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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子辜鸿铭对现代中国极有意义的卓见

(2009-11-04 04:53:02) 下一个
疯子辜鸿铭对现代中国极有意义的卓见作者:夏双刃辜鸿铭是晚清最大的异类!当中国人首次形成崇洋媚外民族性格的时候,辜鸿铭以他独特的洋出身,成为这个“三千年未有之时代”里的大明星。他号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一身囊括四洋不算,还号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葡萄牙、马来亚等9种语言,得了13个博士学位,何止前无古人,差不多要后无来者了。很多人说他是疯子,但一个人能做这样的疯子,此生也不枉了。不闻当年来北京的洋人,口口相传着一句话:“到北京宁可不看三大殿,也不能不看辜鸿铭。”辜鸿铭的价值,在于他的见识。晚清朝野,沉沉暮气,虽然也有一些朝气,但暮气的固然行尸走肉一般,朝气的也大多南辕北辙之辈。真正有见识的凤毛麟角,如郭嵩焘,一个见过世面、有思想、说真话的士大夫,本应是湖南人的骄傲,却被湖南人肆意侮辱为汉奸国贼,狼狈而死。当年郭嵩焘作为外交官,饱览欧洲文明之后,不由感慨:“孔孟欺我也。”这句话虽然不太有名,但较之后来陈独秀、胡适、鲁迅的那些名言,只怕更有分量————因为这是从一个标准士大夫而不是小愤青的口中说出来的!我看到这句话,是在辜鸿铭的《张文襄幕府纪闻》。辜鸿铭作为张之洞的幕僚客卿,客随主便,结识了大量高级官员和上流人士,如端方、文祥、张謇、袁世凯、盛宣怀等,甚至外国政要,如伊藤博文。辜鸿铭都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对他们进行了轻松而入骨的评价,有的评价甚至是当面指出的。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有现代官员所不具备的一个优点,那就是尊重士人。像辜鸿铭和张之洞为例,张是封疆大吏,辜是幕僚,吃穿用度皆仰赖张氏,但二人绝非主仆之份,而是亦师亦友。幕僚是师爷,是军师,是良师益友,在官场中有很高的地位。作为张的幕僚,辜鸿铭当面指摘这些朝廷大员的缺点,对方即使不快,也只能付之一笑,这并非看张的脸色,而是当时的官场文化使然。我们今天的官员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们绝大多数不会听取反面意见,除非对方是上司,或者势均力敌的同僚。中国原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宦官政治,现在已经全面化、完全化、正式化。现代中国,既不会有寇准、海瑞,也不会有李鸿章、张之洞。但是,晚清官场和现代官场,还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晚清社会和现代社会,也有很多“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地方。有人拈出“后清”这个概念,还是有几分道理的!我们且看辜鸿铭是怎么说的吧:辜鸿铭对他的衣食父母张之洞,有很多毫不客气的评价。我认为,其中最有价值的一条,莫过于批评张之洞“夙夜在公”了。张之洞天天办公务到深夜,誉之者说“夙夜在公”,非之者说“起居无节”。辜鸿铭指出,《论语》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使民以时”,这便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精髓所在。可惜的是,能把这一条箴言贯彻好的,不是张之洞等熟读《论语》的中国官员,却是西方政府。张“夙夜在公”,这诚然是“敬事”;但张“起居无节”,却是“无信”,更做不到使人“以时”。辜鸿铭认为:如果官场上下都能做到敬事而信,则大家根本就没有必要夙夜在公。(按,这个“夙夜在公”出自《诗经》,是一个小吏在疲于奔命时的不平之鸣。)我没有接触过现代西方官场,却对香港政府略知一二。香港政府是一个高效的政府,却不会出现“夙夜在公”的情况。每年7、8月份,是香港公务员休假的高峰期,因此港府安排重要事项皆回避这个时期。在香港,“使民以时”贯彻得很好,香港公民包括政府公务人员,都享有充分的私权。实际上,很难想象,一个自身私权经常得不到保障的人,会去尊重别人的私权。对于中国这种唯领导马首是瞻的特殊官场,领导的一言一行都是金科玉律,根本不存在对私权的尊重,根本不存在公信力。偏偏领导只有在单位才是领导,在单位大包大揽,下班不愿意回家,由此形成了无休止的恶性循环。