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铁根长子叙述蔡铁根平反经过
[ 作者：蔡金刚 ]http://www.k57.com.cn/dispbbs.asp?boardid=45&id=8824
我们已无从知道父亲在临刑前想了些什么，但我知道，他在想到即将变成孤儿的我们时，是会肝肠寸断的。
然而，当我们怀着万分恐怖回到家时，一件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阵敲门声后，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们阴沉着脸，在他们身后是脸色同样阴沉的几个警察，当他们开口之后，我们半天才明白，原来他们是来向我们收取杀害爸爸的子弹钱的，我至今清楚的记得他们要收取的费用是五毛钱一发。我们完全惊呆着发傻，目瞪口呆的看着来人，因为就是五毛钱我们也没有，真要也只能去找管我们生活费的陈婆婆要，一番沉默后，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说“他们没有钱，生活还是国家救济的。”警察在老太太们答应出具证明之后才悻悻的走了。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在我国的法律上或者是相关的政策究竟有没有这样的规定，想出这样一条规定的又是个什么样极阴毒，极无心肝的人，这种做法对无辜的家属的伤害是多么的残忍。
父亲的死，在当时是一件影响很大的事，此案先后牵连百余人，被枪杀两人，被判无期徒刑一人，被判徒刑多人，“戴帽子改造”多人，他们大都是部队的转业退伍军人，不少都是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此案在当地可谓人尽皆知。直至今天，苏南一带一提起此案，人们大都知道。过后不久，对父亲这一案，常州地方有一名青年工人，写了一封匿名信，信中对父亲的被杀害表示了疑虑和不满，这封信被当成“大案要案”限期侦破。而在破案后仅仅一周，这名青年工人也被枪杀了，罪名是“替蔡铁根鸣冤叫屈”。
父亲死后，我们3个“反革命子女”的命运更惨了。挨饿、挨打是宗常便饭，常常彼打得鼻青脸肿，生活不仅是暗淡的，而且充满了屈辱、恐怖和危脸
父亲死后，我们又被赶出了原来的住处，搬到一处平房去住了。此时我们的命运更惨了，几乎走到任何地方，都有人对我们指指点点，甚至被人围观议论。而挨起骂来，除了“反革命子女”外又多了个极具侮辱与伤害的词“枪毙鬼的儿子”，这些都给我们幼年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
挨打更是家常便饭，我们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看着各自的伤痕，我们只能沉默，因为那时我们已经没有眼泪了。
有一次，因为我有一个五十代解放军的帽徽，不知怎么被那个管片的户籍警察知道了，这个人也是个年轻人，平时趾高气扬的，街道老太太们把他哄得特别骄横。走起路来左摇右晃，我曾看见他训斥“四类分子”，真是凶相毕露，令人恐怖。一般人都对他唯恐避之不及，见我带着的帽徽他便跟我要，我不想给他，他二话没说，一把抓住我，拉到居委会里，对我拳打脚踢，边打边说：“你给不给，你给不给？”他抓住我的头发狠命地往墙上撞，一次又一次，直撞得我口鼻流血，我那时才十多岁，瘦弱的身体哪经得住他的暴打，直打得我头晕目眩，我哭喊着问：“你为什么打人／”他边打边骂，“反革命子女，不打你打谁？”最后还是抢走了帽徽，他凶残的嘴脸和那拳打脚踢，恶狠狠的咒骂，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里。
学校“复课闹革命”了，那时，学校课业不多，却经常要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还要打起背包“拉练”学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学农”，临行前，学校最热闹，同学们互相比试着，摆弄着家长为他们准备的各种食物与用品。有的家长还亲自来送，那时的我们也最别扭，我们什么也没有，默默地站在边上看着，听着，心里说不出的孤独，既没有食物，也无什么用品。但到了劳动时，虽然我们因为挨饿营养不足，发育不良，身体瘦弱，但决不能比那些身材高大的同学差，因为这时最能说明我们是否有决心做“可教育好的子女”了。我的老师常常紧盯着我，她说：“家庭出身不好，不能选择，劳动时就要努力表现自己……”有一次，挑猪圈里起出的粪肥，一担就有百八十斤，13岁的我踞起脚尖，双手用力撑持着压在肩头的重担，一摇一晃地在窄小的田埂上走着，只觉得脊柱马上就要断了似的。咬牙干一天下来，肩膀上皮破了，火辣辣地疼痛，可我绝不能比别人少挑一担。。
就是到了很远的农村，只要有人知道我们的身份，仍然会有人跑过来看，我们虽然不太懂事不明白这些给我们心理上的伤害有多重，只知道，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是有罪的人，到任何地方，任何事情都要比别人低一等，不能也不应该和别人比，这种沉重的负罪感始终伴随着我们。这世界，这生活对我们来说，都是暗淡的，充满了危险与恐怖。
但是有一次，学农中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我终身难忘。那是又一年的夏季，也是“学农”下乡，学校这次去的－地方很远，记得是个叫夏溪的地方。那个地方很美，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等待收割的水稻泛着金黄，在湛蓝的天幕下随着微风荡起波浪，江南农村特有的那种白墙黑瓦的农舍点缀在团团绿荫之中，平静的池塘边上垂柳依依，比起城市中的纷乱与嘈杂，这儿好像是另一个世界，一切都显得静溢、安祥。
我和几个同学一起住在生产队长的家里，这个生产队长是个结实的中年汉子，他的眼睛特别黑，特别亮，因而也就显得有精神。他爱开玩笑，在地里干活时，他开的一些粗俗的玩笑常令女生们脸红，却使那些农妇们开心大笑。他的妻子却是个稳重，不大爱说笑的女人，她远比那个当队长的丈夫要忙得多。南方人勤快，清晨，她先起来给大人小孩做早饭，同时煮猪食，喂完猪，和人们一起下地。中午回来要做饭，待人们吃完午饭“歇晌”的时候（因为南方夏季酷热，中午一般是不干活的），她要把家中料理一遍，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下午照常出工。待晚上吃完饭还要参加生产队的会议或者学习，她的衣着很干净，说话和蔼。特别是对我们几个学生，经常问我们习惯不习惯，需要什么吗，她很快从同学们的口中知道了我的身世，我曾听见她对同学们说：“他可怜，你们要多帮帮他。”
