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的爷爷奶奶

(2019-07-10 12:43:03) 下一个

 

我奶奶小时候家在黑龙江省五常县一个叫长虫山的山村。那些年是太平年间,而且我太爷(奶奶的爸爸)年龄不太大,两个儿子年轻力壮,家里有车有马,生活不错。我奶奶很小,还有个姐姐。她后来回忆说,那段生活很幸福安宁,天蓝蓝的,山青青的,收成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很让她留恋。

 

但好景不长,附近的山里起了胡子,就是土匪。家里接连两次被绑票,第一次是把她大哥抓走,家里卖车卖马,给她大姐找了婆家嫁出去拿到一些钱,才把大哥赎了回来。

 

过了不长时间,胡子又把二哥抓走。他们觉得,老于家很有钱。第一次时间不长,就拿钱把人赎回了,所以就又来了这第二次。

 

奶奶的二哥,也就是我的二舅爷被抓走后,一路就想:家里这第一次卖车卖马给大妹找了婆家,这回家里也没有那么多东西卖了,怕又要把小妹嫁出去。小妹才十六岁不到,不知嫁到什么人家。二舅爷心里就想着,得想办法逃出去。

 

他在山里土匪的草房里是被反绑在屋中间的柱子上的。说也奇怪,晚上他挣扎了一会,试着挣脱,动来动去很多次,绳子还真就松开了。那会儿天刚蒙蒙亮,他就偷偷跑出来。跑到一片墓地的时候,听到后面有胡子追上来的马蹄声和他们大喊大叫的声音。他看到一个破坟露出来个窟窿,就钻到里面,躲到腐烂棺材旁边藏身。胡子追上来了路过这里时,很多人乱吵吵的,却也没有找到他。过了一会,他听到胡子们骂骂咧咧地回来,他等到没有动静了,才跑下山,回到家里。好在胡子没有马上追到家里,全家觉得胡子迟早会来,急忙搬家,搬到靠近吉林省这边,平原多一些,仍以种地为生。

 

一年后,即一九三七年,世道动荡,家里生活困难。正好我的太爷要给他小儿子,即我的爷爷张罗娶媳妇,传到我奶奶家。他们听说这个小伙子不错,就托媒人撮合。当时,我奶奶十八毛岁,她是一九二零年正月二十一出生,属猴。

 

我爷爷家当时在吉舒二道河子住。他是一九一八年三月初七生人,属马,结婚时也不大。当时家里做面铺生意,因为人口少,都能干活,所以家境还好。我爷爷人老实厚道,能干,能吃苦。每从外面回来,总是先到他父母房间,问寒问暖,很孝顺,口碑很好。于家听说后就找了媒人,后来就顺利的办了这件事。当时于家要了十八吊大洋,所以,我奶奶常说:我是十八吊大洋卖给老白家的。

 

爷爷奶奶结婚后,家里还是继续做面铺生意,经常是太爷,太奶和奶奶在家做面,爷爷在附近的村镇街市骑着车买面送面。爷爷很能干,贪黑起早,有时顶风冒雪,有时翻山越岭。

 

日本人侵入中国,全面占领东北以后,逐渐的,大米和白面就不许中国人吃了,爷爷家就不能做面食生意了。

 

当时,那个从土匪窝里逃出来的舅爷家在山河屯街边上住,主要以种地为生。有时农闲也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日本人这时招收铁路火车司机,舅爷有文化基础,他知道后,和他爸爸商量要去考试。起初,他爸爸不同意,说你考不上,你那点文化不行,加之,眼下农活正忙,你去考试住宿吃饭等还得花钱,就是想阻挠舅爷去考试。可是,我舅爷执意要去,老爷子拗不过。就让他去了。当发榜时,我太姥爷赶着马车与舅爷去看考上没有,结果,离很远,在大纸的背面舅爷就看到了于鸿坤自己的名字。舅爷考上以后又集中到沈阳学习实习,半年后开始上车驾驶,从此当了了火车司机。

 

我爷爷家的面馆不能经营了,经舅爷介绍,我爷爷也到铁路上去干活,是在火车上当司炉。

 

