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失眠了。近些年它老是无来由地出现，而且频率增加。
睡前，我特地服了镇静药，想保证能明早准时起床上班。但已是午夜，仍无睡意。幼时，大人为了让我们很快入睡，总是说，闭眼睡觉。那时闭上了眼，还真的就睡了。似乎闭眼刹那便能入睡。而现在，闭眼绝对不意味着入睡。而且闭眼好像是一种“焦灼”的开始。这种焦灼是用数数目，听音乐，有意识地全身放松都无济于事而引起的。
为了避免“焦灼”，我闭上眼睛设想自己漂浮在一个三面环山的湖面，湖水幽静碧蓝，身体轻如荡舟，慢慢驶向远方，无止境的远方，一个能让我入睡的远方......。
然而，大概只几分钟，我就飘离了湖面。飘到了少年时光。不知怎得，突然想起了父亲。想起我曾给父亲写过一封信。信的开头用了“亲爱的爸爸”。而父亲给我的回信，第一句话便是“以后写信只称呼爸爸，不要写亲爱的”。父亲是个旧派书生，“亲爱的”三个字对他来讲太浮躁了。
这时，父亲严肃的面孔，代替了我刻意想象的湖光山色。
接着，我又想到小时候家里的一把尺子。尺子是木制的，带有红色刻度。中间夹有一条薄的钢板。我们称它为“米尺”。平时，母亲用它为我们裁衣。父亲却用它做戒尺。
那时，我们姐弟三人，一人犯错，三人受罚。按长幼次序打手板。其实，大部分时间是我们每人都有错。
有次，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个下午，在屋子的里间。一张能做三人的条凳在父亲的身后。太阳还没下山，斜着偷窥似地从窗帘边进来，无声地和父亲一同，居高临下地审视着我们。那次妹妹特别勇敢，她本该第二个挨打，但却很“仗义”地伸出左手说：“爸爸，你先打我吧”。她小手悬空着，小脸怯生生的。当时，父亲脸上绷着的威严，居然被妹妹惹得松动了。好像那次板子被免了。
想着想着，我笑了。
我又想到，家里有一个低矮的饭桌。紫红色的桌面由于常年的抹洗，已经退色。饭后，那也是我们的课业桌。我们坐的小凳子是墨绿色的，边角都已经磨的可看到木头的颜色。父亲家规严，要求我们食不言，寝不语。有次午餐太寂静，只有单调的吞食声。弟弟忍不住笑，被父亲一掌打飞了帽子。
当时我和妹妹看到弟弟的帽子飞到了靠墙的地上，也特别想笑，但又怕挨打，只是快速把饭扒到嘴里。后来那件事成了我们拿弟弟开心的笑料。
想着想着，我又笑了。
往事的闸门一打开，有点儿像水库开闸。我忘记了睡眠，也没了“焦灼”。
我又想到了那时的文革动乱。父母亲为了安全，规定我们不能随便出门，要在家里练毛笔字。为了父母亲高兴，我会把写的好看的张页放在上面，不好看的放在下面，等他们回来过目。结果这个“诡计”被母亲发现了。但是母亲却认为是妹妹所为。这件事许多年后与母亲闲聊时我才得知。可是当年母亲并未道破，只是妹妹在母亲心理被“冤枉”了许多年。或许妹妹也是这么做的，母亲只发现了她，而忽略了我，无从考究了。
更有一件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五十元钱”的事。
文革中有段时间，不是红卫兵，而是某些工厂里的工人打，砸，抢。
我家邻近的一个院子，是街对面一个工厂的工人宿舍。那时经常会看到一伙年轻人拿着棍子，走街串巷，骂骂咧咧。一天，母亲悄悄地让我换上一件内裤，内裤上缝着一个小袋子。母亲说，那里面缝有我家仅有的五十元钱。担心有人抄家，就让我穿在内裤里。还再三叮咛我，不要告诉任何人。母亲说的严肃，我也答应的认真。
然而，当天晚上我便告诉了妹妹。那时我大约十二，三岁，妹妹大约十来岁。我比母亲更严肃地告诉妹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妹妹答应的比我还认真。点头时连那两条小短辫都用力地向前弯曲。但是，她有没有再告诉弟弟，我不知道。小孩子大概是最不会保密的。
都说往事如烟，但在这万籁寂静的夜里，往事竟如此生动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它们没有如烟的飘散，而是植根在我记忆长廊的那个时段。一旦某个相关的画面出现，其余地便急不可耐地伺机而出，好像它们都群居一起，玩耍一起，此时便也跳跃着，手拉手地来刷新我的记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记忆。个人的记忆都是时代的一个具体画面。
忽然，想到早晨要上班，看看时间是凌晨两点半。
上不成班了，起身打电话请假，才发现眼角有泪水溢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