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溪水赤城山——怀念父亲（ZT， 作者：张海惠）

原来她的伯父， 就是把流体力学的人害苦了的易公家训先生啊，他老人家的书实在深奥，特别简练，推导过程几乎被省略了，学起来累死人--转载者



我有两个父亲，同生于1929年。一个是贵阳花溪人，一个是河北赤城人。

 

即使是在纸上，我也对“继父”这个词儿很有抵触。我觉得那是个没有感情色彩的称谓，更怕冥冥之中伤他的心。因此，文中我用父亲和爸称呼他们二人。 

 

父亲与母亲摄于1956年。

 

父亲

 

第一次和父亲见面是1979年春，我21岁。人民大学历史系78级的学生。

 

我本姓易，原名易若曼。据父亲讲，名字是祖父起的，他希望我长大了像居里夫人（取居里夫人名字Maria第一音节谐音）那样，做个科学家。

 

易家祖籍湖南，闹“太平天国”期间迁徙至贵州花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曾祖父和祖父先后留学日本，各主修农艺和桑蚕纺织。回国后，他们办过实业，但最终都以教育为业。

 

祖父娶贵州肖姓教育家的女儿为妻，婚后二人共育有四个子女，即伯父、大姑、二姑和我父亲。1945年，伯父赴美留学，以后成为著名流体物理学家。一生所获荣誉甚多，包括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密歇根大学建校150周年所颁杰出教授头衔，以及美国物理学会流体力学奖等。

 

祖父在西南农学院教书。两个姑姑毕业于四川大学和贵州大学，后分别在北京和贵阳工作。父亲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主修经济。后加入共产党，投身地下工作。北平解放后，是北平警察局接收小组成员之一。

 

1957年，除了在美国的伯父外，祖父、大姑和我父亲均被打成“右派分子”。二姑因在一次重要会议前骑车摔倒，磕破了嘴，因无法讲话而暂时逃过一劫，谁知1959年还是被添入右倾之列。

 

我曾打听他们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理由，印象是祖父因考虑自己年事已高，婉拒加入共产党而惹的祸。在中学教历史的大姑则被指在课堂上讲到“太平天国”高层腐败，有影射之嫌而获罪。而我父亲则因被指有关镇反扩大化的言论，加之28岁的他，火气旺盛，给了批判他的人一拳头，因而被定为极右类，发送北大荒劳改。

 

我出生在1957年5月。据母亲说，7月间的一天，父亲早上出门上班，当天便再未回家。后被告知在那天的揭发批判会上，他因言获罪，又打了人，于是立即被北京东城区公安局收押，接着便被直接送往北大荒了。

 

之后几年了无音讯，我母亲独自带着我在压力和艰难中度日，最终为了我选择了离婚。在我5岁的时候，带着我嫁给了我爸。

 

1978年，我21岁，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79年初，寒假返校后，同窗和同舍好友刘晓霞（我一直称呼她老刘）问我家里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一时困惑。

 

后来才知道，因老刘的父亲当时担任山东省的高级领导干部，已经从内部得知了即将为右派分子平反的消息。而我则全然不知国家即将有重大事情发生，还会直接影响到我的生活。

 

一天课后，同桌的宋毅告诉我，系办公室李老师在找我。李老师是非常和蔼的人。推开门，她热情地招呼我坐下，镜片后的一双慈目紧盯着我看，还给我倒了杯水。记得我当时有些不知所措。

 

接着，李老师用缓慢而轻柔的语气，清清楚楚地告诉我，组织上已经给我父亲平了反，我父亲回到了北京，要见我！

 

那天，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出红一楼李老师办公室的，只记得手里攥着李老师给我的联系父亲的一个好朋友，同样也被打成右派的孙伯伯的电话号码。

 

我决定去见父亲，但打算暂不告诉母亲和爸，因为我不确定他们会是怎样的反应，也不想让他们为难，更是在潜意识里觉得，在感情上有些对不住爸。

 