结婚一年后,奶奶生下第一个孩子,就是我大伯。他是农历1938年7月15日出生,属虎。因为白家已经很多年没有小孩(爷爷的哥哥没有生子),所以非常高兴,也非常重视。全家人都是爱大伯如掌上明珠,起乳名叫金锁子,一定锁住了。

 

在这里应该说明一下,我爷爷他们是哥俩,没有姐姐妹妹。我爷的哥哥年轻时在辽宁老家娶过一方媳妇,后来某种原因身亡。(这在我写的《松花江上》里稍稍提到,至于这段故事,先不谈)。办完了这个丧事,在辽宁老家居住没有可能,就举家搬到黑龙江。

 

我爷的这个哥哥属虎,一表人才,大高个,长的非常英俊。但他不像我爷爷那样在家里忙前忙后,后来也没有做正事的工作。他后来找到一个女人,我叫大奶。我中学时候还经常到她那里,他们没有孩子。我每次去,大奶都会给我买好吃的。

 

大奶的身世很神秘,她的出身,原籍,白家人竟然不清楚。她也是属猴的,但比我奶大十二岁,就叫她白李氏吧,据说本名叫李玉红。她应该是比我爷爷的哥哥大一些,进白家门时我太爷爷还出了一笔钱,为什么爷爷的哥哥要娶她,一定有原因。但从她的谈吐,她不是一般女人,她知道很多历史知识,说话慢慢很有涵养。我中学时,到她那里,墙上贴的是很早以前上海的报纸,我是在这些报纸上第一次知道中国原来有上海这样的都市。

 

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他们狼狈不堪,抱头鼠窜,仓皇出逃。在大街上把很多东西都扔掉了,大人小孩女人都狼狈逃走,有些人最后也没有走得了,有少数女人孩子就丢在中国了,在当地找了人家。

 

因为我爷爷和我舅爷都在铁路上干活,有时会发现日本人秘密运输一些东西,又秘密的藏在附近的地窖仓库。日本人一走,他们某天想起来,就好奇地去看一下。其中一处,不知是什么东西,像砖一样,一块一块整齐的叠放着。他们打开仔细一看原来是鸦片。他俩就用挑子往家挑,来回挑了六七趟。路过街上, 有些人看到了。大多数人不懂是什么东西,但有些人懂。同时,我爷爷还捡到几箱子衣服,自行车,留声机等东西。除了鸦片我爸爸没有太多印象之外,其余物品他都见过了,听过留声机唱歌,自行车挂在墙上,衣服打开包时,我爸爸记得很清楚,是开了眼界。

 

那些懂的,渐渐地就传出我爷爷家拿了值钱的东西。这么多鸦片放在家里就又些危险。我舅爷和我爷爷就想办法,决定找个地方把这些东西暂时埋起来,等风声平静了伺机处理。他们在南山上找了一个地方:是一处旧房,有个院子,过去有人住过,但已多年没人住了,房倒屋塌。院子里野草丛生,那些鸦片就埋到这个院子里了。

 

第二年开春,他们对如何处置这些鸦片有了眉目,就准备去取出。到了那里一看,这里已经有人住了,看起来还有几个大男人,不能轻举妄动。怎么办呢,他们想了半天,就去找穆老大商量。穆老大是谁呢?我爸对这个人稍有印象,大个子,黑乎乎,一口大金牙,是个大烟鬼。我爸爸平生只看到一次抽大烟的,及抽烟的全过程,就是这个人。他是黑社会中的人,街坊邻居有什么事都找他,他倒是帮忙,也不欺负邻里。

 

穆老大找了好几个人,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每个人都拿着棍棒和铁锹,去那家里取货。到了那里以后,进屋几个人,不容分说,叫那家里的人头朝里躺下把被盖在头上不许说话不许乱动。那家山里人倒不是什么强人,没见过这种场面,全家人吓的哆哩哆嗦乱颤乖乖地躺下蒙上被子。最后留两人拿着棒子在屋看着,其余的人都出去挖东西。

 

那天晚上不料下起了雨。当时埋东西时,没有做标记,再加上月黑下雨,这些人挖了半天才找到这些鸦片。但是鸦片遇水会变成了液体状态,他们事先没有想到。混乱之中把这些东西拿回来了,当然损失不少。

 

