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的文章 海宁陈家 5

文武陈其元 海宁陈家之五 目今50多岁的人一定会记得“文革”时期人们往往会被查三代（出身），有时还要自报三代。还有人因在火车上被红卫兵查问三代时，过于老实，说了真话而被活活打死的。其实查三代到并非“文革”时的发明创造，封建制度下讲究出身门第自古而然。自报三代也是常事，如下级初次见上司，学生初次拜见老师，同年换帖，结拜兄弟……都要自报三代，前二种情况都要具手本，写明祖××，父××及其基本情况。不同于现在的名片只有自己的姓名及头衔，当然古时也有名片叫做名刺或片子，用作拜客或差下人送礼时用。就不用写上三代履历了。 我从学写字起就会写父母的名字，七八岁时，虽然要站在小板凳上才能趴在五斗橱上，边听祖母口述边给远在巴彦的大伯父写信，到最后就会写祖母的名字“陆绍诗”而被祖母纠正不是写名字而是写上“母字”即可！而且母字还要写得大。但祖父的名字是到很大了看曾祖母留下的手写诗集时才知道的。因为先父8岁丧父，家中大人一般从不提及祖父，可能他的病故对家庭的影响太大了！我的记忆中只是摆供（祭祖）时，最下手的一边只放一个椅子就是他的“位子”，好得我上小学到工作，出身不好一直是公开化的。好象也没有自报家门的经历。写不出祖父的名字也没有成为过麻烦。 曾祖父叫陈其元，字善卿，知道的就更晚了！先父生前有时说起他会武功，会轻功，除读家谱见有数十字的记载：生于同治庚午（公元1870年）十一月十日，卒于光绪壬寅（1902年）六月九日，父明浚，祖宗灏，享年仅33岁，死于小站练兵。故报积劳成疾而亡，光绪卹赠道衔。生前为直隶霸州知州赏带花翎。国学生出身。据此看来是一位投笔从戎的武官，英年早逝。子德荘受廕入国子监就读。他的夫人是山东巡抚谥勤果上虞张曜的长女，封恭人。小站练兵即是袁世凯练新军，中国最早的新式军队。据此可见他早年读书，未中过科举，但也当了官（六品——四品），国子监学生出身，不算异途。他的岳父张曜（朗斋）到是晚清伊犁抗俄的名将，至今还有历史小说家如高阳等常常写及他的故事。 另一位陈其元当是远房的曾祖辈，因作有庸閒斋笔记而被后人知之甚多。字子荘，生于嘉庆十六年，卒于光绪七年（1811—1881年），祖陈万森 太平府知府，父陈鳌 福建同安知县，读其作品时误以为吾辈曾祖父所作，叩问姑母陈宜乐女士，答曰不知祖父有此遗作，再考知是另一位陈其元。他的笔记作于晚年60—70岁之间。而早期即攻读四书五经，并关心政治时事，可惜仕途多挫，从17岁（1828戊子年）起应童子试十五次均不第，即秀才也无份，四十五岁时无奈捐资选了一个金华训导（县学的老师，从八品）以后升了富阳教喻，（正八品县学主管）再后参于了左宗棠的幕僚集团。左平浙过程中被保举为七品知县赏带花翎，因“洪杨”事平熄过程中，各种各类被保举的人员成千上万，七八品的小官不知其数。许多“红顶”或三品官员都无处补缺，小官候补的终身无缺的多的是。他却因被密荐而历任南汇青浦新阳和上海知县，还做过松江（府）厘局主官。到60岁后致仕，在同治年代他所任的县份都是要缺（清代的缺份分简、中、要、最要四等），上海可能要算最要缺。因要涉及洋务，外交等。他虽早年即文誉，政识均属上乘，但除中年教书外，出仕当属晚年。据同代名人俞樾，薛福成等记述中都说他勤政、清廉，见识为曾国藩、李鸿章、林则徐等晚清重臣所赏识，特别是左宗棠，可能出身与他类同（非科甲出身），除了赏识还力保他当实缺知县，江苏巡抚丁日昌也一再委以要缺，而且“内政外交多有建树”，晋阶知府加秩道员（四品虚衔）六十岁后在知县这一等级上退休，故同时代人称之“大令”。客居桐乡，随着庸閒斋笔记（晚年自号庸閒老人）由子德浚德清帮助整理，光绪初年，即有刻本八卷问世以后渐增到十二卷，以后宣统年间有扫叶山房本，民国时期有进步书局本，至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90年代未有中华书局本，一再出版。子荘从曾祖也因此传名，圣贤曰“文章千古事”，信不谬也。七十岁（1881年）卒，左宗棠为之撰墓誌，海宁州志有传。据说左宗棠去浙时只向朝廷保荐浙士三人，丁丙，陈政钥与陈其元。故史论“（曾）文正之宏奖素广，（左）文讓之荐 剡素隘”。 笔者记述这两位曾祖父及从曾祖的简史，是觉得他们很有清中叶后陈家大多数读书人的代表性。他们都未中举，也非恩拔副岁优贡生，实在可算科举的未成功者，而最后都被清廷叙为道员级官员，也算成就一番事业。据志海宁陈家痒生及贡监生几及千人，大都应是循这两位的足迹，而他们应是这批人中的较为成功者。而且都赏带花翎。说明有武功可叙。当然道光后，花翎也不大稀奇了，据志1851年（洪杨起事）前海宁陈家中不乏高官，但赏带花翎者只有一人。到1864年（洪杨事平）已有5人，可能包括陈子荘。而吾辈曾祖还在其后，不在这5人之数。可见清后期陈家也不乏向从武转移者。 当然科举之受挫，肯定影响仕途之发展，因为据《清朝典制》道光末年，全国文官共11316人，其中京官司2369人，外官8947人。戏文中常说“新进士三佰名”其实据“清史稿”记载每科新进士从未有过300人整数，少的一科100余人，多的也有超过300人的，虽然说三年一大比，但总有恩科特科等。光进士出身的新官员平均每年就要安排100余人，举人的数量几十倍于进士。清后期的捐班出身更多。有些人虽说只要一个虚衔，或出出风头或便于与官场交往。其中也有因虚衔而得实利的。最出名的要算荣宝斋的阿大当家（相当于现在的承包经理）庄虎臣，他到不是捐来的官，庚子事变结束，慈禧光绪母子回朝后，说他护街有功，赏了他一个七品顶带（1902）按现在的说相当于县处级政治待遇。他因此而得便于出入午朝门朝房，常能袭先得到宫门抄（其主要用部份为吏部任免官员名单）带回后刻印，卖给（当然有部份要送）大小官员。后来几成每位官员及吏员的必读品。发了不少小财。捐班的人也有想当实官的，比起科甲出身的人就要难多了，因此影响了他们的买官积极性，清未又加了××捐先补，逢缺先补，及轮补制等多种花样。因此读书人要做官也决非易事。文武陈其元当应算是佼佼者。 2004年6月25日