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王----作者：丁三

1938年夏天，当“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上校开始长达七年的云南生活时，昆明给他留下了奇异的印象。“一个沉睡、偏僻、四野莽莽的小城，并带有一丝法国风情”，后来他回忆道：在昆明的石头路上，马车、水牛、奶牛以及一群群肥猪，“混杂在法国窄轨火车的汽笛声，中国商贩的叫卖声和黄包车铃的叮当声中”（《陈纳德回忆录》）。
 

 

昆明的斑斓色彩，让陈纳德大有恍若隔世之感。在这个背景下，昆明城主、绰号“云南王”的龙云，也被他描述成一个“谜一般的人物”。

 

龙云貌不惊人，“他矮小、瘦弱，瞎了一只眼睛，并且是个鸦片瘾君子”。然而，初见龙云，陈纳德仿佛面对一个古印加国的帝王：“他很讲究排场。……我们的汽车抵达五华山时，两队卫兵先是敬礼，随后有人呼喊：‘报告卫兵长，陈纳德将军入府。’同样的呼喊此起彼伏，一直传进五华山深处。……经过许多岗哨，到达会客厅时，一个仪仗队出现了，他们吹起了敬礼号。”

 

这个阵势，让陈纳德哭笑不得。随即，和所有来宾一样，陈纳德发现会客厅的墙壁、桌子和太师椅上，处处铺着绣龙的红黄两色缎子，“以象征他是一个龙王”。据说1935年蒋介石视察昆明时，这些缎子也没有撤换掉。

 

让陈纳德意外的是，与作威作福的土皇帝做派不同，龙云本人亲切、随和，“他的谦逊发自内心”。谈起行将建成的滇缅公路，龙云语气沉痛，他说云南人流的血汗，和挖出来的土石方“差相仿佛”；关于自己的几个子女，龙云认为有的还可以，有的不成器，至于外号混世魔王的三子龙纯曾，“这个小畜生无法无天，我也拿他没办法”。当陈纳德恭维他的书法时，龙云坦率地承认，他少年时不爱读书，直到四十多岁才有心学一点文化，“但是没有多少时间，还差得远呢”。

 

他的长者气质无处不在，“如同汉族祠堂里的族长，他是云南全省的家长”；然而毫无疑问，他又真诚、血性，“有着草莽色彩浓重的义气”。陈纳德认为，龙云的性格里，至少混杂了三种角色，“土司”、族长和“地下帮会首脑”。

 

几十年以后，对于龙云，《剑桥中华民国史》则只有一句简短的描述：“一个汉化了的彝族人”。

 

戏剧

 

两个细节很容易被研究者忽略：对自己的家人、亲信，龙云喜欢谈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在叙旧的尾声，他总喜欢感叹一句，“一切都是天意呀”。

 

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往往包括1914年的那场擂台比武。

 

1914年，龙云30岁，依旧一名不文。作为云南讲武堂的一名士官生，他的同学包括了后来的“红军之父”朱德。这一天，一个法国大力士在昆明摆下擂台，并先后打败打伤了几名云南拳师。大约第三天，在大群同学的怂恿下，龙云跳上擂台了。

 

作为龙云津津乐道的事迹，这场比武当然是以法国大力士的铩羽而归告终。然而龙云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宣扬的不是勇武，而是际遇：因为这场比武，云南督军唐继尧看中了他，不久后，他成为唐继尧的一名侍卫，从此青云直上。

 

另一桩旧事更富戏剧色彩。1921年，龙云已积功升任为唐继尧的侍卫大队长，当年春天，云南爆发顾品珍“驱唐”政潮，唐继尧出走香港，龙云也率领残部流亡广西柳州。“正当山穷水尽之际”，龙云后来经常故作神秘地描述：在司令部的院子里，一匹马不断用蹄子踢土，“踢来踢去，露出一块石板来”。

 

石板底下，是足足25万元现大洋。正是依靠这笔款项，龙云才率部打回云南，拥护唐继尧重新执政，他自己也由此升任第五军军长。他的一个朋友后来写道：“在重庆，讲完这段往事以后，龙云如他经常论判事物时一样，加上一句唯心主义的论断说，‘很多事情都是天意呀！’”（刘宗岳，《龙云的家世》）

 

类同通俗小说的情节，折射了龙云内心的戏剧化倾向。即使在充斥着阴谋与血腥的政变中，这个色彩依旧挥之不去。

 