回去后,又把东西拿到远处山后,生火蒸发水分,重新包装。这些帮工的都得到了报酬,也很好的报酬了穆老大。

 

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呢?他们顶着雨,挖出来,弄成了糊状,拿到山后提炼蒸发后又分给了这些帮工和穆老大等人,剩余的拿到哈尔滨卖掉,我爷爷用这些钱开了一个粮库。

 

由于这些事,有了流言蜚语,这样在二道河子住就不安宁了,以后不长时间,我爷爷就搬到了舒兰县里去住了。

 

我爸爸记得,搬家那天风和日丽,是一个春天的午后。是用一辆大胶皮轱辘马车运走的。家里并没有什么东西,车上只有一个黑色的木箱子和一口锅,我爸爸很小,他躺在车厢里,周围有点零星的东西,他忽然想知道爷爷捡的那些好玩的东西放到哪里了,可是晕晕乎乎睡着啦。

 

车跑的很快,我爸睡了,没有感到车的颠簸。醒来的时候,看到远处山的轮廓绵亘着,夕阳的余晖耀眼,我爸觉得这自然的景象很美,这大概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懂得欣赏自然界的美妙吧。因为他谈的这个的时候,印象很深刻,至今没有忘怀。

 

他们搬到舒兰县头道街住下了。爸爸记得那时他爷爷奶奶的音容笑貌,但对他奶奶的其它印象不深,没有什么事情记忆。她是中等身材,脚不大,有些发胖,脑袋后边有个小揪,搬到舒兰后不长时间得了中风,就去世了。

 

我爸爸对他爷爷的印象多一点。当时他70来岁,有时捋着山羊胡子,不太爱说话,每天吃完早饭后,背着手,稍弯着腰,出去遛弯儿,有时领着我爸爸和他大哥转一会儿。有时头朝里眯一会。他常领我爸爸到大街北面十字路口老张家饭店门口坐着喝茶。有时和掌柜唠嗑,时间长了和这个张掌柜交上了朋友,这人就是后来搬到吉林市的老朋友张立贵,我小时候见到过。

 

有一次,我太爷在家头朝里躺着,我爸在外面玩捡到一个铁疙瘩,上面还有一条线,外面是一层一块块的花纹,上面锈迹斑斑。我爸提着线一扔扔出去很远,捡起又扔,一直扔到家,拿给我太爷看。他看了吓了一跳,说这是日本鬼子的48瓣手雷呀,快别动了。太爷拿着不知扔到哪里去了。

 

到了舒兰以后不长时间,我爷爷就去了哈尔滨。他将那些鸦片换成了钱,开了粮库。

 

这生意做得非常好,爷爷是老板,雇了一位经理。爷爷不管具体工作,就是大体管控一下。

 

有一次,爷爷回到舒兰,走时带着我爸,是去哈尔滨治他得的眼睛病。因为爷爷没有具体工作,所以好像很闲,经常领我爸爸出去玩,在外面吃饭。我爸爸饭量不错,一次去回族饭店吃烧麦,我爸爸已经吃很多了,爷爷问他还要不要再吃,我爸爸看着爷爷说:你还吃不吃?爷爷笑了笑又陪我爸爸吃了不少。

 

我爸爸还记得这家饭店,环境很清雅洁净,服务非常好。服务员是男士,态度和蔼,热情周到。烧卖的味道也极其可口。我爸爸长大以后,无论到那里,都想吃烧卖,可是却没有吃到那么香、那种味道的烧卖了。

 

治眼睛是在一家犹太人开的医院,名字叫明明眼科医院。看眼睛的人很多,每天都排很长的队,排到了,护士翻开眼皮上点药就好了,很简单。

 

那时,汽车没有那么多。虽然爷爷是大老板了,却是骑着一辆日本脚踏车,每天带着我爸。医院距离居住地很远,每天往返一次,很麻烦。

 

有一天,我爸不知怎么,把左脚脚后跟卷到了自行车车轮里面了。他穿着的一双新买的小红皮鞋,也碾坏了。脚伤了,一直流血,急忙去附近医院。到了医院,我爸爸趴在检查床上,医生清毒伤处,拿剪刀剪伤处,咔嚓咔嚓的声音,想起来也很吓人呢。然后包扎好。所以他眼睛没治好又开始治脚。过些日子脚治好了,能走路了,但至今还有伤疤。

