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下的小鬼儿（上四十五）

（四十五）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二婶就挨个地把我们叫醒了。大家匆忙起来洗脸、烧水、做饭。饭做的是早上和中午的，有一锅贴饼子、一锅棒碴粥。棒碴粥早上喝，又暖和又舒服。每人带上俩贴饼子、一块水疙瘩，作为午饭。老乡们倒不带饭，他们一般都是出工前吃得饱饱的，就坚持到收工回来后再吃。我们由于吃三顿饭习惯了，早上吃不了太多，到中午就饿了，只好带些吃的。

今天的活儿是往地里送肥，用马车把粪肥从村里拉到地头，然后用抬筐抬到地里，倒成一个个小粪堆再撒均匀。队长在分活的时候看了看我，说你去跟车吧。队长叫常二，三十出头，大高个，看那样子是个精明利落的人。他指着路边停着的第三辆马车让我过去，我扛起铁锨走了过去。

“队长，你给我换个人儿。弄个知青儿，这一车得装啥时候儿去啊。”我还没走到那儿，车把式就吵着要换人。我停在那里，不知道去还是回来。

“王春儿，每次派活你都挑挑拣拣。今儿我就不给你换，你还敢不干了不成？你再这样儿捣蛋，我就换了你这车把式。我不信没了你这臭鸡子还做不成槽醡糕了。”常二脸红脖子粗地冲王春儿嚷道。

王春儿看常二动真的了，忙冲我招招手说：“得合，就是你了。过来呀！”

说罢他扬鞭在空中挽了个鞭花“啪——”，那只枣红马两只小耳朵竖起，脖子一梗，大车向前冲去。

我急跑两步，将铁锹扣着往车上一扔，就势一蹿站到了车上。车把式王春儿回头看我站在车上，大喝一声：“坐下！要是摔着你了赖谁呀？”

看我坐下了，他又说：“行，有两下子，今后出车就你了。”

“喔喔”他让马慢了下来，轻轻地拍着马屁股，亲昵地说：“大红啊大红，他常二要让咱俩分开，你说我能干嘛？你也不干对吧？我倒不是舍不得这份差事，我是舍不得你呀。你说我是不是鞭子甩得山响，可从来没抽过你一下儿？”大红马回头看了看他，喷了个响鼻。

“真懂事儿，我是怕别人接手后，让你挨打受气呀。”看他跟马的那股亲热劲，真有点莫名的嫉妒。这个人怎么对人说话还没有跟马亲呢？有毛病。

装车的时候，我一锹接一锹地忙乎着，王春儿却不紧不慢，悠闲得很。他在车头我在车尾，车头肯定是比车尾装得多。我暗暗用眼睛在车厢正中偏车头的地方做了个记号，心想：我一定要比他先装完，还得多装些。

汗水顺着脖子流着，当我再看那记号时，已经找不到了。车前半部已装得又高又满，还用铁锹拍得方方正正。我怀疑是我的眼花了，怎么我这么玩儿命地干，竟然会落在他后边呢？

当他说“得合（好了）”时，我擦了擦汗水一看，这一车粪肥他最少装了三分之二。我虽已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却顶多装了三分之一。

王春儿双手掂了掂车辕子，拿起铁锹往后边装了几锹，又走到前边掂了掂车辕子，对大红马说：“不沉啊，走稳点儿。”

马车稳稳地向田里走去。王春儿走在车辕子旁边，与大红马并行。走到上坡时，嘴里还“得儿得儿”地念叨着，右手抠住车梆，使劲地向前拉着。

看来他是真爱这大红马，唯恐累着它。他嘴上并没说要如何爱护队里的财产，他也未必这样想过，可实际上，他已把大红马当成了自己的伙伴。我连忙用双手抵住后车梆，使劲帮大红向前推着。

过了上坡后，我听到王春儿喊：“行了，歇会儿吧，不用推了。”

我奇怪：他连头都没回过，怎么会知道我在后边推呢？看来他对马车的感觉太熟悉、灵敏了。

“你以后干活时不要那么猴儿砍椽子——紧挛。那样儿又累又不出活儿。要把劲使匀，不紧不慢才有长劲。你又不是干一会儿就走了。”王春儿说这话时根本没看着我，像是在自言自语。

他这话使我感到很实在，也很受用。其实人生的道路上，有许多事情不也是这样吗？只凭一时的激动，不能长久地坚持，是什么也做不成的。

王春儿显得很高兴，哼哼唧唧地唱起了小调。“柳叶儿那尖又尖呢，桃花儿就布满了园，诸位（那）众乡亲听我细来言呢。说的是，京西的蓝靛厂啊。京西的蓝靛厂儿有个宋老三。提起那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盐。一辈子无有儿养了一个女婵娟呢。女儿呀，年方（那个）二八一十六。取名儿叫大莲儿就叫（那）宋大莲儿。提起（那）宋大莲儿，长了一副好人才儿，不擦胭脂不抹粉儿小脸自来白。人人那个见了人人爱，几十年的老和尚见了也发呆。远看（那）罗锅儿桥哇，一个登儿比一个登儿（的）高。站在（那）桥头上，往那水中瞧，只见那，公鱼就衔住了母鱼的尾，公蛤蟆就抱住了母蛤蟆的腰------”

“王春儿，你又唱黄色小调儿是不是？”指导员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

“你听见我唱什么了吗？张嘴就说是黄色小调儿。”王春儿不慌不忙地说。指导员走到他跟前说：“还用问吗？一听就是那宋老三的调哦。你还想耍赖？”

