德震负责。之后，当时中华书局近代史组主持工作的副组长、后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李侃被调回担任组长。
李侃后来曾写文章回忆，1965年3月中旬，他正在山西昔阳县搞“四清”，忽然接到北京急电，要他立即赶回中华书局。他连夜启程，于20日赶回了北京，向金灿然报道。
一开始，蒋集组在位于朝内大街的人民出版社四楼的两间屋子内办公，1965年5、6月搬到了翠微路2号的中华书局院内。
刚参加工作的陈铮从未做过编辑，因此分到了跑腿的活儿，接替中华书局的李松年专门负责在北京地区搜集资料。人民出版社的陆世澄则去了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图书馆查资料。
资料搜集工作没有任何限制，越全越好。“就一个要求，不能是只言片语，必须是完整的文章，这样才能反映蒋介石的真实想法。”陈铮告诉记者。
虽然专业是近代史，但寻找蒋介石的言论却如大海捞针，让他毫无头绪。幸好，蒋集组的顾问荣孟源以及戴文葆、朱南铣、史枚、周静、胡宜柔等老编辑都是极有经验的前辈。如戴文葆解放前是《大公报》的编辑，朱南铣在《上海侨声报》和美联社担任过翻译。“他们都经历过那个时代，也是记者编辑出身，都是非常有学问的先生。”
老编辑们给陈铮提供了许多线索，并且指点他，查蒋介石的言论，得划分为建国前后两个阶段。
1949年前蒋介石的言论，可查旧报纸和期刊。首先是《中央日报》和《申报》必须认真查阅，国民党主办的其他报刊也必须翻查。
1949后的部分，则可以去翻查台湾出版的《中央日报》《新生报》等。台湾还有不少相关出版物，尤其在1960年出版了《蒋总统集》，上面记载了蒋介石生平，也收录了他的讲话。1949年之后的内容在大陆不易找，这本书可以弥补。
在图书馆中翻旧报刊
陈铮来中华书局的第一年，几乎是在公交车上和图书馆里度过的。
头几个月在人民出版社办公时，单身的他干脆睡在办公室内。每天，同事们陆续来上班时，他就开始往外跑。
他办了一张北京市公交车通用月票，每月三元五角，揣着这张月票，穿梭于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宣部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以及北京各高校、中科院各研究所的图书馆和资料室，搜寻建国前的报刊。
他首先要收集的，是1949年前的《中央日报》。北京没有哪个单位有完整的一套，大多只有某些年份或者月份的。为此，他跑遍了多家机构。
其中，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是保存民国时期的图书报刊最多也最全的地方。当时，北京图书馆还在中南海北面的文津街上，报纸阅览馆位于西皇城根街，刊物阅览馆位于国子监附近的柏林寺胡同。
陈铮拿着中华书局开具的介绍信，找到了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左恭。介绍信的大意是：“为编辑蒋介石言论集，需要查阅资料，请予协助。”落款是中华书局，因当时中华书局尚未成立党委，因此由总编辑金灿然签字，并加盖私章。左恭和金灿然曾是延安时的老战友，看后欣然许可。
陈铮与两三个老编辑连着去了北京图书馆三天。他们先填写借阅卡，由工作人员帮助在架上查找。架上没有的，还获准去大库房里一本一本地翻。
大库房位于刊物阅览馆里，满地都堆着未上架、未清点的旧刊，轻轻翻动，便扬起一阵尘土。他们进库后，先蹲在地上翻目录，但凡标题里带有“蒋委员长”“蒋总统”或者“蒋介石”等字样的，就挑出来。
从架上和库房里挑出来的报刊，几十本为一捆打包，都拉回编辑部，有用的就复印。
另一个收获很大的地方，是位于故宫北面沙滩后街的红楼上的中宣部图书馆。这里收藏了许多上世纪20年代的旧报刊。纸张都泛黄发脆，动作必须很小心，因为一使劲报纸就会碎落。
中宣部图书馆还给了他们一个惊喜。那里藏有建国前《申报》的剪报，简报按政治类、经济类、文化类等分门别类剪贴，一目了然。
大半年下来，建国前的蒋介石言论基本凑齐了。
去西苑查资料
至于建国后蒋介石在海峡那一边的言论，这些图书馆里就很难找到了。
领导告诉陈铮，北京有一个中国图书进口公司，可用外汇通过香港进口台湾的书。他持编辑部开的介绍信上门联系，购回了包括《蒋总统集》在内的相关书籍。
陈铮还奉命去了新华社的参考部，在《参考消息》上找。当时的《参考消息》为内部发行，其中有不少有关蒋介石言论的内容。
另一个来源，是中共中央西苑机关。去之前，陈铮惴惴不安，不知道所持的介绍信会不会得到认可，但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那里的领导看了我的介绍信，什么都没有问，就同意我去查看资料。我后来猜想，应该是中央在一定范围内通报过《蒋介石言论集》的事情，所以他一看就明白，完全支持。”陈铮告诉记者。
李侃对此也有回忆：“为编此书，中宣部还特地发通知给各省市和军队系统，凡有收藏《中央日报》及蒋介石言论材料的单位，一律由中华书局调用。”
查资料前几天，陈铮先打电话预约时间。为便于出入，中华书局专门派了车送他去。当时，整个中华书局只有这一辆奥斯汀小卧车，是供总编辑金灿然使用的。路过岗亭时，他递上了介绍信，便被放行。
