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歌的诗

我睡了,梦还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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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诗歌平衡术

(2005-08-31 22:16:40) 下一个
疯狂的诗歌平衡术(随笔) 汤养宗 一定是什么在支撑和平衡着诗歌,而诗歌又肯定是不平衡的。 这问题不仅来自诗歌内质,也来自错综复杂的事物结构。我们生活在一整片的没有依据中。许多稳固的逻辑,我们用手摸上去,它的质地是坼裂的。许多可靠的事物总是在它底部的裂缝处告诉了我们它更多的真实。总是那些“分开的东西”使我们看到更完善的“整体”;总是那些“迷离的”让我们趋从于更大的“规范”;总是那些“不可信的”责令我们的理念变得“更加真实”。诗歌的平衡术总是因了这些而显得疯狂,让人难以靠近和保持沉默。 我们手中的诗歌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在侍侯着这一切,我们服从着事物的总则而不顾累坏了诗歌自身的身架子。诗歌自己争取来的或自作多情的新鲜感总是顺应着事物魔镜般的结构而存在。诗歌的不可信赖是显而易见的,它的亏欠不但来自诗人与物之间总不能弥合的裂缝,还来自他手上侍候事物的文本一直处在晃动中;我们所能言及的生活真实,包括个人的经历、记忆、经验,包括我们还无能为力触及到的种种事态,对于我们是否就意味着是真实的?事实是当我们主观地为其命名时,同一事物就会因为描述者的需求、个性的取向多出了额外的小脚而跑开。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当我们说到什么时什么就已经在奔跑。 我们无法看到事物的起点和终点,事物内部环循的,互换的结构总是让我们望洋兴叹。生活这面魔镜总是以它多元,多解,含混的深度责令诗人靠近它而又不知所云。“我们害怕所有不能用语言或手势解释的事物: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闭上了眼睛,在解释无效的帝国!”(梅特林克)而诗人千万次问到的真实,只能是通过诗人所营造的最高虚构来建立精神乌托邦而获得实现的可能;诗人也通常在这个方向上,通过自己深度隐喻的、多向度的文字来呈现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那种对称的失控感,以一种平衡来保持自己对话活动的顺利展现。在这里平衡是技术性的,也是精神性的,因此把握它往往要在失衡与平衡之间艰险地做些手脚,并且显得格外的疯狂。 诗歌文本最好的依据是什么?诗人一直没有看见。“说,倘若我们去听取它,那么,它就是让我们去达到语言之说的路。”(海德格尔)但是,我们从来不知这条路正确的方向在哪里。诗人从来没有与自己的工作调和过,诗人甚至在说出第一句话时就犯错,就被事物的反作用力斥责出来。诗人交代不清自己在这当中所犯下的“病”:他在自己的工作一开始就怀疑,将要介入于某一事物当中的诗歌文本是否自足和靠前,他对这一事物的感觉是不是与之持衡并能与别人分开来,他留在言辞间的情怀构筑已达到了多少弯度,以及他在表达中自己的才情是否满出来并能恰如其分的控制住。他对于这一切总是放心不下,总是感到那当中肯定出了什么事。他知道事物的法则与言说的法则之间的距离,而当他一旦做到逼其就范,并理清了那当中的一些细节,事物和诗歌中新的流失又业已开始出现。 这是一个诗人一生中都需要摆弄的问题,他在这些问题中的清醒度决定了他对诗歌的把握度。