 

脚治好以后,我爸就回舒兰了,也就没有继续治眼睛。爸爸的眼睛里有一丝白斑,倒是没有阻碍他日后做了外科医生。

 

那时候家就准备搬到哈尔滨去了,正在找房子。很多东西已经陆续地运到了哈尔滨市,如留声机,自行车,衣服等。但是有一次我爷爷回来,告诉我奶奶:过些日子,你去哈尔冰一趟,我已经换了一些黄金,大约一饭盒,你把它拿回来,那么多东西放在那里是不安全的。

 

爷爷走后,奶奶与我太爷商量什么时间去哈尔滨一次。我太爷却不支持,故意推脱,意思是最好别去。其实太爷是想,奶奶走后,他老人家没人伺候。奶奶很急。但是不久,哈尔滨发生事情。我爷爷粮库风风火火的买卖,到头来分文没得,那一饭盒金子不翼而飞。因为粮库是用卖鸦片的钱建起来的,我爷爷后来说:外财不可留。

 

发生了什么事了呢?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粮库的总经理,是个姓齐的山东人。他个子不高,微胖。这人仗义疏财,有能力,性格直爽,宁折不弯。我爷是个乡下人,因该没有经商的才能。但他雇了这个好经理,所以粮仓做得越来越大。这个经理有两个老婆,都在一起住。自家有一个小楼,宽敞明亮。爷爷平时也住在这里。我爸爸去哈尔滨,就在他们家楼上住。就是说这个人比老板住的还好,按今天的话说,是职业高级经理。

 

他的小老婆有个儿子,当年十五六岁。他在外边玩,不知怎么回事,坐汽车时竟偷人家腰包。被人家发现了,就把他送到了警察署。当时是解放区,可能不叫警察署吧。一审问:你姓名,家住哪里,父亲是干什么的,孩子就一五一十的说出。之后人家把他父亲找去。齐掌柜到了那里经过审问,知道是粮库经理。

 

齐掌柜又牵出老板,把我爷爷找去,一进屋就搜身,把他身上有一块怀表搜出来后,向后很远的桌子上一扔,我爷一看就知道事情不好。果然把一切都说清楚以后,还是不行,硬说外县来的逃亡大地主,严刑拷打,各种刑具,灌辣椒水等。

 

齐掌柜是硬汉子,越打越骂一点也不服软,最后打得皮开肉绽,出狱后几天就去世了。

 

我爷爷是老实人,老实交代,不敢骂什么,也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是他经过这各种拷打,刑具都受了,因为灌辣椒水一辈子总是咳喘,所以最后五十多岁就去世了。我说过我小时候,冬天里,我爷爷带我去儿童公园,我站在后座上,把手放在他的嘴边,因为他有哮喘的病。就这样,经过数次言行拷打后,两人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最后总算放人了。

 

在狱里时,齐掌柜曾经和我爷爷说:我对不起你呀,让你受连累,这个孩子要了咱俩人命啊。等我们出狱后把这个孩子一定整死。我父亲说不行的,别说了,他说我已经想好了,等我们身体好一些,我们出去玩,坐着三轮洋车,叫他坐在边上,等到江桥中间时把它推下去。这话是真是假不得而知,自己的孩子如何下得手,但是齐掌柜做经理确实是到家。结果他回家后几天就去世了。

 

我爷爷回到住处,就是齐掌柜的院子,一进去,心里凉了半截。往日优雅别致的院落,已变得面目全非,院子里挖地三尺,砖瓦遍地,土堆如山。原来我爷爷,把一饭盒金子藏在在炉台后面一个隐蔽的地方。这时炉台砖头石块,凌乱不堪,乱七八糟,早已经被人翻过几遍了。

 

爷爷问两位齐夫人,她们都说不知道。爷爷说如果你们捡回来,大家分点也可以啊。那小夫人说:老白掌柜呀,我跟您说实话,别说我没看到,我真看到,我也不能给你了。老齐人事不省,我现在孤家寡人,两个孩子,将来怎么办,我还不知道呢!

