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信事业的开山鼻祖

王诤，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是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立者，是新中国电子工业、邮电事业的开拓者和卓越领导人，被毛泽东誉为“我国通信事业的开山鼻祖”, 王诤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央苏区和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立者，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和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王诤（1909-1978），原名吴人鉴，字凤岗，号雨峰，曾用名王铮。
1909年5月生，江苏省武进县人。幼年读私塾。
1924年考入苏州工专高中部。1927年从省立第二高级中学毕业。
1928年2月考入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1929年春分配到国民党军第九师任无线电台报务员。
1930年9月调第十八师张辉瓒部任中尉报务员。12月龙岗战斗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1年1月负责组建红一方面军总部无线电队，任队长。
1931年5月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电台大队，任大队长，12月任无线电总队总队长。
1932年至1934年1月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通信主任。
193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8月任中革军委通信科科长。同年冬到达陕北后，任军委第三局局长。
1937年初入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三局局长。
1940年1月至1945年8月兼第三局政治委员。
1938年3月至1941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副局长、兼通信学校政治委员。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中直、军直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委员。
1949年5月起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委员。同月起兼中共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局长。
1949年11月至1953年5月兼邮电部党组书记。
1950年5月至1954年3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信部部长。
1950年10月起兼国家电信工业局局长。
1951年12月至1954年任中央军委直属队总党委委员。
1956年4月至1958年10月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委员。
1956年4月至1959年4月任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
1956年10月至1958年7月兼任通信兵部党委第一书记。
1957年3月至11月兼任解放军电子科学研究院院长，8月至12月任院临时党委书记。
1959年4月至1960年8月任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兵部党委常务委员。
1963年4月至1964年9月兼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党组书记，
1964年9月至1967年5月兼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党委书记。
1967年5月被隔离审查。
1972年7月恢复工作。
1972年9月至1978年8月再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977年9月至1978年8月兼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党组书记。
1977年4月至1978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第四部部长，
1977年9月至1978年8月兼任总参谋部党委常务委员。
1977年8月至1978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1978年8月1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1909年7月3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一个普通农家。17岁那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接着，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通讯学科，毕业后参加北伐军第二军四师，担任师部电台台长兼报务主任。他对电讯业务的钻研精神，曾受到随军的苏联红军顾问冈恰洛夫中校的称赞。

1930年12月30日，国民党第18师在前敌总指挥张辉赞指挥下，进攻中央苏区，红军开始了第一次反围剿。龙冈一役，张辉赞连同他的18师师部和两个旅成了红军的俘虏。毛泽东得知后，提笔填词：“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赞！”
在缴获的大批战利品中，人们第一次见到了稀罕物——无线电台。不知电台为何物的红军战士将发报机弄坏了，幸好收报机被保存了下来。与这套系统一块被红军俘虏的，还有被红军领袖们视为珍宝的10名国民党报务人员。其中，有位叫吴人鉴的年轻中尉带头报名参加了红军。为纪念自己的新生和表达投身革命的的决心，他改名为王诤。
在这批人中，王诤学历最高。参加红军前，他是国民党18师的电台台长，通晓无线电技术。1931年1月3日下午，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总政委在江西苏区的红军总部接见了他们。毛泽东笑容满面地欢迎王诤等人参加红军，并勉励他们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讯而努力工作。那部电台是靠脚踩发动机转轮来充电的，并不先进，可是却受到红军领导人的重视。红军很快决定在红都瑞金成立中央军委电讯队，毛泽东、朱德亲自任命王诤为队长，对他高度信任。

1931年1月6日，王诤等人在红军总部驻地的江西兴国正式架起电台，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台诞生了。从此，源源不断的电讯经过王诤的手传入苏区，中央领导从此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期间，党中央还组织人员，将王诤等人抄收的国民党中央新闻电讯和外国通讯社的英文电讯翻译、编辑，在苏区出版定名为《参考消息》的油印刊物，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延续到现在，成为当今我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参考消息》报的前身。同时，王诤充分发挥100瓦电台的作用，除通信联络外，定时兼发文字新闻广播，随时播发会议的盛况、文件和反“围剿”战斗的胜利消息。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文字新闻广播由此诞生，定名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广播电台，呼号为CSR。从此，正式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直属中央政府。1937年1月红中社改名为新华社。
随着战事的发展，红军迫切需要建立无线电通信网，培养通讯人才的工作显得越发重要。只有一部半电台无法组织通信，但可以组织教学训练。1931年1月18日，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亲自签发了《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从各部队选调学员。在参谋处长郭化若的安排下，1931年2月10日，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小布开学，王诤、冯文彬直接领导教学组织和思想政治工作。教员有王诤、吴如生、韦文宫、刘寅等。3月，上海党中央培训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伍云甫、曾三、涂作潮来到中央苏区，加强了无线电队和训练班的教学力量。第一期学员12人，经过4个月的训练，参加了红军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和通信联络工作。这是人民军队通讯教育史的开端，也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创立之始. 1931年11月，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在江西于都成立。到1931年年底，红军已有19部电台，各军团、各军均配置了电台及电话队。1933年3月，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

