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后 的清查运动（8）

刘君山讲，清查是“外松内紧”

 

上午，外面下起了小雨，秋天匆匆而去，寒冬就要来临了。

我到教学楼下去搬单车，放到楼道里避雨。在楼门口恰巧碰到刘君山（刘君山情况见博客中已经发表《理想与信念的破灭》第7部分），想到有件事要请他帮忙，便约他到楼上我的办公室里来一趟。他说，他刚刚上完课，正准备回家。

进了办公室，见外语系刘天开老师正在等我。刘君山便随手找一张报纸翻看。因为清查运动已经开始，他和刘天开似乎不熟悉，不便开口。刘天开见有人找我，讲完外国文学学会开会的事，就告辞了。

我跟刘君山讲，刚刚走的是外语系刘天开老师，他曾经和我谈过他对六四的看法，他给我的印象，是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教师，对学潮是抱支持态度的。（见博客中已经发表《理想与信念的破灭》第4部分）

 

刘君山说，现在是特殊时期，还是小心一点好。清查小组正在搜集材料，有些人很可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政治斗争是非常残酷的，你们是过来人，比我们更清楚。

我想，刘君山的提醒是必要的。倘若在五七年我不是个中学生，而是个成人或大学生，也必然被打成右派，过二十年地狱般的日子。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出身不好，又和党团组织有距离，这本身就被看作是和党离心离德，运动一来，不整这些人又整谁？这个逻辑是众所周知的。不过，我马上言归正传，把拜托刘君山的事情谈完，顺便问：

“周向阳来信了吗？他的情况如何？”

他说，估计他的日子不太好过。他在我们这里三月份的专题讲座，我们学校录了音，有些左派骨干举报说那次讲座有问题，把录音和材料都报到省公安厅去了。六四前，他讲的那些也算不了什么，可是六四以后，形势一变，有人趁机邀功想向上爬，就要找他的麻烦了。这次搞清查，表面上看，不是轰轰烈烈，实际上是“外松内紧”。就是说，表面看，一切工作正常进行，但清查小组工作非常紧张。他们要查清每次游行示威的组织者；查清六四以后是哪些人组织了追悼会，哪些人参加了追悼会；还有一些举报材料，也要一一落实；即使你在六四前后讲的一句话，他认为有问题，也要找你交待；甚至连一条标语，一个口号，也不放过；另外，就是连在场的人也不放过，追查在场的人为什么不制止……。比如我们学院教育管理系的汤老师，他曾经骂毛主席是个大流氓，估计他看过毛泽东私人医生写的那本回忆录，知道一些毛主席的私生活，这次清查小组就作为一条罪状，找人写材料加以落实……

“毛泽东私人医生写的那本回忆录，”我说，“听说是台湾出版，在私人摆的书摊上可以买到，50块钱一本。当然，这种书都放在读者看不到的地方，你要悄悄地和卖书的人讲，他看你不是便衣，他才敢卖给你……”

话题又回到周向阳，他说，当然，周向阳在专题讲座中，并没有谩骂共产党，也没有攻击邓小平，他讲的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所遇到的危机，也完全符合现实情况。但你知道每个单位都有一些想向上爬的极左分子，这些人往往业务上不行，也可以说不学无术，但他们在政治上却相当有手段。他们惯于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把别人置之死地，以显示自己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趁机邀功请赏。在北京的高校里，也不乏其人。因此，周向阳的党员预备期很快就要满了，如果讨论他转正问题，很可能有人把那份材料拿出来，当成一颗炮弹，阻止或推迟他的转正时间。如果他再和那些报上点名的人有些来往，或者是和高自联的人有过接触，那麻烦就更大了……

刘君山说完，一脸惆怅。说明他为朋友十分担心。

我说，周向阳在哲学界可以说是相当有才气的青年学者，真是难得的人才。

刘君山说，几十年来，越是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只要你不和掌权的唱一个调子，你就越要遭整，这是人人都清楚的事情。就周向阳来说，在当前哲学界，的确算一个青年才俊。可是，政治斗争是不考虑这些的。我想，假若在这次清查中，查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他的课也不好上，因为他是讲西方哲学的。江泽民的讲话中虽然也提到对外开放，吸收外国优秀的文化，但是一碰到具体问题，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你一介绍西方文化，或者是介绍东欧的演变，波兰、匈牙利最近的变化，以及苏联的政治形势，有人就会说你是在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弄不好，还要说你犯了反革命煽动罪。

我问，你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

他说，四月份我在师大也搞过一次讲座。我让我妻子也去听听，她是统战部的干部，平日对党的方针政策还算了解。我让她听听，看我讲的有没有问题。她回家告诉我，我讲的东西都录了音，当时就有两个公安机关的便衣在门口。讲完之后，就把录音送到省委有关部门去审查。我知道，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所以，我在讲座中特别注意，录音拿去审查，估计也找不出什么辫子可抓。