这天中午，吃过饭，同学们都倒头大睡了，我只听见这位主妇在厨房叮叮当当忙个不停，很快，我闻到了一股芝麻的香味，一会儿，她轻轻地走到我们学生住的房门口，往里探身张望，见我醒着，便向我摆了摆手，示意我跟她出去。我当然愿意有机会为贫下中农做点什么，到了厨房，她却从灶台上端起一大碗拌好的黑芝麻糊，递给我，微笑着道：“给你，尝尝看好吃不？”我一时愣住了，先想到的是学校宣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忙说：“大嫂。这可不行……”她不等我说完，拦住我的话头说：“没事，不要紧，吃吧！”我于是又想，这是贫下中农关心支农学生，再说这碗黑芝麻糊对我有着比别人更强的诱惑力，可是同学之间是不能独吞的，我便轻声地说了句：“那我去叫大家一起吃。”她却伸手拦住我说：“唉，别，这是专门给你做的。”我不由好奇问：“那为什么？”她说：“你和他们不一样，他们都有大人疼的呀……”我一时怔住了，端着这碗黑芝麻糊，只觉得一种多时未有过的被亲人关怀的温暖和幸福溢满了心头。才吃了一口，就再也止不住泪水了。这时我才看见，坐在那灶后烧火的，就是那生产队长。他正用那双黑亮的眼睛向我微笑着……时间过去了很久很久了，但那碗香喷喷的黑芝麻糊和他们的微笑一起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那时，不幸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能使我们暂时忘却痛苦与悲伤，能给我们以快乐，那就是读书。我们去借，去找，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借到尽可能多的书，那时，我们兄妹3人谁能借到最多的书，就是我们之间最值得骄傲和炫耀的事。书藉忠诚地伴随着我们度过了多少饥饿寒冷的夜晚。我们从书中去追寻生活中被剥夺了的快乐。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书，撕得没头没尾的，纸张泛了黄的书页卷起来的，只要是书，我们都想尽办法弄来看。无论是古代的现在的，中国的外国的，从美丽的童话到高尔基《我的童年》；从孙悟空的桀骜不驯到水浒英雄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青年保尔坎坷的命运，动人的爱情和他不屈不挠的奋斗生活；历史上皇权斗争的宫廷喋血；农民起义的刀光剑影；鲁迅先生冷眼看人生那犀利的笔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情趣；范仲淹“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都令我们神往，读得懂的，读不懂的都如饥似渴的读，读书的快乐，是其他任何事情所不能替代的。书使我们暂时忘却了痛苦和悲伤，书使我们理解了人生不平，世事沧桑。书使我们超然物外，物我两忘。我们的思想在书中的世界自由倘佯。我们为书中的人物和故事讨论、争论甚至吵架，书也使我们增加了对音乐的理解，《二泉映月》的如泣如诉，《命运》的悲壮，都使我们流下过泪水，我们偷偷地听、偷偷地唱，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的歌声时常令窗外的人们驻足倾听。
随着时光流逝，艰苦的岁月使父亲在我们的记忆中渐渐地越来越淡了。我们慢慢长大了，可是他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却越来越沉重了。
现在，在教师节的时候，从报纸或电视里，常见到人们对自己老师的回忆，她们都是温文尔雅，诲人不倦的好老师，因此学生们能记住她们。可是在我记忆中的一位中学时代的老师，却是以另一种形象令我难以忘怀的。
这位我中学的老师，女性，个子不高，略有些驼背，戴副眼镜，她突出的眼珠在眼镜后边老在不停地转动，她很少笑容，记不清什么时候，也真不知为了什么，在她的主持下，班级里突然开始了对我的批判。我的同班同学都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同班的同学，虽然尚不知同学之间的感情，但全班同学一同升入初中，除了一个人人侧目的马屁精“红卫兵团长”而外，从未有过大的矛盾。在我遭受别人欺侮时，班里的同学往往还会帮助我。可那次不知怎么回事，几天之间，在我的课桌周围贴满了大字报，因为我个子小，坐在教室一侧靠墙的第一个，墙上对着我的地方和身边的一面墙上都贴上了大字报，后来更干脆贴到了我的课桌上，内容直指我和我的“反动老子”，且都不署名，我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同学们都躲着我。
几天之后，内容越来越荒唐，也越来越恶毒，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我去问老师，这是怎么回事。这位老师，背着手，踱着步，不停地转着眼珠子，皮笑肉不笑地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你还能怎么样？”我恼火地问“那我是不是可以回击呢？”她说：“你自己考虑吧。”掉头走了。
第二天，墙上又增加了新的大字报，其中标题有“蔡金刚，你要向谁还击？”我这才明白，这些大字报的幕后主持正是这位老师。可是又过了几天，大字报又突然自己消失了，而且都被撕掉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我更莫名其妙了。过了很长时间，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拉练”途中，才有同学告诉我，原来，学校新调来的副校长看见了大字报，他皱着眉头说：“这不是胡闹吗？一个小孩子懂得个什么，这是人身攻击，当教师的怎么能这么干？”一甩手走了。大字报就这样消失了。我只知道这位姓纪的副校长是从部队转业来的，我永远感激他，是他使我饱受创伤的心灵上少了些许伤痕。
可是那位为人之师的老师，怎么想起来要拿我立功，立什么功，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了。那年头，陷害同志，卖友求荣，甚至出卖亲人的不少，但是想拿自己的学生立功的，还真不多。这显然是有违师德的。