这样的政府,只有无休止的会议、无休止的加班、无休止的虚文缛节、无休止的阿谀逢迎,看似忙忙碌碌,实则效率低下,体制呆滞,比士大夫主政的晚清官场犹有不及也。其次一条。辜鸿铭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下,加了一个“官官商商”,实为灼见。他说自古以来,士大夫都不爱理财,对王安石这种“言利”之徒嗤之以鼻。但是天下之财,却又不可不理。他转而却抛开这个正论,去批评当时的“理财”,说明为“理财”,实际上是“争财”,而“争财”的要点,在于官商勾结,即所谓“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他因此提出将“官官商商”置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后,为士大夫共戒。所谓“官官商商”,就是要封闭官商苟且的渠道,让官好好地作官,商好好地经商。而如此一来,商富而官贫,总是不公。他认为“中饱则伤廉,中饿则伤仁”,虽然到不得已时,要“宁可伤廉,不可伤仁”,但是“中饱”、“中饿”都是弊病,最好都不要出现。因此,他对张之洞的清廉很不以为然。张之洞本就起居无常,常连夜办公,还要让下僚自己备饭,长年累月如此,自然是侵犯私权的。现代官场的官商勾结,与晚清没有本质区别。晚清官场尚有大量清流士大夫,鄙薄商人,虽难免与商人发生利益往来,却不会让子女亲族去经商。但如今不同,因为商人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而现在的官员大多以经济为尚,两者发生关系如鱼水交融。虽然有法令禁止领导干部直系亲属经商,但实际上如同一纸空文。因为天下不是皇帝的,也不是人民的,而是“大家的”,一来见者有份,二来上行下效,谁也别看不起谁!看来,如果真的要“为生民立心”、“为人民服务”的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则罢了,这个“官官商商”却真是一条金科玉律了。第三条.辜鸿铭在武昌见端方时,端方说他准备创办一所厘金学堂。辜鸿铭毫不客气地加以反驳,问端方:“是不是也得办一所封疆大吏学堂?”他进而说:“学问之道,有大人之学,有小人之学,小人之学讲艺,大人之学明道。”我觉得这句话,足以写入《论语》去鱼目混珠了。辜鸿铭见解如此,也许是出于他对自身教育经历的矜持。他先后就读于爱丁堡大学、伯明翰大学、莱比锡大学、巴黎大学,都是综合类名校,所学又是拉丁文、希腊文、英国文学等曲高和寡的学问。因此对于那种培植“百艺”的专业院校,只觉汗臭熏天。这一点貌似过分,但仅就他这句话而言,却蕴含着巨大的真理价值。我国现行的大学教育制度,发端于清末,但清末的大学堂,传统经典教育仍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到五四运动后,传统经典逐次被取缔,仅有极少偏什残留在国文课中,整个大学教育向专业化演进。到50年代院系调整后,党委进驻高效,系科拆并,院校重组,大学教育迅速苏联化。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清华大学由综合类学府变成工科院校。由此,清华开始培养高级产业工人。毋庸置疑,大学教育专业化有巨大好处,尤其对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但同时也必须指出,现行的大学教育制度存在巨大的弊端,那便是不能为中国提供文化传承的力量,而且单就对经济发展的支持来说,也一定会后继乏力。就像黄埔军校如果只教打仗,是不可能培养出那么多名将的;而牛津之所以是长盛不衰的世界名校,难道与那句拉丁文校训毫无关系?清华呢?自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被腰斩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后,你认为清华还可以培养出真正的大师么?“大师何在”,这可是上至总理、下到草民,都在探索的难题啊。也许与美国的大学教育相比,可以清醒几分。美国在上个世纪初,也与我国现在一样,大学教育高度专业化。但是上世纪中叶以来,有感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芝加哥、哈佛、哥伦比亚等名校纷纷改变教学思路,尤其是本科的教学思路。在全社会的激烈论战中,美国高校完成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改革,即在本科大量引入通识教育。现在的美国名校,无论什么专业,本科生有一半时间都在学西方历史、文学经典、艺术、哲学等“看似无用”的东西,而且课程又多又密,且大多是必修课。有了这些学分,才能毕业,才能继续攻读,才能走向专业。需要指出的是,美国高校的通识教育内容中也有“非西方文化”内容,而其中中国诸子哲学占很多篇幅。