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下的小鬼儿（上七）

（七）

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我上学了。学校是北京市西城区刘海胡同小学。头几天我兴奋得睡不着觉，特意将老抗穿剩下的一件白衬衣、一条发了白的蓝裤子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枕头边，因为他加入少先队时穿的就是这一身衣服。那时正值困难时期，妹穿姐、弟穿兄的剩衣服是很普遍的，没补丁的就算是好衣服了，根本没有新旧的要求。我知道家里很困难，但还是向妈妈要求着：“妈妈，您给我买个新书包和铅笔盒吧。我不要新衣服，衣服我就穿老抗穿剩的，我只想要一个新书包和铅笔盒。行吗？妈！”

“行，星期天妈妈带你去买，好不好？”她笑着说。

星期天，妈妈带我去买书包，我挑了一个黄色的帆布小书包和一个蓝色的铅笔盒。回来的时候，我高兴地抱着小黄书包，蹦蹦跳跳地唱了一路。

开学这天，我早早起床。刷牙洗脸后，不停地看着墙上的挂钟，真不知它为什么今天走这么慢。我焦急地一会儿把小书包背在身上，来回在屋里走着，想象着学校的生活，一会儿又把小书包摘下来平放在桌子上，用一只手伸进去撑开，盘算着怎样排放书本，就这样熬到了七点半。我对老抗说：“走吧，都七点半了。”

“着什么急，你们一年级的小蹦豆儿都在本校上课，三分钟就能走到。我在花枝胡同分校都不着急，七点四十五再走。”老抗不慌不忙地说。

他开学上三年级，和我同校。不过我们学校有两个地儿，一二年级在刘海胡同，称为本校。三年级以上的在花枝胡同，称为分校。

走在上学的路上，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一蹦一跳地跟在哥哥的身后。小黄书包也跟着我一上一下地跳跃着，颠得铅笔盒不高兴地一下接一下地拍打着我的屁股。这黄色的小书包一直陪伴了我五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代结束了它的使命，社会束缚了它的本

能。但我还是感谢它，是它奠定了我最基础的文学知识，伴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黄色的小书包啊，我深深地怀念你！

从上学的第一天起，我作业本上从没出现过叉叉，成绩册上也一直是优。只有图画课令我难堪，我天生学不了画画。即使是画个普通的玻璃杯，也会把画面涂抹得乱七八糟，让人看不出画的是什么。“没有画画潜质的人不识时务”，我后来的生活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一说法。

而老抗却有着惊人的绘画天赋。记得他上五年级时，语文课本上有一幅插图，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图中，马克思侧身坐在写字台边上，恩格斯斜靠在台边，一只手按在台面，俩人在激烈地争论着。他把这幅画画得一丝不差，当时我还说他是拓下来的。他举着厚硬的画纸说：“这种纸能拓吗？”

知道确实是他画的时，我又惊讶又羡慕，心想：我要是能画成这样该多好啊！

今天是十一月二十八号，是我八岁生日，再有三天，下个月的粮票就可以用了。我放学回来，刚吃完妈妈昨天晚上给我们分好的窝头，心里一边盘算着一边跑到松树街幼儿园接小沉去了。

哟，没锁门。咳，算了，家里连窝头都没有，锁什么呀？

今年的初冬特别的冷，这时就下了一场小雪。真是“风后暖、雪后寒”。这雪后的风像刀子，刺得街上人人双手插在袖子里，脑袋一个劲地往脖领子里缩。从后面，你绝对看不出前面的人是年轻人还是耄耋老人。

倒是小孩不怕冷。尽管鼻涕早流成河了，也顶多是拿亮亮的袖子一擦。山里红的脸蛋迎着刺骨的寒风，照样咧着嘴哼着、唱着、跳着。我看着走在前边四岁多的弟弟，觉得肚子还是很饿。妈妈让我去买五斤面，说晚上给我们烙饼，可我还没去买。刚才要是带上钱和粮票就好了，还得再跑一趟，又得带着小沉——呀，粮票！那五斤粮票就放在茶盘下压着，还露着一多半。我想起刚才没锁门，怎么不回去锁上呢？那可是妈妈向厂里同事借的，而且还是五斤面票，要是丢了，这三天家里该吃什么呀？

“小沉快跑！”我说着飞快地向家里跑去，不合脚的鞋踢邋趿遢不情愿地跟着。一进院门，转过大影壁，就看见刘国栋正从我家

屋里走出，右手还往兜里揣着什么。看我回来了，他故意一转脑袋装没看见，走回了东屋他的家。

我进屋直奔茶盘下一看，原本露着一多半的五斤面票不翼而飞了——准是他，没错！我转身奔到东屋，“咣咣”地使劲敲着刘国栋家的门。

“干什么，拆门呀？”刘国动伸出半个脑袋，故作惊讶地说。

“粮票儿——那五斤面票儿呢？”我气喘吁吁地质问他。

“什么面票儿啊？我没拿呀。”