诗人尾随着自己的写作,一直摇摆于看到与遮蔽之间,他一路走着,一度可能已迫使自己的诗歌与事物持平,使诗歌在不平衡中达到相应的平衡;而事物的高居和叙述的变数又会让他的写作在平衡中被更深层次的不平衡因素重新打破,让他重新感到两手空空。“我们一说到,就发现我们是错的。”(维特根斯坦)诗人所面临的难度不是他已经在手头拥有了多少对诗歌的认同感和占有量,而是诗人自己对诗歌还有多少尚未趋近的空白点和未知数;诗人总是在对事物失控的状态中使诗歌达到相应对称,却又在与事物的深度整合中感到无奈和迷失。诗歌迫使诗人一辈子顾着这两头:那是正在整合的和正在瓦解的,正在辩析的和正在模糊的,一元裂变和多元并存,拆开与暗合,迷信与叛离。诗人的控制力也许比别人来得多得多,那正是他出于对诗歌深在失衡感的恐惧,也正是这种恐惧使他获得了更为高贵的对待写作的不妥协性和对待人世的趋从感。 这里存在着一个承诺,即诗人必须责令自己在事物时空形态的因果关系上对诗歌文本作出的真实承诺。为了“保持我与其他的我之间的对话,”他必须认识到诗歌写作是一个超验性的精神乌托邦,认识到自己的写作是抗衡物欲主义和国家美学的反面品质;并在此精神下给出自己认识事物的态度和文本形态上的种种构词法。 面对破碎的世界,诗人的能力及和解方法只能见谅与自己的诗歌认识论,他的精神高地从来极少达到和谐,那里众声喧哗却迫使他在这种背景中屏心静气地深入诗歌内部考察和判断,让他在多种可能性中渗入万物的骨髓,以隐忍和敬畏的态度提取自己的写作方向。他知道这会得罪许多善意的受众,但这与诗歌文本自身一样难以平衡。他对公众文化的得罪是必然的,否则他就要得罪诗歌自身。他必须绕过常人的眼睛给事物找到属于自己的存在理由,离开公众许可的线性时间来辨别事物可能高出一头的真实性;他甚至无法得知自己究竟有多少双手已伸进事物内部,但他常常会用看似相当“虚假”的口气为他笔下的事体从新命名,而他的这种“虚假的命名”正是他作为诗人的超常规能力,也反而成全了他在事物面前的信誉度。因为他在那里看到了事物更为独特甚至更为完整的面貌。我们宽宥他已经摒弃了安稳的逻辑性,宽宥他所占有的全是含混和迸裂的整体:那里的时空是环循的而非线形的,那里面目繁杂但显得安谧;我们看到了他的写作在失控中所提取的对称部分,看到他的作品深度模糊却能够通过散点互换保留住自己对世界的相对清醒。 他迫使自己压住那些,压住诗歌中一切不安定的因素,只用安静的激情来倾听事物内部发出的声音,那些声音多解甚至无解,甚至像拓扑数学中的物体连续变形现象,但他有如得到神“面授天机”般整合了这一切,控制了事物深度的含混,用自己的文字偷偷移动了事物原由的位置。他中介了诗歌与物的矛盾,使事物按照一个诗人真正的写作惯性倾斜下来,使那首诗终于服从于一个诗人的意愿呈现出来。 诗人所做的这一切可以值得放心吗?他使诗歌出现新的体形,这一切本来多么值得狂喜和信赖,但正是他的无中生有使诗歌又处在拐弯处。他达到的新的平衡只是暂时的,因为诗歌因他这种崭新的确立又有了新的去向,诗歌中陌生化的另一头又已出现,包括那威严的事物仍站在他背后对他正扮着鬼脸。这真是天意,诗人的天性总与诗人自己作难,它也不会让诗人半途停下,他心中的诗歌平衡感似乎总在摇摆着,甚至本来就是摇摆的,根本就没有值得信赖的因果关系。但这种摇摆感使诗人树立了自己的写作信心和高度,也使他的写作显得更为可靠。 诗歌从来就没有平衡过,诗人对于自己的写作命定是孤寂的,甚至根本没有胜利可言。但我一直对习惯性写作持着“背弃”的态度一路走着,每一次写作对我而言都是一种“清场”,在“清场”中我心中的大风吹着,吹着我的骨血,也吹着文字中不洁的尘粒。在极少的时刻,我看到了自己的幻美、远阔和相应的凛冽。 草于200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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