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畔】之七:国宝级外科专家冒险抢救受伤民工记（下）

 
   

国宝级外科专家冒险抢救受伤民工记（下）
 
     2003年2月至6月，非典型肺炎肆虐加拿大，多伦多沦为重灾区，安大略省省长 Ernie Eves宣布全省进入非典紧急状态。一时间人心惶惶，气氛紧张，市面萧条。很多人将谴责的矛头指向中国。《多伦多太阳报》刊登了一幅漫画，上面画着数不清的人，个个戴着口罩，每个口罩上都写着：“Made in China”。无辜的多伦多华裔默默地承受着疫情的恐怖和无形的委屈双重压力，那段日子确实不太好过。
我所工作的 Toronto University Health Network 是全国最大的医院之一，设备和技术力量等条件比较好，这时也潮水般涌进了很多非典病人。除了非典一线和急诊之外，其他科室的常规手术和正常工作都大量压缩甚至停顿下来，工作人员被紧急调去充实一线。医院办公室改装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司令部参谋部后勤部，官员个个都成了乱点鸳鸯谱的乔太守乔司令乔上校，苍蝇般团团转忙得不可开交。一个乔老爷找我谈话，说尸体解剖室接受了省政府的一项特别任务：省卫生厅受世界卫生组织委托，决定将紧急状态期间省内全部确诊或疑似非典死亡病例集中在我们医院做尸解，工作量大增，忙不过来；问我能不能去支援这项工作。我说行啊，我去。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被绑走了。
    你要是问我害不害怕，我当然害怕。那时世界卫生组织刚刚宣布确认非典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也就是说，这病是没特效药的了。对这鬼东西如何传染，如何发病，如何预防，如何治疗都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多伦多已有医务人员倒下了，再也没醒过来；甚至他们的家属也有因为受传染而不幸牺牲的。我也是个贪生怕死的家伙，没有刀枪不入的特异功能；我也有老婆孩子，我深深地爱着他们。我怎能不害怕？
    不单我害怕，别的人一样害怕。医院一份事后总结抗击非典工作的报告坦白承认：“A high level of fear, uncertainty and anxiety among the staff characterized this phase。”虽然没人明说，但谁也感受得到。当我们就要做第一例非典尸解，大家穿戴得像阿姆斯特朗登月那样准备进入解剖间时，走廊里一片寂静，彼此对望。我听得到自己的心跳，也仿佛听到别人的心跳。谁不紧张啊！
这时一位曾去过沙特阿拉伯的女住院医生开口了：“嘿，你们知道吗，在利雅得，我们（女人）上街也得这么穿。”
一阵哄笑，气氛立马轻松了。幽默这玩意，有时还挺管用。
    害怕归害怕，但你要是问我有没有动摇过，打过退堂鼓？那倒是没有，一丝一毫都没有过。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也都没有，那是深深扎根在我们脑子中的信念决定的------病人的生命和健康高于一切。讲文雅点叫职业道德，粗俗了说就是“谁让你是吃这碗饭的”。光想吃香的喝辣的，到了紧要关头就找借口溜号，那还算个爷们吗！
    尸体解剖是了解、认识一种未知疾病最全面、最直接、最有效的科学途径。非典的尸解，比一般的尸解困难得多。首先，要采集含病毒组织作培养用，这就要求尸解要和外科手术一样处于无菌状态下，选取样品的部位还要非常精确；其次，由于非典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尽量完整的研究资料，每一个器官，每一种组织都要采集多处代表样品，除了微生物学之外，组织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电子显微镜等都需要标本，解剖台旁的标本车上密密麻麻的瓶瓶罐罐摆得就像个微型酱油舗，一点也不能出错，照相和文字记录又要求特别的详细、精确；还有，要严格地保护我们操作者自己不受传染，所以每一个动作都要格外留神。尸解室的 Dr. Butany 和 Peter 干这行三十多年了，经验非常丰富，技术十分熟练，这时也小心翼翼，轻刀细剪。一个普通的尸解一般两个小时就可完成的，非典的尸解起码要四个小时。像我这种临时被抓壮丁拉来添乱的南郭先生就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刚开始时五六个小时都未必能做完一个。
    最忙的一天全室一共做了五例。那天我站了十几个钟头，只在两台尸解中间抽空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饭。到深夜结束之后我在更衣室热水龙头下冲了半个多钟头，骨头架子才总算没散开。那晚我没回家，紧急状态期间医院在住院医生大楼辟有非典值班人员休息区，我在那里要了一个房间，把自己放肆地往床上一扔，就像头死猪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居然精神抖擞，跃起来又是好汉一条，可以再上火线堵枪眼了。那四个多月，尸解室和临床各检验科室合作完成了世界上例数最多，资料最详尽的非典尸解研究报告，为人类认识、治疗、以及日后预防和控制这种前所未闻的疾病和疫情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
    一眨眼十年就过去了，那场恐怖疫情在大家心中造成的创伤早已抚平。现在我试图回想那几个月是怎么熬过来的：除了精神的高度紧张和没日没夜的一个“累”字，其他的记忆竟然很模糊了，好象连恶梦都没做过。只知道反正别人做什么，我也做什么；别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别人做多少，我也做多少。借用邓小平在回答他女儿毛毛提问“长征时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时说的三个字：“跟到走。”非常坦白，非常朴素，非常实在。没动摇，没退缩，没掉队，一直跟到走，二万五千里一步不拉爬到陕北，这就很伟大啦，是不是？
    当非典的阴霾终于消散，阳光再次灿烂照耀大地的时候，医院开了一个盛大的露天烧烤派对。疲倦至极的我们此刻轻松舒服地躺卧在草地上，分享烤鸡腿和可口可乐，也分享胜利的喜悦与自豪。在那惊心动魄的四个多月中，全院六千多正式职工，加上实习、进修、培训人员，没有谁辞职或无故请长假。每一个人都用自己坚实的肩膀和深陷泥浆中的双腿，同心合力死死撑住了抗拒非典的千里长堤，成功地保卫了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尽到我们应尽的职责。
    我和四个其他族裔的同事得到了一份殊荣：我们五个家庭受曾两度荣获世界冠军的多伦多 Blue Jays 棒球队邀请，到天虹体育馆贵宾席观看他们和死对头纽约 Yankees 队的比赛。孩子们开心地大嚼女服务员端上的烤鸡翼比萨饼炸薯条冰淇淋圣代；为他们的偶像球队 Blue Jays 的每一支安打、每一个得分、每一次成功的封杀忘情尖叫，欢腾跳跃，兴奋莫名。
这年的一份医学刊物非典专辑的封底，刊登了我们五个人的照片，照片上面的一行字是：“ Recognized for outstading work ”。
    最后我想用上面这行英文字献给培养和教育我的老师和前辈们，你们才真正有资格获得这份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