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生最后一次政治运动的感悟—（读宜城渔翁的中科大6221有感）

      

       我在1949年开学上小学四年级，看见了隔三差五的就搞回运动，50年开始的肃反镇反，三反五反，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整风反右运动，庐山会议--反右倾翻案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从建国到文革十七年共搞了八九次大的政治运动，可以說英明的党就是靠肅整发展和巩固了自己的独统地位。我真正亲身参加的政治运动就只有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即“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在我的档案里有一份材料是高中（北京24中高三3班）时，由班上的“线民”与“狗腿子”们写的鉴定：此人为不戴帽子的右派。要不是文革，我还不知道自己有毛记盛锡福的一顶政治帽子，文革初期我基本没什麽大字报，到了清理阶级队伍时（应该在1970年），我被隔离审查，不能回家，不能自由外出，看押我的“红卫兵团”负责人是我带的男篮球队的队员，有任何事情都会预先通知我一声免得与专案组或是和“革命群众”顶牛有抵触情绪反而对我不利。静思后，多少悟出点儿道理来：为什麽搞文化大革命？上层领导就是要打倒政敌从而巩固自己的独统地位，基层就是整“人头儿太次郎”的干部，谁是走资派？根本就没有，上层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方针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也就是有很大的分歧，为了不失自我的权威位置，便发起向政敌进攻，不惜大片的打倒昔日的战友与建国的功臣，而且不择手段的伪造历史置对方于死地。

        文革开始阶段，学生并没有杀向社会，基本上是对学校的领导是否执行了资本主义教育路线的问题展开了鸣放与批判，对教师队伍的阶级成分有质疑，对教师讲课内容及教法又不认同的地方，基本没有出格也没有暴力行为。但从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小将，还把宋仁穷的女儿--宋彬彬的名字改为宋要武之后，学生们杀向社会破四旧，顿时校内社会上搞得是乌烟瘴气，我是63年分配到女八中工作，没想到女生动起武来打手无寸铁的妇女还真是心狠手辣，也不知从社会上哪儿带来一些妇女，所谓的牛鬼蛇神，也不知是否经过人事档案的调查，全凭接到出身好的八婆们嘴上一說就给押到我校，关在乒乓球练习室，初中的学生手抡军队的铁头武装带，没头没脑向毫无反抗能力的妇女打去，她们都是在夜间打人，第二天我们上班时就听說初三某班同学打死人了。真正让女八中扬名于北京社会上是因我校高二的学生—张XX到文联去批斗文学家老舍时，行使暴力造成老舍先生身心上的严重摧残导致他老人家投湖自杀。此事至今还会被人们谈论，两年前这里的中文报纸有报道过原师大女附中老三届的同学捐款为在文革中被迫害死的校长建纪念碑时，不接受宋彬彬的捐款，也提到有关女八中张某某迫害老舍之死一事，时至今日没人为此事买单。

         我又为什麽在清理阶级队伍是被隔离审查？近日回想起来我总是在不适当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說了正确而不应该讲的话。如在1964年夏季我校李副书记（是位将军夫人）找我谈话有关“响应毛主席要在大风大浪里锻炼”的号召，我们谈完有关如何组织全校师生的游泳计划后，当我拉开门要离去时，李副书记问了我一句几乎能让我晕过去的话：现在游泳池有男女分池吗？我话接的太快了脱口而出：有，东城八面槽的华清池。暑假过后开学接到领导通知去卢沟桥农场劳动。这次是我的高中同学--吕岳结婚（69年秋天），他铁道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华北水利电力设计院，他的爱人是青梅竹马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1966年毕业），他的夫人曾为北京师院女排队长，在待分配期间查出患有胃癌，手术后正在休养期间，后得知分到农村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我和另一高中同学去他的宿舍贺新婚，我說了一句：这个分配真没人性。我们又聊到文革时我說；这是毛刘之间的权力之争。而且还說：毛主席說的一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还說过刘少奇白区工作有功，现在又說刘少奇这也错那也错，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我不做落井下石得事儿。还有一些其它的言论，后因我那个同学在清队中被整得七荤八素被逼无奈說出我们之间的谈话。这些材料转到我校被对立面如获至宝，很想一剑封喉置我于死地，在大会上全校批斗，批斗会上也只是念批判稿和喊口号，从没有任何人碰我一指，下来写大字报认识自己的“罪行”，这也锻炼了我的写作能力，亏了文革是十年浩劫，如果是二十年浩劫，近日就会多出一位海外作家，哈哈----玩笑一句。說句实话，与老师和同学的关系比较好，运动领导核心小组成员对我的问题政策掌握适当，我的材料没有上交到区委，虽然按现行反革命分子批判，处理时按人民内部矛盾，不久被工宣队解放参加区里的篮球联赛，但还不能教课，这样我除了赛球就在区办工厂干电焊工，为学校做制砖机。后来有几个人还想把我的问题炒“回锅肉”，赶巧出了“9.13”事件，从此我的噩梦就算结束了。9.13事件后的第十二天结婚，转年年底调到天津直至1981年4月8日移民美国，什么档案对我都是零，想要看我的档案就来我的博客则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