 

那个粮库后来谁接手了,哪里去了,我爷不知道。他说那就是一场梦,以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代价而结束了。

 

我爷爷从哈尔滨又回到了舒兰,带着受伤的病体,从一夜暴富成为一个粮库的老板,又变成了一个一贫如洗的穷苦人。

 

说来也苦,屋漏偏逢连夜雨。爷爷到家后,不久全家除我爸以外,都染上了伤寒病。那时,我爸可能七岁,他记得每天我爷爷奶奶和我大伯总是东倒西歪着。当时,很多活都我爸爸干,每天去街里打开水,可能是一分一壶。有一天,我爸拎着一壶开水,跨过房附近的阴沟,就是街道两侧流水的沟。一晃荡,壶里冒出一股热水,烫了我爸左膝内测的皮肤,当时红肿,至今这地方还留着很大的疤,但他还是把开水拎回来。

 

大约一年左右,我太爷爷和太奶奶相继去世了。太奶奶先去世的,大约是70来岁。她是中风脑出血。后来不长时间,太爷爷也去世了。据说也是心脑疾病,享年73岁。

 

当时家里很穷,可以说是家徒四壁。怎么办呢?万般无奈。把住的临街三家大草房卖掉,搬到舒兰县西边叫西岗的地方去了。在那里是租人家的房子。我爸记得那是一排房子,他们家住西边,两大间房子举梁很高,没有吊棚,也没有粉刷墙壁,里屋对面炕,外屋厨房,前后开门。那时,那地方没有电,家家户户,小油灯,屋子里显得很昏暗。那地方再往西面就没有人家了。可以说是荒郊野外。不远处还有一片墓地,不,应当叫“乱死岗子”。那时地广人稀,整个一个大院子三四家人。晚上野兽经常出没,每到夕阳落山的时候,从远处传来狼群的嚎叫,使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我奶奶一个人在家有些害怕,每天都告诉孩子们,放学早点回来。我爸说,那时很不懂事,有时按时回家,有时就和同学去河里抓鱼,回来的很晚。不论早晚每天都有收获。我奶奶到也没有太多的责怪。

 

在这里住时,我大姑出生了,那大约是1949年。有一次来了一个磨剪子磨刀的人,我奶奶抱着大姑舒兰,手里还拿着剪子。剪子上锈了,我奶奶试图扳开剪子给那个匠人。她一边走一边扳,等因为生锈,闭合不顺手,幼小的大姑不知怎么把手指伸进去,结果剪下一块肉,现在还有疤痕。

 

在这里住时,家境非常贫寒。全家靠编织草袋子维持生活。家里买了一台木制的简易的草袋编织机,草绳是完全由自己搓出来的。这时爸爸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每天无忧无虑的玩和摸鱼了,有时间都搓草绳,用来编草袋子。我爸和他大哥,每天早晨起来就搓,放学回来抓紧时间继续,草绳用量很大,不然就供不上用。

 

当时稻草不值钱,人工不值钱,所以草袋子也不值钱。不能养家糊口,所以几个月后,我爷爷又另谋财路,到外边找朋友做生意去了。奶奶领着孩子们,在家等着,家里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白天晚上我爸爸看到我奶奶在家打麻绳,作鞋,缝补衣服。他们同奶奶在灰暗的煤油灯下,度过了那段难忘的困苦时光。

 

我爷爷在外面做什么生意呢?现在叫长途贩运,那时叫跑老客。从家走后又去了哈尔滨,找几位过去的朋友商量。那时没有手机电话,邮电报来回联络信息。第一次信息是青岛方面要土豆,于是,从哈尔滨附近阿城一带,买了很多土豆,从水路走,装载船上,先到丹东,再运往烟台。经研究这样运输比较快。船到丹东时,海上起风了,风大浪高,船走不了了,只好回旅店等着,一等就是一个月,心急如焚啊!后来总算风停了,海上风平浪静了,装船走了。可是船的速度太慢了,很长时间才到青岛,再加上存仓那有进的水,土豆被泡了很多,到烟台是溃烂了的土豆。当地的土豆也早已经下来了,结果赔的一塌糊涂。在烟台住了几天后,电报信息大连需染料运到后可以赚钱。于是爷爷孤注一掷,把所有的钱买了染料,运到大连,这次总算赚回一些本钱。我爸爸记得这次爷爷出去大约半年多时间。这个生意也很难,又离乡背井,况且风险很大。还是回家另行他路吧,于是他回来,把家从舒兰搬到吉林。