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蒋介石调集18个师，约20万兵力，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坐镇南昌，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兵四路，向江西中央苏区发动进攻。这20万大军中，以蔡廷锴、蒋光鼐的19路军，孙连仲的26路军，朱绍良的第八路军战斗力较强，而王金钰的第五路军新从河北开到江西，人生地不熟，水土不服，士气不高，其左翼的郭华宗师、郝梦龄师也存在类似情况。恰在此时，王诤亲自操作电台收发情报，截获并破译了王金钰致“剿匪”总司令何应钦的急电。电文称：第五路军水土不服，官兵生病的达千余人，且不时有士兵开小差，已就地正法三人。电文还称：为免遭红军突袭，请示向富川公秉藩部靠拢，成犄角之势，请急调工兵部队修桥铺路，以利于军队移动……王诤立即向军委首长们汇报。毛泽东、朱德等非常兴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于是当机立断，调集红一军团、红五军团5个师（只留几个团与孙连仲部对峙，作为牵制），2万余人连夜急行军，向东包围了富川。红军发动了猛攻，指战员士气高昂，人人冲杀在前，敌军抵挡不住，全线溃败。王金钰慌了神，在卫队保护下，侥幸逃生；公秉藩师一万余人也被全歼3个团，生俘几千人。红军缴获的甚多，光是轻重机枪就有100多挺。红军主力打垮了王金钰、公秉藩师两部后，接着又集中兵力打郭华宗师、郝梦龄师，打孙连仲军，朱绍良军……从5月16日至30日，红军行军350多公里，共打了35次仗，仗仗取胜。苏区军民集会欢庆胜利，毛泽东表扬了王诤，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呢!”毛泽东还特地请王诤上主席台前，让红军指战员们认一认。全场掌声雷动，此起彼伏。

在后来的第三次反“围剿”中，王诤又屡建大功。他带领红军通讯队的战士们因陋就简，在各个师都设法配置了改装过的电台，还积极培训无线电报务员，手把手地教收发报技术，传授电讯专业知识。至于密码，采用的是周恩来研制的密码，称作“豪码”。王诤对周恩来的博学多才甚为钦佩，几次利用汇报工作的机会向周恩来请教，并根据自己的实践提出进一步改进“豪码”的意见。周恩来称赞王诤头脑精细。由于敌人层层封锁，红军的物资极度缺乏，电池、发电机、电文纸等奇缺，往往直接影响到通讯工作。于是王诤利用手头积攒的一点材料，画图放样，自制电台损坏的零配件，还修好了红军缴获来的十几台小型发电机。
1931年4月，王诤用半部电台截获敌电台通报，是我军第一次使用无线电侦察的战例，尔后又组建了无线电侦察分队，开创了我军电子对抗事业的先河。1933年8月1日，为表彰他的特殊贡献，被授予二级红星奖章。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34年，王诤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王诤担任了红军总司令部电台大队长、无线电总队总队长，编入军委直属纵队。行军时，前面有先锋部队开道，后面有五军团的两个师殿后，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但敌机的一次次轰炸扫射给且战且行的红军造成不小的损失。在湘江边，王诤为了掩护别的同志曾负重伤，昏迷过去。战士们轮流背他，将他背上江边临时用门板树枝搭扎起来的木排，推过江去。待王诤醒来后才知道，红军为过湘江，遭到严重损失，减员几万。为了保护他，至少有七名年轻骁勇的战士牺牲在江里。一向坚毅刚强的王诤流泪了，他发誓要为同志们报仇……
红军进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山区后，王诤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掌握红军领导层的核心机密。