“我是问，你听到我唱的是什么词儿了吗？”王春儿依旧不着急地说。

“什么词儿，你还能唱出革命的词儿来？”指导员一脸严肃地问。王春儿突然提高声音说：“我就唱不出革命的词儿来吗？就你革命？你听着啊——‘提起那毛主席啊，真是那了不起呀。把那蒋介石就赶到了台湾去啊’你敢说这是黄色的吗？”

指导员翻瞪了半天那只好眼，没说出话来，气得一甩手走了。

一天的劳动下来，我没感觉到有多累，只觉得手涨涨的，手掌上起了几个大泡。晚上我用针把它挑破，感觉好多了。

这活一下子就干了一个多礼拜。我的手已经不起泡了，也没有了酸涨的感觉，手掌上起了一层薄薄的硬皮。这天晚上收工后，队长常二叫住了我说：“明儿你起早点儿，跟常柱儿去趟城里，送菜去。”

我说：“好嘞，几点？”

“你问常柱儿去吧，他在场院呢。”常二说。

常柱儿就是到温泉接我的那个开手扶拖拉机的小伙子。我跑到场院，看见常柱儿正在往车上装白菜，我一边帮他装车，一边问：“常二说让我明儿跟你去送菜，咱几点走？”

“六点走，到北太平庄儿卸了车，我想去西单给爱娃买件衣服。下午两点以前得赶回来，还有活儿呢。你起得来吗？”我一听是到北太平庄——这不就快到家门口了嘛。

“没问题，六点我在场院等你。”

装完车，我和常柱儿分手，各自回了家。刚到院门口，就碰上二婶和她的三个孩子。大女儿叫爱娃，还没我大，已经是劳动力，能挣工分了。她和常柱儿谈上了恋爱，只不过是半公开的，有两回晚上，我曾在村外的三棵大榆树下看见他俩。常柱儿倒是不避讳，在别人面前有时还主动地提起爱娃。爱娃却总是羞羞答答的，也不敢让她妈妈知道，可能是她觉得自己还小吧。

“大哥，今儿晚上演电影儿，你还不早点儿跟我们去？要不就占不着好地儿了。”一看到我，建娃跑过来，拉着我的手说。他是二婶的儿子，刚满七岁。我刚来两三天时，他就和我混熟了，一有机会就缠着我给他讲故事。我总在脑海里尽量回忆小时候听妈妈和老师讲的故事，一时想不起来就瞎编一个，可他每次都听得十分认真。有时候我刚讲几句，他就打断我，说这个故事已经讲过了。害得我以后再瞎编的时候，得动一动脑筋，想想是否讲过。

“今晚演电影儿吗？大喇叭怎么没广播？”我奇怪地问。

“队里的喇叭坏了，是指导员挨家通知的。我说我来告诉你们，就不用他跑一趟了。”二婶笑着对我说。

“什么电影儿？我不想看。我明儿六点得和常柱儿去出车，怕起不来。”那时的电影除了样板戏就是地雷战、地道战。我都能从头到尾演一遍了，是真不想去。

“咳，好不容易演回电影儿，咋不看呢？没关系的，明儿早上我叫你。这回还是新电影，是外国的，叫什么——什么电线？”二婶侧脸问爱娃。

“瞧您，净露怯，是朝鲜片儿，叫《看不见的战线》。”爱娃红着脸，小声地说。她总共没和我说过三句话，而且脸一次比一次红。本来就因成年累月在田野里耕作，风吹日晒得山里红的脸就更成了紫红色。每当这时，我就不再看她，免得她的脸再红下去。

“那好吧，我回去吃点儿东西就去。”其实《看不见的战线》我都看过两回了，只不过在二婶一家的盛情邀请下，我不好意思扫她们的兴。而且我对那首歌也很喜欢，那样的抒情歌在国内根本听不到。

“妈，我找大妮儿她们去了啊，有沈猛他们，您还怕弟弟妹妹看不见呀？”爱娃说着拔腿就跑了。

“这丫头，就知道和那帮死丫头野去，连你弟弟妹妹都不管。”二婶冲着爱娃身后喊着。

“没关系，让她去吧。待会儿我帮您照顾建娃儿。您先占地方儿去吧。”我知道爱娃找常柱儿去了，忙对二婶说。

“那好，我们先走了。你到最前边儿找我们就行了，正好我多带了个马扎儿。”二婶抬起手中的马扎，对我说。

“行，我马上就到。”我说着就急忙回去吃饭，并告诉了同屋的人。廖雷听说演电影，高兴地说：“嘿，没想到居然能在这里看上电影儿。”

电影在大队部的院里放映，社员们个个像过节似地高兴。电影还没开演，早早地坐满了密密麻麻一院子人。后边还有不少站着的，最后面还有许多半大的小子，干脆骑在了院土围墙的嫱头上。最前面的基本都是老人和带着孩子的妇女，我看了看，觉得自己坐在这儿不太合适，就对二婶说：“二婶儿，我上后面去吧，这里都是老人和孩子。”

二婶不想让我走，说：“就在这儿看吧，在这儿看得清楚，没事儿。”

“小五群儿，你又在老娘们儿堆儿里蹭什么呢？逮着空子你就钻。放着男人堆儿你不走，尽在女人堆儿里蹭痒痒！”妇女队长指着小五群，喊着。

“我没有啊，我------我在找人。”小五群赖皮赖脸地说。

“来，老姐们儿们，抓着他！今儿咱把这胎里坏压在屁股底下看电影。他不是爱闻骚儿吗？让他闻个够，闻到电影结束了算。”

妇女们“哈哈——”地笑了起来，几个女人真去抓小五群了。吓得小五群东躲西藏地乱钻，他果真是爱扎在老娘们儿堆里，往哪边跑都有人要逮他。他嘴里喊着：“奶奶们饶命，我走，我走还不成吗！”

