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忠诚

忠诚曾是世界上大多数人认可的一种品德。它在中国至少流行了两千多年，按其应用范围，可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广义的忠，首先被用于人际关系的许多方面，从夫妻、朋友到一般人，到上级，到组织团体；其次也被用于做事的态度上。狭义专指忠君，四十多年前还掀起一股回光反照的宣传高潮，家家贴着忠字剪纸，处处可见集体大跳忠字舞，每次集会三忠于、四无限的口号震天响。也许现在有的年轻人觉得好玩，以为可媲美街舞之类，但那时许多亲身经历者无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时的忠是谄媚，是屈服，是被迫，是迷信，一旦周武王军至，大多数人“倒戈”的速度决不亚于商纣王的“前徒”们。

 一般认为，忠是从“孝”演化来的。孝是在血缘的天然纽带联系中，由爱而产生的感情与责任。当血缘是人们唯一的社会关系时，对长辈和家长的敬爱、尊重、服从是极其自然的。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与其它血缘集团的来往日益频繁，孝的局限性就突出了。于是可以处理更多关系的准则“忠”便应运而生。

 忠与“孝”相同的是都有感情因素，不同在于没有天然的血缘纽带联系，靠的是强制的外部环境，与内心的认同。因此，它的稳固性无法与“孝”相比。

 在封建社会（专指西周、春秋战国），血缘关系的狭隘性有所打破，相对独立的大小封君很多，人们不愁出路短缺，所以无论父母、兄弟、夫妇，还是朋友、君臣之间的关系都是有条件的，允许变动的。这一点，先秦古籍多有论述。如夫妻是“人尽可夫”，无可无不可，再婚甚至滥交，司空见惯，没有严格的三从四德。只有一个的父亲则不是以“严”而是以“慈”的面目立身，感情色彩较浓，“父慈”和“子孝”既是关系准则，也是互动条件。君主如果不把臣下当人看，那就别怪臣下将你视为仇敌。因父兄被楚国杀害，伍子胥不但转投吴国，而且帅吴军攻破楚都，这样还不解恨，又从棺材里拖出老主子的尸骨猛抽一顿。这倒也罢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舆论几乎一致偏向伍子胥，连孟子都认可这种原则。“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秦以后的专制社会，尤其是宋以后，人际间的依附关系日趋严格，不仅君臣，对父母、兄弟，乃至夫妇之间的关系中都是无条件的忠孝节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除非死，绝对不允许改变，形成旌表满天飞，牌坊到处立的现象。

 近代以来，随着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和人们对专制独裁的憎恶，“忠君”最早从忠诚的品德中被剥离出来，理所当然遭到唾弃。与此同时，与忠相联系的孝悌、诚、信、节、义等等虽不至彻底崩溃，也已全线动摇。过去我也认为这是一种道德的大滑坡，现在我则倾向于是新型人际关系确立前的迷乱。

 “阿拉伯之春”的现象表明人们对国和政党领袖已做明确区分，对外国干涉并不在意，传统的忠于祖国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假若中国发生类似情况，相信许多人也会这样选择，更多的人则会袖手旁观。执政党对这种可怕信号应该早就认识了，君不见不光是贪官、异见者往外跑，一般人甚至高层人士也都在寻找机会，望使馆门而投止，诞外籍儿女于异域。古代已经强调“小杖受，大杖走”，现在要找打死都不走的，更难啦！共产党执政几十年，与国民党一样，血债累累，仇家遍地。可笑一些威风十足的官吏不思自省，依然迷信暴虐统治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这真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们这儿的世界很无奈。

 毫无疑问，忠不能简单否定。在生活中，水性杨花、朝秦暮楚、左右摇摆、见风使舵、口蜜腹剑、出卖背叛的人绝对招人憎恶。忠表现在牺牲精神上最让人感动，就像牺牲的本意是祭祀所选的纯色与整身的完美牲畜，而不是随便拉来充数的被淘汰老弱病残，能够心甘情愿作出牺牲的人也是与众不同，具有超强精神力量的烈士，值得世人敬仰。但是，单方面的责任与义务肯定是不公平的，男人三妻四妾，女人从一而终；君王翻云覆雨生杀予夺，臣下俯首帖耳唯命是从；所以人们称为愚忠蠢孝昏诚乱信傻节憨义。有条件的规范，如西周、春秋战国时那样，以感情联络，投桃报李，比之秦以后要合乎人情些。最合理的是双方共同具有责任与义务，享受对等的权利，比如上级不但要求下级服从，也要接受下级监督与批评，甚至罢免。人们不仅要爱国，国家也要爱民保民。夫妇、朋友更要平等，剃头挑子一头热，长久不了。而这一切只能在民主自由的制度和环境下才能培养并确立。那时，忠字在人们口中将有新的含义，或者会创造新的词汇代替它，会更多地谈论权利、责任与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