妹妹在学校也有类似的经历。她在上高中时，一次一个同学问她：“你说墙那边是什么？”妹妹回答说：“墙那边是猪。”这是事实，墙那边确实是猪圈，猪圈里当然是猪，可是这猪圈却是驻军医院的。于是问题严重了，这个脑子好使，想象力丰富的同学把此事汇报给了“工宣队”，于是妹妹被停课检查了，什么动机，什么意思，联系“反动老子”，挖思想根源，妹妹被吓坏了，她非常紧张，很害怕，回来告诉我和弟弟。我和弟弟却不太在意，说不就写个检查吗，写就写嘛。妹妹说“工宣队”说了这是一件大事，不那么简单。于是我和弟弟就和她一起认真写了份检查，还不错，可能是检查写得深刻，也可能看她是个女孩子，认识得好（写检查是我们的必修课），这事也就过去了。可是却给心重的，本来就生活在恐怖中的妹妹，在精神上留下了巨大的刺激。
我初中毕业时不过十四岁，在一家丝绸印染厂劳动了两年，才正式分配，我这样的家庭背景自然不会有什么好去处，我被分到了一家街道运输站工作，就是拉人力车。这个运输站办了个小工厂，主要加工做电焊条用的细钢丝。这个工作很危险，它是用大马力的电机经过变速器带动巨大的滚筒将那粗钢筋通过小口径的模具硬拉成细丝，钢丝在被滚筒巨大的拉力拉细时随时会绷断，而最危险的是每次必须先要将粗钢筋头碾压成能通过模具口的尖端，再用销子砸死在铁链上，再用铁链一的钩子待滚筒上的缺口转到操作者身边时，迅速准确的将钩子挂上正在转动的滚筒上，这样滚筒再用它巨大的力量生把粗钢筋拉成细铁丝。这个工作不仅危险，也非常需要体力，每捆几百公斤钢条先要放到一口盛满硫酸的大缸里，以腐蚀掉表面的锈，之后要捞出来用水冲干净硫酸，再放到另一口大缸中浸泡上石灰和牛油的混合物，再抬到一座大炉子上烤干，之后才能拿去拉丝。这之间每捆几百公斤中的钢筋全靠人力抬上抬下，我营养不良，个子瘦小，每天干下来，骨头节都要断了，那种疲劳真是难以言尽。特别是上夜班的时候，又困又累，终于有一天，我挂那滚筒上的铁钩时，连人也被挂上了旋转的滚筒，我只觉忽悠一下，就没有了知觉，待我醒来，我正躺在伙伴们的怀里，原来还是工友们关机快，滚筒只带着我转了一圈，把我砸在地上机器也停住了。要再慢一点，我也就完了。
我的工资是学徒标准，每月14 元，8元钱要好多了，可是不久妹妹毕业了，那时正是上山下乡运动期间，我们这样的“可教子女”只能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去，可就再也回不来了，况且她是个女孩子，尽管不敢说不去，可也就不去办手续，拖了没多久，妹妹的生活费就被断绝了。幸好我已经工作了，钱虽不多，但总不至于饿死。
一天晚上，我很晚才下班回家，我发现正在上学的弟弟还没有回来，我问妹妹是怎么回事，妹妹说弟弟出事了被扣在学校了。我急忙赶到学校，看到弟弟垂头站在教室的中央，几盏雪亮的大灯泡照着他，几个大汉正围着他。我急忙进去问是怎么回事，原来这几个人是工人宣传队和学校的老师，说他犯了“很严重的政治错误，性质恶劣，影响很坏。”原来这天下午，广播中反常的反复播送通知，说有重要广播，要求组织收听，弟弟的同学问他，你猜猜会是什么事，弟弟推测说，“可能是一位超级首长死了。”下午的广播中说“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逝世了。这下弟弟的话就有了大问题了，学校当即把他看管了起来，“你是怎么知道的？”“谁让你说的？”“为什么要说？”弟弟说是猜的，可谁也不信，但是反复盘问，弟弟也确实回答不出来，这时已经很晚了，我赶紧代弟弟认错，再斥责他，再请原谅他，回去一定好好认识问题，……也许是太晚了，看弟弟是个孩子，也确实交代不出来，也不可能交代出来什么问题，于是又是要写检查，我自然赶紧答应了。可能是那会情况太紧张，人们顾不上，这次事情总算又过去了。
“四人帮”被粉碎了，我们也和所有的人一样，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有了希望而高兴，可是我们发现这一切好象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父亲的那顶“反革命”帽子，依然压得我们喘不上气来
1976年10月，这金色的秋天终于来到了，“四人帮”被粉碎了，满街都是兴奋的人群，人们喜笑颜开，敲锣打鼓，那气氛和前不久奉命上街游行“批邓”显然大不一样，那喜悦是发自内心的，人人都带着笑脸，眉飞色舞地传着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我们也和所有的人一样，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有了希望而高兴。
可是不久，我们发现那喜悦好像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那年，因为考虑到父亲这顶沉重的帽子，高中毕业的弟弟没有参加高考。恢复高考后，说有政策，“可教子女”也可参加高考，而且分数够，表现好的也可录取。弟弟的同学们也都动员他一试，于是他借了五毛钱报名费，参加了第二年的高考。发榜了，他取得了高考分数全校第一的好成绩，超过了全国重点院校录取分数16分。可是在录取时，他却榜上无名，也没有任何人来向他解释任何理由，虽然他在报志愿时，小心谨慎地填写了远离政治的医学院，这当然不是他的心愿，但这似乎应该说是最不敏感的专业了，可就连这也不行。他的几个同学愤愤不平之余，拉着他一同去了市招生办公室，招生办工作人员一听分数说，这个分数不可能不录取，于是忙着给查分数，查学校，查姓名，一查，再一看弟弟身上穿着的父亲的旧军装就问：“你是蔡铁根的儿子吧？”弟弟当然不能也无法否认，那人倒也痛快，一抬手说：“原来是你，那你走吧，没有你！”没有任何理由，或者说这就是理由。
不久，我自己也出了事，我工作的那个街道运输站，有个姓D的人，是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被“群众专政组”弄去当了个小头目，他平时不参加任何生产劳动，成天东游西逛。因为是“群众专政组”的人员，他对工人常常是张口就骂，动手就打，单位曾有很多工人被他打过，甚至打伤。他对领导奴颜婢膝，对工人则是横眉怒目，凶神恶煞一般，是个人人痛恨的“打手”，可对他又敢怒不敢言。我和单位里的青年工人们关系很好，我们经常一起出去郊游，在一起谈天说地，他们都比较信服我，这其中有一个姓叶的小青年，一次在工作时间看书，被那个D某发现了，D没收了他的书，还臭骂了他一通。叶跑来告诉我，我和大家商量后认为叶虽然不对，但大家更恨D某的骄横，准备收抬一下这个人见人恨的坏蛋。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当D某在工作时间又去下棋的时候，这个姓叶的小青年就去找他要书，他当然不给。叶问他为什么D说工作时间看书就该没收。叶反过来问他，你为什么不工作，为什么可以在工作时间下棋。这自然惹恼了D某，他故态重萌，对叶破口大骂，可没想到叶不买帐，问他为什么骂人。D某大怒，说：“骂你，我还要打你呢！”劈手打了叶一个耳光，于是叶大叫“D某打人啦……！”至此，我的小小的计谋全部实现。早已埋伏在汽车后边的小青年们一哄而出，有男有女，七手八脚地拉扯住D某，让叶狠狠地把这个D某揍了一通。当D某发现情况不妙，而且看见有的小青年手中还拿着扳手等工具时（这绝对不是我让拿的），他一点都未敢反抗，我也就制止了拿工具的伙伴们。