唐继尧主滇后期，“任用宵小”、“昏聩日甚”。在胡若愚的策动下，几大镇守使策动“倒唐”，而政变的关键在于龙云的响应。这一期间的龙云姿态，颇有可把玩之处。

 

一开始，龙云以“深受知遇之恩”的理由反对政变。他主张唐氏有过，“大家可以劝告，一次两次不行，再动手也不迟”。任凭胡若愚如何劝说，始终不肯入伙。当最亲信的伙伴卢汉也出面游说时，他终于松动了口风，提出效仿古代“清君侧”，以“驱逐宵小”的名义实行政变。

 

1927年2月上旬，唐继尧被迫改组省政府，是为“四镇守使之变”。三个多月后，这个执掌云南大政十四年的老牌军阀含恨去世了，龙云在许多场合对人谈到，临终之前，唐继尧曾含泪嘱咐他，“你就好好维持吧”。

 

这些姿态和说法，毫无疑问是自欺欺人的表演。和龙云一生交好的实业家缪云台，晚年曾在《回忆录》里谈到，“早在昆明任卫戍司令时，（龙云）便有意出长省政，并已留意人才”。由此可见，“清君侧”、“临终托政”一类的说法，既是当年的政治手笔，也是后来混杂人生与戏剧的固有习惯。

 

在接踵而至的另一场政变中，龙云的灵感，更完全来自《三国演义》。

 

唐继尧去世后，四大镇守使为争夺云南大权勾心斗角。当年6月，胡若愚先发制人，将龙云囚禁在一个大铁笼里，“连眉毛内都长满了虱子”，一只眼睛也因此失明。而当卢汉率部救出龙云时，军阀混战开始了。

 

势力单薄的龙云用上了“反间计”。他写了一封信给昭通镇守使孟坤，“使之误投胡部”；他又以孟坤名义写信，离间胡若愚与另一镇守使张汝骥……种种手笔，几乎全盘模仿了曹操在潼关之战中的计谋。令人惊讶的是，如此拙劣的伎俩竟而大见奇效，在胡若愚遁逃、另两名镇守使亡命之后，他开始了十八年的云南王生涯。

 

《云南通志》记载：执掌云南之后，龙云大力扶持滇剧，并以省主席身份自任滇剧改进社社长。

 

竹王

 

1935年春天，蒋介石视察昆明时，曾经再三感慨：“云南政府全体成员的精诚团结，是四川无法比拟的”；他进而高调宣称，云南是“自然资源的大宝库”，是“有着光明前途的省份之一”（《大公报》，1935年5月15日）。

 

他们的交道，始于1928年。这一年，龙云向比自己年幼两岁的蒋介石俯首称臣；次年，他又以一种古老的、屡试不爽的方式，来表达云南对南京的态度。在卢汉的陪同下，龙云长子龙绳武前往奉化溪口镇，以蒋介石“义子”的身份进行认亲。即使如此，在“四师长哗变”事件之前，蒋介石对龙云几乎一无所知。

 

1931年3月，以卢汉为首，滇军的四名师长密谋“倒龙”。一时之间，“四镇守使之变”的旧事、以及荼毒众生的三年军阀混战，似乎又要重演了。然而，龙云的态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不仅没有派兵弹压，相反，他以“回乡祭祖”的名义，离开昆明抵达昭通。“这么一来，卢汉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自己的表兄、从小到大的伙伴和政治上的引路人”，在几天的痛苦反思之后，他也前往昭通，将龙云迎回昆明并主动裁撤了自己的兵权。

 

政变与私人情感的这种转变，让刚刚经历下野的蒋介石感叹万千。他并一下子洞悉了云南政治的秘密：当他的侍从报告，龙云仅仅囚禁了一名师长时，蒋介石反问：“是张凤春吧？只有他是汉人。”

 

龙云事业的关键之一，正是“建立在彝族人对滇军的主导地位之上”（霍尔，《云南地方派别》）。此外，二十年代后期曾秘密活动于云南的“竹王会”成员，也成为他的主要依靠力量。

 

所谓“竹王”，即以“夜郎自大”典故著称的夜郎王。对汉族人来说，它是狂妄、自大、可笑无比的象征，然而，对彝族人、苗族人乃至侗族人而言，竹王时代的强盛与独立，却是千年不变的内心情结。即使是禄国藩、陆崇安、陇体要……这些“竹王会”的创始人、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彝族人，也同样如此。

 