 

从舒兰走的那天晚上是半夜上火车。全家在张立贵家待到半夜。老张家很热情,我爸记得屋内热气腾腾,大家在一起聊天。天很冷,半夜从张家出来去车站。到吉林时,站前广场上,冬天的早上,寒风凛冽寒气鄙人,空中漂浮着闪光的细碎雪花。

 

站前有卖各种小吃的摊主,他们高声的吆喝着,有豆浆,油条,豆腐脑,煎饼,包子,等等。各种腔调声嘶力竭的叫卖着,这是我爸有生以来第一次所见到,大概在哈尔滨时还小,他觉得这叫卖声很新鲜,很好玩。他们全家在这简单吃了顿早餐之后拿着几个简单行李和小包,这些就是当时全部的家当。

 

他们的新家在吉林市东关延庆胡同,门牌是副五号,是两间青砖水泥瓦盖的房子。墙壁不厚,举墚正常高度,房子是顺街,南北盖的。家在路东叫东厢房,冬天较冷,夏天又受夕照太阳,屋内很热。后来因人口逐渐增多,在后门处修了一间偏厦子,在这里我爸爸度过了青少年时代。这也是我出生的地方,那时多年以后了,我妈妈从白城回到这里。

 

在这里,我爷爷又重操旧业,做起的切挂面铺生意,名字叫“祥泰福”切面铺。当时还带卖白面,油盐,粉条,干鱼等杂货。

 

那是一九五零年的冬天。开始做生意时,爷爷由于在哈尔滨受到刺激,身体还没有恢复健康,身体还很虚弱。但他没有休息,还是东奔西跑,到处进货出货。那时生意逐渐就好起来,因为爷爷是个实在人,经商都不像有些商人的算计和奸诈,货物质量好,足斤足两,时间不长就打开了局面,得到了邻里的信任,回头客也多起来,生意越来越好。

 

那时,我爸同他大哥开始帮助干活了。经常起早和他爸妈一起做切面,做完切面后,还赶早市。他们和爸爸一起把切面抬到早市,那时早市在现在吉林市的九中院里,离家不算太远,每天黑咕隆咚的时候赶到。

 

早市卖了两个月,效果不理想,每天卖不了多少,回来吃早饭,早饭后还得摆放在门前的床子上,随即就来顾客了,忙不开,就不再出早市了。

 

门前的货物都用箱子装着,两边各有两个把手,便于早晚来回搬动。每个箱子都几十斤,早上抬出去,晚上抬回来,一人搬动是很费劲儿的,多半是两人抬。有时爷爷出门买货不在家,就我爸一人来回搬动。

 

家里还用木箱子养了一些鲜花。那花叫大丽花,也叫西粉莲。花长得很茂盛,约有一米多高,上面开了很多花。很好看,是紫色的,还带有白边,花有如中碗大。我爸每天早上,搬出去晒太阳,晚间搬回来,冻不着。随着天气转冷,并下了几场雪后,那花凌霜傲雪的盛开着,给这个小商铺增添了无限活力和一番风景。

 

人工做切面,是个体力活,和面用水必须适量,多了少了都不行,要把面用力和成适当的小块,如同麦穗一样,再拿到机器上,压成饼,并经过几次合并,才能光滑实成,然后才能切成面条。这期间压饼,切条,都得用力,使得机器转动,因为机器不是电动,是人动,不用力不动。并且这些程序多半都需要两个人做。由于顾客多,活计忙,经常是爷爷奶奶一起做。

 

那时,我大姑很小,没人看着,放在屋里炕上,让她自己玩儿。她太小,经常爬到边上摔到地上。但奶奶和家里人都忙的没功夫理她,有时顾客给捡起来。

 

奶奶怀孕时,肚子很大,有时都快要临产了,还在干活,接连有了几个孩子。为了维持生活,吃了很多苦,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这些孩子养大!

