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的“钱景”--北京纪录片论坛正在展出

中国纪录片的“钱景”                 

 

杜海滨拖着脑袋坐在上岛咖啡馆,这天采光很好,他面前的烟灰缸堆满烟蒂。

“我拍的是纪录片,不可能有一堆商人围过来。我就生存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杜海滨告诉《中国周刊》的记者,“我对自己的位置还是很清醒的。”

两个月前的第66届威尼斯电影节上,杜海滨执导的有关汶川大地震的纪录片《1428》获得地平线单元大奖。荣耀过后,现实重新袭来。

   

掌声稀落              

 杜海滨的第一部纪录片是大学三年级时,用家人送他的一台Hi-8摄像机拍摄的。这台简陋的掌中宝让尚在电影学院摄影系读三年级的他找到了说话的方式。他开始记录生活,渐渐在纪录片的圈子里小有名气。

   

 但后来他才发现,纪录片是一条不归路。走上这条不归路,也没了退路。2005年之前,拍纪录片是自掏腰包,一年一部,没钱了用拍广告的钱填补。这条路很快被走绝,“我没那么多时间维持客户关系,精力全放拍纪录片这儿了。”杜海滨说。

   

后来朋友介绍他去央视的《体育人间》拍纪录片。他拍了两组人物,一组是羽毛球的葛菲、顾俊,一组是击剑的栾菊杰。拍回来的素材很多,盘算着至少是两三集的量,但最终被领导压缩为一集。“我想突破一下体制外的身份,但这件事情挺伤害人的。我还是喜欢自由的表达。”

   

日子越来越穷,杜海滨一狠心,以两万块钱的低价将作品《铁路沿线》卖给某音像机构。合同签好了,胶片也递给对方,等到该付钱了,对方说,没钱。过了半年后,这家音像机构还是杳无音讯。杜海滨开始打电话,不接;最后被逼急了,对方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亲戚生病了,急用钱。

   

“我当时气得想打人。”杜海滨说。至今,《铁路沿线》的版权被杜海滨卖出去四五次,但拿到的钱少得可怜。他再也不想卖片子了,觉得“扯皮,伤神”。

   

2006年拍摄的纪录片《石山》是杜海滨的转机,这部描写北京近郊外来打工者的纪录片,先是被法国电视台买下版权,后是在韩国釜山电影节上获得了基金会的支持。“撞大运吧!”杜海滨形容。

   

彼时,杜海滨和他的同行们开始热衷参加各式各样的国际电影节,因为这些电影节不光放电影、还有很多国外纪录片买家。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就像揣着小额资金的赌徒,想一夜间找到靠山。除了参加影展,杜海滨常做的事,就是打着车,从城市的这头跑到另一头,参加各种纪录片市场化的研讨会。“但说来说去,发现没意义。”杜海滨有些无奈。

   

9月19日,北京东南四环竞园,携刚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大奖的余温,《1428》举办首次媒体见面会。发布会开始时,只有六七家媒体到场。“冷清”是一位参加发布会的北京某周刊记者的形容。

 

 

纪录片的天使

   

蒋显斌就这样“闯进”郑琼的办公室,一如他在2006年闯进了纪录片世界。

   

也许,在他内心深处,已反复思量过郑琼的自嘲与告诫:“中国纪录片没市场,这个行业是混乱的。没资金,没平台,我的心已下车。你们也别玩了。”彼时,蒋显斌成立的CNEX纪录片基金运行不到两年,基金会支持的杜海滨作品《1428》还没有在威尼斯获奖。

   

2006年,蒋显斌与两位在香港注册了CNEX
(Chinese Next)影像基金会。与郑琼纪录片代理商的身份不同,CNEX是纪录片公益基金制作与推广平台。它每年选出十部华语纪录片提案,给与8万-10万的资助。在拍摄过程中,CNEX担任制片方,并延请国内外知名导演与学者担任影片顾问与监制。拍摄完成后,CNEX负责影片的国际影展的参赛与市场发行。

   

郑琼评价CNEX“太烧钱了”。“我们每年花费几十万。我的天,你们刚成立第一年,就花费了三四百万。你做这样一个基金会,完全是个行为艺术家嘛!”