初春的一天。我去前门附近父亲当年的机关，与父亲见面。在传达室登记后，守门人让我在一间挺大的接待室里等待。记得接待室里有十来个人，也有一两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子。接待室的门开了关，关了又开，我脑海里勾勒着各种父亲的模样。

 

要知道，21年，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父亲出现在门口的那一刻，我没有任何犹豫－－他就是父亲！父亲环视一圈，同样毫不犹豫地径直朝我走来。就是从那天起，我相信亲人间有感应的存在。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任何一个小说家都编不出来的。我俩没有抱头痛哭，却相视而笑，当然，眼睛是湿润的。突然，父亲用他的右手拉起我的左手，用左手指着我，边走边向屋里每一个人几乎是喊着说：“我女儿，我女儿，这是我女儿！”

 

我与父亲摄于1980年代。

 

傍晚时分，我俩在前门大街边走边聊，父亲依旧牵着我的手不肯放，不顾侧目的行人。我边走边打量着父亲，暗自感慨基因的强大，我那外八字脚原来是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还有那张圆脸和不怎么挺拔的鼻梁！

 

那晚，我们在大栅栏一家安静的小餐馆边吃边聊了近四个小时！父亲给我讲了1957年夏天，他离开家那天早上之后，几十年间发生的所有我不知道的事情。

 

——北大荒天寒地冻，窝窝头冻得像石头，拽在墙上反弹回来，把额头砸个包，再掉在地上，居然没有碎！

 

——每天的重体力劳动，没有足够的食品和营养，有人饿死。

 

——精神苦闷至极，有人疯掉。

 

——他曾和几个劳改犯稀里糊涂地在冰上滑过了中俄边境。

 

——离开北京时，什么书都不许带，他只被允许带了两本字典，一是英汉辞典，一是俄汉辞典。正是这两本字典帮他度过那些苦不堪言的日子。让原本在清华大学就打下很好英文底子的他，在几年劳改生活中英俄文水平大涨。

 

……

 

他侃侃而谈，连比划带说，那么苦的日子，让他说的像是别人的故事。终于，我等到了他提及我和我母亲，我绷不住了，趴在桌上哭了起来。

 

父亲出事的时候，我才两个多月，只拍过一张满月照，却不可能让他天天带在身上。那个平常的早上，因为走得匆忙，父亲穿了一条有一小片我的尿渍的裤子离开家（父亲是个十分讲究穿戴的人）。

 

就是这条裤子，他竟然保留了几十年没有洗！在北大荒，每每夜深人静时，在草屋的昏暗油灯下，他常一个人把那条带着我尿渍的裤子拿出来，捧在手里发呆，闻一闻，摸一摸。

 

1962年，父亲被准允短暂回京看望母亲和我。而那时母亲刚刚再婚三个月，没有出来见找上门来的父亲。邻居高奶奶把我父亲劝走了：你走吧。她刚嫁了人。曼曼挺好的，你放心吧……

 

那天，父亲坐在二里沟东口的铁道旁，在呼呼驶过的火车鸣笛声中嚎啕大哭。

 

父亲拍拍趴在桌上哭泣的我，说“过去了，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我真是搞不懂，他怎么能这么平静地给我讲这些情节！

 

父亲也讲了他后来的生活，一个当地善良的阿姨，搬着铺盖卷嫁给了他。阿姨的道理很简单：我不懂什么右派不右派，如果右派就是老易这样的，那右派就都是好人。后来他们生了个儿子。

 

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后，去国近三十年的伯父作为第一个美国华裔杰出学者访华团成员访问中国，向周恩来总理表达了对家人命运的关切。周恩来立即指示统战部调查，遗憾的是，其时祖父已经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离世。

 

因统战部的介入，被遣返回乡的大姑被调回北京，而父亲在劳改当地的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直至1979年春天右派平反，他才带着全家重回北京。那年他50岁。

 

那天晚上，我回到人大红一楼宿舍已经接近12点了。宿舍已经熄了灯，老刘为我留了门。黑暗中，她摸索着拉了拉我的手，我激动地拥抱了她。她拍拍我：睡吧，明天再说。

 

