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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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女子的诉讼经历看中国现状潘文鸣香港凤凰电视台每周三有一期节目叫《冷暖人生》,内容多是报道大陆普通老百姓在生活中遇到的坎坷曲折,以及他们所经历的一些酸甜苦辣,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个人简历等等,对这个专栏,我很喜欢。2018年6月27日的《冷暖人生》节目叫《前女友的复仇》,讲一个年轻女子的复仇故事,看了以后,有些感慨,很想与读者共享。这期专[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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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次外调是上海戏院毕业的曹雨煤和局机关的女将陈韵菊去的,没有什么收获;这次领导小组决定派刘同奇和刘培华亲自去,决心要把问题查个水落石出。一个多月以后,刘同奇参加外调回来,他奉领导班子之命,亲自上门,坐下以后说:“告诉你,你不要翘尾巴,你大学的问题否定了。”刘同奇得到领导班子的信任和重用,又摆出过去那种高人一等的架势,他不知道[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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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革进入武斗不休的阶段,全国搞军队“支左”,开展“一打三反”,还有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在造反期间,我虽然是个炮灰和走卒,但因为我深受西方文学中的民主、自由、人权观念的影响,对省文化局中普遍存在的等级观念和一些人的特权思想,常常打着红旗加以批判,我这些发言,使局机关那些老左派听了感到很不舒服,由于文化系统是造反派掌[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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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和刘同奇虽然大学五年同在一个小组,朝夕相处,甚至在学校我们还按领导要求,组成过所谓“一帮一,一对红”,彼此还“交过心”。然而,因为两个人的家庭出身不同——他家是资本家,我是农家子弟;两个人的性格差异也很大——他是沉默寡言,稳重成熟;我是头脑简单,天真幼稚。不过,当时从自我感觉来说,他觉得自己非常聪明,对班上[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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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聪明人”的文革经历(1) ——记我的一个同班同大学学 潘文鸣 文革期间,官方有个说法,叫“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回想起来,这话不无道理。过来人都知道,文革开始以后,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各级掌权官僚,到普通百姓,日子都变得不再平静。 具体来说,以刘邓为首的全国千千万万当权派一夜之间变成“走[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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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省文化局机关的变化回到省文化局机关,只见楼道里也挂满了大字报,上面都是揭发局机关领导人的内容。去年来这里报道,大楼里静悄悄一片肃静,人们走路都放慢脚步,说话轻言细语,楼里楼外都让人感到省级机关有一种无形的威严和神圣。当时我还想过,一个农家子弟能到这里上班工作,可能都有一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感觉,而现在的省文化局机[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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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贵阳的天翻地覆回到省城贵阳以后,突然发现往日沉闷的贵阳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市内一些高层建筑上,挂着非常醒目的黑字白底大横幅,上面写着“炮轰黑省委,打倒贾启云!”,当时贾启云是贵州的省委书记,大权在握的封疆大吏;还有“炮轰黑市委,打倒伍家谟!”伍家谟是贵阳的市委书记,也是贵阳人人敬畏的高官。第一眼看到这样的横[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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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中走进文革大潮潘文鸣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除毛泽东身边的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等少数亲信以外,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到一般干部,都是没有精神准备的。而且,最初人们对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事后人们才知道,这场大革命是先从造舆论开始,然后借助红卫兵运动,把全国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一夜之间搞瘫痪[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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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法盲司法部长的荒诞表演潘文鸣1大概是在十多年前,国内《南方周末》上有一篇短文,说的是中国司法部女部长吴爱英如何“开黄腔”,大讲外行话。那是在一次座谈会上,吴部长在发言中,提出要教育和引导广大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从吴部长的语言用词来看,她讲的是典型的中共官场的陈词滥调,没有一点鲜活的气息;从语气上来看,则类似[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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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个意外情况发生正在我对歌剧创作心中充满疑惑,提不起兴趣时,突然在县文化馆接到贵阳家中的电话,妻子说她感到身体不适,去医院看病,经检查,发现她患了肝炎,要求我在乡下买点白糖和鸡蛋带回去。因为医生说,她是产后营养跟不上,导致肝炎发生。于是,我向创作小组说明情况,请假回贵阳,小组同志都没意见。由于白糖和鸡蛋在贵阳都是凭票供应,我便请[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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