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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因为同济海外校友的群主转发了同济德国校友周晓霞的文章，引发了海外同济校友的大讨论。面对同济校友认为不应转发此文，我们开始这样认为：“周晓霞的文章写的很好，很悲哀的个人真实故事，为一个时代的悲剧，我不想介入裘法袓与夏穗生之争，但是鼓励将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又是同济的故事，我们当然关心，当然会转啊，no brainer”。
但是校友群知道情况的朋友认为周晓霞说的真实性不高，尤其质疑她对裘教授攻击的文字。正如一位在美国做执业医师的同济校友这样留言道：“我2004年去看过裘老（有照片为证），那么和蔼的老人，90岁高龄仍关心学校和医院建设（我就是在那次从裘老口中得知肖传国和他的肖氏反射弧的），我很难想象他会拍桌大骂什么“叛党叛国”之类的话的”；
我不认识周晓霞，但是知道她，零星听说过她的故事，这次中共党校原教授蔡霞写序言的文章确实让这个行动富有另外的政治色彩，不知道她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周晓霞的背景是中共党员，家里还有老革命袓父辈。
周晓霞当年作为夏穗生教授研究生时，将我导师史教授的WuT抗体首次应用到移植病人身上，这是贡献很大的临床试验。在日新月异的治疗抗体年代，我在国内的师兄称WuT3抗体是中国首个治疗用抗体。这个事情我是记得的，因为史教授曾去同济出席了她的博士论文答辩，还带回过论文的版本。
讲一点历史，OKT单抗是人类最早的抗T细胞单抗系列，这里OKT中的K是华裔科学家Kung。OKT在哈佛研发，当时单抗在英国剑桥发明后像Timothy Springer等美国人就去英国留学，他们回美国后将哈佛发展成为研究淋巴细胞表面抗原的世界中心。通俗点说，OKT3, 4, 8识别的细胞膜抗原蛋白对应于CD3, CD4和CD8，现在是在医学生中人人皆知的免疫分子。
我导师史教授在德国Tuebingen研制了对应的单抗系列，感谢德国人对中国的支持，这些珍贵的单抗在80年代得以带回中国，然后由夏穗生和周晓霞首次应用到中国移植病人身上。
让我再给个时间概念，Georges Kohler和Milstein 是在1975年发明单抗的，所以中国跟进的速度还行，武汉所居功不小。谢毓晋教授当时就敏锐地知道单抗技术之重要，他通英语和德语，在去德国留学的船上裘法祖只听老大哥谢毓晋的话，连小费给多少都会问。
我在研究室里看过谢教授的手稿，他曾以单抗为例鼓励同济研究生紧跟世界的科学前沿。单抗研究成为史教授很早在德国访问研究的主攻方向，与诺贝尔奖得主Georges Kohler在德国就有过交集，并且带他访问中国，我在中国开始学做科学就是鉴定这些单抗。
我不想再卷入裘夏之争，上次写肖同学文章见识过，夏的弟子们护主都很努力，难道天下的老二都激进？这种以各种方式对裘老的攻击应该停止，不管是谁。现在把周的文章改题目上文学城不知是谁做的？
我对周晓霞写自己经历抨击国内残忍的计划生育政策当然支持，对她的个人经历也深表同情，但我不认同她将裘教授写得这么负面的作法。难道裘教授会管到夏教授学生的怀孕？她出国时裘教授连同济的院长都不是了，大教授管计生不可想像，同济懂行的教授也向我反映这是不可能的。周晓霞这是在给裘夏之争加油，这样并不好，反向思维是夏教授当年为什么不在同济保她？现在完全把责任和骂架倒向裘教授，这是很不公平的。
从周晓霞的角度看，这当然是伤心事。前夫有两孩子，自己首孕在国内被迫堕胎，重新怀孕在德国又面临再次堕胎，这真是人间的悲剧。她当时的老公干什么去了？如果他在国内为什么不去抗议？文中始终没有呈现，似乎不存在似的。
我们不知道事情的真假，其实周晓霞在德国也不知道当时国内是如何运作的。大家选择不相信周晓霞文中的说法是有原因的，她的文字激起了很多同济海外校友的反感，因为他们知道裘法祖教授的为人：
同济海外校友A:
“我和裘老的博士生是好友，听过不少裘教授为人处事的故事包括裘老对待学生的态度。以前除了大学期间听过裘老的课和偶然在校内遇上礼貌问候外没有其它接触，之所以让我2004年借回国之际去看望裘老不仅他教过我课，毕业证上有他的签名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从朋友口中了解到裘老忘我工作，把全身都献给了同济，并善待晚辈，不仅在工作和学习，也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助他们成长。不知道这算不算naïve”。
