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朱令案的全民关注与网络热议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近来虽然热度稍减，但是争论却越发激烈。 一份《真相调查报告》，让“正义追铊派”对孙维的嫌疑更加深信不疑，穷追猛打；而“冷静洗地派”则对案情所有基本点设疑，更抛出对贝志诚等人的怀疑，把水搅混。一时间各种真假难辨的内幕爆料，洒汤漏水的逻辑推理，难圆其说的技术分析满天飞，一不小心还真容易被搅糊涂了。正应了《红楼梦》中的那一句：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
其实关于案情，最翔实的调查和最细致的证据，肯定是在警方手中，所以万众期待警方重启此案，或者至少作出澄清。而北京警方的回应却令人失望：“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碍于证据灭失等客观因素，最终无法侦破…希望社会公众能够理性客观看待。”这个回应不仅没有能平息民怨，反而让人们对警方的不做为愈感愤怒，也更倾向于相信司法公正受到权势干扰。
不管怎么说，真相只有一个，天知地知凶手知。那个真相，从它发生就被时间永远封存在那里，不会改变。警方当年的侦查，众人今天的解读，法庭未来的判断，都是想要通过已知的种种事实，来还原案情的真相。受制于我们这个时空的时间单向性，无论人们怎样努力，对案情的认识都不可能百分之百肯定是真相，而刑事司法的挑战就是必须在这个前提下形成罪与非罪的判断。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数理统计中的假设检验。从思路，方法到局限性，假设检验与刑事司法都有不少相似之处。我们不妨看看能否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假设检验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统计推断方法，用来判断样本与样本，或者样本与总体的差异是由抽样误差引起还是本质差别造成的。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小概率反证法，即先对总体的特征作出某种待检验的假设，称为零假设H0（与其相反的称为备择假设H1)，再根据抽样观测的数据，通过适当的统计方法计算H0成立的可能性大小，若可能性大，则接受H0；若可能性小,则不能接受H0，而可以认为与之相反的假设H1成立。
假设检验作为一种判断方法，其结果与事实符合与否可能出现四种情况，如下表所示。当假设检验拒绝了实际上成立的H0时，即犯下第I类错误“弃真”；而当H0事实上不成立，却被假设检验接受时，即犯下第II类错误“纳伪”。在同一个假设检验中，I,II类错误不可能同时发生；两者之间是互斥的，也就是说，如果为降低I类错误而提高置信度门槛，则犯II类错误的几率会相应增加；反之亦然。 
刑事司法当然不能依靠概率的计算，但是从假设出发，靠证据论证，形成罪与非罪的判断，这个过程与假设检验是相通的。刑事审判一般奉行无罪推定原则，由控方举证，辩方答辩，如能使陪审团排除合理怀疑或者由法官内心确信，方能认定被告罪名成立（参见拙作《由朱令案说无罪推定与环境证据》）。把刑事审判与假设检验想类比，有以下相关要素:
（1） 零假设H0, 即“被告无罪”，是法庭与陪审团的既定假设； （2） 备择假设H1, 即“被告有罪”，其实是检方的诉讼目的； （3） 支持数据，即控辩双方提交的为法庭所接受的证据集合； （4） 判断标准，即陪审团是否能排除合理怀疑，或者法官是否能达到内心确信。
在刑事审判中，弃真与纳伪两类错误的意义如下图所示。 
弃真错误是无辜者被错判的冤案，而纳伪错误则是让罪犯逃脱法网的错案。一般认为，I类错误造成的后果往往比II类更严重，所以是司法中应该着力防范的重点，这也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出发点。据研究者估计，美国每年一千多万起刑事重罪案件，最终能定罪约为10%；而在罪名成立的重罪审判中，误判率约为0.5% - 1%, 大概是每年5,000 – 10,000起。这样看起来，美国的冤案与错案之比大概是1：1500 或3000 【1】。另说美国死刑案件无辜者被错判死刑的比率为5%【2】。笔者没有能找到中国司法审判方面的统计数据，只了解到中国的刑事案件破案率约为30%，即至少70%的刑事案件，罪犯没有被绳之以法【3】。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会导致刑事司法中I, II类错误的发生呢？与假设检验中的统计理论相似，这既可能归结于事件中不可控的随机误差（如坏运气，错误的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证据收集中的无意疏失等），也可能源于干扰性的系统误差（如办案人员的有意偏枉，证据采信与判罪标准过低/过高等）。下图说明的是，如果犯罪事实与嫌疑人特征不十分明显清晰，那么两类错误都容易发生。 
在假设检验中，降低I类错误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判断的显著性水平，而这必然意味着II类错误的几率增加。要同时降低I，II类错误，需要适当增加样本容量，或改进试验设计以减小总体方差。在刑事司法中，这意味着收集更多的证据，以及改进刑侦水平，提高证据的质量，这样才能清楚地呈现犯罪事实，使真嫌面目清晰可辨。