于是，我们全体青年工人纷纷要求领导解释D某是根据什么当了不干活的干部的，凭什么屡次三番殴打工人，要求把他开除出“群专组”。领导面对众怒，一下也抓了瞎，既恨D某惹事，同时也看出我是“闹事”的主谋，于是找我谈话，要求给D某一个机会，要相信领导。可这时工人们的愤怒情绪都很激烈，连上了年纪的工人也参加了进来，他们纷纷亮出过去被D某打伤的伤疤，要求处理D某。小青年们也都在看着我，年轻幼稚的我觉得，不能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于是推说不知道，领导一面做我的工作，一面警告那些小青年：“你们怎么跟着蔡金刚跑？”青年工人们也齐心，不理会威胁，事情闹大了，区委派来了工作组，私下调查我的言行，很快，就以“企图为反革命老子翻案，收听敌台广播（我曾把在收音机中听到过莫斯科广播电台播送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告诉过别人）等罪名，把我抓了起来。公安局还抄了我那破烂不堪的家，当然也是一无所获，那时凭良心说，还真不知什么是翻案，也不敢翻案。
后来，关了我约一个多月后，因查无实据，由单位给了我一个记过处分后，又把我放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开始想了，为什么我们要受到这些痛苦与磨难，这一次次的打击，这重重的苦难，这无尽的屈辱何时又是个头呢？难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吗？别人不费力气可以得到的，我们花上十倍百倍的努力也得不到，那时有地、富、反、坏、右等罪名，我们又算哪一类呢？我们比他们还要多一重苦难，那就是孤儿的苦。生活中所有的苦难与打击都只有自己默默地承受，而没有倾诉的地方，也没有得到安慰的地方，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无疑，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我们的父亲，那么父亲究竟是什么人？他干了些什么？他对这个党和国家究竟犯下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以致于他自己死无葬身之地，过要殃及无辜的我们。这些疑问越来赵沉重地压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翻出抄家仅剩的两枚勋章和一块奖章，这是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了，一块后面刻着“八一奖章”一个五角星，还有1927－1937的宇样；另一枚勋章后边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正面是延安宝塔山的图样，在上面有一颗红色的五星。还有一枚勋章后边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解放勋章”，正面是天安门的图样，上方也有一颗红五星。这些东西都已很旧了，但是人们告诉我们，它的中间是纯金制成的，虽已年代久远了，但每次打开它，仍然熠熠生辉。这些勋章和奖章，都有各自的证书，其中还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这是父亲的一张半身像，身着军礼服的父亲胸佩勋章，微笑着注视着远方，是那样英姿勃发。这也是我们手中仅有的一张父亲的照片了。
是三中全会的精神，是党对一系列重大案件的平反举措，使我们从懦弱走向勇敢，从秘害走向公开，走上了为父亲乎反昭雪的艰难路程
时间到了1978年，这年的9月，开始了给“右派”摘帽的工作。党中央批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的实施方案》，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耍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
11月，又正式为闻名中外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
这年年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在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同志被确定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秘书长。
年底的一天，一位多年来常在暗中关心我们的阿姨，悄悄地来告诉我们，一个和父亲同案被判无期徒刑的人已被提前释放回来了。这意味着什么呢？于是我们大着胆子，在一天晚上悄悄地找到了这个人的家里。他叫俞须涌，我们对他似乎还有些印象，
那还是小时候，他常来和父亲下围棋，令我们没想到的是门一打开，他一看到我们3个已经长大了的孩子时，竟然一把拉住我们放声痛哭：“孩子们，你们长大啦，10 年啦！多好的爸爸啊，再也没有啦！那真是痛哭失声，声泪俱下，一个这么大年龄的人竟会这样痛哭，真令我们吃惊。然而就在那一刻，他的哭声像惊醒了我们的一个漫长的梦，已经被岁月的流逝在我们记忆里变得淡漠了的父亲的形象，就在这时又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俞须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虽然经过长期监禁，但没有一点懦弱与害怕，没有变得小心谨慎，他是那么坚定与坚决，丝毫不认为父亲和他自己有什么罪，后来我知道他狱中10 年，从未停止过申诉。虽然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早年是新四军中的老同志，后来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父亲当年那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里，绝大多数是这些转业退伍军人。