同济海外校友B:
“裘老住在刘毓谷的对面。我们经常去我们老板那里。有时见到裘老，他总是对我们这些后辈点头微笑，慈祥可亲，一派绅士的模样。“裘法祖在大会上拍着桌子大骂…”。这种话你也信？”
下面是”“周晓霞：女儿出生的故事”“的连接，有兴趣的人自己去读，自己去判断：
https://yibaochina.com/?p=243810
”而我在同济医大和裘法祖眼里则是公然消失了，后来朋友们告诉我，他恼羞成怒，在大会上拍着桌子大骂我“叛党叛国”，朋友还说，党委发了红头文件把我除名了，附院某党委书记到我工作的研究所大吼大叫，“把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
记得那些“公派” 或“自费公派”的人拿的是J-1签证， 如果那些人想留下或转成其它签证必须经过国内原单位同意！ 这一条相当于套在那些“公派” 或“自费公派”人头上的紧箍咒！
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难道觉得奇怪吗？
裘法祖自己否认了吗？
那个年代，完全可信啊！
“”到了德国，不久就出现剧烈妊吐，我在药房买了试纸证实了妊娠。刚刚到异国他乡的紧张，语言障碍，新工作环境的不适应，高龄妊娠的严重反应已经使我完全不能进食进水，人都虚脱了，几乎要了我的命。可怕的是国内毫无人性的“计划生育”的长臂，并没有放过我。他们得知消息以后，由当时的名誉校长，政协委员裘法祖给我写了亲笔信，说是获悉我无指标妊娠，十分震惊，学校召开了校长特别会议，做出五条决定，这五条决定堵死了我在德国或者在中国生下这个孩子的任何一种可能性，无异于五条“杀令”。他还在信中威胁我说，同济医大代表团不久后访德，会来“看望”我。然后裘法祖又动用他的影响力，通知中国驻波恩大使馆，来了一位“二秘”到波恩大学找到我，劈头盖脸一通训斥：“同济医大是名校，中德友好的标杆，你居然连起码的外事纪律都不懂！你必须做人流，你必须告诉医生你自愿终止妊娠，要不然学校就终止你的合作项目立即回国！”我那时候第一次出国，哪里经过这场面，什么大使馆、二秘、外事纪律，就已经吓得我浑身打颤。那天，我来到莱茵河边，坐在长椅上，看着流逝的河水，一头跳下去的心都有。那年我刚过了四十岁，一直都很努力，学习中幸得恩师夏穗生教授的知遇之恩，事业也算如日中天，却仅仅因为不愿意杀死自己唯一的骨肉，就被逼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
“1987年我博士毕业后结婚时已近不惑之年。我的前夫有过婚史，曾经有两个孩子。我们去办事处办完结婚手续，住房的门缝里已经塞进一封本院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信，第一句说祝贺你们新婚幸福。第二句是：根据湖北省计划生育规定第几条第几款，有条件第二胎（就是说：既往婚姻中只有一方最多有一个孩子，这次婚姻还可以生一个孩子），杜绝第三胎（就是说：既往婚姻中孩子无论是哪一方的只要一共有两个孩子，此次婚姻生育就被杜绝了），你们没有生育指标，必须避孕。然后是告知超生的严重后果：不但双方开除公职，还要牵连全院两千职工扣除全年奖金。
次年，我意外怀孕时，还心存幻想，跑到上级的计划生育机构申述：我自己就已经是我父母的独生女，我快四十岁了，也算晚婚晚育的模范，父母年过古稀，我父亲是二等甲级残废军人，难道我唯一的孩子绝不可以出生在他的祖辈流过血的土地上吗？然而这样的恳求也被断然拒绝了。
万般无奈之下，我只有在三十九岁那年把自己五十天的胚胎杀死了，刮宫之前我请自己科里的同事给我做了超声，我的孩子已经有清晰的心跳，同事给我打印了一张胚胎的B超影像。这也算我的头生孩子唯一的一张照片，后来颠沛流离中这张照片也丢失了。”
更不要被他（人前）“那么和蔼”所迷惑！ 人心，人性的真实“面目”比表面丑恶残忍10倍百倍！ 读读巴金的随想录就知道了！
我有个老朋友，特意请我去她家。在她的书房的橱柜中摆放一列的外科书等，每本书都有裘老的亲笔签名和提字。她摆给我看，我知道那肯定是真迹。我没说什么，换了一个话题，继续聊。
为裘法祖先生的名声？人无完人，都是历史。况且，雅美先生与裘老和夏老均不是那么熟悉。既使你在文中引用的，也不过是曾听过课的学生而己。
还是交给历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