    “

她(郑琼)觉得所有做纪录片,都是行为艺术。”蒋显斌笑着反击。

   

如果你了解蒋显斌前二十年的经历,会对他投身纪录片行业感到匪夷所思: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新浪最早的创始人之一;2003年担任新浪副总裁。2007年从新浪卸下管理职、转任资深顾问,动向引发坊间侧目。

   

做CNEX第一年最辛苦,最初的问题是跟募捐人解释纪录片基金的意义,募捐人多来自商业领域。大家问他:“这算投资吗?有什么回报?”蒋显斌说:这是超越商业回报的社会善举。商人又会追问,那我们应该把钱捐给穷乡僻壤。你做的这个算什么?蒋显斌只好说:“慈善也分物质扶贫和精神扶贫。支持纪录片算精神扶贫。”

   

第一年。CNEX拉来的40万美元来自两岸三地。蒋显斌感谢募捐人:“就当天使投资。”

   

蒋显斌发现说服纪录片导演也很艰苦。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长期受市场的忽视,导演们对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也疑虑重重。

   

第一年,杜海滨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带着提案《伞》参加了CNEX的选片会,从七十多个提案中脱颖而出后,CNEX立刻往他的账户里打了预算款项的三分之一。杜海滨踏实了,觉得“这里值得信任”。

   

 再把时光拉回到两个月前,威尼斯电影节上。当组委会宣布杜海滨的纪录片《1428》获得地平线单元最佳纪录片奖时。蒋显斌也没有表现得太过兴奋,他头脑闪出的问题是:“以后市场怎么开拓?”

   

颁奖结束后,很多人问他:“你怎么没笑容阿?”

   

蒋回答:“我觉得责任更大了,我希望找到华语纪录片的市场模式,可以复制的那种。”

   

也许《1428》可以复制。汶川地震后,杜海兵怀揣着几万块钱,扛着摄影机奔赴汶川。从汶川回来后,他跟蒋显斌讲了构想。蒋显斌觉得符合基金会2009年的主题。于是立刻拿出基金款项投给《1428》,因为有了头一年《伞》的合作,彼此的信任促成了这次的重要合作。

   

同期,CNEX聘请法国剪辑师参与后期,并跟法国代理商谈版权,进行“边拍边卖边制作”。这样的拍摄流程在国外常见,但在国内罕见,按照杜海滨的说法,中国纪录片经常是“导演一个人从头到尾踢下来”。

   

2009年地震一周年,杜海滨想再去汶川拍点片段,可预算已超。蒋显斌找了在美国硅谷做创投的朋友,引入一万美金。“《1428》共花了5万美金,超过预算。所以我要额外找投资。”蒋显斌说。剧组去威尼斯电影节的来回花销是香港的三个商业伙伴投资的,否则得奖了也没法领。

   

 CNEX每年制作的十部纪录片,蒋显斌都会做出不同规划。“它们像我的孩子,有不同的命运。”蒋显斌说,“我接触的很多独立纪录片导演是用个人的方式拍片,像小作坊。CNEX的出现要提供一个平台,用组织形式串起这个市场,实现自我造血。”

   

最近CNEX制作的纪录片《音乐人生》入围了台湾金马奖,并在香港百老汇院线放映。CNEX接到院线反馈:在香港街头,不知道《音乐人生》的人,一定不是香港人。香港着名导演陈果去威尼斯参展时,碰到蒋显斌时打趣说:“你们是不是制作《音乐人生》的那家公司?我觉得有黑幕。我怎么可能在网上订不到票。是你们存心不放票吧?”

   

最初,《音乐人生》跟百老汇院线谈时,对方认定香港没有纪录片市场。后来勉强同意在网上发售两场预售票。结果两天内300个座位全部卖光。于是,院线把《音乐人生》挪到黄金时段。至今,这部纪录片在香港放了100场,赢利50万港币,是CNEX旗下最赚钱的纪录片。

   

对于《1428》在大陆市场的上线,蒋显斌私下告诉记者,因为《音乐人生》在香港的成功,带动了CNEX与院线的良性互动。他规划先把《音乐人生》放到内地院线,再去推《1428》。

   

“难吗?我不知道,现在我在一步步走。”蒋显斌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去做电影。电影很好了,不缺我那点钱。纪录片如果有好的市场前景,我也不用做了。正因为感觉到它的市场不明,但对社会重要,所以要做。”

 

 

要把公司做死的代理商

“杜海滨获奖后,以后该怎么办呢?”郑琼坐在西三环的办公室里,这样问记者。

   

这是一间由住宅改造的办公室,很简陋。里间是郑琼的单间,外间打断成办公区,三两个人在电脑前忙碌。

   

郑琼是零频道广告公司的老板,经营着中国最大的民营纪录片代理平台。她的工作是购买国际范围内好的纪录片,销售给国内的电视台,主要盈利点是发行佣金。

   

接触过郑琼的人,都形容这是一个奇女子。一米五三的个头,说起话来密密碎碎。采访当日,她要求记者先看一部她最爱的纪录片,并声称:必须先看了,再进行采访;谈起中国纪录片,她反问记者:“中国有纪录片市场吗?能不谈这个伪命题吗?”