一个高大的女人一下子把小五群挟在了腋下，小五群拼命一挣，从她的腋下钻出来就跑。那女人往前一扑，拽着了小五群的裤子，“哧啦——”小五群的裤子分了家。原来他里边都没穿内裤。他顾不得捡回那半截裤腿，两手捂着开了裆的屁股，玩命地奔出了大院。

“哈哈哈——”整个大院笑成了一片。人们笑得前仰后合，还有的笑出了眼泪。我这几年从没看到过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如此开心地大笑过。他们笑得那么地肆无忌惮，我不由得也笑了。

电影在笑声中开始了，整个大院立刻鸦雀无声。偶尔有人咳嗽一下，立刻会招来白眼。人们聚精会神地看着，连小孩子也不哭不闹了，瞪大了眼睛，好奇地看。电影演完了，人们仍不肯离去，似乎还要等下集。

直到许久以后，队里的小伙子们一见面还常常压着嗓子说，

“你拿的什么书？”

“《歌曲集》。”

“什么歌曲？”

“阿丽拉——”

一到打歇时，他们总让我教他们唱那首插曲。虽然有的人老唱走调，可那孜孜好学的精神使你无法拒绝。女孩子们不好意思过来，就远远地竖起耳朵听。但唱不到三遍，她们就会装作无意或找着借口的结伴地蹭过来，有时会近得离小伙子们围成的圈只有一步之遥。其实离得越近越学不成，因为她们的心都要蹦出来了。

不知是谁定下的这农村妇女的规矩。结过婚的媳妇，尤其是有了孩子的老娘们儿，在男女之事上可以口无遮拦，甚至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开玩笑摸男人的那儿，可姑娘是万万不可越过雷池一步的，不要说摸个手、亲一下，就是说句话都是不守闺德，是淫荡的表现。

生理的饥渴和愚昧的道德强烈地撞击着。姑娘们心里在地上划了一条线，谁过去了一点，自己就马上跟进，往往还借此机会超过一点。就这样相互比试、互相鼓舞，承受着心脏剧烈的蹦跳，艰难地向前迈进着。

每当这时，坏小子们就挤眉弄眼地做些小动作。神情得意极了，嘴里高声唱着歌，眼睛盯着各自喜爱的姑娘。

第二天一早，二婶把我叫了起来。我洗把脸，漱了漱口，揣了俩贴饼子就往场院跑去，常柱儿正好刚到。我俩又检查了一遍扎车的绳子，看都没问题了，常柱儿说：“上车吧。坐稳点，最好是趴着或躺着。菜装得太高了，容易摔下来。”

我说：“放心吧，没事儿。”便爬了上去。

车开起来了，刚开始土路上虽然颠一些，但没觉着冷。可一到公路上车速快了，冷风嗖嗖的，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脸上、手上。不一会儿手就冻僵了，身上也感觉凉了起来，我不禁打起了哆嗦。虽是春天了，可比冬天还冷，能把人冻成冰棍。

我心里却痛快极了，觉得这人要是把冷热冰寒、苦辣甜酸都尝过了，才真正是生活，才能真正地成长起来。人生无论遇到什么苦难，都是对生活的一种体验，就看你是愿意体验成功的快乐还是体验失败的痛苦，而体验成功的快乐是要付出代价的。

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到了北太平庄，常柱儿把车停下，没熄火。他站起来问我：“你知道北太平庄儿文汇园菜站在哪儿吗？”

我一听，差点笑出声来：“文汇园菜站吗？就在我家门口儿。我们院儿的段大爷就是这菜站的。”

“嘿，这真是何家的闺女嫁给了姓郑的——郑何氏（正合适）。得合，等到那儿你回家看看，我一个人把车卸了就行了。”常柱儿笑着说。

在我的指点下，我们不一会儿来到了我家门口的那个菜站。一看人家还没上班，我说：“走，到我家去坐会儿。”

他说：“没卸车可不敢走，不放心。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儿就行。”

我当然不会丢下他一个人在这儿。我俩只好蹲在地上，聊天等着。八点，大门开了，常柱儿把车开进去，我俩将大白菜卸到了人家指定的地点。卸完菜我说：“走，到我家去坐会儿。”

到了家门口时我没看到我妈的自行车，再一看，家里门锁着。我一摸兜，才想起自己把钥匙放在宿舍了，干活时从来不带。我不好意思地对常柱儿说：“我家没人，我又没带钥匙。咱只能在这儿等会儿，我妈应该一会儿就回来。”

常柱儿说：“没事儿，要不咱别等了，咱早点儿去西单买完衣服好早点儿回去。下午还有活儿呢，省得那么赶喽。”我一想也是，便跟他向院外走去。

“城里不让开拖拉机，咱得走着去。”常柱儿到了院外，对我说。

“不用走着，坐22路公共汽车直接就到。”我向他介绍说。常柱儿红着脸说：“咱乡下人哪儿敢坐车呀？到哪儿不是走着去的？我可舍不得花那车钱。”

我没想到他会为省下七分钱，从小西天走到西单。这车票钱我花得了——可是自己又没带钱，我只好陪他向西单走去。

“你知道坐车到西单票钱是多少吗？”走在路上他问我。

“七分钱呀。”我说。

“对呀，正好是咱们两个的工分儿钱。来回就是四个工分儿，俩人就是八个工分儿。我一天才挣十个工分儿，还是按整劳力算，乘车的话这不白干啦？你们知青还只算大半个劳力，也就是七分儿，还不够呢。不走着去成吗？”常柱儿耐心地解释着他为什么走着去的道理。

