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奶小时候家在黑龙江省五常县一个叫长虫山的山村。那些年是太平年间，而且我太爷（奶奶的爸爸）年龄不太大，两个儿子年轻力壮，家里有车有马，生活不错。我奶奶很小，还有个姐姐。她后来回忆说，那段生活很幸福安宁，天蓝蓝的，山青青的，收成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很让她留恋。

但好景不长，附近的山里起了胡子，就是土匪。家里接连两次被绑票，第一次是把她大哥抓走，家里卖车卖马，给她大姐找了婆家嫁出去拿到一些钱，才把大哥赎了回来。

过了不长时间，胡子又把二哥抓走。他们觉得，老于家很有钱。第一次时间不长，就拿钱把人赎回了，所以就又来了这第二次。

奶奶的二哥，也就是我的二舅爷被抓走后，一路就想：家里这第一次卖车卖马给大妹找了婆家，这回家里也没有那么多东西卖了，怕又要把小妹嫁出去。小妹才十六岁不到，不知嫁到什么人家。二舅爷心里就想着，得想办法逃出去。

他在山里土匪的草房里是被反绑在屋中间的柱子上的。说也奇怪，晚上他挣扎了一会，试着挣脱，动来动去很多次，绳子还真就松开了。那会儿天刚蒙蒙亮，他就偷偷跑出来。跑到一片墓地的时候，听到后面有胡子追上来的马蹄声和他们大喊大叫的声音。他看到一个破坟露出来个窟窿，就钻到里面，躲到腐烂棺材旁边藏身。胡子追上来了路过这里时，很多人乱吵吵的，却也没有找到他。过了一会，他听到胡子们骂骂咧咧地回来，他等到没有动静了，才跑下山，回到家里。好在胡子没有马上追到家里，全家觉得胡子迟早会来，急忙搬家，搬到靠近吉林省这边，平原多一些，仍以种地为生。

一年后，即一九三七年，世道动荡，家里生活困难。正好我的太爷要给他小儿子，即我的爷爷张罗娶媳妇，传到我奶奶家。他们听说这个小伙子不错，就托媒人撮合。当时，我奶奶十八毛岁，她是一九二零年正月二十一出生，属猴。

我爷爷家当时在吉舒二道河子住。他是一九一八年三月初七生人，属马，结婚时也不大。当时家里做面铺生意，因为人口少，都能干活，所以家境还好。我爷爷人老实厚道，能干，能吃苦。每从外面回来，总是先到他父母房间，问寒问暖，很孝顺，口碑很好。于家听说后就找了媒人，后来就顺利的办了这件事。当时于家要了十八吊大洋，所以，我奶奶常说：我是十八吊大洋卖给老白家的。

爷爷奶奶结婚后，家里还是继续做面铺生意，经常是太爷，太奶和奶奶在家做面，爷爷在附近的村镇街市骑着车买面送面。爷爷很能干，贪黑起早，有时顶风冒雪，有时翻山越岭。

日本人侵入中国，全面占领东北以后，逐渐的，大米和白面就不许中国人吃了,爷爷家就不能做面食生意了。

当时，那个从土匪窝里逃出来的舅爷家在山河屯街边上住，主要以种地为生。有时农闲也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日本人这时招收铁路火车司机，舅爷有文化基础，他知道后，和他爸爸商量要去考试。起初，他爸爸不同意，说你考不上，你那点文化不行，加之，眼下农活正忙，你去考试住宿吃饭等还得花钱，就是想阻挠舅爷去考试。可是，我舅爷执意要去，老爷子拗不过。就让他去了。当发榜时，我太姥爷赶着马车与舅爷去看考上没有，结果，离很远，在大纸的背面舅爷就看到了于鸿坤自己的名字。舅爷考上以后又集中到沈阳学习实习，半年后开始上车驾驶，从此当了了火车司机。

我爷爷家的面馆不能经营了，经舅爷介绍，我爷爷也到铁路上去干活，是在火车上当司炉。

结婚一年后，奶奶生下第一个孩子，就是我大伯。他是农历1938年7月15日出生，属虎。因为白家已经很多年没有小孩（爷爷的哥哥没有生子），所以非常高兴，也非常重视。全家人都是爱大伯如掌上明珠，起乳名叫金锁子，一定锁住了。