1996年夏天的一个上午，住在美国新泽西的我突然接到了小我14岁的弟弟的越洋电话，告诉我父亲去世的消息。

 

弟弟说，父亲脑溢血后失语，无法用语言表达完整的句子。好几次他向弟弟比划，从嘴里蹦出不连贯的词：曼曼……姐姐……

 

弟弟在电话那头儿说，我在电话这头儿抽泣，那条带着我尿渍的裤子总在眼前晃动。

 

爸爸摄于1960年代。

 

爸

 

爸只念了高小，却是第一批留苏的中国海军技术人才。

 

爸出生在河北赤城，一个叫双山寨的地方。爷爷游手好闲，抽大烟，年纪轻轻就丢了性命。于是，奶奶也就只生了爸这么一个儿子，早早便守了寡，和婆婆一起拉扯爸这棵张家独苗。

 

婆婆，也就是爸的奶奶虽没文化，却十分精明能干。在延庆到张家口的道边开了间大车店，靠给来来往往送货拉脚儿的人提供歇息的地方赚钱。婆婆记账，张罗生意，奶奶烧水做饭。生活虽不富裕，但也不愁温饱。

 

两个女人起早贪黑，挣钱苦熬，为的就是让我爸念书。老太奶奶认准了孙子将来不受苦就要念书，识文断字。孙子是她的命。有一次，爸和玩伴儿们背着奶奶踩高跷，玩儿毕，刚解下一只跷便被老太太撞见，跑不得，挨了结结实实的一顿揍。老太太想自己打得再狠，也不会比踩高跷来得危险，她严禁孙子踩那玩意儿。

 

到了入学年龄，爸就被老太太送去念私塾。因聪颖勤奋，深得私塾先生赏识，特送名“玺”，取“国宝”之义，希冀他日后成才。可惜，才高小毕业，老太太就病逝，大车店也关了张。爸不得不开始挣钱，养活老娘。

 

爸后来参了军。解放以后，从陆军转入海军，又被送到莫斯科学习，专攻鱼水雷业务，成为中国海军第一代鱼水雷专家。

 

这样的家庭，两代女人的辛苦，造就了爸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善良、淳朴、忠厚老实，成了描述他性格的关键词。

 

听母亲说，她一个人带着我的那几年，我很怕出去玩儿。偶尔出去，遇有不更事的孩子说我是个没爸爸的孩子，就哭着往家跑。后来，干脆没有母亲在身边就不跟外边的孩子玩儿，推都推不出去。

 

有段时间，母亲忙工作，把我全托在幼儿园。隐约记得有一天，母亲和一个穿着军装的叔叔去幼儿园看我，叔叔还给我糖块儿。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母亲问过我想不想要个爸爸，我说要。

 

不久，我和母亲的二人之家就变成了五人之家，我有了爸、奶奶和姐姐。我认出爸就是那个去幼儿园看我，给我糖块儿的叔叔（爸的前妻因意外离世）。

 

爸对我们的教育，处处折射出他成长环境的影响。

 

——能得100分，就不能得 99。

 

——对劳动人民要有感情。

 

——好东西要想着别人。

 

——干活儿有个干活的样子。

 

——必须孝顺。

 

——和气对人。

 

——要会忍。

 

——少和男孩子接触。

 

——要会节省。

 

……

 

爸爸和我摄于1963年。

 

“文革”期间，我和姐姐上小学，学校搞活动，要求穿军装。爸愣是熬了整整一夜，让我俩赶上一大早穿着合身的“军装”，参加了学校的活动。高中毕业后我上山下乡，是爸亲自装的箱子。

 

从小学到中学，别人都是一个家长去开家长会，而我经常是有爸和母亲一起出席家长会。那时我不懂这是爸对我的一种保护。在那个讲出身的年代，爸的军人身份像保护伞一样保护了我，表格上那“革军”两个字，不知让我免受了多少欺负！参加红小兵、红卫兵，入团都没有受到影响。 

 