我一算，我这一年就算干三百天的话，工资只有人民币七十多元，这儿的老乡真够苦的。我说队里的那哑巴怎么大冬天的也老把袖子挽着，成心露着那块上海半钢手表呢？合着全队就只有他这么一块，这象征着他的富有。

到了西单商场，我俩直接走到卖衣服的柜台。整个服装部的女服就几种颜色，蓝、灰、黑。如果说只是为了买衣服，那随便买一件就得了，可常柱儿是费了很多口舌才从他妈妈那儿要出十块钱。他要精心挑选，为心上人买回一件全村的姑娘都没有、漂亮、夺目的美丽衣裳。

他趴在柜台上，仔细地查看着每一件。最后他失望了，因为所有的女服都是一个样式，就那几种颜色。当他想凑合着买一件时，我忽然看见了另一个卖条绒衣服的柜台里有别的颜色，赶忙问他：“常柱儿，条绒的行吗？可能贵一些。”

常柱儿说：“没关系，只要不超过十块就行。”

我俩走到那个柜台，常柱说：“先问问多少钱。”

他问那女售货员：“同志，这条绒的女服上衣多少钱一件？”

售货员说：“都在八块钱以内，号不同相差几毛钱。”

“太好了，您给我拿那件红的。”常柱儿急切地说。

“我觉得绿的好，绿的显得有生气。红的——”我想说红的太怯了，但没说出口。

“红的咋了，不好吗？”常柱儿问我。

“人说好花儿都得绿叶儿扶，这女孩子就是花儿，衣服不就是叶子嘛。哪有红花儿配红叶儿的啊？”我想这样说常柱儿可能会容易接受些。果然，他高兴地对售货员说：“要绿的，就要绿的。”

售货员拿过来绿色条绒上衣，说：“七块八毛五。”我一看那是墨绿色的，张扬中不失沉稳，就对常柱儿说：“成，挺好的！”

常柱儿也很满意，他交给了售货员十元钱。

“找您两块一毛五。”售货员把钱递给了他。

“还剩两块钱，你说买啥？”常柱儿攥着那两块钱问我。

“咳，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呗。”我说。

“不是给我买，是给爱娃儿。”常柱儿说。

看来，他的心里只有爱娃，他也就是没钱，如果有钱的话他敢把所有的衣服都买下来给爱娃。农村人表达爱情的方式就这样吧，我想着，四处寻找起来。

“哎，要不你给她买条围巾吧。”我一眼看到了围巾，便对常柱儿说。

“对，太好了。我咋没想到呀？幸亏你跟我来了。就是不知道钱够不够。”常柱儿既兴奋又有些担心地说。

“咱就可着这两块钱买，不就得啦。”我安慰他。他点了点头。于是我俩就挨着每一条围巾看价钱。

“哎，这个不错，两块一，钱也够。”常柱儿高兴得直搓手。我一看，是一条杏黄色的晴纶围巾。就说：“嗯，挺好的。”

常柱儿拿着条绒上衣和围巾，高兴得不时低头看着，美滋滋地和我向回走去。到了小西天已经十二点了，我说到我家去，他说“下次吧，今儿最好早点儿回去。”

我想给二婶和同屋的人带点东西，就说：“那你给我十五分钟的时间，我去家里拿钱，就在这商店里买点儿东西，保证两点以前能赶到队里。”我指指我家门口对面那商店。

“行，快点儿啊！”常柱儿说。

我跑回家，看到妈妈正在睡觉，想了一下，觉得还是别惊动她好。我悄悄地跑到小屋去，迅速地拿出了一百元钱。刚要往外跑，又想再看妈妈一眼，蹑手蹑脚地回到妈妈那屋。

妈妈睡得真香，她已经五十四岁了，两鬓添了几丝白发。她还在工作，而且是夜班，为了白天能给弟弟做饭。妈妈，我真想给您钱，可我知道，一旦这钱我拿出来，您不但不会要，反而会给您造成更大的不安。我把伸进兜里的手又拿了出来，等我将来有正当来的钱，再孝敬您吧。

我转身向商店跑去，急急忙忙买了两盒点心，两包奶糖。我转身看到了卖肉的，一想廖雷老嚷吃不着肉，就跑过去买了五斤肉，还特意要了肥的。我连挟带抱地跑到拖拉机前，常柱儿一看就笑了：“这么会儿功夫你就弄这么一大堆东西回来，可真够快的。”

我打开一包儿糖抓了一把给他塞在了兜里。他拿出一块，剥开刚要吃，又包上塞进兜里。我说：“你吃吧，我有一包儿是专门给爱娃家买的。”

他的脸一下子红了，不好意思地说：“我------我不是给爱娃儿留的，是，是怕影响我开车------”

拖拉机欢快地跑在公路上。常柱儿不时地看看挂在车斗上给爱娃买的衣服和围巾，开心地笑着。他一个劲地踩油门，小手扶飞了起来。我们到村里时，才一点半。常柱儿把衣服、围巾揣在怀里，神秘地对我说：“后天是爱娃儿的生日，我先不告诉她，到那天再拿出来，美死她。”

说完他猫着腰向家里跑去，好像一直起腰就会被爱娃看见似的。

我抱着一堆东西，向屋里跑去。进屋把东西分成了两份，打算一份等收工后给二婶送去。我正想去找队长问问还要不要再干点别的活，刚一出门就看见爱娃拿着一把掉了锹头的铁锹往家走，她看见我，奇怪地问：“你不是跟常柱儿到城里送菜去了吗？”

我说：“是啊，刚回来。”

她刚想再说什么，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向家中走去。我不知道队长在哪，就问她：“爱娃儿，你知道队长在哪儿吗？”

她回过头来，想了想说：“一大早的时候在地里，后半晌没瞅见。哦，可能在场院，听说队里猪圈坏了，跑了只老母猪。”