禄国藩曾经留学东洋，是云南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陆崇安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是有名的财政专家；陇体要则毕业于复旦大学，并加入过CC系。当龙云和三大镇守使角逐云南权力时，他们似乎意识到，“竹王”出现了，他们为此纠集成团并毫不犹豫地倒向龙云。

 

就这样，以龙云、卢汉为首，包括禄家、陇家、陆家以及安恩溥家族在内的“彝人六大家族”出现了。六大家族的成员，大约有46人担任过县长以及团以上军官职务。正是这种强烈的认同感，以及千丝万缕的私人关系，即使在卢汉、安恩溥参与“倒龙”的微妙时刻，陆崇安依旧不惮嫌疑，以这样的话语劝说卢汉，“你们是兄弟，兄弟一体”，以及“不要让外人利用”。

 

那么，汉人呢？云南的一千二百万人口中，毕竟有六成左右是汉人。毕竟，竹王时代是一去不再复返了。龙云明智地“保留了汉族人在地方政权中的优势”（霍尔，《云南的地方派别》）。

 

几乎刚刚执掌云南，龙云就下令解散“竹王会”。龙云说，竹王会的名目，是同为竹王后人、追本并且溯源的用意，然而，倘若这个会社继续存在，不仅南京会疑心云南的离心倾向，“本省同胞也会疑心彝族人排挤汉族人”。

 

云南的族群不能分裂。倘若分裂，云南“永无安宁之日”。为此，地方民政应尽量交给汉族人，在“县长培训班”中，汉族人应当保持三分之二以上的比例。

 

龙云大声反问：我们这几个彝族人，“哪一个不是读汉人的经典过来的”？彝族地区落后、蒙昧，“有几个识文断字、能办理钱粮的人”？民政不交给汉人，难道就能放心地交给那些热衷于“打冤家”、争地盘的彝目？“他们是大老粗，在军队里有用，民政方面派不上用场”。

 

如果说，在个人风格方面，龙云有着戏剧化的倾向，那么，在政权经营上，和任何军阀没有两样，他有着人事平衡方面的天然精明。这就是他们那一代强人的特点：他们在动荡、混乱的时世里，多少有些侥幸地获得了权力，他们战战兢兢地与别人分享着权力之藕，又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藕丝的连接。

 

他们这一代强人，大多是在1927年前后登上历史舞台的。这一年如此风起云涌，段祺瑞、吴佩郛、张作霖、孙传芳，以及广东的李济深、广西的陆荣廷、贵州的周西成、云南的唐继尧……他们大多在此前后谢幕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包括张学良、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王家烈，以及云南王龙云在内的“新军阀”。甚至后来逐鹿中原的南京和延安，也是在这一年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军阀混战的年代，也因此大致过去了。包括龙云在内的大多数地方军阀，纷纷承认了南京的正统地位。他们的努力中，从此很少纵横吞并，“守成”开始成为主流。

 

龙云的守成手段，是所谓“新云南”建设。

 

新云南

“新云南”建设的第一阶段，是所谓“四大要政”，剿匪、禁烟、修路和清丈田亩。

 

唐继尧年代，云南穷兵黩武。为吞并川黔、两广，云南出兵大小凡十余次，“流落到民间的枪支，多达约七十万支”（《云南抗日战争史》）。拥枪的武装，平时为匪，招安后则摇身变为地方保安团队。执政之后，龙云颁布严令，限期不肯投降的土匪，“一概只剿不抚”。短短两年时间，云南全境的土匪被大半肃清。

 

“早在1931年，龙云就萌生了全面禁烟的构想”（《云南鸦片问题和禁烟运动》）。然而，财政、边疆和“倒灌”三大难题，使全面禁烟迟迟难以推行。

 

鸦片税入高达政府财政六成之外，边疆民生也主要依赖鸦片。更要命的是，禁烟是全国性问题，倘若云南一省单独禁烟，川黔等地的鸦片势必流入。正因此，直到三十年代中期，在全国性禁烟运动的大背景下，云南才从产、销、吸食几个环节同时着手。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云南鸦片产量依旧达到禁烟初期的六成左右。

 

如果说，禁烟不过百步而行五十步的话，那么，修路表现则可圈可点。在几年时间里，云南同时修建滇西、滇东、滇东北和滇南四大干道，“蜿蜒达六千六百华里有余，路面贯通人来车往者三分有一”（《云南简志》）。而与剿匪、禁烟、修路相比，清丈田亩不仅持续了整整六年，更是整个“新云南”建设的基础。