在这里应该说明一下，我爷爷他们是哥俩，没有姐姐妹妹。我爷的哥哥年轻时在辽宁老家娶过一方媳妇，后来某种原因身亡。（这在我写的《松花江上》里稍稍提到，至于这段故事，先不谈）。办完了这个丧事，在辽宁老家居住没有可能，就举家搬到黑龙江。

我爷的这个哥哥属虎，一表人才，大高个，长的非常英俊。但他不像我爷爷那样在家里忙前忙后，后来也没有做正事的工作。他后来找到一个女人，我叫大奶。我中学时候还经常到她那里，他们没有孩子。我每次去，大奶都会给我买好吃的。

大奶的身世很神秘，她的出身，原籍，白家人竟然不清楚。她也是属猴的，但比我奶大十二岁，就叫她白李氏吧，据说本名叫李玉红。她应该是比我爷爷的哥哥大一些，进白家门时我太爷爷还出了一笔钱，为什么爷爷的哥哥要娶她，一定有原因。但从她的谈吐，她不是一般女人，她知道很多历史知识，说话慢慢很有涵养。我中学时，到她那里，墙上贴的是很早以前上海的报纸，我是在这些报纸上第一次知道中国原来有上海这样的都市。

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他们狼狈不堪，抱头鼠窜，仓皇出逃。在大街上把很多东西都扔掉了，大人小孩女人都狼狈逃走，有些人最后也没有走得了，有少数女人孩子就丢在中国了，在当地找了人家。

因为我爷爷和我舅爷都在铁路上干活，有时会发现日本人秘密运输一些东西，又秘密的藏在附近的地窖仓库。日本人一走，他们某天想起来，就好奇地去看一下。其中一处，不知是什么东西，像砖一样，一块一块整齐的叠放着。他们打开仔细一看原来是鸦片。他俩就用挑子往家挑，来回挑了六七趟。路过街上, 有些人看到了。大多数人不懂是什么东西，但有些人懂。同时，我爷爷还捡到几箱子衣服，自行车，留声机等东西。除了鸦片我爸爸没有太多印象之外，其余物品他都见过了，听过留声机唱歌，自行车挂在墙上，衣服打开包时，我爸爸记得很清楚，是开了眼界。

那些懂的，渐渐地就传出我爷爷家拿了值钱的东西。这么多鸦片放在家里就又些危险。我舅爷和我爷爷就想办法，决定找个地方把这些东西暂时埋起来，等风声平静了伺机处理。他们在南山上找了一个地方：是一处旧房，有个院子，过去有人住过，但已多年没人住了，房倒屋塌。院子里野草丛生，那些鸦片就埋到这个院子里了。

第二年开春，他们对如何处置这些鸦片有了眉目，就准备去取出。到了那里一看，这里已经有人住了，看起来还有几个大男人，不能轻举妄动。怎么办呢，他们想了半天，就去找穆老大商量。穆老大是谁呢？我爸对这个人稍有印象，大个子，黑乎乎，一口大金牙，是个大烟鬼。我爸爸平生只看到一次抽大烟的,及抽烟的全过程，就是这个人。他是黑社会中的人，街坊邻居有什么事都找他,他倒是帮忙，也不欺负邻里。

穆老大找了好几个人，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每个人都拿着棍棒和铁锹，去那家里取货。到了那里以后，进屋几个人，不容分说,叫那家里的人头朝里躺下把被盖在头上不许说话不许乱动。那家山里人倒不是什么强人，没见过这种场面，全家人吓的哆哩哆嗦乱颤乖乖地躺下蒙上被子。最后留两人拿着棒子在屋看着，其余的人都出去挖东西。

那天晚上不料下起了雨。当时埋东西时，没有做标记，再加上月黑下雨，这些人挖了半天才找到这些鸦片。但是鸦片遇水会变成了液体状态，他们事先没有想到。混乱之中把这些东西拿回来了，当然损失不少。