我边向场院走边说：“谢谢啊。”

我刚走了几步，爱娃在后面叫我：“沈猛，你会修锹头吗？我这锹头老掉，耽误干活儿。”

我走回去一看，她那锹的把儿短得不够一米长，不定折过多少回了，锹头也只有新锹头的三分之二大。我对她说：“你等着，我这就来。”

我跑回屋去，拿了一把铁锹回来：“你先用我的，这把锹也不能用了，太耽误活儿。”我把铁锹递给她。

“那谢谢你了啊。”她接过铁锹，又羞怯地问：“常柱儿上哪儿了？你们从城里回来的时侯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没有？”

她终于憋不住心中所想，问了出来。她想知道，常柱儿心中是不是时刻都有着她，哪怕是买块手绢回来给她，也足以证明她在常柱儿心中的分量，她就会心满意足。

我想起常柱儿说要等到后天给她一个惊喜时的喜悦，就对她说：“他说还有活儿，就开车走了，我没看见他手里拿什么东西呀。”

“哦，是吗------”她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走了。爱娃，不是我不告诉你，我要为你俩保守这个小秘密，到时你会惊喜得跳起来的。我看着默默走了的爱娃，心里说道。

队长常二正在为队里丢的那只老母猪着急，那可是队里最大最肥的一只猪啊。

我看到他时，他正在队里的猪场往坍塌了的猪圈墙上码着土坯。我马上帮他干了起来，他看见我问：“回来啦，常柱儿呢？”

“他说还有活儿，刚回来就走了。”我回答他。

“这样码上是临时的，明天早上你们几个知青全上猪场来，跟老于头把这圈墙整个儿翻修一遍。这圈墙太破了，不重修的话明儿还得丢猪。”常二看着破旧的猪圈对我说。

“好嘞，我回去告诉他们。”我答应着。忽然我看到场院边上的秫秸垛里露着一只猪尾巴，忙向常二喊道：“队长，你看那是不是咱队的大肥猪啊？”

常二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没错儿，就是它！”常二飞快地向那老母猪跑去。老母猪看见常二，撒腿就跑，我连忙从另一头包抄它。它见前面有人，又往左边跑去，来回和你兜圈子，就是不肯进猪圈，气得常二一边逮它，一边骂着：“你个挨刀儿的！年底非把你宰了不可。你站不站住？”

当那老母猪再次被我堵得掉头向回跑时，我们的包围圈已经越来越小了，它再回过头来时，常二已经离它不远。它看已没有回头路，就低下头，准备孤注一掷地硬冲开一个缺口。常二一挽袖子说：“嗬，还想来硬的呀？”

他话音未落，那老母猪已向他裆下冲来。常二双手一抱，紧紧地搂住了老母猪的后腰，嘴正好啃在老母猪的屁股上，人骑在了猪身上。

这老母猪是队里精心喂养的，有五百来斤，个儿又大又肥，全身的毛都黑亮黑亮的。饲养员老于头对它可好了，老给它吃小灶，隔几天还给它洗澡。那大刷子刷在它身上，它一个劲地哼哼着，往老于头的怀里扎，娇气得像个小姑娘。每当这时，老于头就拍着它又黑又湿、高高翘起的大嘴巴说：“黑妞儿呀，舒服吧？待会多吃点儿啊。”

今儿个老于头说有事，请了天假。队里批了，但它可不干喽。这不，拱破了圈墙，跑出来一天了。

当常二倒骑在它身上时，可把它吓坏了，老于头可从来没这样过。它感到要受惩罚了，玩儿命地向圈门奔去。

“哎——哎约！”老母猪一头扎进了猪圈里，常二劈着的两腿却被圈门别住，来了个嘴啃泥，趴在地上直哼哼：“你等着，麦收时我就宰了你！”

我急忙跑过去，搀起了常二，“队长您没事儿吧？”

再一看，他脸上擦掉了一块皮，鼻子也破了，流着血。

“没事儿，猪回来了比什么都强。”常二笑着关上圈门，跑到水井边，打上来一桶水，稀里哗啦地洗了洗脸。又仰着脸呆了会儿，一摸不流血了，他说：“别忘了，明儿早上你们几个知青到这儿来，帮老于头修猪圈。今儿你就回去吧，都这会儿了，干不了什么活了。”

我回到屋里，赶忙做起了饭，一想今天回来得早，干脆包饺子。他们肯定特高兴，尤其是廖雷，会乐得蹦起来的。我看到正好有大白菜，就先洗菜剁肉馅儿。刚刚把馅儿拌好，他们回来了。一进门他们就闻到了香味，本来进门就想躺炕上的他们立刻活跃起来。廖雷抱着拌馅儿的脸盆，像兔子似的在屋里来回地蹦；李金林胖脸蛋子往上一挤，俩眼成一条缝地叫着；刘驰像个大姑娘似地腼腆地笑，侯和平追着刘雷，抢着脸盆说：“快放下，放下！都洒了！”

看他们这么高兴，我开心极了。整个屋里一片欢声笑语，暖融融的。

“什么事儿啊？这么热闹，跟娶媳妇似的。”二婶举着一小瓶香油，后边跟着她那小丫头，走了进来：“给你们点儿香油，我刚磨的。省得老干啃那咸菜，切碎了倒上几滴香油，可入味儿了。”

“二婶儿，我们今儿吃饺子！”李金林喊道。

“吃饺子？不过节不过年的，怎么吃上饺子啦？是有什么喜事儿吧？”二婶奇怪地问。

“那倒不是。今儿我跟常柱儿进城去送菜，正好到我家门口儿，我就买了些肉回来。哦，对了，我还给建娃儿和妞妞买了点儿糖和点心，想呆会儿给送去呢，正好您带走吧。”说着我把那份准备好的点心和糖塞到了二婶怀里。