 

清丈田亩之前，云南财政濒临破产，“月月赤字，滇币贬值而五不当一”。财税问题严重影响了几大要政，以及对地方军阀而言至为关键的练兵组军。1929年，与胡若愚的混战还在持续，龙云就开始了辖区内四十二县的清丈田亩工作。

 

大片瞒匿土地被重新登记，“仅昆明一县，在册田亩由一万七千有余而增至三万八千有奇”（《云南简志》）。到1935年底，四十二县纳税土地从343万余亩变成了1070万多亩，几乎翻了两倍；而云南全境一百一十二县，“田赋则由每年1310万滇元左右，增加到2844万余元”（《团结抗战》）。

 

在巨额赋税的支撑下，“新云南”建设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包括金融、外贸、厂矿和现代教育在内的系列建设，以及练兵整军的非凡努力，云南渐渐弥漫起了新气象。

 

负责金融和外贸的，是大实业家缪云台。几十年以后，在《回忆录》里，缪云台不吝笔墨地描述着龙云的“识大体”、“以身作则”和“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他谈到，改组旧富滇银行、建设新富滇期间，发行的旧钞票一律收回，并以低价折换成新滇币。民间怨言四起时，龙云拿出全部积蓄，带头兑换，新滇币发行因此得以顺利进行。

 

对军阀而言，地盘即私产，因此，兑换钞票的“识大体”，只能聊充谈资而已。然而，在外贸特别是关税问题上，龙云的作为远非其他军阀可比。

 

《南京条约》签订以来，大约一百年的时间，中国海陆各关，西方货物的进口税一律值百抽五。云南的三个海关，蒙自、腾冲和思茅当然也如此。1933年，在龙云的支持下，缪云台开始推行“分别关税”。对云南匮缺、民间需求旺盛的大宗商品如棉纱、布匹等，海关依旧征收百分之五的税率，“以免水涨船高、嫁移平民”；对于洋烟、洋酒、花旗参一类的暴利商品，以及钟表、首饰等奢侈品，则断然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乃至二百，“开源之外，兼有劫富济贫之意”。

 

法国人暴跳如雷之际，一小群土匪出现了，他们绑架了滇越铁路云南段总办巴杜，以及东方汇理银行的买办梁子惠。“龙主席表示，‘我估计法国人是不敢轻举妄动的’。”缪云台在《回忆录》里写道：“……不久后，他们果然一改骄横之态，转而恳请龙主席协助救人。龙主席很快救出了人质。”

 

分别关税的法令，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通过了。缪云台谈到，“在当时的中国，只有云南省是第一个这样做的”。

 

关税之外，举凡炼锡、办厂、开矿，龙云无不全力以赴。他创办云南大学的努力，更被誉为一生的主要善政。而他投入最多心力的，还是练兵。到1936年前后，云南已编练成全副法式装备的新军六个旅，三万六千余人。后来在昆明驻防了三年有余的杜聿明，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龙云部队的情形：“军容甚盛，中央军似有逊色。”（杜聿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过程》）

 

潮流

 

如果说，1935年视察云南时，蒋介石强调的是云南政治生态的话，那么，与他同行的宋美龄，则对昆明街市印象深刻。她说，“昆明街头的行人已分为左、右两边行走，并以最有秩序的方法往返”；她还说，“昆明城的街道十分干净整洁，建筑物都是同一色彩，和我们在其它地方见到的那些杂乱的建筑物相比，使人感到更舒服”（《大公报》，1935年5月15日）。

 

在陈纳德眼中，昆明偏僻乃至蛮荒；在宋美龄看来，它精致而井井有条。无论哪一种看法，昆明的节奏是静态的、舒缓的。然而，1938年，昆明骤然杂乱、热闹起来。

 

百余万战争难民涌进这个边陲省份，其中包括西南联大的几千名师生。短短几个月时间，昆明人口从十四万暴涨到了三十余万。一张房屋租赁海报的边上，往往拥挤着十几个外省租客，他们争相“揭榜”。而在文林街、龙翔街一带，大批掖下夹着书本的青年学子出现了，汪曾祺后来谈到，要研究西南联大的校史，“不能不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

 

难民、学生之后，则是大批来自长江流域乃至西方的军人。

 