回去后，又把东西拿到远处山后，生火蒸发水分，重新包装。这些帮工的都得到了报酬，也很好的报酬了穆老大。

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呢？他们顶着雨，挖出来，弄成了糊状，拿到山后提炼蒸发后又分给了这些帮工和穆老大等人，剩余的拿到哈尔滨卖掉，我爷爷用这些钱开了一个粮库。

由于这些事，有了流言蜚语，这样在二道河子住就不安宁了，以后不长时间，我爷爷就搬到了舒兰县里去住了。

我爸爸记得，搬家那天风和日丽，是一个春天的午后。是用一辆大胶皮轱辘马车运走的。家里并没有什么东西，车上只有一个黑色的木箱子和一口锅,我爸爸很小，他躺在车厢里，周围有点零星的东西，他忽然想知道爷爷捡的那些好玩的东西放到哪里了，可是晕晕乎乎睡着啦。

车跑的很快，我爸睡了，没有感到车的颠簸。醒来的时候，看到远处山的轮廓绵亘着，夕阳的余晖耀眼，我爸觉得这自然的景象很美，这大概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懂得欣赏自然界的美妙吧。因为他谈的这个的时候，印象很深刻，至今没有忘怀。

他们搬到舒兰县头道街住下了。爸爸记得那时他爷爷奶奶的音容笑貌，但对他奶奶的其它印象不深，没有什么事情记忆。她是中等身材，脚不大，有些发胖,脑袋后边有个小揪，搬到舒兰后不长时间得了中风，就去世了。

我爸爸对他爷爷的印象多一点。当时他70来岁，有时捋着山羊胡子，不太爱说话，每天吃完早饭后，背着手，稍弯着腰，出去遛弯儿，有时领着我爸爸和他大哥转一会儿。有时头朝里眯一会。他常领我爸爸到大街北面十字路口老张家饭店门口坐着喝茶。有时和掌柜唠嗑，时间长了和这个张掌柜交上了朋友，这人就是后来搬到吉林市的老朋友张立贵，我小时候见到过。

有一次，我太爷在家头朝里躺着，我爸在外面玩捡到一个铁疙瘩，上面还有一条线，外面是一层一块块的花纹,上面锈迹斑斑。我爸提着线一扔扔出去很远，捡起又扔，一直扔到家，拿给我太爷看。他看了吓了一跳，说这是日本鬼子的48瓣手雷呀，快别动了。太爷拿着不知扔到哪里去了。

到了舒兰以后不长时间，我爷爷就去了哈尔滨。他将那些鸦片换成了钱，开了粮库。

这生意做得非常好，爷爷是老板，雇了一位经理。爷爷不管具体工作，就是大体管控一下。

有一次，爷爷回到舒兰，走时带着我爸，是去哈尔滨治他得的眼睛病。因为爷爷没有具体工作，所以好像很闲，经常领我爸爸出去玩，在外面吃饭。我爸爸饭量不错，一次去回族饭店吃烧麦，我爸爸已经吃很多了，爷爷问他还要不要再吃，我爸爸看着爷爷说：你还吃不吃？爷爷笑了笑又陪我爸爸吃了不少。

我爸爸还记得这家饭店，环境很清雅洁净，服务非常好。服务员是男士，态度和蔼，热情周到。烧卖的味道也极其可口。我爸爸长大以后，无论到那里，都想吃烧卖，可是却没有吃到那么香、那种味道的烧卖了。

治眼睛是在一家犹太人开的医院，名字叫明明眼科医院。看眼睛的人很多，每天都排很长的队，排到了，护士翻开眼皮上点药就好了，很简单。

那时，汽车没有那么多。虽然爷爷是大老板了，却是骑着一辆日本脚踏车，每天带着我爸。医院距离居住地很远，每天往返一次，很麻烦。

有一天，我爸不知怎么，把左脚脚后跟卷到了自行车车轮里面了。他穿着的一双新买的小红皮鞋，也碾坏了。脚伤了，一直流血，急忙去附近医院。到了医院，我爸爸趴在检查床上，医生清毒伤处，拿剪刀剪伤处，咔嚓咔嚓的声音，想起来也很吓人呢。然后包扎好。所以他眼睛没治好又开始治脚。过些日子脚治好了，能走路了，但至今还有伤疤。