“不行不行，这哪儿行啊！你们有点儿好吃的不容易，你们还是留着吧。”

“您拿着吧，这是我们对您老照顾我们的一点心意，是给建娃儿和小妞妞买的。再说，我们还有一份儿呢。”我挡住了二婶，没让她把东西放下。

“那好吧，下回可不行了啊。再这样儿，我可不敢上你们这儿来了。”

“行，下回不买东西了。您跟我们一块儿吃饺子吧，二婶儿。”我诚恳地邀请二婶。她笑着说：“不啦，家里还有事儿，我看看你们拌的馅儿。”

她走到脸盆前，低头闻了闻，说：“好家伙，搁这么多肉。太淡了，咸中有味儿淡中香。稍咸点儿好吃，拿盐来。”

侯和平把盐罐子递给她。她加了点盐，又倒进点香油使劲地攉拢起来，果然香极了。她闻闻，感到满意后才拿着点心和糖走了。

侯和平这时已擀上了皮，刘驰和廖雷根本就不会包，可又非要包。结果他俩包的饺子跟他俩睡觉时的姿势一样——四角八杈的。

“你们俩包的你们自己吃啊，谁叫你们跟着瞎捣乱！我可不吃你们包的，我怕吃完了跟那饺子一样——躺那就起不来啦。”李金林指着他俩包的破饺子说。廖雷瞪着俩大眼说：“真的，那我就更得多吃点儿了。我正好不想起来呢，一下子睡它个三天三夜才好呢。到时侯你可别叫我啊。”说完还冲刘驰挤着眼地笑。

“你丫最会贫了，叫你贫——还贫不贫啦？”李金林把廖雷按在炕上，使劲地咯吱他。

“哎，哈，哈，啊，我不，我，我不贫啦------大哥，还不------成吗------”廖雷笑得喘不过气来，求饶着。

“你老说不贫，可总是贫，今儿我非好好治治你不可。”李金林不依不饶，就是不放手。

“我向毛------主席保证，真------真的！”廖雷实在受不了，喊着。

“饺子都压扁了，还吃不吃啦！”侯和平看到廖雷屁股上沾的饺子馅儿，举起擀面杖冲他俩挥着，一听饺子压坏了，他俩立刻停了手。可不是嘛，有十来个饺子都扁扁的趴在那儿，馅儿挤了满炕。廖雷吐了吐舌头，说：“这回叫都叫不醒了，全睡死过去了。”

“我肏，你丫怎么还贫啊？”李金林看着饺子，心疼地说。

“对了，这回插队了，咱都是贫农出身了，不贫行吗？”廖雷眼里露着心疼的目光，可嘴里依旧贫着。

“没关系，等煮完了饺子，把这些破的往锅里一扔，来锅片儿汤，咱俩喝。”李金林拿了个碗，往里捡着压坏的饺子说。

“啊，好不容易吃回饺子，让我喝片儿汤？”这回廖雷严肃了。

“不用，这片儿汤留着明天早上吃，饺子够吃的。”侯和平看廖雷那可怜相，安慰他说，廖雷笑了。

刘驰烧开了锅，喊道：“快下饺子，锅开了！”

趁煮饺子的工夫，我把点心和糖拿出来给他们吃。他们每人剥了块糖，说把那点心留着做早点吃，侯和平把点心收了起来。

“常二说让咱明儿上猪圈去，跟老于头翻修猪圈墙。”吃着饺子我想起明儿的活儿，赶紧告诉了他们。我又把下午常二逮老母猪的事讲了一遍。当讲到常二倒骑老母猪、摔得鼻青脸肿时，他们“噗嗤”地笑了出来。廖雷笑得把筷子扔了，捂着肚子在炕上打滚。侯和平很少大笑，可今天却喷了一炕饺子渣。刘驰平时话不多，一说话还总有点脸红，像个大姑娘。听我讲到这，他笑着问：“那常二看老母猪跑那么快，怎么不松手跳下来呀？”

“咳，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已经撞到猪圈门上啦。”我说。大家又笑了起来。说起来感觉是挺好笑的，我奇怪当时我怎么就一点也没笑出来呢？李金林笑着笑着，突然说：“明天那老母猪要是再跑了就好了。”

“你想什么呢？就是老母猪再跑八回，常二也不会再骑它了。谁像你似的属耗子——撂爪就忘。”可逮住报复的机会了，廖雷向着李金林开了一炮。

“我看你是狗改不了吃屎，一会儿不治你，就来劲。”李金林还击着。他俩到一起就掐，已经成了习惯，不互相说几句就难受。

第二天我们一早就到了猪圈，老于头正在给猪喂食。他六十来岁，胖乎乎的，剃一个亮光光的大秃瓢，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看见我们，他奇怪地问：“你们都跑这儿来干吗？”

看来常二没和他说。我就把队长让我们来和他一起修猪圈的话说了一遍，他说：“猪圈倒是早该修了，可这活儿你们干得了吗？这可是‘四大累’的活儿。”

“没事儿，我们干得了。哎，什么叫‘四大累’呀？”廖雷问老于头。

“打墙，脱坯，拔麦子，肏——那个呀。”老于头那个“屄”字没说出口，想了一下，用“那个”给代替了。我们都听明白了，可廖雷非得让老于头说出那个字来，他假装不明白地问：“于大爷，什么叫‘那个’呀？”

老于头看着廖雷，笑着招招手说：“过来，我就告诉你一个人儿。”