我说，你这么年轻，就这么老练，也真难得。你可以说是有先见之明。

他平静地讲，这也不是什么先见之明。我虽然没经历五十年代的反胡风，反右派之类的运动，但耳闻目睹，特别是父辈的经历，谁不清楚？在中国，像刘宾雁那样忧国忧民的硬汉子，挨整几十年，仍然敢于讲真话，敢于为民请命的人，毕竟是少数的，个别的。大多数挨过整的人，都心怀恐惧，不敢再多讲话。不仅自己不敢再多讲话，也教育自己的子女要“夹起尾巴做人”。他们说，说错一句话，就可以整你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而且还牵连你的子女，使他们入团、入党、考大学、当兵、就业等等，都受到影响，你们这些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体会肯定更深。

我说：“的确如此。”

他说，我最近看到一本书，是描写法西斯集中营生活的。书中讲，凡是进过法西斯集中营的人，对那种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都无法忍受。在那里，即使死不了，人也变成和健康人不一样——有人会失去记忆、有人变得痴呆，有人神经分裂……在我们国家，虽然没有法西斯那种集中营，但十年二十年的劳改生活，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所以，在一党专政的社会里，处处要小心，稍不谨慎，就可以飞来横祸，像有的人讲得那样，让你永劫不复。

谈到这里，我们都不再开口。我望着和周向阳年龄差不多的刘君山，心想中国有周向阳和刘君山这些年轻学者，有这些头脑清醒而又有当代意识的年轻知识分子，中国的未来就有希望。

沉默一会，我把话题又转到学校，问他，我们学校里的清查你参加了吗？

他说，我是班主任，想不卷进去，是办不到的。不过，我对学生的态度是：能保护，我尽量保护：但别人要整他们，我没办法。比如六月六日在学校操场开追悼大会，主持会议的那个女生，就是我们班上的学生。她其实是个自费生，每年家里要拿一两千元供她学习。她家的生活也不怎么富裕。但是这个学生的性格有点特别，有两次，她弄得我非常难堪。

“怎么回事？”

他说，第一次是刚开学不久，班上的团支部开会。我是班主任，又是党员，自然要参加这种活动。团员点名，发现她缺席。派人去宿舍喊她，她不来。第二天上完课，我问她，你为什么不参加团支部会议？她说，我入团不是自愿的，是别人拉进来的。周围同学都用眼睛看着我，看我怎么回答。我说，你可以在团支部会议上提出退团。别的我也没讲什么。

还有一次，她也是当着同学的面，用嘲讽的目光看着我，说刘老师，真看不出，你这样年轻就入党了！她的意思是说，党的形象这么糟糕，你还入党？据说现在社会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说“傻得像博士，穷得像教授，坏得像党员”。她的意思很清楚，就是共产党员没一个好人。我当时看她那种非常不友好的样子，心里的确很气，觉得她这是对班主任老师的一种挑衅，一种侮辱。但我只淡淡地回答她：人各有志，没必要对别人的选择说三道四。

我听班上的同学讲，她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别人问她，你不想入团，又不想入党，为什么要考政治教育系？她的回答很简单，她说别的课都要改作业，教政治课可以不改本子，上完课一身轻松。

这次学潮，她非常活跃。六四以后，学校的追悼会，她就是主持人。我如果是心胸狭窄，喜欢打击报复，那么在这次清查运动中，我完全可以趁机整得她好几年抬不起头。但是我想，她听说六四事件北京死了许多人，完全是出于正义感，才无畏地站出来主持追悼会。因此，我内心还是佩服她的勇气和胆量，也知道我们社会需要这样的青年人。至于我个人丢点面子，被她嘲讽，也算不了什么，仔细想，我也可以理解她。

但是，我不整她，有人却想整她，想拿她当典型开刀。这些人自然有他不可告人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我采取的办法是，能保护她，尽量保护她。至于那些学生处的头头，还有清查办的成员，他们实在想整她，我也没办法……

周君山最后说，他也不太适合于目前的班主任工作，他说：“我准备去北京攻博士学位，我的兴趣是逻辑学方面。我在《哲学研究》上已发表两篇逻辑学方面的论文，国内一些专家评价还不错。”

不久，周君山果然走了。他在北京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便留在北京某单位供职。

回想起来，在人生路上，我能遇到像刘君山、周向阳、陈宏涛这样情商和智商都很高的年轻学者，应该说是我的幸运。我年纪虽然比他们大，但他们在各方面都堪称是我的老师。

                                                                                                     (1989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