由于毛泽东早在瑞金时已被夺了大权，免去军委主席职务，只保留苏维埃政府主席头衔，故在长征路上，他处处受限制，遭疑忌，不准参加重要的会议。王诤很同情毛泽东，想方设法搞点香烟、牛肉干、罐头什么的，派自己的卫兵悄悄送给他，以示理解与支持。

1934年12月间，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向五岭老山界进军途中，大家利用行军间隙学习电台技术。此时路过的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看到学员的蜂鸣器和地上划着的阿拉伯数码，停步观看。了解到这是通信学校学生在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后，周副主席转身对朱总司令说：“这些战士利用行军休息时间学习电台技术，真不简单哪！”朱总司令和颜悦色地看着大家说：“好哇！有这股子劲就好办，什么技术也能攻下来”。周副主席接着说：“行军路上办学校，这是件新鲜事，将来革命胜利了，你们要告诉后代，说红军在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在敌机不断轰炸的间隙学习电台技术，这可是相当宝贵的传统教材啊！”

1935年6月，坚持北上抗日的红一方面军到达四川西部甘孜附近。因长时期行军，接连打仗，前有阻拦之敌，后有追兵，红军减员甚多，粮草弹药缺乏，人人面有饥色。所幸的是红军都是英雄汉，士气仍高昂。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重新掌权，力挽狂澜。王诤为了及时准确地给毛泽东等新的领导班子提供各方情报，经常忙到深更半夜。破解敌军密电码是很耗时间和精力的事，王诤却乐此不疲。他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曾派人给他送去两公斤炒面粉，一公斤炒大豆。这在严重缺粮的红军中算是重礼了。王诤立即把这份珍贵的食物分成30份，10份转送直属队吹军号的小战士，19份分给无线电大队19名战士，他留下最少的一份……

抗日战争时期，王诤在陕北延安任中央军委第三局局长兼通信学校政治委员。他的办公室紧靠杨家岭中央机关，与李克农、曾希圣、陶铸、邓发等同志的办公室相邻。时值第二次国共合作，延安总部电台担负着与重庆大本营、国民党军委会军令部以及友邻八战区、五战区、一战区等的联络任务。为了搞准日军情报，为上层决策提供依据，王诤和战友们潜心研究侵华日军所用的几种密电码，很快便破解了已迫近武汉的日本海军遣外舰队司令部与上海的日本海军司令部及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一些往来密电，接着又成功地破解了日寇蒙疆驻屯军司令部与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的几份密电，内容都是有关军队调动和作战安排方面的。王诤特附上解释文字，呈送军委会情报部长李克农，再由他转交给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与此同时，还通过有关途径及时向重庆大本营通报。据说蒋介石甚为吃惊，责令部下多学学延安电讯情报人员的高效率。军统头子郑介民、戴笠私下对这些来自延安的有关日军动态的情报的准确性异常佩服，承认共产党里人才多。


1940年1月，在王诤倡导下创办一个通信刊物《通信战士》，并请毛主席题写了刊名。王诤亲自写了发刊词，并给创刊号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一点一滴的实际工作，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通信战士》创刊一周年的时候，王诤又请毛主席题了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毛主席的题词，一直传诵至今，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通信战士。
建国后的朝鲜战场、越南战场，针对美军对我通信雷达等电子装备的电子干扰，王诤都亲自率领技术人员赴第一线考察，研究对策，并在通信部设立了电子对抗部门。王诤亲自决断生产靠近美航空电台频率的“71”型电台，成为志愿军的主要通信装备。

新中国诞生后，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在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亲切关怀下，于1956年10月8日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导弹(火箭)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即航天总公司的前身)，并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建院方针。

　　1957年11月16日，周恩来总理任命王诤为国防部五院副院长兼二分院院长，并明确二分院的任务是负责地地、地空和飞航式导弹控制系统的设计工作。从此，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就成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分院。

　　二分院建立后，导弹控制系统的研制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一切由自己从头摸索，还是完全依*外国的援助，就成为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通过学习五院建院方针和聂荣臻副总理的重要讲话，王诤等人逐步认识到先仿制、后自行设计的重要意义。仿制的目的是为了独创，但必须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才能独创和进行自行设计。实践证明，先仿制，后自行设计，是掌握尖端技术的一条捷径。