经过商量，我们决定找有关单位试着打听一下，父亲的案子属不属于当时正在开展的对过去一些案件的复查范围。当然这是十分危险的举动，这显然是有“翻案”企图的行动。但是我们经过考虑，以我们自己的处境，也似乎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还能再坏到哪里去呢？至多就是把我们再关起来罢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问问试试呢？父亲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反革命”？那就是我们要求的答复。
我们先找到父亲的原单位机械局，被告之：他们不清楚，可以去问问原来的老局长。费了许多周折，我们找到了当年的局长苗海波，当他听明白我们是谁和来意后，显得惊恐万状，连连摇手，又说什么都不知道。还是他妻子比他镇定，埋怨道：“你看你怕什么，孩子只是问问。”苗这才说，案子是公安局槁的，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于是我们下决心到市落实政策办公室去问一下，这个落实政策办公室就在当年那个看守所的后面。我们大着胆子进去说明了来意后．一个工作人员疑虑地盯了我们很久．非常谨慎地表示，他只是听听我们的要求．向领导汇报以后再说。他在淡话中几次跑到隔壁房间去，从他的紧张的态度，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经过和俞须涌等人的商量，他们认为只有上北京才能弄明白，这时很多受父亲一案牵连的同志也悄悄地来找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上北京去。大家凑了一些钱以做我们的路 费。俞须涌给我们一封信，是写给北京一个叫刘懦增的部队干部的。俞告诉我们，刘儒增因为反对江青的什么罪名被判刑和俞监禁在一起的。俞在狱中常常向他谈起父亲及此案，刘深 为所动，相约将来有可能，他一定会帮助打这个官司的。此时．他已先获得平反回到北京去了。后来的事实表明，刘儒增老人在此案平反中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的。
1978 年年底的一天．阴风阵阵，冬天的寒冷使得街道上行人稀少，我和弟弟急急地走在通向火车站的路上，送我们的只有妹妹和我的一个好朋友小宋。我们边走边警惕观察着四周，尽可能不被相识的人发现，因为在那个城市里，认识我们的人太多了，一旦被发现，很可能会把我们抓回去关起来。我们随身携带的就是能证明父亲过去的那两枚勋章和奖章．还有俞须涌的那封信及父亲的一张照片。直到剪票进站，我们的心情始终没有放松过，生怕会听到一声：“晦，蔡铁根的儿子！”那就麻烦了。上了站台，我们就盼着火车赶紧进站，只有上了车，似乎才会安全一些。
随着汽笛的长鸣，一列深绿色的快车呼啸着进站了，车轮辗压着闪亮的钢轨发出沉重的声响，脚下的站台为之震颤。慕然，我们几乎同时看见了那时还不多见的内燃机车车头上悬挂着一个铜像：“周恩来号”；车头从眼前一闪而过，列车很快减速停稳了，小宋兴奋地对我们喊道：“看见没有，周恩来号，看来你们这次一定顺利！”他兴奋的情绪也感染了我们，忐忑不安的心清似乎也踏实了一些，但愿这真是一种吉兆吧：“周恩来号”似乎预示着一个重大的机会，而我们恰恰赶上了。
冬天的北京，笼罩在灰蒙蒙的雾气之中，清晨，穿着厚实的人们或骑车、或步行急匆匆地穿过街道，无轨电车轻快地滑行在宽阔的马路上，女售票员以好听的京腔不时催促乘客买票，飞快地报着站名。我和弟弟按着俞须涌信上的地址，在东城内务部街找到了刘儒增的家。这是一个很大的旧式院落，里面曲曲折折，一个院子连着一个院子，虽然里边已经有后来的住户各自建起的小屋，因而显得杂乱，但从那些精致的雕花回廊，残存的太湖石来看，过去曾是相当的一个大户人家的宅院。
刘家住在最后的一进院落里，他不在家，他的老伴告诉我们他去大连休养了，我们只好带着一丝失望离开了。
我和弟弟决定先住在生母那里，她知道我们的来意后，颇不以为然，但也并未反对。
我们先到位于厂桥的一个胡同里的总政上访接待站去，排了很长的队，等轮到我们时，一个满脸不耐烦的工作人员接过我们写的要求复查的申诉材料后，叫我们回去等，留下地址电话后，我们只好回来了。
几天以后，忽听楼下有人喊我们，一个年轻的军人找我们，他说他牲穆，是总政信访处的。他似乎有些兴奋，说：“已经查到了，有这个人，还是个大校呢！”他是骑车跑来告诉我们这个消息的。
当我们第二次去刘儒增家时，老人已回来了，他头发全白了，但很健康。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个非常痛快的人，说话快，走路快，动作也快，一看就是个豪爽的人。他看过俞须涌的信，问了一下现在的情况，很快写了个条子，叫我们去找总政一个姓高的人。
总政这位姓高的是个大个子，戴着副眼镜，他看过刘儒增的条后，进去了一会，同另一个年岁较大的军人一同出来了，看样子是个负责的，姓赵。高说这是赵部长，赵对我们说：“这个事情，好像1975年邓副主席就有过批示。但因为你父亲后来到地方那一段问题没有处理，所以也就无法处理，地方那一段不解决，部队这一段也不好办。因为他是经过公检法判决的，所以还要通过地方司法机关，你们必须首先想办法解决地方这一段的问题。”
总政给我们开了封介绍信，是给“人定湖接济站”的，说在那里可以免费吃住。我和弟弟决定去看看。
这个接济站位于永定门外护城河边上，是当时为了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人员设立的，必须是相当一级部门认可后开具的的介绍信，才能在指定时间内到那里去获得食宿，听说吃的是几毛钱最低的标准，虽然心理有准备，但当我们找到这个接济站一看，还是不禁吃了一惊，这只是一座空楼，里面什么都没有，一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们就在肮脏的水泥地上席地而卧，男女老少，真像似地狱里的景象，我们只能放弃了想离开生母居所，以少添麻烦的念头。
既然案子要通过司法部门，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最高法院的所在，费了很大劲才在东交民巷附近找到，门卫以一种见多不怪的神情一句话没说递过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印着去高法接待站的路线。那时节，北京的各大国家机关，大都印制有这种指示路线的小纸条，以应付越来越多的各地各部门来的上访者。明白简单。可许多初次来京上访的人们都把这小纸条当成了某种通行证，他们拿着这种印有黑色印刷体文字的小纸条，往往在问路时和在乘坐公共汽车时，小心且不无得意地向人们出示。可往往招来的是京城人傲慢和鄙视的嘲笑.