脚治好以后，我爸就回舒兰了，也就没有继续治眼睛。爸爸的眼睛里有一丝白斑，倒是没有阻碍他日后做了外科医生。

那时候家就准备搬到哈尔滨去了，正在找房子。很多东西已经陆续地运到了哈尔滨市，如留声机，自行车，衣服等。但是有一次我爷爷回来，告诉我奶奶：过些日子，你去哈尔冰一趟，我已经换了一些黄金，大约一饭盒，你把它拿回来，那么多东西放在那里是不安全的。

爷爷走后，奶奶与我太爷商量什么时间去哈尔滨一次。我太爷却不支持，故意推脱，意思是最好别去。其实太爷是想，奶奶走后，他老人家没人伺候。奶奶很急。但是不久，哈尔滨发生事情。我爷爷粮库风风火火的买卖，到头来分文没得，那一饭盒金子不翼而飞。因为粮库是用卖鸦片的钱建起来的，我爷爷后来说：外财不可留。

发生了什么事了呢？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粮库的总经理，是个姓齐的山东人。他个子不高，微胖。这人仗义疏财，有能力，性格直爽，宁折不弯。我爷是个乡下人，因该没有经商的才能。但他雇了这个好经理，所以粮仓做得越来越大。这个经理有两个老婆，都在一起住。自家有一个小楼，宽敞明亮。爷爷平时也住在这里。我爸爸去哈尔滨，就在他们家楼上住。就是说这个人比老板住的还好，按今天的话说，是职业高级经理。

他的小老婆有个儿子，当年十五六岁。他在外边玩，不知怎么回事，坐汽车时竟偷人家腰包。被人家发现了，就把他送到了警察署。当时是解放区，可能不叫警察署吧。一审问：你姓名，家住哪里，父亲是干什么的，孩子就一五一十的说出。之后人家把他父亲找去。齐掌柜到了那里经过审问，知道是粮库经理。

齐掌柜又牵出老板，把我爷爷找去，一进屋就搜身，把他身上有一块怀表搜出来后，向后很远的桌子上一扔，我爷一看就知道事情不好。果然把一切都说清楚以后，还是不行，硬说外县来的逃亡大地主，严刑拷打，各种刑具，灌辣椒水等。

齐掌柜是硬汉子，越打越骂一点也不服软，最后打得皮开肉绽，出狱后几天就去世了。

我爷爷是老实人，老实交代，不敢骂什么，也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是他经过这各种拷打，刑具都受了，因为灌辣椒水一辈子总是咳喘，所以最后五十多岁就去世了。我说过我小时候，冬天里，我爷爷带我去儿童公园，我站在后座上，把手放在他的嘴边，因为他有哮喘的病。就这样，经过数次言行拷打后，两人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最后总算放人了。

在狱里时，齐掌柜曾经和我爷爷说：我对不起你呀，让你受连累，这个孩子要了咱俩人命啊。等我们出狱后把这个孩子一定整死。我父亲说不行的，别说了,他说我已经想好了，等我们身体好一些，我们出去玩，坐着三轮洋车，叫他坐在边上，等到江桥中间时把它推下去。这话是真是假不得而知，自己的孩子如何下得手，但是齐掌柜做经理确实是到家。结果他回家后几天就去世了。

我爷爷回到住处，就是齐掌柜的院子，一进去，心里凉了半截。往日优雅别致的院落，已变得面目全非，院子里挖地三尺，砖瓦遍地，土堆如山。原来我爷爷，把一饭盒金子藏在在炉台后面一个隐蔽的地方。这时炉台砖头石块，凌乱不堪，乱七八糟，早已经被人翻过几遍了。

爷爷问两位齐夫人，她们都说不知道。爷爷说如果你们捡回来，大家分点也可以啊。那小夫人说：老白掌柜呀，我跟您说实话，别说我没看到，我真看到，我也不能给你了。老齐人事不省，我现在孤家寡人，两个孩子，将来怎么办，我还不知道呢！