 

孩子们放学回家,都尽量帮助父母干活。每到星期天我爸不上学时,就帮着洗衣服。奶奶家有一个大泥盆,一早就泡满了一下子衣服,用洗衣板搓洗,洗完以后,再用清水洗一遍。凉到后院吉林电台家属院内的凉衣绳上。

 

我爸爸哥兄弟身体都很健壮,健康。我爸觉得这除了和遗传基因有关以外,与他们从小就都参加劳动很有关系,因为从小就锻炼了身体。

 

我爸长大后,有时回忆那段时光,却觉得很充实。虽然家庭环境不是很宽裕,但是家庭气氛很好,没有吵吵闹闹,父母很疼害他们。父母省吃俭用,尽量让他们吃饱穿暖,母亲除帮助父亲做生意外,还要起早贪黑做饭,洗衣服,送他们兄妹几人上学,有时间就缝补衣服,他记得有时半夜醒来,母亲在炕的一角在做针线活。

 

爷爷奶奶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很注重孩子们学习。每天按时给他们做饭,从没有不吃早饭上学的时候。不管穿的好坏,奶奶贪黑起早都要缝缝补补整齐,冬天来临,及时穿上棉衣,夏天的衣服也没有破烂不堪。

 

爷爷还经常在孩子们放学后关心他们的学习。我爸记得他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爷爷就教他珠算。我爸听不明白的时候,爷爷反复教很多遍,一直到他学会了为止。

 

家庭不富裕,几个孩子上学到交学费时很多钱。别人家有的开证明,免交学杂费,而我爷爷从不拖延。他说,老师不容易,如同父母,认真教你们知识,不交不对,不要叫老师为难。

 

我爸爸兄妹几人,每学期一开学,都买书本文具,爷爷奶奶都是很支持。虽然家庭也不富裕,在这点上和别的孩子一样,他们需要的东西都是应有尽有。

 

我记得我奶奶跟我讲过,小时候她是通过栅栏,偷看私塾里面老师讲课学了一点文化的。

 

1954年公私合营,不允许个人单干,一切都归功所有,一切都变为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当时有许可证年的个体户都各自归口,每户可参加两人,于是我爷爷和我大伯归到了粮食局下属的挂面加工厂。

 

归入集体以后,工厂都用电力,摆脱了个人家庭手工操作的体力劳动。在车间里,每天不分昼夜三班倒的工作。我大伯在车间里没干多长时间,就调到办公室当出纳员了,以后当会计,以后又从挂面厂调到粮食局,调到外贸局工作,始终做会计工作。我爷爷始终在挂面厂,一直做到挂面厂解体,始终在粮食部门。

 

五八年大跃进,全国全民大炼钢铁,当时的口号是十五年内要超英甘美,那时也不知美国英国是什么概念,只是听从党的,听从上级的各种说法,坚定不移,那时,我爸爸他们这些学生也参加了大炼钢铁的活动。

 

我爷爷奶奶都在各自的单位参加了这次热火朝天的运动。但是我奶奶没有公私合营的份额,所以她的身份是比较低的,后来她也没有劳保。但那时,她还年轻。当时经常开大会,表决心,我奶奶虽然没有文化,还曾经上台讲话,博得“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那就是那个时候的精神觉悟啊。自己家的生意被合营,有时还吃不饱,但还是要上班干活,我奶奶常说有时她头晕眼花出了汗,下班回家,走在路上,有时突然全力全身发软,走不了,站不住,用手扶墙转一会儿,心里想几个孩子在家等着她回家做饭吃呢,清醒一会儿又坚持走到家。

 

六一年国家又制定了新的政策,允许部分手工业者单干,可能是为了搞活经济,活跃市场。当时只靠我爷爷那些工资,全家生活比较困难。奶奶同爷爷商量后又申请了执照开始做切面加工。那时奶奶40多岁,好多个孩子,又要做这样累的工作,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也是一种挑战。除每天服务顾客外,还要做饭,做家务,孩子们都在上学,忙都帮不上。她一个人硬是把生意做起来了。

 

我爸说从没见过她有休息的时候,没见过她东扯西拉。

 

