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降语堂，中华无幽默

初识语堂先生，是鲁迅先生介绍的。中学语文课本有鲁迅先生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文章后面附注的“时代背景”里说林语堂是一位“反动文人”。当时我对这一定性没有丝毫怀疑，敢和鲁迅先生唱对台戏的人自然是反动之极，该批倒批臭。

上大学的时候正赶上一股“文化热”，有机会读到语堂先生的很多作品，发现他除了和国民党走的比较近以外，还真找不到他有什么反动言行，而且他在和几位同仁创办刊物《论语》时，制定了“十诫”，其中第一诫就是“不反革命”。他的书读得越多，越发现这个穿长袍抽烟锅的先生有趣得很可爱得很，竟舍不得离他远去。

语堂先生和鲁迅先生的公案，除了那个“费厄泼赖”，还有一个“幽默”的故事。语堂先生是第一个把“humour”翻译为“幽默”的人，而且到处提倡幽默，宣传幽默，倾心研究幽默，甚至邀请鲁迅先生为他的幽默杂志撰稿。鲁迅先生多次反对这种译法，明确表示“我不爱‘幽默'”，认为在国难当头之时，在这种礼制之下，“‘幽默’在中国是不会有的”，讽刺幽默就是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

语堂先生一直和国民党比较亲近，而鲁迅先生对苏俄和中共寄予了更多的希望。他们虽然在政治观点和价值观上互不认同相互嘲讽，但他们两人的相貌衣着，风度气质，又最符合我们心目中传统的先生的形象。语堂先生一袭长袍，一脸智慧，满身的闲适；鲁迅先生长袍裹身，一脸刚毅，一身的正气。

其实，鲁迅先生也是很幽默的。譬如，他在《一思而行》中讽刺林语堂力倡幽默时说：“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这句话就幽默的很。身上没有幽默细胞的人，怎么也塑造不出“孔乙己”“阿Q ”之类的形象来。只是二位先生的幽默类型不同而已：鲁迅先生是斗士的幽默；语堂先生是绅士的幽默。

  在他们的这段公案里，鲁迅先生更准确地诊断出了中国社会的病灶之所在，开出了“病急用猛药”的处方。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勇敢地把一把把投枪一只只匕首掷向敌人的阵营。他是“吃人的”社会秩序社会制度的坚定的破坏力量，他的使命集中在一个“破”字。从他们的时代在历史长河中所处的位置来看，鲁迅先生的见解和言行更准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络，更好地配合了社会前进的步伐，应该说比语堂先生略胜一筹。

语堂先生在倡导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一种有新的社会规则并尊重“fair play”的社会制度。他还倡导追求幽默风趣的人生，探索有知有味充满智慧的生活艺术，创造新的生活方式。我们站在今人的立场，回望历史的公案，发现语堂先生似乎更有远见卓识，他的观点更具有普世的价值。时间越过了大半个世纪，语堂先生所说的西人所有国人所缺的“fair play”精神，仍然是我们所稀缺的；我们的生命里的幽默因子仍然被生活中不能承受的“之重”拟或“之轻”挤压得无立足之地。如果真的有“轰的一下，天下无不幽默”的那一天，那么，什么“校园凶杀案”，什么“连环跳楼案”，在我们的社会自然就会销声匿迹。

  没有语堂先生的身体力行坚持不懈，我们的“幽默”不知会被冠以何名，但肯定没有现在这般智慧俏皮。语堂先生不仅是幽默人生的倡导者，鼓吹者，更是积极的践行者。他的一些幽默故事，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是难于逾越的经典。

  语堂先生有一次出席台北一所学校的毕业典礼，前面一些人的讲话又臭又长，轮到语堂先生，他说：绅士的演讲，应当像是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
 
在巴西的一次集会上，他发言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有个法国情妇。

在美国纽约林氏宗亲会上，语堂先生受邀演讲，他说：我们姓林的始祖，据说是心有七窍的，他是商朝的比干丞相，这在《封神榜》一书里提过。英勇的有《水浒传》里的林冲，旅行家有《镜花缘》里的林子洋，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另外，还有美国的总统林肯，以及独自架飞机横跨大西洋的林白，可以说，我们姓林的，古今人才辈出。

他还有一句名言，是瘾君子们的口头禅：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想一想，如果没有语堂先生，我们的生活中会流失多少乐趣，多少智慧！

[东又西]

反动一说，是共党的发明。说白了，不大跟共党合流的都被称为反动 。现在看来，能被共党称为反动文人的，说不定反而才真是个人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