那个粮库后来谁接手了，哪里去了，我爷不知道。他说那就是一场梦，以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代价而结束了。

我爷爷从哈尔滨又回到了舒兰，带着受伤的病体，从一夜暴富成为一个粮库的老板，又变成了一个一贫如洗的穷苦人。

说来也苦，屋漏偏逢连夜雨。爷爷到家后，不久全家除我爸以外，都染上了伤寒病。那时,我爸可能七岁，他记得每天我爷爷奶奶和我大伯总是东倒西歪着。当时，很多活都我爸爸干，每天去街里打开水，可能是一分一壶。有一天，我爸拎着一壶开水，跨过房附近的阴沟，就是街道两侧流水的沟。一晃荡，壶里冒出一股热水，烫了我爸左膝内测的皮肤，当时红肿，至今这地方还留着很大的疤，但他还是把开水拎回来。

大约一年左右，我太爷爷和太奶奶相继去世了。太奶奶先去世的，大约是70来岁。她是中风脑出血。后来不长时间，太爷爷也去世了。据说也是心脑疾病，享年73岁。

当时家里很穷，可以说是家徒四壁。怎么办呢？万般无奈。把住的临街三家大草房卖掉，搬到舒兰县西边叫西岗的地方去了。在那里是租人家的房子。我爸记得那是一排房子，他们家住西边，两大间房子举梁很高，没有吊棚，也没有粉刷墙壁，里屋对面炕，外屋厨房，前后开门。那时，那地方没有电，家家户户，小油灯，屋子里显得很昏暗。那地方再往西面就没有人家了。可以说是荒郊野外。不远处还有一片墓地，不，应当叫“乱死岗子”。那时地广人稀，整个一个大院子三四家人。晚上野兽经常出没，每到夕阳落山的时候，从远处传来狼群的嚎叫，使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我奶奶一个人在家有些害怕，每天都告诉孩子们，放学早点回来。我爸说，那时很不懂事，有时按时回家，有时就和同学去河里抓鱼，回来的很晚。不论早晚每天都有收获。我奶奶到也没有太多的责怪。

在这里住时，我大姑出生了，那大约是1949年。有一次来了一个磨剪子磨刀的人，我奶奶抱着大姑舒兰，手里还拿着剪子。剪子上锈了，我奶奶试图扳开剪子给那个匠人。她一边走一边扳，等因为生锈，闭合不顺手，幼小的大姑不知怎么把手指伸进去，结果剪下一块肉，现在还有疤痕。

在这里住时，家境非常贫寒。全家靠编织草袋子维持生活。家里买了一台木制的简易的草袋编织机，草绳是完全由自己搓出来的。这时爸爸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每天无忧无虑的玩和摸鱼了，有时间都搓草绳，用来编草袋子。我爸和他大哥，每天早晨起来就搓，放学回来抓紧时间继续，草绳用量很大，不然就供不上用。

当时稻草不值钱，人工不值钱，所以草袋子也不值钱。不能养家糊口，所以几个月后，我爷爷又另谋财路，到外边找朋友做生意去了。奶奶领着孩子们，在家等着，家里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白天晚上我爸爸看到我奶奶在家打麻绳，作鞋，缝补衣服。他们同奶奶在灰暗的煤油灯下，度过了那段难忘的困苦时光。

我爷爷在外面做什么生意呢？现在叫长途贩运，那时叫跑老客。从家走后又去了哈尔滨，找几位过去的朋友商量。那时没有手机电话，邮电报来回联络信息。第一次信息是青岛方面要土豆，于是，从哈尔滨附近阿城一带，买了很多土豆，从水路走，装载船上，先到丹东，再运往烟台。经研究这样运输比较快。船到丹东时，海上起风了，风大浪高，船走不了了，只好回旅店等着，一等就是一个月，心急如焚啊！后来总算风停了，海上风平浪静了，装船走了。可是船的速度太慢了，很长时间才到青岛，再加上存仓那有进的水，土豆被泡了很多，到烟台是溃烂了的土豆。当地的土豆也早已经下来了，结果赔的一塌糊涂。在烟台住了几天后，电报信息大连需染料运到后可以赚钱。于是爷爷孤注一掷，把所有的钱买了染料，运到大连，这次总算赚回一些本钱。我爸爸记得这次爷爷出去大约半年多时间。这个生意也很难，又离乡背井，况且风险很大。还是回家另行他路吧，于是他回来，把家从舒兰搬到吉林。