无论是I类还是II类错误，都是冤假错案（Miscarriage of Justice），都是需要努力消除的。因为刑事司法的目的，一是惩戒犯罪，二是保护公众的安全。针对已然之罪，刑罚是报应；针对未然之罪，刑罚是预防。如果只强调防范冤案，简单化地鼓吹“宁可错放，不可错判”，对犯罪的惩戒效力必然受到影响，而难以实现对公众安全和社会正义的保护。同样，如果法律过于追求惩罚目的而伤害无辜，本身也可能成为公众安全和社会正义的威胁。两种错误都会造成相当大的社会成本，使司法失去公信力。
经过上面的讨论，让我们来反观朱令案。
相信每一个关心朱令案的读者，心里都有自己的怀疑对象（孙某，贝某，还是别的什么人）。尽管我们不是法官，但还是可以在心里提出自己的零假设，即“其人无罪”，然后根据自己了解的各种事实证据和分析，看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确信此人有罪的可能已经超出合理怀疑；如果不能，那么又可以把她/他归入下图的哪一档。现在朱令案讨论中的乱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基本事实不清，概念混淆。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冷静的思考吧。 
前面讲过，在同一个假设检验中，I,II类错误可能同时避免（即检验结果正确），但不可能同时发生。现在朱令案陷入了一个僵局，一方面警方因“证据不足”将案卷束之高阁，司法审判缺失；另一方面，众多“案情、证据”口耳相传，“民意审判”便不肯停休。这样一来，围绕很多人心目中的最大嫌疑人孙维，I, II 类错误便总有一个在发生。如果她有罪，她已经成为警方II类错误的受益者；如果她无罪，她已经成为舆论审判中I类错误的受害者。在这桩当今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悬案中，两种错误都在消耗着高昂的社会成本。要改变这种状况，还是那句话，司法不就位，民粹不会停。
也许有人会说，警方已经表示，很多刑事案件“碍于证据灭失等客观因素，最终无法侦破”，朱令案可能的确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无法进入审判程序。倘若确实如此，自然另当别论。然而，警方当年的调查到底是否足以形成证据链，为何匆匆结案或者放弃侦查，对此后十几年内涌现的新线索，新证据是否应该继续侦查，这些都需要给受害人家庭一个解释，给公众一个澄清或交代。可是北京警方的所谓回应，推诿于什么“时隔半年”，“没有监控设施”，“痕迹物证灭失”等等随机误差因素，对民众关心的核心问题，如办案中间受到权力干扰，却闪烁其辞，自相矛盾，自然无法服众。
朱令案作为一个悬案，19年不破而至今束之高阁，究竟是由于单纯的技术性原因，还是由于系统性因素的影响，如司法机构能力低下，司法不能独立而受制于权力？系统误差不排除，司法调查与审判中的弃真和纳伪错误就难免高比率发生。这可能正是朱令案的死结。
人们也遗憾地看到一个多输的局面：朱令是输家，曾经的天之骄子如今生不如死，家人承受着无尽的艰难；孙维是输家，她既保护不了自己的清白，也难以得到公正的审判；法律是输家，因为司法系统的公信力正受到严重的质疑；公众也是输家，人们柔弱的良知和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却被司法的无为，无能和无心所挫伤。
“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希望这不仅仅是习总的一句讲话，更能成为阳光，照亮尘封中的冷案卷宗。
参考资料： 【1】 “Managing Miscarriages of Justice From Victimization to Reintegration”, by Brian Forst,http://www.albanylawreview.org/articles/06_FORST.pdf 【2】“最高法：强力防范冤假错案给宪法和法律一个交代”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3-05/06/c_124667285.htm 【3】“承认30％的破案率也是转变执法观念” http://view.news.qq.com/a/20120814/000006.htm 【4】“Type I and Type II Errors - Making Mistakes in the Justice System”, by Tom Rogers, http://www.intuitor.com/statistics/T1T2Errors.html | 
朱令案作为刑事案件，早已被侦破。
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工具，就看哪天某人想用而且有胆量用。
叹。。。
这位大哥，去搜一下George Allen Smith IV吧。没有警方提供资料，Smith家的律师还能调查个P呀？Cold case电视节目里对警方获得的证据和疑点可是一点也没少爆料。具体案件不都对大众开放案情，在终止侦查时，至少也可以让家属和代理律师了解点案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