通过这些途径，编辑组集齐了建国后至1965年底台湾出版发行的《中央日报》。
至1965年底，资料收集工作基本完成，共搜集到蒋介石言论1200万字。
40本样稿
材料收集的过程中，编辑整理工作便同步展开了。
为便于保存资料，中华书局和人民出版社专为蒋集组购置了一台复印(晒印)机。机器是天津生产的，当时复印质量很差，时间一长就掉色。但能拥有复印机，已经是一个很特殊的待遇了。
编辑部专门招聘了一个年轻姑娘做复印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复印找回来的所有资料。复印完后，陈铮再原样捆好，送回原单位去。
凡是中共领导人的文章或讲话中提到过的蒋介石言论，蒋集组都尽力寻找原文，但有时候实在难以完成。如陈伯达所著《人民公敌蒋介石》中所引用蒋的话，始终找不到原文。
陈铮记得，他为此专门起草了一个报告，讲述了查找过程和遇到的问题，由李侃和金灿然签发，加盖中华书局章，上呈中宣部。
隔了几日，中宣部的批复下来。“他们的意思是，找不到也没办法。战争年代的东西，领导引用某资料，时间久了，不记得出处是哪里。”
陈铮告诉记者，对资料的整理编辑工作，当时的精神是，文章本来怎么说的就怎么样，不能改，编辑只是改错别字和标点。如蒋介石贬低、辱骂共产党的言论，以及后来主张抗日的言论，都不做删改。
因为工作量很大，中华书局古代史组的编辑谢方也被临时征用。早已退休在上海的他告诉记者，民国时期报刊上的错别字很多，但不是古文而是大白话，编辑起来难度并不大。
这套书原定以中华书局的名义出版。当时整套书计划分40本，每本30万字，即400页左右。
其中，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前的内容，为前四册。送审稿样本已经装订成册，报送了中宣部。李侃为送审本写了长篇序言或说明，共写了三篇。
和同时期的“灰皮书”不同的是，这套送审样书的封面为浅蓝色，上面写着“蒋介石言论集”，下排为“送审样书”，没有署名。
其余的36本，前16本已校对完毕，后20本已排版，未校对完。
据陈晋在《毛泽东阅读史》中介绍，《蒋介石言论集》原拟每本印五千册，毛泽东批示：“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陈铮对此没有记忆，不过他揣测，这套书可能会和“灰皮书”一样，内部发行，在规定级别范围内的人员才可以购买。
搁浅半世纪
1966年3月上旬，“三家村”开始受到批判，大小出版社均受波及。中华书局首当其冲，5月被宣布停止全部编辑工作，集中搞大批判。
至此，《蒋介石言论集》的编辑工作也停止了。这时，中宣部对送审稿还没有回复任何意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蒋集组只剩戴文葆收尾。他让印刷厂赶紧将已排好版的后20本打出校样，以免“压铅”。全部校样按年份归卷宗，用红色或黑色的笔标出材料的起止时间，方便以后查阅。做完这一切，戴文葆回了江苏阜宁老家。
所有材料保留在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组，收在本文开头所说的书柜里。
1969年9月，中华书局集体下放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因中苏之间形势紧张，上级要求中华书局把重要的书稿转移到湖北的三线某地。《蒋介石言论集》未刊稿也一起装箱转移。
从1971年底开始，中华书局的人员陆续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1972年底，李侃和陈铮回京。
蒋集书稿也运回了中华书局，但没有任何人问起。
文革结束后，70年代末，出版社被要求上报以往“中央交办的项目”，中华书局呈报了《蒋介石言论集》项目。但是，依然没有后文。
1984年，陈铮当上了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副主任，之后升任主任。1997年，近代史编辑室撤销，和古代史编辑室合并，成为历史编辑室。
陈铮保管多年的《蒋介石言论集》整套材料，被移交给了历史编辑室。交接的时候，他嘱咐道：“这套书稿，所有材料都在这里，可千万要保存好。”
2005年前后，有学者跃跃欲试，希望国家组织编纂中华民国史。报告一直打到了中央高层。已退休的陈铮获知后建议，让《蒋介石言论集》搭顺风车，作为民国史的一部分出版。
当时，60年代时的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王子野和中华书局总编金灿然都早已去世，参与此事的六七名编辑也大多已不在。陈铮偕同那位学者拜访了当年的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范用，问他是否见过中央或毛泽东的批示。范用说没见过，是上面口头传达的。
《蒋介石言论集》没有获得“中央交办”的正式证据，不便向上级报告，再次沉睡。近年来，虽然时有出版社找上门来，但从未对该书的出版有实质性的推动。★
徐天 《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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