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春天对人类来说，特别冷。对于冠状病毒，却是个好时光。作为个体，病毒无知觉，无思想，甚至连个“主义”都没有，但作为群体，它们能感受到春天。在冬春之交，我们人类一时占下风。作为群体，我们能轻松地等到夏天，但有些个体，却挺不到了。
中国快要被全封了。漂洋在外的华裔华人，实质上能做出的帮助很少。每个人都多少有牵挂，心急如焚，出离愤怒的，都可以理解。抗疫都是国人在做，我们的主要事情就是在网上点评。其实我既不认为这些能帮忙也不认为会添乱。而且都不是病毒专家，又不在一线，几无有价值的意见。但还是忍不住不停地看，算是一种焦虑的排解渠道吧。很多人急着抛出一些结论，还将责任人都认清了。这下就连排解的功能都没有了。
我在在网上一般只谈历史，因为随着时间的沉淀，相关信息都透露了。或者参与讨论者都有大体一致的信息基础。但正在发展中的现实还不需要匆忙下结论，尤其是对病毒这种无“主义”的简单生物体。病毒战实验室泄露等，都没有直接证据。病毒的遗传和复制机制如此简单，以至于所有病毒的相似度都非常高（和动物相比）。别说95%，98%的相似，就是百分之百相似，仅几个碱基对差异，对人体的作用性状就完全不同。一般人从日常生活中的概率百分比印象，去做推测是驴头不对马嘴的。同样由于如此高的不稳定性，研发病毒武器也是极低效率的。
当然，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可能性不存在。思路广和阴谋论的差别就在定量上。阴谋论基本是全定性的，发现了一种可能性，就当作百分百的概率来谈论。但在真相出来之前，所有可能性的概率总和才是百分之一百。勉为其难，单个可能性也要估算具体大小。即使永远没有真相，随着信息（不管真假）增加，还是能不断改变这个概率分布的曲线形状。在证据不足时言之凿凿，徒增加不必要的担忧。
这些天我尽量告诫自己，少说废话。但李文亮医生病逝的消息传来，让人倍感沉痛。李医生是这次千百病故中的一员，在一线医生中也不是唯一牺牲。无妨他成为丰碑，他的死有特殊象征，重于泰山。他做出判断，不是基于病毒学研究，而是一线医生观察到的病例，是基于事实。而且，他有超出常人的预感，基于早期少量病例得出的严重性估计，是正确的。他发出了警报，还被警察定性为传谣被训诫一通。最后用自己的病死证明了这种严重性。作为一线医生，他对朋友，对国家，对职业，都能尽忠尽责，死而后已。
李文亮医生的病逝，提醒我们，让我们痛感无奈。不仅对病毒，对我们人类自身也一样无奈。我看到有人说笑话：“如果有人穿越到一个月前的武汉，能凭一己之力阻止灾难吗？” “不能，他会成为第九个造谣者。”我相信真会这样的。李医生让人敬佩，是因为他的先见之明。但是，他身后的丰碑，却是因为这场灾难才高大的。今天每多增加一个病人，每多一个死难者，每封一座城，都在为这座纪念碑添砖加瓦。那张薄薄地训诫书，却成了最大一块奠基石。他的殉职，为碑身盖上了金光顶。这不是我们也不是李医生自己愿意看到的。可若是当初李医生的警报得到高度重视，疫病被控制在小范围内没有爆发，反而再也洗刷不了李医生危言耸听的“罪名”了。
真正让人无奈的，可能是这场灾难的无可避免性。
今天我们出于最大的善意，认为李文亮医生当初发微信，是预计到了严重后果。可惜专家们评估的结论是不严重。毕竟自然界存在大量相似的冠状病毒，大部分并不感染人类。即使有少数感染个体，并不一定会群体爆发。所以这是个预判，在于多大程度上准确和让人信服并做出正确得当的应对的问题。而唯一能证明预言的，就是事态的实际发展。即使我们今天用“时间机”派一个人穿越回两个月前的武汉，告诉人们后果。警察也不抓你，有多少人能相信？只要有少部分人将信将疑，就无法阻止传染。若是信的人到了一定程度，也许会爆发恐慌性大逃亡，让这病在全国范围内更快更广地传播。只有上上下下绝大多数都相信了你的预言，才能采取有效措施。而能做到这一点，除了让这疫病真的来一次，似别无他法。
普通人的回去肯定没用处。即使你是个警察，你能拿着枪不许华南市场的人进出吗？武汉市长，也没有办法说服上级同意封城封区。即使将习近平送回去，他会提前两个月下令武汉封城，将华南市场几百商贩和几万进出过的客人都强制起来，检测治疗吗？几乎无可能。那样的话，他将成为随心所欲的极权独裁者的丑恶典型，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越是尽早彻底地消灭这个病，就越是证明他“错”得多。如果并没有爆发，现在网上都在证明这个病毒和SARS的差异性，而不是相似性了。
习近平可以“亲自指挥部署”，可是在这个危害性没有显示出来时，他能够说服同僚并让各层各级坚决执行吗？即使在今天，对封城的必要性，也是赞成反对各一半。独裁政府内也很难决断的。阿拉伯之春仅起源于一个小商贩货物被没收。而你要关闭一个大市场，剥夺上万人的自由，仅基于一个预防措施的理由。这个政治风险，是任何政党都不愿承担的。即使习近平强压，要么不被理解，层层变味，执行得漏洞百出；要么被政敌当作倒行逆施，危害到全党利益，被政变了。即使习有自我牺牲精神，愿先下地狱，侥幸成功了。他却一定会成为千古笑柄，恶政范例。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不会有人再采取类似措施。也只是让这种爆发推迟几年，推迟到另一种病毒。
病毒没有价值观，我们无法教育病毒。这一点让人绝望。病毒不会恐惧，人类却无法逃避恐惧。我们也许可以对病毒的侵入多一些应对经验，但无法逃过病毒变异的威胁。网上各种急于给人定罪的，比如什么实验室泄露，吃野生动物等等，多少可以归类为恐惧之下的应激反应。毕竟人类是可以教育的，“人祸”是能够管理控制的。给人类逃过病毒留一丝心理上的侥幸。
实际上病毒是远比人类或全部哺乳动物物种持久的生物。生活在地球上，人类始终要与病毒共存。不管你吃什么不吃什么，该来的总归要来。春天是我们的，春天更是病毒的。乐观一点：我们每个个体都能有许多四季，而冠状病毒，它们只有春天。。。
时间不对，李文亮医生是在12月30日白天看到武汉卫健委对武汉各医院的通知后，知道有不明肺炎发生，李文亮在12月30日晚上在群里播发武汉有SARS，李文亮是名眼科医生。12月31日及以后央视都有报道武汉有不明肺炎。
唯一可能解释就是特高级别的疫情需要谨慎，特别是这种可能要采取封城措施的警报。毕竟每年上千个疫情报告，近100%没有到严重程度。专家这次保守了，或者大意了。。。
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事态很严重。但当时，这个只是每年上报的千百份疫情报告中的一例，并没有什么特殊。因为死人所以级别较高，才派了专家组来鉴定。不是第一批专家不如钟南山，而是时间上先后，疫情暴露不同。这种新病种，都没有以往的经验可用。
捅到国际上未必有好处，国外专家们未必能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判断。再说，国外专家根本不可能提出封城建议和依据，这个不在其他国家的可能性之中。
我们总说人命关天，但实际决策时，人命其实和其他众多要素一样，仅是个因素之一。这也是现实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