1979年春天，得知父亲回到北京要见我，我按捺不住激动去和父亲见了面，潜意识里却总有种不安，觉得对不住爸。几次思想斗争，自问该不该向爸“坦白”，每每都说服自己继续瞒下去，不去伤爸的心。可最终还是被这种“背叛”折磨的无法安下心来，几乎到了影响学习的程度，我下决心：坦白。

 

在人民大学上学期间，我一直住校，只在周末才回到海军大院的家。一个周六的晚上，吃过晚饭，收拾好厨房，我跟爸说：爸，我想跟您说件事儿。爸说，好啊，说吧。进了屋，爸坐在他常坐的那把椅子上，我没有坐，选择站在他的对面。

 

爸，我，我去见他了（我没敢说去见我父亲了）。

 

哦（爸好像已经有预感，或者是根本就已经知道了。我紧张得不行，不知怎么往下说。）

 

我用脚蹭着地，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爸平静地问：他是哪年的？

 

我没反应过来：什么？什么哪年的？

 

你爸，他今年多大年纪？

 

怎，怎么了？（我还是紧张，完全不明白爸为什么问这么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如果，如果他比我大，从今儿起你就改叫我叔叔；如果他比我小，就叫我伯伯吧。还有，名字也可以改回去。

 

事先我设想了爸种种可能的反应，完全不是这样的！我愣了、傻了，接着眼泪就下来了：爸！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要我啦！我告诉你不是为了你说这个……瞒着你，我内疚，但不能不告诉你……你怎么能说这个！不要我啦！……我就是要姓张，跟你的姓，不改，就不改……我完全语无伦次了。

 

爸没有料到我的反应如此强烈，也有些意外和不知所措：好，好，随你，就随你……

 

到了晚年，我和也在美国的姐姐多次邀请爸妈来美国玩玩儿。爸始终不肯，说“不想去美帝国主义那儿”。1999年，他终于同意和母亲一起来美国小住。在美期间，我发现了爸的变化，总忘事情，总找东西。

 

回国后不久，很不幸，他被301医院确诊为中度老年痴呆。之后的十几年，每年回国，我眼见着爸的病情越来越重，终于有一天他不认得我了。

 

爸爸、儿子、妈妈和我摄于1988年。

 

2014年5月的一个清晨，妹妹突然打来国际长途：“二姐，爸走了”。尽管那年已经是爸被诊断出老年痴呆后的第14个年头了，我还是觉得突然。妹妹说，“二姐，人已经走了，你忙，就别回来了，一切我们代劳了。”

 

挂了电话，心底有种强烈的感觉：不行，我必须回去送爸，见他最后一面。从登上匹兹堡的飞机，到办完事儿，从北京返回，落地匹兹堡，前后不超过72小时。

 

在返程的飞机上，一向上了飞机就呼呼大睡的我，第一次怎么都无法入睡，百感交集。

 

和送走父母的所有人一样，都有一种从此便是没爹没娘的孩子的惆怅和感概，也有一种别人没有的别样心情。

 

记得我曾跟一位好友谈及对两个父亲的感觉，那朋友问我，若两个父亲同时重病卧床，你对哪个牵挂更多一点儿？我嗔怪朋友问的是个不通人情的问题，当然都牵挂。

 

但我在心底里承认，在那块最柔软的地方，牵挂更多一点儿的是爸！

 

和父亲的感情，是那种割不断血缘的、天生的，有感应的那种。即便从未见过面，也能一眼认出，毫无陌生感，互知你我的那种。

 

而对爸的感情，则是那种每每想起就眼眶发热、鼻子发酸的那种。总觉得欠他的，心疼他、牵挂他，怕怠慢他，怕伤害他，怕这怕那……因为他对我有大恩，我不能不报，而且怎么报都不为过！

 

我曾理性地分析自己的脾气和秉性。我确实继承了父亲的很多外形特征和性格特质，但我性格中受爸影响的部分也是显而易见的，毕竟，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

 

父爱如山，没有父亲和爸就没有今天的我。

 

花溪水，赤城山，我的爱。

 

转自《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