最高法院的上访接待站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历史博物馆南面的一个胡同里。在一个不大的院落里，有一排临时搭起的平房，按接待地区分成华东、华北、东北等组。初到这里，门前的景象令我们吃了一惊，那紧紧关闭着的门口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整个胡同里到处都是人。男女老少，各种口音，他们大都衣衫槛楼，面容肮脏，或坐或卧，脸上都挂着同样的憔悴，紧张，沉重。眼神里又都闪着希望的光亮。“文革”10年和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不知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惨剧，如果不是身受迫害，申告无门谁又会忍饥挨饿，千里迢迢来这里受这份罪呢？他们大多都是带着满腔悲愤和冤苦，经过多年在当地的申告而无人问津才下决心背井离乡来到北京的。他们中间，每个人都有一个痛苦的经历，一段凄惨的冤情。
一般人心目中想象的国家最高司法机关的接待处，似乎应该是高大、宽敞、明亮的地方，因而才是严肃的地方。那里的秩序也应该是最好的。那儿的工作人员因为代表着国家也应该是和蔼可亲，当然也应该是严肃认真的。可是眼前的这番景象，就像是马上要向难民施粥的地方，一进入这个环境，会使你心里陡然增加了一层沉重。我看到一个满脸污黑的缺了一条腿的老人，穿着一件快分辩不出颜色的旧军装，坐在地下，胸前挂着也不知什么时候的什么内容的奖章，嘴里不知在唠叨什么。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大一小两个孩子，跪在路旁，面前放着一张白纸，上面用红笔写着个触目惊心的大“冤”字，两个又脏又瘦的孩子，冻得直流鼻涕，呆呆地站在一边。一个盲人则在一边拉着一把二胡，细听原来他把他的冤情编成了曲子在唱给人听。还有一群人正围着一个中年人在听他说着什么，那中年人的衣服很脏，但是领子上的风纪扣却系得端端正正，他的表情很激动，不知在说些什么。而更多的人则是用期待的目光望着那紧闭的接待处的大铁门。他们面无表情任凭冬日呼啸的寒风卷起的阵阵尘土从他们的头上、身上刮过。眼前的景象使我们不安的心情变得更为压抑和沉重，也平添了难以言喻的焦急与烦躁。
上访者首先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交上申诉材料，然后每天来等，直到铁门开时，叫到你的名字，再进去接谈。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大门开了：“江苏常州的蔡金刚有没有？”我们赶紧答应着挤了过去。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瘦小的中年人，听口音像是南方人，可能因为天冷，他戴着一顶有些显大的黄军帽。他是个很稳重的人，说话慢条斯理，动作也慢，他让我们坐下后，边听我们讲，边慢慢翻动着我们写的申诉材料。他沉稳平和但是认真的态度，使我们的不安心情好像平静了些，他又仔细地看着我们递给他的父亲留下的照片和勋章，一直没有说话。只是翻来复去地看这些东西。沉思了一会后，他起身到隔壁房间去了，我们感觉到他是去打电话了。过了一会，他回来了，慢慢说道，你们的这个案子，我要向领导汇报，还要经过调查方能弄清楚，以后会给你们答复的！他的声音并不大，但一字一句，语气坚定，这几句话使我们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这时他往椅背上一靠，像在考虑着什么，又说了几句令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话：“这个案子，根据我们判断，是存在问题的，很可能是个重大冤假错案，这本不该和你们说的，还要经过调查研究才能确定。你父亲过去在部队工作，所以你们还要去找总政，要他们尽快和我们联系。‘’
难以形容我们听到这几句话的心清，我们强捺住悲喜交加的心情，请教他的姓名。他告诉我们说他叫黄仁贤，是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负责华东地区的，我们的这个案子以后也就经由他负责办理了。
出了高法，顺胡同向西不远，出口就是天安门广场，我和弟弟像是卸下了个沉重的包袱，心情变得轻松了。这时风也小了，一缕冬日的阳光照射在广场上，也好像照到了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感觉到了一丝暖意。
可是，等我们再去总政时，总政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你们的案子要等地方复查完了并且推翻原判后，部队的平反才有意义，态度忽然变得很冷淡。当我们提出再见姓高和姓赵的两位同志时，也遭到了拒绝。要是这样下去，部队要等地方，地方要等部队，结果是谁也不办，那该怎么办！我们觉得一种说法是对的，那就是后来到地方的原因在于前段部队的处理，正是因为有部队的前因才有后来地方的后果，理应部队先复查。
无奈，我们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刘儒增老人，他不动声色地听完了我们的话后，略一沉思，迅速地又写了一封信，口吻坚决地说：“拿着他去找陈沂去！”他告诉我们，陈沂是原总政文化部少将部长，当年被划成右派，最近刚刚平反，现在正住在他女儿家里，要我们找他试试。