从舒兰走的那天晚上是半夜上火车。全家在张立贵家待到半夜。老张家很热情,我爸记得屋内热气腾腾，大家在一起聊天。天很冷，半夜从张家出来去车站。到吉林时，站前广场上，冬天的早上，寒风凛冽寒气鄙人，空中漂浮着闪光的细碎雪花。

站前有卖各种小吃的摊主，他们高声的吆喝着，有豆浆，油条，豆腐脑，煎饼,包子，等等。各种腔调声嘶力竭的叫卖着，这是我爸有生以来第一次所见到，大概在哈尔滨时还小，他觉得这叫卖声很新鲜，很好玩。他们全家在这简单吃了顿早餐之后拿着几个简单行李和小包，这些就是当时全部的家当。

他们的新家在吉林市东关延庆胡同，门牌是副五号，是两间青砖水泥瓦盖的房子。墙壁不厚，举墚正常高度，房子是顺街，南北盖的。家在路东叫东厢房，冬天较冷，夏天又受夕照太阳，屋内很热。后来因人口逐渐增多，在后门处修了一间偏厦子，在这里我爸爸度过了青少年时代。这也是我出生的地方，那时多年以后了，我妈妈从白城回到这里。

在这里，我爷爷又重操旧业，做起的切挂面铺生意，名字叫“祥泰福”切面铺。当时还带卖白面，油盐，粉条，干鱼等杂货。

那是一九五零年的冬天。开始做生意时，爷爷由于在哈尔滨受到刺激，身体还没有恢复健康，身体还很虚弱。但他没有休息，还是东奔西跑，到处进货出货。那时生意逐渐就好起来，因为爷爷是个实在人，经商都不像有些商人的算计和奸诈，货物质量好，足斤足两，时间不长就打开了局面，得到了邻里的信任，回头客也多起来，生意越来越好。

那时，我爸同他大哥开始帮助干活了。经常起早和他爸妈一起做切面，做完切面后，还赶早市。他们和爸爸一起把切面抬到早市，那时早市在现在吉林市的九中院里，离家不算太远，每天黑咕隆咚的时候赶到。

早市卖了两个月，效果不理想，每天卖不了多少，回来吃早饭，早饭后还得摆放在门前的床子上，随即就来顾客了，忙不开，就不再出早市了。

门前的货物都用箱子装着，两边各有两个把手，便于早晚来回搬动。每个箱子都几十斤，早上抬出去，晚上抬回来，一人搬动是很费劲儿的，多半是两人抬。有时爷爷出门买货不在家，就我爸一人来回搬动。

家里还用木箱子养了一些鲜花。那花叫大丽花，也叫西粉莲。花长得很茂盛，约有一米多高，上面开了很多花。很好看，是紫色的，还带有白边，花有如中碗大。我爸每天早上，搬出去晒太阳，晚间搬回来，冻不着。随着天气转冷，并下了几场雪后，那花凌霜傲雪的盛开着，给这个小商铺增添了无限活力和一番风景。

人工做切面，是个体力活，和面用水必须适量，多了少了都不行，要把面用力和成适当的小块，如同麦穗一样，再拿到机器上，压成饼，并经过几次合并，才能光滑实成，然后才能切成面条。这期间压饼，切条，都得用力，使得机器转动，因为机器不是电动，是人动，不用力不动。并且这些程序多半都需要两个人做。由于顾客多，活计忙，经常是爷爷奶奶一起做。

那时，我大姑很小，没人看着，放在屋里炕上，让她自己玩儿。她太小，经常爬到边上摔到地上。但奶奶和家里人都忙的没功夫理她，有时顾客给捡起来。

奶奶怀孕时，肚子很大，有时都快要临产了，还在干活，接连有了几个孩子。为了维持生活，吃了很多苦，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这些孩子养大!

