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紫湮
绛紫湮
说不得源于何时我是没有精力去翻阅资料的了，但说不得何解却是有必要介绍一下的。所谓说不得就是不能说，不用说，已经很好了，说了也不起作用的意思。
中国文人为啥说不得？这是看客想问的问题，我就一起写了出来，要不然，他们又要说永平写文章怎么不举个例子，来点论证。而下面的闲言碎语就是围绕说不得的话题展开。
凡是中国人都比较喜欢把自己比做是高智商动物，面对国人生活的基本温饱和小日本经济的无比优越时，国人比较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狂什么狂，无非是秦始皇派去寻药的五百童男童女的杂交品种。”于是乎，如此一来，国人成了正统，日本再怎么发展也不过是华夏的遗弃品，最低底线小日本是中华民族的分支，他们的光彩无非就是华夏的光彩，是啊，鲁迅老爷子一句阿Ｑ精神已把国人的德行做了豪不留情面的披露。
国人如此，那么作为国人中更阿Ｑ的文人就可想而知。一个比较感觉良好的民族中人穿上文学的外衣，那么他的优越感是很强的，王老五曾说过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就是很好的例子，其实他本来想说的是我是大家我怕谁，但毕竟一大把岁数了，说得太露骨会被人笑话，他倒不害羞，可下有子女，他总得考虑。于是乎求上不成变为求下，这样反而容易体现出自己的谦虚，这是文人中的高级阿Ｑ者。
既然感觉良好了，觉得站在百姓平民中间头高脚长，那么说起话来自然就有腔有调，打个手势同样也要摆足架子。多的不说，就单一句“你们这些刁民，好吃懒做，拖社会主义建设的后腿”就把百姓与文人间的界限划分得一清二楚。其洁身自爱的证明欲望和向当政摇头摆尾的媚态已经暴露无疑。
既然已经不是普通群众了，既然是文人了，那么脸面问题就显得犹为重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的确经典，成为文人的国人在低层需要得到满足后就开始向高层需要进军，这个时候，脸面成了其关注的焦点。于是乎“我是文人，我是知识份子，我会说错吗？”的自我感觉心理就开始作怪。普通百姓对他提点意见，他就头摇屁股甩：“草民也来指手画脚？”同辈对他提点意见他就把眼睛一登：“狂什么狂，你以为你是谁？”至于比他有名气而又恰恰是他想利用想攀关系的文人或者管得着他的政府机关，他是腰弯90度，头碰脚指跟，这样的说不得是选择性的说不得，其实中国文人的说不得也就选择性的说不得。
那么为什么中国文人的说不得会成了选择性的？看到这里看客可能就想到这样的问题，是啊，为什么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在一论中国文人中我已经说过，无非是为了一张口，为了一身的细皮嫩肉，为了更好的发展。所谓攀龙附凤好发展，而中国文人一生的奋斗目标无非就是有顶帽子，有辆轿子。帽子是更大的脸面，轿子是更大的实惠。帽子大了可以留名千古，轿子大了可以良田百亩，于是乎选择性的说不得产生了。
既然有了选择性的说不得，那么作为同辈和没有自己名气大的文人又或者平民百姓说了点他的不是后，对骂就随之诞生，于是乎，拉肠子倒垃圾的场面就在空地展开，拿鸡尾巴当尚方宝剑的架势也是别开生面。说不得演变成生猪屠宰场成了文坛的惯例，中国文人的说不得也可借此机会名扬天下，家喻户晓，而后者也恰恰是他们早已筹划多时的良苦用心。
师永平
2006年2月23日于玉溪随笔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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