刘儒增老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多次给了我们坚决的支持，他从未有过一次犹豫，也从未有过怀疑。他常常放声大笑，笑声爽朗豪放，说到那些害人的宵小时，他怒形于色，在谈到遭受迫害的同志时，他又痛心疾首。他对人毫无戒备之心，乐于帮助所有求助于他的人。他并不认识我的父亲，但他认为父亲是他的战友，帮助我们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天坛南门外的永定河边上的一片住宅楼群里，我们敲开了一户普通住宅的门，开门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她告诉我们陈沂不在家，当问明我们的来意后，她要过我们的申诉书，叫我们坐下，她戴上老花镜，认真地慢慢念了起来，当念到我们写的所经受的苦难时，这位心慈面善的老太太声音哽咽了，她显然被打动了，拿出手绢擦着眼泪，抬起头对我们说：“放心吧，孩子们，我一定把它交给陈沂，他也一定会管好。”后来知道，她就是陈沂同志的夫人马楠同志。
当我们离开他家时，外面的天已经快黑了，这时已到年关了，人们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新年而忙碌着。到处张灯结彩，街上的人群熙熙攘攘。这一切不由使我们想到，出来这么长时 间了，事情好像还远未有进展，心情不由得又沉重起来，我和弟弟一人买了一个火烧充饥，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心里一阵阵发慌。
我们再到最高法院，只有这里的情况是令我们感到欣慰的。黄仁贤告诉我们，高法领导和刑庭的同志们经过研究，决定而且已经打电话通知江苏省高级法院和常州法院来人携案卷进京汇报。这个消息实在太让我们高兴了。这说明了案子所受到的重视已非同一般了。
过了几天，我们再到陈沂家里拜访，这次他在家，他是个戴着眼镜的瘦瘦的老人，他告诉我们，他已把我们的材料送到“黄老”那里去了。“黄老”说他清楚并且记得这件事情，问这几个孩子在什么地方，陈沂老人叫我们留下地址电话。看来他心情不错，在送我们出来时，老人开玩笑地用手指往上一指：“放心吧，孩子，我把你们的事捅到天上去喽！”临走，他安慰我们：“别着急，先过年再说。”还送了不少食物给我们。
他说的黄老，就是曾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这时他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书记。
初去陈沂家里时，他刚从北大荒回来，只是平反，并未有新的任职，门庭冷落，家中很清净，我们可以和他谈谈话，不久，人民日报上发了他一篇文章，随即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再去他家里时，那里已经是宾客盈门了，楼下停了许多小车，记得有一次去他家里，陈沂头上围着一块毛巾，斜卧在小床上，不少访客你一言，我一语的净是逢迎阿谀的话，老人明显的并不高兴，皱着眉头不时勉强应付着，一个身穿黑呢制服大衣的胖子，一进门就双手一拱笑道：“哈哈，老陈哪，恭喜啊，哈哈！”他身后还跟着一个满面趋媚的胖太太，令我不由想起了戏台上的官员形象。心想在陈老遭难的时候，这些人大概不仅不会来，估计还会退避三舍的。冷眼看着这些，我简单向陈沂告了别，迅即离开了这个显然不能再呆下去的地方。没有想到的是躺在床上的陈沂却居然头顶着那块毛巾起身追了出来，他在楼道里一手捂着毛巾对我说：“孩子啊，你的事，放心好了。”又摇了摇头叹道：“唉，这些人哪……”
后来我们知道，我们的申诉材料黄老看后由中央纪委发了简报，很快胡耀邦同志看到了并做了批示。
不久后的一天，我们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说他姓丛，奉首长之命开始负责处理我们的问题。他即是黄老办公室的秘书，于是我们按他的指示住进了总参第二招待所，介绍信是军委办公厅的，原由是“晋见首长”，事情显然已经开始起变化了。
我们的生母看到了这种变化，在一天晚上带着我们找到了肖克的家里。
肖克这个名字，我们并不陌生，在父亲留下的那枚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后面，就盖着他的印章。也听说父亲的罪名中有一条是“肖克反党集团干将”和“包庇肖克”，知道他是父亲多年的老首长，从看过的书中也知道他曾是当年红六军团的军团长，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位著名的人物。
在政协礼堂附近的一个院子里，警卫带我们进人会客室，我们见到了这位老将军。他表情沉重地握着我们的手，—一问过名字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沉默了许久，他站起身来在室内来回踱步，突然又站住对我们慢慢说道：“你爸爸是个好同志啊，是个好同志——你们要坚强起来，这个事我们一定要管，应该管。”他的声音略有些激动，语气坚定。当听说黄老在过问这件事时，注意地“唔”了一声。我们告诉了他现在的情况，老将军很感宽慰地点点头。临别，老人拿出一笔钱塞给我说：“你们现在很困难，一定需要……”我感激之余想我们真正需要的还是复查时的支持，再说初次见面就拿别人的钱多不好。临走时，我又把钱悄悄放回到他那宽大的写字台上，不料被老人看见了，他似乎有些不高兴了，又把钱重新塞回到我手中说：“我和你爸爸是老战友啦
不久，在北京西山脚下一处僻静的小搂里，我见到了父亲很久以前的另一位老首长邓华，当他在老伴的搀扶下吃力地从楼上下来时，我惊讶地发现这位曾是志愿军司令员的老人身体很虚弱，他说话吃力，气喘嘘嘘，老人告诉我，他有严重的哮喘病，一般不大会客，听说是父亲的名子后才非下来看看。在吃饭时他告诉我：“你爸爸是个非常勇敢的好同志，非常有能力，1938年被日寇抓去，他带头砸了鬼子的监狱跑了回来，后来还有人纠缠这段历史，真不像话。后来张家口解放后，从缴获的敌伪档案里证明了你爸爸他们的斗争是英勇的……”他给我夹了口莱，接着说道：“如果有人再提这个事情，你叫他来找我好了.