孩子们放学回家，都尽量帮助父母干活。每到星期天我爸不上学时，就帮着洗衣服。奶奶家有一个大泥盆，一早就泡满了一下子衣服，用洗衣板搓洗，洗完以后，再用清水洗一遍。凉到后院吉林电台家属院内的凉衣绳上。

我爸爸哥兄弟身体都很健壮，健康。我爸觉得这除了和遗传基因有关以外，与他们从小就都参加劳动很有关系，因为从小就锻炼了身体。

我爸长大后，有时回忆那段时光，却觉得很充实。虽然家庭环境不是很宽裕，但是家庭气氛很好，没有吵吵闹闹，父母很疼害他们。父母省吃俭用，尽量让他们吃饱穿暖，母亲除帮助父亲做生意外，还要起早贪黑做饭，洗衣服，送他们兄妹几人上学，有时间就缝补衣服，他记得有时半夜醒来，母亲在炕的一角在做针线活。

爷爷奶奶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很注重孩子们学习。每天按时给他们做饭，从没有不吃早饭上学的时候。不管穿的好坏，奶奶贪黑起早都要缝缝补补整齐，冬天来临，及时穿上棉衣，夏天的衣服也没有破烂不堪。

爷爷还经常在孩子们放学后关心他们的学习。我爸记得他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爷爷就教他珠算。我爸听不明白的时候，爷爷反复教很多遍，一直到他学会了为止。

家庭不富裕，几个孩子上学到交学费时很多钱。别人家有的开证明，免交学杂费，而我爷爷从不拖延。他说，老师不容易，如同父母，认真教你们知识，不交不对，不要叫老师为难。

我爸爸兄妹几人，每学期一开学，都买书本文具，爷爷奶奶都是很支持。虽然家庭也不富裕，在这点上和别的孩子一样，他们需要的东西都是应有尽有。

我记得我奶奶跟我讲过，小时候她是通过栅栏，偷看私塾里面老师讲课学了一点文化的。

1954年公私合营，不允许个人单干，一切都归功所有，一切都变为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当时有许可证年的个体户都各自归口，每户可参加两人,于是我爷爷和我大伯归到了粮食局下属的挂面加工厂。

归入集体以后，工厂都用电力，摆脱了个人家庭手工操作的体力劳动。在车间里，每天不分昼夜三班倒的工作。我大伯在车间里没干多长时间，就调到办公室当出纳员了，以后当会计，以后又从挂面厂调到粮食局，调到外贸局工作，始终做会计工作。我爷爷始终在挂面厂，一直做到挂面厂解体，始终在粮食部门。

五八年大跃进，全国全民大炼钢铁，当时的口号是十五年内要超英甘美，那时也不知美国英国是什么概念，只是听从党的，听从上级的各种说法，坚定不移,那时,我爸爸他们这些学生也参加了大炼钢铁的活动。

我爷爷奶奶都在各自的单位参加了这次热火朝天的运动。但是我奶奶没有公私合营的份额，所以她的身份是比较低的，后来她也没有劳保。但那时，她还年轻。当时经常开大会，表决心，我奶奶虽然没有文化，还曾经上台讲话，博得“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那就是那个时候的精神觉悟啊。自己家的生意被合营，有时还吃不饱，但还是要上班干活，我奶奶常说有时她头晕眼花出了汗，下班回家，走在路上，有时突然全力全身发软，走不了，站不住，用手扶墙转一会儿，心里想几个孩子在家等着她回家做饭吃呢，清醒一会儿又坚持走到家。

六一年国家又制定了新的政策，允许部分手工业者单干，可能是为了搞活经济,活跃市场。当时只靠我爷爷那些工资，全家生活比较困难。奶奶同爷爷商量后又申请了执照开始做切面加工。那时奶奶40多岁，好多个孩子，又要做这样累的工作，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也是一种挑战。除每天服务顾客外，还要做饭，做家务，孩子们都在上学，忙都帮不上。她一个人硬是把生意做起来了。