几次击落U-2侦察机，是王诤组织科研、生产和使用部门研制反干扰设备照射天线反干扰成功的战例。
1963年3月9日至9月25日，敌U-2型飞机深入至西北地区侦察，3次飞入地空导弹设伏地点，均因其使用预警系统，及时改变了飞行航向，避开了导弹的打击。

　　四机部部长王诤在一份情况通报中看到这则消息时，立即引起了深思。四机部是电子工业部，集中了全国一大批电子技术专家，看到空军遭这么大的难，遂决定调集精兵强将，为导弹部队攻克难关，在专家的指导帮助下，导弹部队的官兵，制定了一个使U-2型飞机落入“陷井”的周密计划。敌U-2飞机是如何避开地面我导弹攻击的呢？关键是他们的机载雷达接收机在发挥作用。接收机可以根据接收到的我地面雷达发射出的频波特点和各种空导雷达工作的具体参数，准确地判断出我地面雷达的类别、性能和工作状态。敌机在飞行中一旦接收到我雷达电波，便知道已被我雷达或导弹跟踪。于是马上采取措施，逃离这一地区，从而脱离险境。我们的对策是，通过更换电器元件及各种技术手段，改变地空导弹制导站搜索雷达信号的各种参数，使之酷似一个普通的高炮雷达，这就会使敌机丧失警惕。这个“陷井”计划，由四机部的专家协助岳振华的导弹营来完成。

　　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中央军委聂荣臻副主席建议将几个地空导弹营统一部署，集中使用，组成大面积有机结合的火力网。根据这一指示，空军将几个营机动到弋阳至衢州160公里的拦截正面集体待命。

　　11月1日清晨，成钧副司令员召集各营营长、政委开会，进一步明确作战指导思想，督促落实“近战快战法”。成副司令员向与会者宣布：“一架U-2型敌机于7时43分从温州进入大陆，随后经过衢州以东地空导弹部署外侧，向西北方向飞行。这架飞机是到西北地区侦察的，返航时极有可能再次经过设伏地区。”

　　他加重了语气，说：“现在我命令，各营导弹发射架作好伪装，不准暴露目标，抓紧时间准备，一定要抢在敌机返航前打掉它！”

　　上午7时23分，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少校叶常棣驾驶U-2型高空侦察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经温州窜入大陆。

　　在返回路线的选择上，叶常棣颇费了一番思量。原路返回呢？还是另辟新路？另辟路有踏进导弹火力网的可能，原路返回虽说有暴露行踪之嫌，但来时平安，说明这条航线上没有导弹设伏，在几个小时后，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调集兵力。这种思维定势，把自己送进了地狱。

　　当U-2型飞机沿原航线返回时，衢州的导弹部队各营目标指示雷达在200公里处几乎同时发现目标。敌机过九江后，径直飞向地空导弹营阵地，踏入了死亡的陷阱。为了隐蔽制导雷达频率，岳振华命令先使用炮瞄雷达向导弹部队指示目标，待敌机距离35公里时，打开制导雷达天线，随后岳振华命令全营对准目标，连续发出了两枚导弹。

　　叶常棣飞临江西上饶地区上空，已经从两万多米的高空隐隐约约感觉到远方的海岸线了，不由得心中一阵轻松。他满以为此次又平安无事了。他*纵飞机准备出海下滑，飞机从750公里的时速开始加快。可是，突然“轰”的一声巨响，飞机像玻璃瓶被石头击中一样的解体，自己则像瓶中的一粒小药丸似地被甩了出去，失去了知觉。自由落体的刺激，耳旁的风声气流使他在两三分钟后才醒来，求生的欲望使他迅速打开降落森…在空中降落的短暂时间里，这位少校已经明白，自己终于与导弹在空中“接吻”了！
1969年, 东北乌苏里江畔发生了中苏边防军武装冲突，即珍宝岛事件。为了对付“新沙皇”，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会上有人谈到前线的无线电通讯屡被苏军电子干扰，已造成某种不利后果。毛主席当即责问林彪、黄永胜：为什么不及时抽调解放军在几年前就已组建的电子干扰部队参战?同时，又问到王诤的情况。毛泽东回顾了红军长征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次次斗争，郑重指示：王诤是立过大功的同志，是功臣， 1978年8月13日，王诤将军病逝于北京，享年69岁。王诤将军的浩然正气将永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