在我爸的记忆中,曾有过一次,吉林市来了一位评剧著名演员,叫小白雨燕。我爷爷提议要去看一下,叫我爸在家看家,我爸也答应了。他们临走时已经把门窗关好,嘱咐我爸要好好在家等着,他们看完戏就回来。他们走后我爸就躺下睡着了,他们回来时,我爸睡得正香,怎么唤也听不到,后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爸突然听到了才给他开了门,爷爷奶奶才进来。我爸猜想他们一定很生气很着急,但又没有什么可责备的。爷爷奶奶只好开个玩笑说,以后说什么也不能出去了,回来儿子不给开门。

 

六三年夏天,我爸医学院毕业,即将走上工作岗位时,奶奶的生意正忙碌着,非常的忙。我爸忙着办理自己的事情,虽然是去很远的镇赉,但是革命的理想让他忘记了家里的困难也需要他的帮助。他买了个手提箱,及一些生活用品等。和他一起去到镇赉工作的还有个叫李桂英的女同学。她给我爸来信,说她家有些事,约我爸在家多住半月以后,一起去镇赉报到。我爸急着去镇赉,毫不在意家里缺劳动力,急着走了。我爸说,父母一定是难舍难离,心里多么难受但又不可能留住孩子。在父母那么忙的情况下,我爸毅然决然的走了。

 

 

我爸这一走就注定了与他父母和兄弟姐妹多年的分离。我爸走后不到两个月喔奶奶在家就受不了了,急着去镇赉看我爸。从吉林到镇赉的交通不便而且路途遥远,想来她一定是特别想念她的儿子。她到了镇赉,对我爸说,我觉得你走来好几个月了呢。

 

这次单干做生意,约两三年时间,虽然时间不长但解决了我家很多生活问题。那几年是国家的困难时期,我家还算能有些吃的,不给国家添麻烦。可是没多久,这个生意又被停止了。国家又有了新的政策。街道委员会又来搞个小联合,硬是插进来两个人,加上我奶奶共三个人一起干,挣钱三个人分。

 

这个小联合时间也不长,昌邑区又搞了一次合并,把饭店和一些卖手工制品的都合在一起。人员统一调配,分到哪里做什么都有,需要按时上下班,当时我奶家几个孩子在上学没人照顾不行,我奶奶就没有参加大联合。

 

不过这次联合后,也是集体所有制的基础。每个人都成为集体所有制的一员,有同国家公人一样的待遇。我奶奶因为没有参加联合,没有成为集体的一员,因此也失去了晚年的退休金。这也是我奶奶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我后来高中的时候与她一起住,家里也是非常清苦。

 

在我爸的记忆中,我的那个二舅爷来过我家一次。有一天早晨我爸还没有起来,刚一睁开眼睛,看到屋里有个人,嘟嘟囔囔地说了些什么,声音不大,神情严肃,也不是很友好的样子,后来拿着一件大皮衣儿和其他东西走了。因为当时他没有听清楚他们说些什么,也不知道他是谁,后来我奶奶和他说是我的那个二舅爷。他不知道后来哈尔滨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为那么多钱是我爷爷私吞了。他来到吉林后,我奶奶把事情经过和他说了,告诉他我们不但没得到一分钱,并且把自家东西都搭上了,还好没搭上人命。舅舅半信半疑的,还想要钱。因为那时实在没钱,每天的收入,也仅够维持生活,最后给了皮衣,一些衣物和路费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事后我奶奶跟我爸讲,原来这些东西,实在是得不偿失。她眼含热泪和我爸说,从前在家当姑娘时,兄妹感情很好,哥哥对我关怀备至。如今,因为这些东西,兄妹闹到这种地步,痛心!

 

后来,我爷爷因为哮喘去世,我爸爸才得以带着我们全家,从镇赉回到了舒兰线法特公社,靠近吉林的地方。

 

再后来,我从法特考到吉林一中,与我奶奶住在一起。我高考的时候,我奶奶推车卖冰棍儿。

 

这就是我爷爷奶奶的故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NzUwNTA2NA==&mid=2247484800&idx=1&sn=bbdf93c72779cfda6ef00b232c7202f9&chksm=ea1727c7dd60aed1862a9f9cf053c8d2ff5e82a86debc0684cf4351a73603e9e0422c60d6fc6&token=1276008773&lang=zh_CN#rd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