在301医院，我又找到了父亲的另一位老战友，时任总参政治部主任的冯征，提到父亲，他向在座的其他同志连声说：“那可是个好同志啊，是个很好的同志啊……，”他告诉我，江华和黄火青同志也在这里住院，他说他找他们去反映情况。
经过在北京的一段时间的奔走，从父亲的一些老首长、老战友们的口中，我们渐渐知道了父亲不少过去的情况，这更坚定了我们争取为他平反的决心。
总参第二招待所位于东单的煤渣胡同里，是个有许多进院落的大宅子，据说原先是民国将领宋哲元给他母亲盖的房子。住所须知上写明要有军以上单位的介绍信方能入住，除了过往公干的军人外，这里住了许多不少因为过去历史上的种种问题等待相关部门甑别和复查的人员，其中既有高级干部，也有一般工作人员。
在这里我见过前北海舰队的司令易耀彩，（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曾经是我父亲在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战友）某老帅的前夫人……最有意思的是一位林彪的原机要秘书，他听说我之后，专门来看我，他感叹的说：“小蔡啊，你知道吗？在军委扩大会上，你爸爸被监视的啊，他走到哪里都有专人跟着，就是上厕所也有人跟着。他每天的一言一行都有专人报告的，我是亲眼见过的。”
我们白天东奔西跑，有时晚上就住在生母那里。一天我们回到二所，二所的管理员慌慌张张地跑来找我们说：“哎呀，我的老天，你们跑到哪里去了？可找到你们了，快去接电话！”他一边带我们走，一边唠叨：“这能怪我吗，你们一天到晚不在，我哪知道你们到哪去了。”电话原来是军委办公厅的肖宏达主任打来的，他已经找了我们几次了。我接过电话，传来了肖主任热情的声音，他说：“黄老说你们能活下来不容易，你们受苦啦，你们是咱们老红军的后代，有什么困难和需耍，可以找我，和他们二所讲也行，我已和他们交代过啦，你们吃好，休息好，费用由军委负责…… ”这些从未听过的热情关切的话语，使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嗯嗯地答应着，我忍住感激的泪水，谢谢他并请转达对黄老的谢意。肖主任又叫二所管理员接电话，那管理员满脸堆笑，对着话筒一个劲地说“是”。放下电话，他抹了一下头上的汗水说：“好了，小蔡啊，实在对不起，我们不了解你们的情况，工作没做好，没照顾好你们，以后有事尽管找我。”正好食堂开饭了，他拉着我们进了食堂，热情地亲自为我们端了两份红烧肉，还说：“来来，还要什么。”我一看这显然已大大超出了当时定的“上访”伙食标准，就说：“这菜太贵了，我们没那么多钱。”他说：“哎呀，首长交代了，你们的开支军委报销，你不知道，过去也有这种情况，说是这首长，那首长的关系，尽是假的，你们这是首长亲自交代的，尽管放心吧！”从此每个月底，管理员都拿来一张单据，叫我在上边签字，饭菜可以随便吃了。
我们的上访已经有些“贵族”味了，已经大大区别于那些露宿街头，遭人白眼且被各个机关衙门驱来赶去的大多数上访者。我们终于摆脱了忍饥挨饿的困窘生活，不久，军事学院还给我们兄妹三人每人发了一套新军装，比起那些普通上访者来说，简直就是天堂般的神话了。可是我和弟弟在街头亲眼目睹的一幕，却给了我们深深的刺激。
那天我和弟弟路过西四路口，见身边走过一个三十上下年岁的人，他急步走到路边的垃圾筒，迅速拉开垃圾筒下面供清洁工人清扫用的门，蹲下身子在里面翻检起来。他的穿着很整齐，不象是个拣垃圾的，也不象个乞丐，但我们从他身上背着的那只黑色人造革包来判断，他也是来京上访的，这是上访者最常见的打扮，虽然他很干净。因为我们离他很近，所以停下脚步观察他的行动，只见他从垃圾筒里翻出一盒被人扔掉的点心，打开一看，里面的点心不仅发了霉，而且还生了细小白色的虫子，点心则已经变成了豆渣状，这个人没有任何犹豫，捧起这叫人一看就恶心的点心渣滓，大口大口的吞食起来，他动作极快，但是也已经引起了路人的驻足观看，他并不理会人们惊诧的目光，迅速吃完，起身拍了拍双手抹掉嘴边的点心末，而且还没有忘记关好垃圾筒的门，抬腿大步流星的走了，迅速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我们从他整齐干净的衣着判断，他一定是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虽然是上访，但他不愿蓬头垢面，伸手乞讨，以维持他人格的尊严，但是饥饿又使他不得不去拣食垃圾筒中的食物，他的动作很快，是为了减少别人对他的注意，以尽可能的维持自己的自尊，他宁愿去拣食垃圾筒里的食物，也不愿去行乞，我相信，他还有一点办法的话，他一定不会这样做的。直到今天，我有时还在猜测，这位年轻人的来历，他究竟是为了什么来北京的？以后又怎么样了，在他的身后一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许多辛酸乃至血泪吧！这件在我们眼前发生的小事，转瞬即逝，可曾几何时，那不就是我们的生活吗？我和弟弟久久的站在路口，看着那垃圾筒，心里翻腾起的波涛许久不能平静。
自黄老的丛秘书把我们安排进总参二所后，他曾多次来找我们了解情况，总参李达副总长、军事学院肖克院长也都先后派人来过。那时，肖克同志复出后，任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而父亲的原处理单位南京军事学院，此时已经撤消。于是经各方首长协商决定，父亲的案子由当时的军事学院来复查。开始，父亲这一职级的干部复查尚需经过总政负责解决，肖克老人曾对我说过：“因为他还是个大校哩。”随着落实政策的深度和广度的发展，过去历史积累需要复查的越来越多，于是经中央军委决定，由当时的军事学院全部负起过去南京军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等单位所有历史遗案的复查及落实政策工作，范围也由过去“文革”遗留问题直扩大到红军时代的“AB团”等所有历史遗留问题。为此军事学院专门组织了有四五十人力量的落实政策办公室，由当时的组织部部长石建华同志任主任负责此项工作。父亲的案子由于在历史上的影响及他所涉及的人物，显然，受到了非同一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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