廖雷凑到他跟前，把耳朵贴了过去。老于头用大手挡着嘴，扒在他耳朵上，假装小声地说：“‘那个’就是——那个呗。”

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廖雷噘着嘴说：“您这不是等于没说嘛！”

老于头眯着两眼，笑呵呵地说：“我没说，你咋知道了？”

廖雷蹦着脚说：“我不知道，您光说‘那个’、‘那个’的，到底‘那个’是什么呀？”

“是------咳，我不会说——那字。”老于头口型都做出来了，可就是不肯说那字。

“不就是‘屄’嘛，我早就知道了，还假文明。”廖雷说完了故意扭着脸。

“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可没说这个字儿。”老于头得意地说。

姜还是老的辣，廖雷终于上了当。

“哈哈，这回碰上老贫农了，你不贫了吧。”李金林高兴地说。廖雷第一回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尴尬地低下了头。

“好啦，咱该干活啦。”老于头回到屋里，拿出几个砖模子说：“咱先得脱坯，你们四个人抬土、一个人挑水，我和泥。开始吧。”

按照老于头的分工，我拿起水挑去担水，他们四个就抬土去了。

开始脱坯了，这活儿还真是“四大累”之一。在老于头的指点下，我们先把泥装进模子里，再用木板刮齐，然后往地下一磕，就势提起。动作不利落、劲头拿不好，那模子就提不起来，要不就是磕出来的坯子不整齐里面还有泥。这活儿老于头做得是那么地干净利落，可一到我们的手里，就显得那么笨拙费力了。不一会儿，我们的汗就下来了，汗淹了眼睛就用手去抹，个个变成了花瓜。可谁也没有注意到，只是一个劲地装模磕坯。功夫不负有心人，慢慢地我们熟练了。知道怎么掌握那劲头，速度也越来越快了。正当我们个个汗流浃背，干得十分起劲时，老于头喊道：“得合，抽袋烟啦，歇歇。”

说着他自己坐在了一个树墩上，掏出烟荷包，把烟袋伸进去捻了足足实实一袋烟，抽了起来。我们几个泥人相互一看，不觉笑了起来，赶快跑到水桶里去洗。当我们洗干净围坐在老于头身边时，老于头哼起了小曲儿。

“有一个大姑娘刚十七，坐在那炕头儿她抠，她抠，她抠——”老于头又在卖乖子了，我们谁都不理他，假装没听见。

“有一个大姑娘她十七，坐在那炕头儿她抠，她抠——”老于头提高声音，又唱了一遍。廖雷凑了过去，探着脑袋看着老于头，说：“你放心，这回我不会上你的当啦。你要是愿意唱出来你就唱，不愿唱就甭唱，反正我也知道是抠什么。”

老于头转过脸去，看都不看廖雷，唱道：“她抠，她抠她肚脐眼里的那点儿泥——”

老于头还故意把声音拖得很长。“哈哈——”我们放声大笑，这老于头，竟然给转到这儿来了。

“你们谁会抽烟就来抽啊。”老于头又挖（读Wai）了袋烟，点着后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有一个小伙子他十八，坐在那门坎儿上他摞，他摞——”

“这回我替您说，他摞鸡巴！”廖雷蹦到老于头眼前，喊着。老于头脸一沉，一本正经地说：“你想什么呢？”

跟着他扭过脸去，唱道：“他摞，他摞摞胳膊——”

我们全都笑倒在地上。老于头农民式的幽默让我们笑翻了天。

一天的繁重劳动很快就过去了。天黑时，我们脱的坯整整齐齐地码了一大片。老于头笑眯眯地点着头，说：“行，能干这活儿你们就能在乡下呆住了。收工了，明儿早上见。”

第二天我们早早就来了，没见着老于头。

“老于头儿是不是还没起来呢？我去看看。”廖雷说着就向老于头的屋子走去。

老于头是个老光棍，就住在场院最后面的两间土屋里。廖雷刚到屋檐下，忽然蹑手蹑脚地趴在窗根下，听着什么。他回过头来冲我们招招手，又指指里面。我们明白了，可能是有什么不能声张的事情，便悄悄走了过去。

“你还是让我走吧，在这儿我心里更不踏实。”

老于头的屋里怎么会有女人的声音呢？

“不行，咱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有什么可怕的。我不能看着你老的时候孤苦伶仃地病死。”这是老于头的声音。

“要是让人知道了，给我拉回村里斗一顿儿不说，你也得跟着倒霉。再说，咱这老脸往哪儿搁啊。”又是那女人的声音。

“我不怕，要挨斗咱一块儿挨去。这回我想好了，我这一辈子就没按自己的心愿做过一件事，白活了。这回我就是死，也得守着我想了一辈子的心上人，不然我死的时侯都闭不上眼。”老于头语气坚定地说。

忽然我看到常二向场院走来，忙做手势叫他们几个快走。走出几步后，我大声喊道：“队长，是找我们吗？在这儿呢！”

常二听到我叫他，便向这里走来：“怎么样，坯脱完了吗？”

“您看，都脱了这么多了，于大爷说够了。今儿就该砌墙了。”侯和平对常二说。

“嗯，不错。老于头儿呢？”

“来啦。”老于头急忙从屋里走了出来。

“明儿公社来人，视察工作。你这儿得加快进度，争取今天就弄好。行吗？”

“差不离儿，我尽量吧。”老于头说。

“那我走了，你们抓紧干吧。”

见常二走了，我们马上干了起来。当我们把土坯都集中在圈墙边上时，老于头对我们说：“你们去把那些坏了的圈墙都拆掉，地上清理干净。这样儿干活儿，又不耽误功夫儿又利落。”

