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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还是钱

(2018-10-16 10:41:31) 下一个
ZT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还是钱

专栏作家 陈锡文  
     大家都希望农民工尽快转为市民,但这么多问题不解决,说空话没有用,解决需要资源配置,其中最重要的是钱,每一个指标都涉及到钱的问题。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很多,社会资源的配制和社会制度的现状,都决定着不改革,就没出路。
    在农村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城镇化,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离开农村、农地,从事非农产业,甚至大量进入城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大概到今年三月末,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总数字大概在两亿六千万,其中,离开乡镇到外地的总数到三月末是一亿六千六百万,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产业大概是一亿人,这一亿人中大家特别关注的是城镇农民工,如何才能使更多农民工顺利转为市民是大家高度关注的。
  在农民工转为市民的问题上,现在面临的挑战极为严峻,最起码有四个问题要解决好。第一是就业问题。要想让农民更多转为市民,第一条就必须保障农民工就业。
  一亿六千多万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就业当然要靠市场,在各类企业的就业人口分布中,国有部门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都算在内,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依靠国有部门给农民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可能性不大,更多要靠微型和中小型民营企业。到去年年底,注册的私营企业只有1000万家,个体工商户有4000万户,这应该为今后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岗位的主力。
  另一方面,政策环境对这些企业未必有利,所以国务院再三提议给民营经济一个公平的待遇,让他们能够在市场上平等竞争。一定要从观念上认识到,中国如此庞大的就业人口,靠国有部门能力非常有限,应该更活跃各种各样非国有经济,才能保证解决就业问题。
  第二点要解决的是住房,不是说一定要有产权房,稳定住所就可以,现在的情况应该说并不乐观。前些天有关部门已经公布一些数据,用工单位给农民工提供宿舍的,绝大多数都是集体宿舍,有相当部分还是在建筑工地的工棚,只能是打工者自己住在那儿,家庭是安不进来的,这一比例占到52%。另外47%是农民工自己租房,主要是租住在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这两部分加在一起达到99%。而真正拥有自己产权住房的农民工,据前年年底的统计占0.7%。
  同时,这么多进城农民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在前年底还不到3%,住房问题没有得到制度性的解决,交住房公积金人数所占比例又非常低,将来进城到底靠什么办法解决住房,现在其实还没有解决。
  第三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中国和已经实现城镇化的发达国家相比,不仅有阶段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国情不同,人口总量不同,基础底子不同。发达国家在大规模推进城镇化之前,城乡之间均等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已经建立,进城之后这方面的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原来没有社会保障或者社会保障很低,一旦转到社会保障程度较高的城市,就会出现问题。
  虽然农村社会保障逐步开始建立,但如果转到城里,就很麻烦,差别太大。去年年底我们做过调查,农民工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占22.2%,缴纳医疗保险的占24.2%,缴纳工伤保险的占41.7%,缴纳失业保险的占14.1%,最高的是工伤保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除工资水平低等原因外,非常重要的是国家对用工的管理还不健全,真正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比例很低,而用工制度建立后,企业成本又会增加,有很多矛盾需要解决。
  去年有关部门就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到底要交多少保险,在武汉市做过一个调查,根据相关规定,农民工一个月要为自己交166块钱,企业要为他交516元,一个月加起来就是682元,一年就是8000元,除去个人缴纳的部分,现在的缺口有多少?一亿六千万农民工,一年差不多就要一万亿,这是很现实的,农民工自己拿不出来,企业也是,政府社保基金估计短期内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第四个必须解决好的是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农民工子女教育确实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都在探索,而且探索的层次还比较低。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到去年年底,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也就是农业户籍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总量为1260万人。全国义务阶段的孩子大概是一亿五千万,其中2500万在城镇,一亿两千五百万在农村,随父母进城的义务阶段农民工子女就有1260万。
  比如,上海为解决农民工主要是外地农民工子女在当地的义务教育问题,从2010年开始规划,到2020年十年中要兴建一千所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2010年上海共有2000所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现在准备用十年时间再建1000所,上海一些官员说建学校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老师的问题,而是在哪里去建。上海土地总面积是6600多平方公里,陆地面积5500平方公里,国务院批准的上海市城区建设规模到2020年应该是2800平方公里,现在已经用光。按照国际上的城市规划标准,城区面积不能超过区域总面积的30%,现在已经到了一半。

  矛盾的尖锐性在哪里?大城市不是不想发展教育资源,但向前想一下,今年在城市的有1260万义务阶段的农民工子女,相当于农村义务教育人数的1/10,过两年可能就会有2/10。我到大量农民工子弟学校调查,附近的居民都有意见,家长不让自己的孩子与农民工孩子一起上学,但愿意不愿意由不得个人,经济要发展,城市有就业,农民工就得来,就会把孩子带过来。市长们现在也都很清楚,搞的越好,来的农民工越多,但是又不能不搞,这是很现实的矛盾。
  从义务教育到高中教育,一直到大学教育,资源怎么配制,已经到刻不容缓的时候,整个发展的进程比政府部门估计到的要快得多,而新的办法还没有。
  大家都希望农民工尽快转为市民,但现成问题在那儿放着,这么多问题不解决,说空话没有用,解决需要资源配置,其中最重要的是钱,每一个指标都涉及到钱的问题。
  我们进入这样的阶段,中国发展的必要性和动力非常强大,但是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很多,不仅是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社会资源的配制和社会制度的现状,都决定着不改革,就没出路。
  (本文节选自陈锡文2015年6月9日在中国农业大学[微博]发表的《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几点思考》主题演讲。)
  (本文作者介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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