“你胡说！我出去接小沉回来，就看见你从我家出来，手还往兜里揣呢。我进屋一看，茶盘底下的五斤面票儿就没了。不是你是谁？给我，你快给我！”我一边说，一边向他右手兜掏去。这时院里的人都围过来了。他一把把我推开，嘴里骂着：“怪不得你妈都叫你犟种，你就敢说是我拿了？你看见了吗？你再过来别说我揍你！”

“你敢？我们家什么东西你不拿呀？有人在就说借，没人的时候就拿，从来没还过。这五斤面票是我妈在厂子里借的，你拿走了这三天我们吃什么呀？你给我！”说着我扑了上去，把手再次伸向他的兜。

噗，他抬腿给了我肚子一脚，转身进了屋。这一脚把我踢着了，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哪里经得住四十岁的壮汉结结实实的一脚啊！

我趴在地上，疼出了一头冷汗，双手捂着肚子，在地上来回翻滚着。小沉吓得”哇”一声哭起来：“小猛，你怎么啦？”

我躺在地上打滚，小沉急得不知所措，扭头向大门外跑去，边跑边喊着妈妈。他竟然一口气跑到了刘海胡同十四路公共汽车站，他看到车站路边躺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那人面色苍白，双目紧闭，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淌在了地上。一个比小沉大不了一两岁、有着大大脑袋、瘦瘦身子的小女孩跪在那人身边，摇着那人的肩头哭喊着：“爸爸，爸爸——你怎么啦？！”

围观的人们叹息着：“唉，这是被饿死的呀------”

妈妈这时刚好下车。她挤过去，蹲在小姑娘身边，伸手一摸，她爸爸的鼻息还有热气。她放下手中提拉着的小面口袋，这是厂子刚分的补助——三斤棒子面，急忙从肩上挎着的书包里拿出饭盒打

开，饭盒里露出两个白菜头、半盒豆腐渣。她用小勺舀着豆腐渣，往那人嘴里送，可那人已经不知道张嘴了。她放下饭盒，一只手急速地在书包里摸着什么。

“妈妈，妈妈！小猛向刘国栋要粮票儿，刘国栋把小猛打得躺在地上了------”小沉扑上去搂着妈妈的脖子，含糊不清地说着。妈妈愣了一下，顾不得和小沉说话，将手中摸到的一块橘子糖向那人口里送。那人依旧不张嘴，她掰开那人的嘴，把糖塞了进去。

“妈妈我也要吃糖！”

妈妈看着小沉，又把手伸进了包里，那小女孩正用舌头舔着她那暗褐色的、干裂枯萎的小嘴唇，一双深陷的大眼睛紧紧地盯着妈妈的手。

啊，那神奇的手心里竟然出现了两块糖——哟，这一块怎么蹦进了自己的嘴里！

小姑娘吃着这甜甜的糖，眼里闪着晶莹的泪光。

妈妈看到那人终于睁开了双眼，深深地吐了口气。她掏出手绢，铺在地上，用一只手掐着面袋子中间，将袋里的棒子面倒出了一半。她仔细地把手绢包好、系严，递给小姑娘说：“回家先给你爸爸熬点儿棒子面儿粥，第一次少喝点儿，别撑着。听见了吗？”说罢她拉起小沉，向家中跑去。

都要拐弯时，妈妈回头看了一眼那可怜的父女，只见爷俩双双冲着她离开的方向跪着，妈妈“唉——”的一声，深深叹了口气。

“刘国栋，你太不像话了。你给我出来！”

妈妈刚进大门，就听到邻居们讲了这件事，气得全身发抖，站在刘国栋家门前喊着。

刘国栋低着头，从屋里走出来，嘴里嘀咕着：“四婶儿，您下班啦？”

“你还有脸叫我？你从小没爹没娘，他爸看你可怜，把你一直带在身边做侍卫，还帮你娶了老婆。我们从没指望你能报答什么，可你也不能恩将仇报啊！打这么小的孩子，你也下得了手？！”

刘国栋红着脸，耷拉着脑袋，一句话不说。

“粮票儿的事我不问你，你自己拍着良心想去吧。打孩子的事儿，我记你一辈子！”

妈妈转身回到家中，一手抱着小沉，一手搂着我，流下了心疼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