1940年9月，“为保卫云南大后方及滇缅公路”，三万余名中央军首次开进云南。龙云如坐针毡，而又无可奈何。通过与法国维希傀儡政权交涉，日本人已经进驻越南了，倘若他拒绝中央军开进的话，不仅要遭受舆论的谴责，更重要的是，谁能担保日本人不会对云南发动袭击呢？在卢汉率领七万余人出征之后，云南已经没有力量抵抗日本人的进攻了。

 

所谓“时也势也”，即是潮流。抗战军兴之际，一夜之间，一个古老国家就实现了它伟大的精神复兴。李宗仁慷慨表态，把桂军打光“也在所不惜”；刘湘在成都拍着胸脯说，四川一省愿“出兵三十万、征用民夫五百万”。地瘠民寡的云南也不甘落后，它先后输送兵员二十余万人。然而，这是潮流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蒋介石的势力，也因此弥漫进了西南四省，因为外侮而致内政的统一，在历史上从来不是什么孤例。这，似乎也是潮流。

 

到1941年，“云南与重庆的关系几乎接近决裂程度了”（易劳逸，《蒋介石和蒋经国》）。残余滇军与几万中央军频频摩擦，开枪走火的事件不绝于耳；与此同时，“人们可以随时听到龙云骂蒋介石是独夫”。为防止肘腋生变，龙云制订了异常苛刻的条款：中央军军营必须离城二十里；士兵不得携带一枪一弹入城，“违者格杀勿论”；借道过境，必须远离城区……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一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迅速席卷了东南亚、缅甸，并兵逼泰国，云南更加岌岌可危了。远征军开进云南，滇缅公路沿线驻军开进云南，一时之间，昆明成为一座孤城了。

 

龙云开始寻求自己的同盟者。他允许共产党派出代表常驻云南；他与西南联大的师生打得火热，以至于昆明被称为“民主堡垒”；他秘密加入了民主同盟，罗隆基等人为此认为，“滇军就是民主同盟的武装”；最后，因为相似的处境，他与一小群西南军阀如刘文辉、邓锡侯等人缔结密约，“日后被蒋解决时，应互相支援”……

 

可怕的是，对他的一举一动，蒋介石洞若烛火。在云南，戴笠的几千名特工无孔不入，以至于他前脚刚刚与西南实力派签订密约，几天以后，蒋介石就半是劝告、半是威胁地发电报给他：“川事复杂，望勿与介入。”

 

在蒋介石面前，他处处落于下风。他的脾气日渐暴躁，讲求了半辈子的礼仪风度开始荡然无存，三天两头，他的家人、卫士总能听到喃喃的咒骂声。他的鸦片越抽越厉害，并且不时地醉酒。他经常哼一句戏词：“龙困浅滩被虾戏，虎落平阳受犬欺……”

 

然而他自己知道，他是龙，蒋介石却不是虾。

 

落幕

 

六十多年以后，接连几个下午，在贵州省修文县的一处农家院子里，我倾听着卢兴才老人对往事的回顾。那时，他还不过二十出头的年龄，正是龙云警卫营的一名士兵。老人说，“因为是昭通老乡，龙云蛮照应我”。

 

他不时抬起白浊的眼睛，呆呆地出神、回忆。他的西南口音如此浓重，他的表达又如此缠杂不清，以至于我判断不清哪一些是真实的记忆，哪一些是他自己的臆想。

 

最大的收获，是他对龙云被围困的那个晚上的描述。

 

“半夜三更，枪说响就响了……”他谈到。当我插话说，我查了史料，杜聿明发动昆明事变的日子，是1945年10月3日，时间是凌晨五点时，他又翻起了白眼，呆呆出神半天后，他挥了挥手：“你知道什么！”

 

他说，杜聿明部队包围了龙云的威远街公馆，然而，龙云出演了仿若戏剧人生的又一幕：他化装逃出公馆，逃上了五华山。他说，当他们把龙云接上五华山时，黑压压的中央军又扑过来了，而他们只有两百来个人。他说，在被围困的三天里，龙云好几次唾沫横飞地讲起他的那些戏剧往事，甚至有些神采飞扬……

 

讲述往事时，或许，龙云是在盼望着又一个戏剧化的奇迹发生？卢兴才只是淡淡地说，山穷水尽了，龙云只得答应离开云南、前往重庆担任虚职军事参议院院长时，“我，还有好几个兄弟，都在烧毁着文件。我们都看见了，他，流下了两颗眼泪”。

 

转自《东方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