我们刚要过去拆破圈墙，老于头一边和泥一边喊：“先把两个圈之间的门打开，把要拆的猪圈里的猪轰到另一个圈。一个一个地修，不然猪没地方儿放。”

我们照他说的轰起了猪。小猪们吓得又躲又叫，大猪站在旮旯不但不动弹，还哼哼着示威。我们又打又叫，连踢带吓地使劲轰。

“吱吱——”

“噜噜——”

“走，上那边儿去！”

“叫你不走！走不走？”

整个猪圈里乌烟瘴气，乱成了一锅粥，可猪也没过去几只，好容易轰过去的一看大猪没过来，又拼着命地钻了回来。老于头走过来，说：“你们去把泥抬过来，我轰猪。”

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敞开圈门，“嘞嘞嘞”地一叫，那大猪马上走了过去，小猪们紧随着大猪，一溜烟地跑了过去。

“老于头儿真不愧是个猪倌儿，你看那些猪多听他的话呀。”李金林佩服地说。

“咳，我要是像老于头似地天天和猪打交道，也能让那些猪听懂我说话。”廖雷不服气地说。

“你就会吹，到时你别像常二似地倒骑着猪，摔个狗吃屎就不错了。你没看见常二那脸上还破着呢？”他俩又开始掐起来了。

“别抬杠了，咱赶快抬泥、拆圈墙吧。”侯和平说。我们把泥准备好，把该拆的圈墙拆掉，然后跟着老于头砌起墙来。

今天老于头看上去心情很沉重，干了多半天了，除了干活必须说的外，他是一句话也没说，更甭说唱小曲了。我们虽然知道他心里想的那事，但具体是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干活时他回屋去了两趟，我们又不便问他，大家就闷闷地干了一天。干活速度虽然挺快，就是觉得这一天怎么这么长。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廖雷打起了哈欠，困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于大爷，抽口烟行吗？”廖雷问道。老于头头也没抬，把烟荷包扔给了他，继续砌着墙。廖雷装上一袋烟，真点燃了，刚一吸，噎得直往后仰，跟着就咳嗽起来。等他擦干净鼻涕眼泪，才说出一句话来：“我这回真地不困了。”

李金林说：“什么你都想试试呀？活该。”廖雷马上还嘴道：“我倒敢试呀，有本事你也来一口。”

李金林得意地说：“我才不上这当呢。”

天擦黑时，我们终于砌完了最后一块砖，修好了整个猪圈。老于头围着猪圈转了一圈，看看都挺好，说：“得合，就是它了。明儿你们就甭上这儿来啦，收工。”他说着，就急急忙忙地回自己那小土屋去了。

我们拖着疲惫的脚步向家走去。还没到村口，看见道口中间站着一女孩，穿着一件墨绿色的上衣，围着一条杏黄色的围巾，分外醒目。李金林嚷道：“哥们快看，哪儿来一婆子啊？真扎眼。快走，看看是谁。”

他们几个加快了脚步。

我知道那是爱娃，心说：还真挺好看的。瞧她美的，站在村口显摆呢。

俗话说：人饰衣服马饰鞍，果真不错。

爱娃穿上这身衣服，立马增添了自信，她挺胸昂头，像做时装展览似的站在那里，等待着就要收工回来的人们。

她再也掩饰不住心中的追求，要向世俗观念挑战，要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要脱离社会舆论的羁绊。她要向乡亲们宣布：我爱常柱儿，常柱儿也爱我。我已经懂得爱，我也敢爱。爱是每一个人应有的权利，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那岂不是对爱的亵渎？大妮以及村里所有的姑娘们，让我们大胆公开地去爱我们心中所爱的人吧！让我们做我们心中所想，享受我们爱的权力，这才是新一代的乡村姑娘。

“是爱娃，真看不出来。”李金林惊讶地说。

“嘿，这一捣饰，简直就是咱苏家坨的坨花儿了。”平时很少说话的刘驰也发出了赞叹之声。

爱娃在我们赞叹与欣赏的目光中一反平时的羞赧，骄傲地扬着头，一点也没害羞。脸倒是很红，但那是平时就有的自然的红。

“爱娃，祝你生日快乐！”我被爱娃的神情感染了，大声地祝贺着她。

“哼，我不理你。知青里你最坏，还帮着常柱儿骗我。”爱娃绷着脸，娇嗔地说，道出了心中掩饰不住的喜悦。

“对不起，对不起，我只坏这一回，保证以后不坏了。”我笑嘻嘻地冲她挤着眼。

“讨厌。不坏也不理你。”爱娃开心地笑着。

地里的人都回来了。姑娘们惊奇得嗷嗷叫着，把爱娃围了起来，双手不停地摩挲着她的围巾和衣裳。老爷们儿都看直了眼，站在那里挪不动步了。老娘们儿个个欠着脚尖，往里挤着看，嘴里不停地咂咂着。

我心里暗暗赞叹道：爱娃，你真勇敢。

晚上躺在炕上，我们说起了老于头的事。

“我还以为老于头儿真是个光棍呢，敢情他是金屋藏娇啊。”廖雷说。

“藏什么娇呀，你没听见那女人说话的声音？还老咳嗽，肯定是又病又老。”侯和平说。

“我倒觉得这里面有不寻常的故事，廖雷，你要能让老于头儿把这个故事讲出来，那可就立大功了。”我很想知道老于头为什么藏着这个女人，就对廖雷来了个激将法。

“这还不容易，你们等着，我现在就找他去。”廖雷说着就坐了起来。

“别急，这么晚，老于头儿能让你进他屋吗？”我急忙拦住他。

“这事没那么容易，一个月之内能办好就不错了。”刘驰说。

我们大家你一句我一语地猜测起来，都觉得这准是一个委婉凄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