美国社会已经认同,只有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才,才具备“大学文化水平”,才够资格为社会服务。而反观我国,虽然近年来,“通识教育”的概念也被引入,但我们的通识教育存在着诸多弊病,如大多为选修课,如以西方文化为主,等等。即使有中国古代经典阅读课,对于普通学生来说,文言文本来就很无趣,既然是选修课,自然乐得不上。那么,这样的“通识教育”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再来端详一下辜鸿铭的这句话——“学问之道,有大人之学,有小人之学,小人之学讲艺,大人之学明道。”他本来也举了个例子,意思是培养人才就像磨刀,只要刀子磨好了,不论牛肉羊肉都可以割,而不必为牛肉制一刀,为羊肉又制一刀。我觉得这个例子不大恰当,不过现在的大学教育确实太像职业教育了。对于当时甚嚣尘上的立宪学说,辜鸿铭轻描淡写地指出,实际上诸葛亮《前出师表》里已经有很精确的立宪思想了。“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就“虽不立宪,亦是立宪。(尤其“宫中”、“府中”的区分,与总统府与国务院的关系趋同,诸葛亮真超前。)不如此,虽立宪亦非立宪。”而“宜开张圣听”一句,则是请开国会的意思。因此,《出师表》就是一篇立宪请愿书。他此说自有揶揄之嫌,不过诸葛亮这几句话,却是中国千百年来谁都没有做好过的。便是诸葛亮当时,蜀汉只怕也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若能做到这一点,也将一定是个“和谐社会”了。而辜鸿铭还提出了立宪政体必须注意的一条,即不能姑息百姓之奸。当时地方官员办事,很怕学生和群众闹意见,和今天的情况如出一辙。对此,辜鸿铭用《尚书》里的一句话来回答:“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意为既不要违反道义去取悦百姓以博取时誉,也不要损害百姓的利益去满足自己的私欲。在公民意识高企,而公民素质不符的时代,如果事事都要迁就民众,则将一事无成。官员虽可以博取暂时的名声,却必将有害于更多更大的群体。辜鸿铭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说处处迁就民众的立宪政体,可以说是“马拉马夫政体”。这算得上一条卓见。此外,辜鸿铭还有许多精辟的论断。如他将官场的溜须拍马,比作“生祭文”,因为古人只有在谀墓时才会如此下作。如他说当今官员有“三待”,以匪徒待百姓,以罪犯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如嫖娼现象应该由教化来改变,而不应该由刑法来管理。如《天演论》的思想实在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在《中庸》里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等等。辜鸿铭在世时已拥有世界声誉,也为西方所接受。他本人也是中西混血儿,又接受了高尚正规的西方高等教育,有足够的条件融入西方。但他一生崇尚中国文化,尤其崇拜儒家圣贤,并甘愿在道德的怀感中清贫而快乐地生活。他在充分了解西方之后才做出这样的选择,与20世纪早期西方出现的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思潮同步,但更为深刻。而他之所以能提出很多卓见,正是因为他有一段“石在他山”的经历,因此眼光眼界都很不寻常。他既然常被人称作“疯子”,那么我们就不妨拿晚清的另一位“疯子”章太炎来与他作一简单比较。“章疯子”最大的成就在于朴学,今天杭州西湖他的纪念馆中,正是挂了一幅黎元洪亲书的“东南朴学”字幅。章太炎的社会思想,一直不够稳定,虽然他是革命派,但忽孙忽黄忽黎,可见其思想的起伏很大。据说他在日本写排满革命文章时,观念经常是朝令夕改,可见其“疯子”的绰号确有其来有自。他最出色弟子的黄侃,果然是一个考据大家,而不是社会思想家。而若论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研判,他远不如康有为。辜鸿铭的缺点,在于没有建立自己的体系,也没有带出伟大的学生,但他有限的贡献是一针见血的,虽然只是一个针眼,却很深刻,能给人启发。他们几个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如果非要为他们划分个派别的话,我认为章太炎是清儒,辜鸿铭是宋儒,康有为是汉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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