   

这个四十岁的女人参与创建中国最大的民营传媒娱乐集团光线公司,却又在公司方兴未艾之际,写了8页的辞职信,跑到外地去观鸟。后来,一位台湾导演把她领进了纪录片的世界,从此再没出来。

   

在国内纪录片论坛上,郑琼上来就说:“中国纪录片的专业水准跟海外比,差50年到100年。”当时一屋子人脸全黑了。会后,有导演追出来问,“我们怎么可能差50年?”

 

“谁说是50年?”郑琼回击,“明明是100年。”

   

真的有那么差?

   

郑琼解释说:“这样说不是为了打击谁,是希望真正做内容的人能把视线回到对内容的关注上来,看看我们到底跟人家差多远。”

   

每次老外听到郑琼讲中国纪录片的行情,都觉得她是骗子,反问:“你们的纪录片怎么一分钟才值5块钱?”

   

“听起来就两个字‘屈辱’。”郑琼说,“但这就是现状,我们的主流内容体系里,好的纪录片并没有被得到很好的对待。”

   

零频道是做内容推广的纯商业机构,做纪录片代理已六年,每年能向国内电视台卖200-300小时的纪录片,主要的买家是上海纪实频道和中央电视台。

   

十年中,卖得最好的一部纪录片,总销售收入不到三万。有些纪录片卖到现在收入就几千元。“市场太小,中国纪录片的唯一播出窗口就是电视台。而且中国的特色是制播一体,播出体系对于体制外内容的空间是很小的。再加上我们也没有艺术院线,贾樟柯的纪录片都没地方放。”郑琼说。

   

曾经,郑琼投了十万块钱把一部叫《姐妹》的纪录片做成音像制片,结果“连水泡都没冒一个”。现在,光盘还堆在办公室里。郑琼比喻:“这就好比我在甘肃的大山里买了一辆宝马,没路。难道要我再花三千万修一条路?”听闻杜海滨把纪录片卖给音像公司上当一事,她笑着摇头:“这事太多了,中国音像市场的信用链是崩溃的。”

   

为了让公司运转下去,郑琼又想了一辙。请国际纪录片导演到中国讲课,开工作坊。2005年至今,总共做了十二期。不多的培训费成为了零频道的另一赢利点。

   

《大国崛起》的制片人高晓蒙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打电话问郑琼:“你们还活着吗?”“活着!”郑琼告诉记者:“我以前老想关门,但很逗,公司到今年账目持平了。我经常开玩笑,做公司的最终目的就是把它做死。在没死之前,都活着,这就赚了。”

   

作为一家纪录片代理商,零频道收藏了3000多部来自世界各地的纪录片。有些片子,郑琼买来就清楚,50年内估计很难在中国电视台公映。“但我不买,中国人就永远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影像。”

   

为了让压箱底的纪录片见光,零频道每周四做免费展映。2005年到现在做了700多场。就算只来一个观众也放。前不久,一个从社科院退休的老人打电话跟郑琼说:“我感谢你,在我闭眼前让我看到这么多好东西。”

   

做纪录片到现在,郑琼有一个原则,绝不会借钱给任何一个人做纪录片。“我一开始想,我要有两万块钱,投一万八给导演。但现在我不堪承受。”

   

几年前,一个纪录片导演请郑琼帮他在两个月内找到赞助继续拍片。郑琼知道完全不可能,就以公司的名义借了对方三万块钱。她知道这钱出去,永远也不可能收回来。后来,郑琼帮导演剪片子,找音乐制作,并以一小时8000块的播出费卖给央视。在央视播时,片子被重新剪辑,原创音乐被撤换。剧组的音乐制作人看了,操起电话把郑琼骂得狗血喷头。“我两天没敢上班,幸亏前不久做过一个心理治疗,才不至于疯掉。”郑琼说。

   

从此以后,每当纪录片导演向她寻求资助时,她立刻回绝:“我就是一代理商,我们一个片子卖三年才卖一万多块钱。我做不了什么。”