我爸说从没见过她有休息的时候，没见过她东扯西拉。

在我爸的记忆中，曾有过一次，吉林市来了一位评剧著名演员，叫小白雨燕。我爷爷提议要去看一下，叫我爸在家看家，我爸也答应了。他们临走时已经把门窗关好，嘱咐我爸要好好在家等着，他们看完戏就回来。他们走后我爸就躺下睡着了，他们回来时，我爸睡得正香，怎么唤也听不到，后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爸突然听到了才给他开了门，爷爷奶奶才进来。我爸猜想他们一定很生气很着急，但又没有什么可责备的。爷爷奶奶只好开个玩笑说，以后说什么也不能出去了，回来儿子不给开门。

六三年夏天，我爸医学院毕业，即将走上工作岗位时，奶奶的生意正忙碌着，非常的忙。我爸忙着办理自己的事情，虽然是去很远的镇赉，但是革命的理想让他忘记了家里的困难也需要他的帮助。他买了个手提箱，及一些生活用品等。和他一起去到镇赉工作的还有个叫李桂英的女同学。她给我爸来信，说她家有些事，约我爸在家多住半月以后，一起去镇赉报到。我爸急着去镇赉，毫不在意家里缺劳动力，急着走了。我爸说，父母一定是难舍难离，心里多么难受但又不可能留住孩子。在父母那么忙的情况下，我爸毅然决然的走了。

我爸这一走就注定了与他父母和兄弟姐妹多年的分离。我爸走后不到两个月喔奶奶在家就受不了了，急着去镇赉看我爸。从吉林到镇赉的交通不便而且路途遥远，想来她一定是特别想念她的儿子。她到了镇赉，对我爸说，我觉得你走来好几个月了呢。

这次单干做生意，约两三年时间，虽然时间不长但解决了我家很多生活问题。那几年是国家的困难时期，我家还算能有些吃的，不给国家添麻烦。可是没多久，这个生意又被停止了。国家又有了新的政策。街道委员会又来搞个小联合,硬是插进来两个人，加上我奶奶共三个人一起干，挣钱三个人分。

这个小联合时间也不长，昌邑区又搞了一次合并，把饭店和一些卖手工制品的都合在一起。人员统一调配，分到哪里做什么都有，需要按时上下班，当时我奶家几个孩子在上学没人照顾不行，我奶奶就没有参加大联合。

不过这次联合后，也是集体所有制的基础。每个人都成为集体所有制的一员，有同国家公人一样的待遇。我奶奶因为没有参加联合，没有成为集体的一员，因此也失去了晚年的退休金。这也是我奶奶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我后来高中的时候与她一起住，家里也是非常清苦。

在我爸的记忆中，我的那个二舅爷来过我家一次。有一天早晨我爸还没有起来，刚一睁开眼睛，看到屋里有个人，嘟嘟囔囔地说了些什么，声音不大，神情严肃，也不是很友好的样子，后来拿着一件大皮衣儿和其他东西走了。因为当时他没有听清楚他们说些什么，也不知道他是谁，后来我奶奶和他说是我的那个二舅爷。他不知道后来哈尔滨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为那么多钱是我爷爷私吞了。他来到吉林后，我奶奶把事情经过和他说了，告诉他我们不但没得到一分钱，并且把自家东西都搭上了，还好没搭上人命。舅舅半信半疑的，还想要钱。因为那时实在没钱，每天的收入，也仅够维持生活，最后给了皮衣，一些衣物和路费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事后我奶奶跟我爸讲，原来这些东西，实在是得不偿失。她眼含热泪和我爸说，从前在家当姑娘时，兄妹感情很好，哥哥对我关怀备至。如今，因为这些东西，兄妹闹到这种地步，痛心!

后来，我爷爷因为哮喘去世，我爸爸才得以带着我们全家，从镇赉回到了舒兰线法特公社，靠近吉林的地方。

再后来，我从法特考到吉林一中，与我奶奶住在一起。我高考的时候，我奶奶推车卖冰棍儿。

这就是我爷爷奶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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