   

“我理解他们一定要抓根稻草。把内心所有的期待放到你身上去。但我做不到。我只能承载自己的命运,对我的公司负责。”

   

一个政府官员曾以朋友的身份劝诫郑琼:“干纪录片是一个多敏感的事儿啊,你看又是艾滋病,又是地震的。”

   

这个观念不但是官员的误解,或多或少,也是中国纪录片给很多人的印象。

   

有一年,一个国际选片人来中国选纪录片。郑琼问对方喜欢什么纪录片。对方说:“喜欢‘人’的故事。”

   

“好的纪录片是对生命的关注,它承载的内容,是可以穿越时间和任何意识形态的。比如这种关注里包含着对于这个世界的爱,对某种力量的敬畏,对人普遍情感的一种传达。但这些跟中国当下的主流价值观是有差异的,我们是几千年权力文化土壤的国家,权力大于生命,长此以往对生命漠视。怎么可能拍出‘人’的纪录片?”

    郑琼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是商人。对于杜海滨的获奖,她的反应是:“这个片子去哪里播出?没地方播啊?威尼斯出名了,有用吗?”

 

十年

杜海滨拍片十年,勉强为生。现在,他住在鸟巢旁边的一个旧式居民楼,房子是2001年父母付的首付,月供1000多块钱。

   

杜海滨常常觉得在威尼斯获奖是天意。那天是他生日。他清楚地记得在宣布获奖的一刹那,自己平静得出奇。穿着那套价值不足1000元的西服,他缓缓起身,从座位到领奖台的路程,他觉得漫长得仿佛十年之久。十年,正是他拍纪录片的光景,往事像过电影一样浮现。

   

杜海滨的姐弟都在西安做生意。以前总资助他,现在杜海滨不好意思再要了。他说:“拍片十年最大的痛苦不是经济的窘迫,而是家里人怀疑自己做的事情。”

   

在郑琼的办公室里,收集了几大箱子纪录片。她常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反复看,反复哭。她告诉记者:“好的纪录片是鲜血奔涌的,是直指人内心的。”

   

她喜欢哥本哈根一家纪录片代理公司的口号:爱的劳工(Labor of Love)。想到这些,她的内心会涌起“一点点的骄傲,觉得这十年,自己卖的内容都是有灵魂的”。

   

“我认同这个价值观,我相信生命有价值,无论是我在卖纪录片,还是去种地。”她说。

   

十年前,蒋显斌爱看纪录片,做的却是互联网。那时,朋友常讥讽他“卖的是网友,是乐子,肯定不赚钱”。2000年,网络泡沫化让蒋显斌身边的很多朋友都离开了这个领域。但他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十年后,网络会不会更重要?人是不是都离不开互联网?”

   

现在,他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十年后,纪录片会不会对社会更有用?”他觉得“肯定是”。因为他相信,未来世界的竞争将是文化软实力的比拼。《新周刊》赞誉蒋显斌是“华人网络2.0”到“华人文化2.0”的先驱推手。

   

“每到人生的一个十年,我都在想,未来十年我要干什么。2006年,是我投身互联网的第十年,当时互联网已经高度商业化。我不喜欢。我希望找到一个东西,纵横长点。”蒋显斌说,“于是我开始做另一个十年计划。现在做纪录片,大的疑惑没有,就是老实地在十年内做100部纪录片,这些东西都可见。我希望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希望在这个事情上大家能达到深层的共识,而不是浅层的赚钱。”

   

蒋显斌给CNEX作为“社会企业”的期望:十年中,收入有一半靠市场回收。

   

“为什么不离开纪录片?”

   

导演杜海滨的答案朴实:“我喜欢这个事,还没有讨厌这个事儿。”

   

郑琼的回答是:因为公司还没做死。她说:“国外认为生命是有价值的,整个社会有一种共识:我们是人,是生命,有权利去分享这些代表着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好的影像内容,所以愿意在纪录片上花大钱;但中国社会认为权利和金钱是有价值的。所以纪录片市场不好,不能简单来做评判,要看整个的文化土壤。”

   

蒋显斌最乐观的,CNEX网站写着:“给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备忘录。”

   

很少有人知道,蒋显斌家族在台湾很显赫,他的祖父叫蒋彦士,曾任“总统府”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教育部”部长以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蒋显斌从小被教育:“做人做事,要有民族心。”

   

“我现在的所作所为,就当帮这个社会收藏古董吧。”蒋显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